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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人眼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制史学者夏家骏身上的传奇色彩很浓，他可以就一些现实问题通过“绿色通道”与中央领导写信沟通。夏家骏是湖南龙山人，历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十一中学历史、语文教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被聘为公安部特约督察员，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992年，夏家骏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在参政议政的路上，为民办了多少实事，他自己都说不清了。在老百姓中间，夏家骏有“夏青天”“刘罗锅”“民间信访局长”等外号。
百姓的法律顾问：我没有特权，只有责任
一位农民企业家遭受迫害，身陷囹圄，上亿资产不翼而飞。在蒙受不白之冤、穷困潦倒时，他听说政协常委夏家骏正直敢言，就找到夏家骏的家里。夏家骏不畏人言，坚持7年为他鸣不平，使沉冤终得昭雪。
东北某市一名党员，被当地警察无辜打死，家人呼告无门，夏家骏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地顶住压力，四处奔走，终使17名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夏家骏“接手”的大案非常之多，小事更不计其数。
夏家骏的出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研究法制史的夏家骏被推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开始走出书斋，走上参政议政之路。在夏家骏参政议政的生涯里，他总是以法制史学者的明智和一腔为民鼓与呼的热血，为弱势人群反映、解决问题。1989年，在社會上逐渐有了一定影响的夏家骏被北京市政府聘为特约监察员。在任特约监察员期间，每到公开接待日，都会有许多人来找夏家骏，而他不管来人是什么身份，也不管反映的案子是否累日积年，只要他觉得不公平就往上反映，力求解决。如此，夏家骏的名声就传得更远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都来找他。
1993年，夏家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换届时夏家骏没有获得连任，却以高级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转到政协当常委。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后，夏家骏首次提交提案，就是要求各地“重视解决陈年积案”，他希望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解决不了，可以解释，解释不了，可以安慰”。
在一般人看来，人大常委的身份比政协常委更显赫，夏家骏从人大常委转任政协常委，让一些对夏家骏不满的人窃喜。可在夏家骏看来，他在人大任职的5年里所办的事情还远不及在政协办的事情。他的眼里，没有身份的变化，只有不变的职责。
2004年春，为农民工讨薪3次上书温家宝总理，是夏家骏人生的辉煌一章。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款，情节十分恶劣，夏家骏听后十分震惊，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大意。他暗中调查，找一些农民工以及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要求他们写出书面材料，留下身份证复印件。经多方调查，1月4日，夏家骏致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但中途多变，信却辗转到了当地政府手中。2月16日，他再次致信温家宝。当年两会期间，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夏家骏当面道歉，为的是没有将信件及时转到温家宝手中。没过几天，他便接到全国政协信访局的电话：“总理批示了。”温家宝的批示落款是2月27日，并注明：“家骏同志的信迟至今日才收到，对他关心政府工作、反映社情民意深表感谢。”几天后，地方政府的汇报送交中央，温家宝很快作了批示：“请家骏同志先阅。”夏家骏对报告中的虚假信息逐条批驳，并附上了自己的报告，一并呈给了温家宝。他向温家宝提出了严打假报告的建议，并且说：“我要做政治上的王海，对报告进行打假。”中央很快派出了联合调查组，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于他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得到批示是不是有什么特权的说法，夏家骏说：“我没有特权，严格地说，我有胆量。”夏家骏说自己其实就是个“绿色通道”：“中央相信我，是因为我是代表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讲话的，是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来讲话的。”有了多年信誉作保证，夏家骏的信件基本上都可以顺畅地送到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不过，身为法律专家，他很清楚轻重缓急，不会轻易越级上报。也正因此，每年经夏家骏手转出的材料多次获政治局常委一级领导批示。“如果有关职能部门能积极解决群众问题，则非常好，我并不想给中央领导添麻烦。”夏家骏说，“如果自己跑断双腿能够解决的问题，就绝不会写信给中央领导。”
