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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作为中国的头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基地、吸引外来工最多的省份，广东的劳资矛盾和纠纷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特别是在发生了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和连续多起罢工事件之后，劳资关系的问题更是引起了政府和各界的广泛关注。
如果我们以一种理性和务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矛盾和纠纷，就必须承认，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社会变革的新转型时期，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到瓶颈期。在这个瓶颈期内，劳资矛盾的凸显带有某种必然性。
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急先锋，广东省也率先体会到了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困扰。由于劳资问题的解决，牵涉面极广，它涉及我们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模式的反思，广东省探索新时期劳资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探路和示范的重大意义。
劳资纠纷增加的必然
基于某一种模式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周期性，都有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最终必然会遇到原有的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期。在过去30年推动中国这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如今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
近年中国经济遭遇的增长困境，对“中国制造”等实业领域的冲击更为明显。
首先是市场需求无法再维持以往高速度的增长，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和加入WTO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吃到了尾声，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近乎疯狂的出口增速。
另外，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难以逆转。早在2007年，因为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国际原油、矿石等基础资源的价格就开始飞涨，至今价格居高不下，除了资源成本，中国的环境成本也无法承受进一步的透支，也开始以各种方式讨债，这些都在持续侵蚀着中国实业的利润。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主要的刺激效应都流入了政府主导的各大银行、地产、通信、资源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各种公共服务的价格高企，并带来了明显的通胀。实体经济这边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住房和公共服务，这使得本来就利润极薄、一直在苦苦挣扎的实业更加困难。
一边是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一边是实业工人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来对抗通胀，这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激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广东省，感受到的挤压就更加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我们用行政的强力，人为压低了土地、环境，以及福利等劳动力成本。这实际是帮助一些企业将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以此来强行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人为压低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换一个时间，换一种方式来支付罢了。近年来以富士康工人跳楼、本田工人集体停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劳工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以低权利、低福利来维持的高增长不具有持续性，劳动者不是机器，必须有健全的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而企业和政府，必须为这种健全的生活支付成本，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否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会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付出高昂的代价。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这个新的转型时期，调整收入分配必须成为时代主题，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政府以及企业将被迫让利，让利润更多地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
这也是我们在新的转型时期，思考和探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大背景。
为什么是广东?
今年的几桩社会舆论影响较大的劳资事件，似乎都集中在广东。个中原因，并非因为广东的劳资关系更为紧张，也不是因为相关部门处置不力。而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两年来的一系列救市举措，实际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挤压。加上四万亿投资以及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推高了劳动力价格，实业利润越来越薄，而成本和工人的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工人因为加薪的问题与资方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出口加工型为主的广东省表现得更为突出。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省的经济民营化，市场化程度更高。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人身依附程度很轻，相比其他地方，工人的诉求更容易表达，有矛盾很快就体现了出来。
公允地讲，在罢工等劳资问题出现之后，广东的政府部门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还是相当开明的。这一方面基于广东历来就有的尊重市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于当政者能以一种比较开明、比较成熟的方式来看待这类事件。
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富士康系列事件中，还是在罢工事件上，政府部门都没有上纲上线，没有立即以强硬的维稳姿态去强行施压，而是给了劳资双方一定的博弈空间和时间去解决问题。其中政府始终恪守协调的角色，最终使几桩较大的事件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经济的问题归经济，政治的问题归政治，政府给这些冲突和博弈留出了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是一种政府行政思维成熟的表现，也正因为此，虽然近年来广东劳资矛盾和纠纷在数量上居高不下，但没有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非理性行为，基本上维持在整体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广东的这一做法，也为其他地区今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必须积极的政府
劳动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所得必须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能够过上健全的家庭生活，这是一种基本的刚性需求，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很难有稳定的劳资关系，也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关系。而在这些生活成本日益高涨的今天，让企业来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世界上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在大幅度上调员工薪水之后，已经挣扎在亏损的边缘，多年来快速增长的势头也戛然而止。