夏家骏敢于为民鼓与呼，也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在夏家骏家，书柜中放满了书，在书的边缘则“挤”着十几幅很小的照片，都是几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夏家骏的合影照片。
湘西烈士遗子：周恩来亲自过问为他办理进京户口
2005年9月，夏家骏收到一封从四川来的信，写信的是一个女孩。原来，女孩的父亲去世后，精神不太正常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由四川某地搬迁到都江堰，由于母亲弄丢了户口本，户口始终办不下来。而女孩将参加高考，没有户口就无法报名参加考试，因此，她给夏家骏写了一封求助信。夏家骏有一段与这女孩极为相似的经历。夏家骏原本有个幸福的家，他的父亲名叫夏次叔，湖南龙山人，中共地下党员。青年时代的夏次叔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因躲避追捕逃往法国，从香港回国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宗仁，后来担任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第五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夏家骏的母亲是北京人，满族，与夏次叔相识相恋后即成就了一段“南北婚姻”。夏家骏上有一姐一兄。1937年6月，夏家骏在美景如画的桂林出生，襁褓中的他还未满月，父亲便随李宗仁赴南京，并于当年10月与李宗仁同机飞往徐州。几个月后，家里接到李宗仁发出的通知，告知夏次叔在台儿庄战役中失踪。实际情况是因为夏次叔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而遭敌人暗杀。
凶讯传来，夏家骏的母亲便吐血疯了。从夏家骏记事开始，他眼中的母亲就是成日躺在床上，被一个圆纱帐罩着。夏家骏没有与父亲相处的记忆。虽然小时候不知道父亲是烈士，但父亲留下的一些文章和故事影响了夏家骏性格的形成，父亲留给他的无形资产就是“为老百姓做事，不图个人利益”。 解放后，在老家读完高中，夏家骏辗转北上，找到北京三姨家，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可是，夏家骏在北京无法落户，这样就不能在三姨家久居。一天晚上，他偷听到三姨和三姨父吵架。三姨说：“我妹妹死前给我托了个梦，梦中她捧给我一盆花，让我替她保管。这盆花可能就是这个孩子。我还问孩子，他妈妈死的时候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孩子说的和我梦见的一样。这孩子真可怜，你得给他解决户口。要是解决不了，我就跟你离婚。”三姨父唉声叹气：“我原来没有交代过有这么一门亲戚，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孩子，我隐瞒历史，是要丢工作的啊！”见三姨父也没办法，第二天，夏家骏贸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他在信封上贴了4分钱的邮票，跑到西单的一个邮筒边塞了进去。一个星期后，民警突然来三姨家，全家人开始还很担心，以为出了什么麻烦，没料到民警说：“王大妈，你这个外甥有本事啊，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却不声不响地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快拿户口本来！”全家人喜出望外，原来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来给夏家骏落实户口了。
之后，夏家骏参加了高考，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南开大学。
事实上，夏家骏参加过两次高考，被南开大学录取之前，还在湖南老家参加过一次高考。他的求学生涯同样曲折多舛。在龙山老家，夏家骏上完小学，后在来凤初中念了一学期书，因交不起学费又中途停学。解放后，夏家骏被招进县里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个头太小，没有分配工作，被推荐到龙山县一中念初中。后在吉首民族中学念完高中。高考时，夏家骏填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天津大学建筑系。但由于父亲曾给李宗仁做秘书，又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没人能证明他是为革命牺牲的，反而因“去向不明”而被诬为“伪官吏”“潜伏特务”。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了夏家骏求学路上的拦路石——比他成绩差的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他却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一直等到9月1日，快开学了，学校要撵已经毕业的学生离校了，夏家骏仍然没能等到录取通知书。
无奈之下，在父亲的旧交、当时的吉首民族中学教师黎锦明（著名教育家黎锦熙之弟）介绍下，夏家骏去长沙找湖南省文化局长魏猛克。长沙之行没有收获，夏家骏失望却不失志，他对自己说：“不行，我不能不念书。再考一次，考考看吧！”
在北京参加的第二次高考，让夏家骏如愿以偿，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1961年夏家骏破格直升研究生，师从国学大师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但1963年研究生毕业时，再次因为身世问题，夏家骏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按本科生分配，且领不到毕业证书。8月13日上午宣布分配方案，夏家骏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村当中学老师，下午他就登上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出发那天，天空刮起了风，衣裳单薄的人会觉得些许秋凉寒意。从校园走出的第一步即遭遇人生挫折，但夏家骏却满不在乎，他说：“这点小挫折对我，就像秋风刮纱窗一样，无所谓。”他勉励自己：“别看现在把我放到农村去，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在东北农村，夏家骏一边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一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挑砖、担石、挖水渠，刨地、施肥、拔草护苗，样样农活都拔尖。他还学会了打炕、脱坯等体力活儿，瓦匠水平不亚于6级。
浑身是胆的人：“成克杰案”是我开的头一炮
1997年，夏家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不点名批评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并把成克杰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后来成克杰受到了应有惩罚。夏家骏说：“成克杰案，我开的头一炮。”他这种敢于质询权贵的胆识自然令人心生敬佩。
说起夏家骏的大胆，他大学时代偶遇毛泽东的往事似乎也能佐证。至今回忆起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夏家骏仍恍如昨天。那是1958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前来南开大学视察。当时，夏家骏正提着暖壶去打开水。走到离校门一二百米远处，他突然发现校园里驶进五六辆小汽车，其中一辆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浅黄色绸衣的人。夏家骏觉得这个人很像毛泽东，继而他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果断地朝那儿跑去，边跑他还边高喊“毛主席万岁”。当夏家骏跑到毛泽东身边时，发现了毛泽东的人就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把毛泽东围在中央，并激动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在人群中，夏家骏幸运地与毛泽东面对面而立，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问他是哪里人。夏家骏回答说“湖南”，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啊”。可能是围着的人太多，而那时又是炎热的夏季，毛泽东都冒汗了，然而当有人说现场“太乱了”时，夏家骏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难得自然”。
1978年，夏家骏调到黑龙江省社科院从事地方史的研究。1983年，他成为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其间，夏家骏一直坚持申诉，为父亲的清白，也为了自己的前程。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郭影秋在回忆录中写出暗杀真相，夏次叔为革命牺牲的事实才得以确认。次年，夏次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夏家骏拿到了迟来的烈属证。比这更迟的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证，1993年，在毕业整整30年以后，夏家骏拿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证书。
夏家骏视自己一生所遭遇的苦难为最宝贵的财富，他认为正是这苦难培养了自己坚强的性格，也成全了自己与社会底层的血脉联系。正因为经历坎坷和出身布衣，才有夏家骏正直敢言的个性：“每当想起当年的欲诉无门，对我眼前的不平事我就不能不管。”
1986年是夏家骏命运的又一次转折点，他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国政法学院院长写信，毛遂自荐要来当教授。结果他被调到当时的中国政法学院研究生院，并很快被破格评定为研究员。夏家骏戏称自己是“8分钱邮票就调进了北京”。在中国政法大学，夏家骏是当时政法大学3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之一。然而，夏家駿在政法大学只讲课，不带研究生。他考虑自己社会活动多，“如果带学生会误人子弟”。