民营中小企业这几年一直举步维艰，大多利润微薄，如果将工人飞涨的生活成本都强加在企业头上，恐怕很多都难以承受。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提供更多的保障。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由于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产品被强行推入市场交易，很多民众在福利和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超过他们的工资增长。要让劳动者去找企业主来补偿这一部分损失，无疑不利于劳资关系的和谐。近些年收入猛增的政府，理应承担起这些福利和公共产品，以减轻劳资双方的负担。
在这方面，广东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尝试，比如尝试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提供一些公共品和福利，让有意愿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安家落户，成为当地居民。
另外，像东莞等地，地方并没有为了短期的GDP增长和政府收入而推动房价猛涨，使得东莞很多工业重镇的房价比很多内地三线城市还要低，这实际也是让利于企业和劳动者，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和谐，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根源上来说，今天劳资矛盾的频发，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年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 衡所致。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根源都在于此。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手段就是权力对权利的压制。而在在新一轮转型时期，必须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才能为劳资关系的良好解决提供基础。
无为的政府
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福利方面，政府应该是主动的，但在一些不应该政府大包大揽的地方，改府应该回归守夜人的角色，留给劳资双方自由博弈的弹性空间，比如，政府应该允许独立工会的活动。
在富士康系列事件之后，作为企业主的郭台铭主动提出要增强工会的独立性，而政府部门也提出要推动工会转型创新，提高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希望各级工会改变对待职工问题上“重福利、轻权益”的倾向，把保护和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作为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
这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巨大进步，企业主和政府部门都认识到，一个独立的、运作良好的工会组织，不仅是在维护工人的权利，而且独立的工会力量，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旧的政治文化中，“有组织”是一个主政者非常忌讳的词汇，这种观念认为，有组织是比个体的无序更危险的力量，有人害怕有组织的动员的颠覆作用。
而实际上，如果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缺乏一些中间组织，政府要包揽一切，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政府无法承受，对无组织的力量实施控制，或许更为困难。组织的存在实际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治理者是和有组织的对象打交道，不仅谈判目标明确，而且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
工会这种组织也是如此，以往有人害怕工人有其独立的组织，而实际上，这是表达劳动者诉求，将他们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一群无组织的无序的大众，一群有强烈诉求却无处表达的大众，才是真正的危险群体。
绝大多数独立工会和资方的博弈，实质就是生意场上的讨价还价，经济问题是可以计算的，可以计算的往往就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节点得以很好地解决。对于绝大多数独立工会的活动，我们都应该放心地把它看成是一个谈判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政府应该留给劳资双方足够的弹性空间，让独立的工会和资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表达和博弈。很多时候，政府仅仅充当调停者和裁判的角色，守住法律的底线即可。
如果我们以一种理性和务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矛盾和纠纷，就必须承认，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并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社会变革的新转型时期，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到瓶颈期。在这个瓶颈期内，劳资矛盾的凸显带有某种必然性。
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急先锋，广东省也率先体会到了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困扰。由于劳资问题的解决，牵涉面极广，它涉及我们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模式的反思，广东省探索新时期劳资问题的解决之道，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探路和示范的重大意义。
劳资纠纷增加的必然
基于某一种模式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周期性，都有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最终必然会遇到原有的增长路径受到阻碍的转型期。在过去30年推动中国这个以外需为主的大型经济体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如今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就在逐渐减弱。
近年中国经济遭遇的增长困境，对“中国制造”等实业领域的冲击更为明显。
首先是市场需求无法再维持以往高速度的增长，因为信息技术革命和加入WTO所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吃到了尾声，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近乎疯狂的出口增速。
另外，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难以逆转。早在2007年，因为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国际原油、矿石等基础资源的价格就开始飞涨，至今价格居高不下，除了资源成本，中国的环境成本也无法承受进一步的透支，也开始以各种方式讨债，这些都在持续侵蚀着中国实业的利润。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主要的刺激效应都流入了政府主导的各大银行、地产、通信、资源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各种公共服务的价格高企，并带来了明显的通胀。实体经济这边必须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住房和公共服务，这使得本来就利润极薄、一直在苦苦挣扎的实业更加困难。
一边是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一边是实业工人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来对抗通胀，这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激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广东省，感受到的挤压就更加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我们用行政的强力，人为压低了土地、环境，以及福利等劳动力成本。这实际是帮助一些企业将成本外部化和社会化，从而形成了企业内部的超低成本，以此来强行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人为压低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换一个时间，换一种方式来支付罢了。近年来以富士康工人跳楼、本田工人集体停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劳工事件，就清楚地表明，以低权利、低福利来维持的高增长不具有持续性，劳动者不是机器，必须有健全的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而企业和政府，必须为这种健全的生活支付成本，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否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会在政治及社会等广泛领域付出高昂的代价。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这个新的转型时期，调整收入分配必须成为时代主题，作为上一个增长阶段主要受益者的政府以及企业将被迫让利，让利润更多地流向劳动者，流向社会，并作为维护基本社会和谐的成本。
这也是我们在新的转型时期，思考和探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大背景。
为什么是广东?
今年的几桩社会舆论影响较大的劳资事件，似乎都集中在广东。个中原因，并非因为广东的劳资关系更为紧张，也不是因为相关部门处置不力。而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两年来的一系列救市举措，实际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挤压。加上四万亿投资以及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推高了劳动力价格，实业利润越来越薄，而成本和工人的生活支出越来越大，工人因为加薪的问题与资方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出口加工型为主的广东省表现得更为突出。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省的经济民营化，市场化程度更高。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人身依附程度很轻，相比其他地方，工人的诉求更容易表达，有矛盾很快就体现了出来。
公允地讲，在罢工等劳资问题出现之后，广东的政府部门处理这些矛盾的方式还是相当开明的。这一方面基于广东历来就有的尊重市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于当政者能以一种比较开明、比较成熟的方式来看待这类事件。
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富士康系列事件中，还是在罢工事件上，政府部门都没有上纲上线，没有立即以强硬的维稳姿态去强行施压，而是给了劳资双方一定的博弈空间和时间去解决问题。其中政府始终恪守协调的角色，最终使几桩较大的事件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经济的问题归经济，政治的问题归政治，政府给这些冲突和博弈留出了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是一种政府行政思维成熟的表现，也正因为此，虽然近年来广东劳资矛盾和纠纷在数量上居高不下，但没有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非理性行为，基本上维持在整体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内。广东的这一做法，也为其他地区今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必须积极的政府
劳动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所得必须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支出，能够过上健全的家庭生活，这是一种基本的刚性需求，这一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很难有稳定的劳资关系，也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关系。而在这些生活成本日益高涨的今天，让企业来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世界上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在大幅度上调员工薪水之后，已经挣扎在亏损的边缘，多年来快速增长的势头也戛然而止。
民营中小企业这几年一直举步维艰，大多利润微薄，如果将工人飞涨的生活成本都强加在企业头上，恐怕很多都难以承受。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提供更多的保障。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由于医疗、教育、房地产等公共产品被强行推入市场交易，很多民众在福利和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超过他们的工资增长。要让劳动者去找企业主来补偿这一部分损失，无疑不利于劳资关系的和谐。近些年收入猛增的政府，理应承担起这些福利和公共产品，以减轻劳资双方的负担。
在这方面，广东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尝试，比如尝试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提供一些公共品和福利，让有意愿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安家落户，成为当地居民。
另外，像东莞等地，地方并没有为了短期的GDP增长和政府收入而推动房价猛涨，使得东莞很多工业重镇的房价比很多内地三线城市还要低，这实际也是让利于企业和劳动者，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和谐，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从根源上来说，今天劳资矛盾的频发，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去的一些年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极度失 衡所致。无论是劳动力的低工资问题、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问题，贫富严重分化问题，根源都在于此。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保持经济增长中的最低成本，手段就是权力对权利的压制。而在在新一轮转型时期，必须重新恢复权利与权力在博弈过程中的基本平衡，才能为劳资关系的良好解决提供基础。
无为的政府
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福利方面，政府应该是主动的，但在一些不应该政府大包大揽的地方，改府应该回归守夜人的角色，留给劳资双方自由博弈的弹性空间，比如，政府应该允许独立工会的活动。
在富士康系列事件之后，作为企业主的郭台铭主动提出要增强工会的独立性，而政府部门也提出要推动工会转型创新，提高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希望各级工会改变对待职工问题上“重福利、轻权益”的倾向，把保护和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作为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
这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巨大进步，企业主和政府部门都认识到，一个独立的、运作良好的工会组织，不仅是在维护工人的权利，而且独立的工会力量，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旧的政治文化中，“有组织”是一个主政者非常忌讳的词汇，这种观念认为，有组织是比个体的无序更危险的力量，有人害怕有组织的动员的颠覆作用。
而实际上，如果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缺乏一些中间组织，政府要包揽一切，社会控制所带来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政府无法承受，对无组织的力量实施控制，或许更为困难。组织的存在实际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如果治理者是和有组织的对象打交道，不仅谈判目标明确，而且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
工会这种组织也是如此，以往有人害怕工人有其独立的组织，而实际上，这是表达劳动者诉求，将他们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一群无组织的无序的大众，一群有强烈诉求却无处表达的大众，才是真正的危险群体。
绝大多数独立工会和资方的博弈，实质就是生意场上的讨价还价，经济问题是可以计算的，可以计算的往往就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节点得以很好地解决。对于绝大多数独立工会的活动，我们都应该放心地把它看成是一个谈判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政府应该留给劳资双方足够的弹性空间，让独立的工会和资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表达和博弈。很多时候，政府仅仅充当调停者和裁判的角色，守住法律的底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