夏家骏喜欢讲话，每次参加两会，都要大声发言，而每次几乎都会引来大家的笑声。但让人敬佩的是他敢讲真话，敢为百姓讲话。有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特别接见夏家骏，预计谈15分钟。后来朱镕基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很多问题。夏家骏向总理大胆直谏，提了20个字：信仰日弱，假话日多，权色日重，吏事日怠，上下日远。夏家骏记得朱镕基当时说：“这个倾向不好啊，这样再下去的话，群众会不支持我们的。”谈话结束，夏家骏临走时，朱镕基握住夏家骏的手说：“你是个好人哪，你是个好人。”
百姓的法律顾问：我没有特权，只有责任
一位农民企业家遭受迫害，身陷囹圄，上亿资产不翼而飞。在蒙受不白之冤、穷困潦倒时，他听说政协常委夏家骏正直敢言，就找到夏家骏的家里。夏家骏不畏人言，坚持7年为他鸣不平，使沉冤终得昭雪。
东北某市一名党员，被当地警察无辜打死，家人呼告无门，夏家骏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地顶住压力，四处奔走，终使17名涉案人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夏家骏“接手”的大案非常之多，小事更不计其数。
夏家骏的出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研究法制史的夏家骏被推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开始走出书斋，走上参政议政之路。在夏家骏参政议政的生涯里，他总是以法制史学者的明智和一腔为民鼓与呼的热血，为弱势人群反映、解决问题。1989年，在社會上逐渐有了一定影响的夏家骏被北京市政府聘为特约监察员。在任特约监察员期间，每到公开接待日，都会有许多人来找夏家骏，而他不管来人是什么身份，也不管反映的案子是否累日积年，只要他觉得不公平就往上反映，力求解决。如此，夏家骏的名声就传得更远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都来找他。
1993年，夏家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换届时夏家骏没有获得连任，却以高级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转到政协当常委。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后，夏家骏首次提交提案，就是要求各地“重视解决陈年积案”，他希望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解决不了，可以解释，解释不了，可以安慰”。
在一般人看来，人大常委的身份比政协常委更显赫，夏家骏从人大常委转任政协常委，让一些对夏家骏不满的人窃喜。可在夏家骏看来，他在人大任职的5年里所办的事情还远不及在政协办的事情。他的眼里，没有身份的变化，只有不变的职责。
2004年春，为农民工讨薪3次上书温家宝总理，是夏家骏人生的辉煌一章。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款，情节十分恶劣，夏家骏听后十分震惊，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大意。他暗中调查，找一些农民工以及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要求他们写出书面材料，留下身份证复印件。经多方调查，1月4日，夏家骏致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但中途多变，信却辗转到了当地政府手中。2月16日，他再次致信温家宝。当年两会期间，两位工作人员找到夏家骏当面道歉，为的是没有将信件及时转到温家宝手中。没过几天，他便接到全国政协信访局的电话：“总理批示了。”温家宝的批示落款是2月27日，并注明：“家骏同志的信迟至今日才收到，对他关心政府工作、反映社情民意深表感谢。”几天后，地方政府的汇报送交中央，温家宝很快作了批示：“请家骏同志先阅。”夏家骏对报告中的虚假信息逐条批驳，并附上了自己的报告，一并呈给了温家宝。他向温家宝提出了严打假报告的建议，并且说：“我要做政治上的王海，对报告进行打假。”中央很快派出了联合调查组，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于他给中央领导写信就能得到批示是不是有什么特权的说法，夏家骏说：“我没有特权，严格地说，我有胆量。”夏家骏说自己其实就是个“绿色通道”：“中央相信我，是因为我是代表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讲话的，是作为一个维护法律的人来讲话的。”有了多年信誉作保证，夏家骏的信件基本上都可以顺畅地送到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不过，身为法律专家，他很清楚轻重缓急，不会轻易越级上报。也正因此，每年经夏家骏手转出的材料多次获政治局常委一级领导批示。“如果有关职能部门能积极解决群众问题，则非常好，我并不想给中央领导添麻烦。”夏家骏说，“如果自己跑断双腿能够解决的问题，就绝不会写信给中央领导。”
夏家骏敢于为民鼓与呼，也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在夏家骏家，书柜中放满了书，在书的边缘则“挤”着十几幅很小的照片，都是几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夏家骏的合影照片。
湘西烈士遗子：周恩来亲自过问为他办理进京户口
2005年9月，夏家骏收到一封从四川来的信，写信的是一个女孩。原来，女孩的父亲去世后，精神不太正常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由四川某地搬迁到都江堰，由于母亲弄丢了户口本，户口始终办不下来。而女孩将参加高考，没有户口就无法报名参加考试，因此，她给夏家骏写了一封求助信。夏家骏有一段与这女孩极为相似的经历。夏家骏原本有个幸福的家，他的父亲名叫夏次叔，湖南龙山人，中共地下党员。青年时代的夏次叔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抗日运动委员会主席，因躲避追捕逃往法国，从香港回国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宗仁，后来担任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同时也是第五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夏家骏的母亲是北京人，满族，与夏次叔相识相恋后即成就了一段“南北婚姻”。夏家骏上有一姐一兄。1937年6月，夏家骏在美景如画的桂林出生，襁褓中的他还未满月，父亲便随李宗仁赴南京，并于当年10月与李宗仁同机飞往徐州。几个月后，家里接到李宗仁发出的通知，告知夏次叔在台儿庄战役中失踪。实际情况是因为夏次叔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而遭敌人暗杀。
凶讯传来，夏家骏的母亲便吐血疯了。从夏家骏记事开始，他眼中的母亲就是成日躺在床上，被一个圆纱帐罩着。夏家骏没有与父亲相处的记忆。虽然小时候不知道父亲是烈士，但父亲留下的一些文章和故事影响了夏家骏性格的形成，父亲留给他的无形资产就是“为老百姓做事，不图个人利益”。 解放后，在老家读完高中，夏家骏辗转北上，找到北京三姨家，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可是，夏家骏在北京无法落户，这样就不能在三姨家久居。一天晚上，他偷听到三姨和三姨父吵架。三姨说：“我妹妹死前给我托了个梦，梦中她捧给我一盆花，让我替她保管。这盆花可能就是这个孩子。我还问孩子，他妈妈死的时候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孩子说的和我梦见的一样。这孩子真可怜，你得给他解决户口。要是解决不了，我就跟你离婚。”三姨父唉声叹气：“我原来没有交代过有这么一门亲戚，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孩子，我隐瞒历史，是要丢工作的啊！”见三姨父也没办法，第二天，夏家骏贸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他在信封上贴了4分钱的邮票，跑到西单的一个邮筒边塞了进去。一个星期后，民警突然来三姨家，全家人开始还很担心，以为出了什么麻烦，没料到民警说：“王大妈，你这个外甥有本事啊，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却不声不响地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快拿户口本来！”全家人喜出望外，原来是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来给夏家骏落实户口了。
之后，夏家骏参加了高考，被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南开大学。
事实上，夏家骏参加过两次高考，被南开大学录取之前，还在湖南老家参加过一次高考。他的求学生涯同样曲折多舛。在龙山老家，夏家骏上完小学，后在来凤初中念了一学期书，因交不起学费又中途停学。解放后，夏家骏被招进县里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个头太小，没有分配工作，被推荐到龙山县一中念初中。后在吉首民族中学念完高中。高考时，夏家骏填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天津大学建筑系。但由于父亲曾给李宗仁做秘书，又是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没人能证明他是为革命牺牲的，反而因“去向不明”而被诬为“伪官吏”“潜伏特务”。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了夏家骏求学路上的拦路石——比他成绩差的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他却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一直等到9月1日，快开学了，学校要撵已经毕业的学生离校了，夏家骏仍然没能等到录取通知书。
无奈之下，在父亲的旧交、当时的吉首民族中学教师黎锦明（著名教育家黎锦熙之弟）介绍下，夏家骏去长沙找湖南省文化局长魏猛克。长沙之行没有收获，夏家骏失望却不失志，他对自己说：“不行，我不能不念书。再考一次，考考看吧！”
在北京参加的第二次高考，让夏家骏如愿以偿，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1961年夏家骏破格直升研究生，师从国学大师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但1963年研究生毕业时，再次因为身世问题，夏家骏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按本科生分配，且领不到毕业证书。8月13日上午宣布分配方案，夏家骏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农村当中学老师，下午他就登上了去齐齐哈尔的火车。出发那天，天空刮起了风，衣裳单薄的人会觉得些许秋凉寒意。从校园走出的第一步即遭遇人生挫折，但夏家骏却满不在乎，他说：“这点小挫折对我，就像秋风刮纱窗一样，无所谓。”他勉励自己：“别看现在把我放到农村去，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学问家。”
在东北农村，夏家骏一边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着，一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挑砖、担石、挖水渠，刨地、施肥、拔草护苗，样样农活都拔尖。他还学会了打炕、脱坯等体力活儿，瓦匠水平不亚于6级。
浑身是胆的人：“成克杰案”是我开的头一炮
1997年，夏家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不点名批评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并把成克杰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后来成克杰受到了应有惩罚。夏家骏说：“成克杰案，我开的头一炮。”他这种敢于质询权贵的胆识自然令人心生敬佩。
说起夏家骏的大胆，他大学时代偶遇毛泽东的往事似乎也能佐证。至今回忆起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夏家骏仍恍如昨天。那是1958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前来南开大学视察。当时，夏家骏正提着暖壶去打开水。走到离校门一二百米远处，他突然发现校园里驶进五六辆小汽车，其中一辆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浅黄色绸衣的人。夏家骏觉得这个人很像毛泽东，继而他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果断地朝那儿跑去，边跑他还边高喊“毛主席万岁”。当夏家骏跑到毛泽东身边时，发现了毛泽东的人就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把毛泽东围在中央，并激动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在人群中，夏家骏幸运地与毛泽东面对面而立，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他的手，问他是哪里人。夏家骏回答说“湖南”，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啊”。可能是围着的人太多，而那时又是炎热的夏季，毛泽东都冒汗了，然而当有人说现场“太乱了”时，夏家骏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难得自然”。
1978年，夏家骏调到黑龙江省社科院从事地方史的研究。1983年，他成为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其间，夏家骏一直坚持申诉，为父亲的清白，也为了自己的前程。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郭影秋在回忆录中写出暗杀真相，夏次叔为革命牺牲的事实才得以确认。次年，夏次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夏家骏拿到了迟来的烈属证。比这更迟的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证，1993年，在毕业整整30年以后，夏家骏拿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毕业证书。
夏家骏视自己一生所遭遇的苦难为最宝贵的财富，他认为正是这苦难培养了自己坚强的性格，也成全了自己与社会底层的血脉联系。正因为经历坎坷和出身布衣，才有夏家骏正直敢言的个性：“每当想起当年的欲诉无门，对我眼前的不平事我就不能不管。”
1986年是夏家骏命运的又一次转折点，他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国政法学院院长写信，毛遂自荐要来当教授。结果他被调到当时的中国政法学院研究生院，并很快被破格评定为研究员。夏家骏戏称自己是“8分钱邮票就调进了北京”。在中国政法大学，夏家骏是当时政法大学3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之一。然而，夏家駿在政法大学只讲课，不带研究生。他考虑自己社会活动多，“如果带学生会误人子弟”。
夏家骏喜欢讲话，每次参加两会，都要大声发言，而每次几乎都会引来大家的笑声。但让人敬佩的是他敢讲真话，敢为百姓讲话。有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特别接见夏家骏，预计谈15分钟。后来朱镕基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很多问题。夏家骏向总理大胆直谏，提了20个字：信仰日弱，假话日多，权色日重，吏事日怠，上下日远。夏家骏记得朱镕基当时说：“这个倾向不好啊，这样再下去的话，群众会不支持我们的。”谈话结束，夏家骏临走时，朱镕基握住夏家骏的手说：“你是个好人哪，你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