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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手记：东西方国家文明交流交汇问题，一直是东方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或者说受传统史学偏重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在对历史进程动力的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把东方社会的历史演进看做是单线式发展的，没有给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出科学的解释。为了重新思考历史，我们邀请了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黄枝连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林华生教授、科技史学者李兆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谢丰斋教授和外交学院外语系马铭副教授，围绕东方历史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等问题作一次笔谈，提出我们的一些思考，旨在推进东方历史与外交史研究。现将六位教授的笔谈材料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交流，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03-14
一
陈奉林：东方历史与东方外交史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主张以大历史的视野看待东亚历史。历史上的东亚不仅是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是经济的世界。我们强调以经济力的视角解释东亚历史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解释历史更为有力，但这并非忽视文化的作用。我想向您请教的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您对古代东亚世界秩序有精辟的论述，现在您对东亚的世界秩序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黄枝连：感谢你对拙作的赞赏和推介。2012年12月28日我应邀到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作学术报告，其主题是“走向22世纪的东亚秩序”，是否有“天朝礼治体系第二”应运而兴的机遇、时空或需要呢？如果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的理论，基于历史事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它便可以用于了解今日东亚地区的发展范式和国际关系，并且也可以为东亚未来的动向、动态指出一个路径。因为，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本来就是一条长河，有不同的段落，在长河中流动。既然如此，便有其规律可循。
显然地，在历史上中华传统或中华文明，即其中的诸子百家，文字文学，佛学佛教，豆腐筷子，中医草药，典章制度以至灾异祥瑞观念等，都是从中国大陆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等地去的，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规范、典范或范式，变成为各地文明。这个传播同中华帝国的武力行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东亚和亚洲地区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见之于中华文明和佛学佛教的传播。本来，便是各地的民众或公众，出于其“五理系统”开发开展的需要，即出于其生存发展与安身立命的需要，而对境外、国外行之有效的文明自行引进，用于其生活之中也是常理的。因此，不存在中国人居于其大国和大国文明的地位以其强势强加于邻国身上的事情。
在这个史实和现实上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人也不必热心于以暴力或武力，把在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新的中华文明强加给邻国及世界的。与此同时，进入新千年和新世纪，中国人也应该有能力和信心及手段，反对任何大国以暴力强加于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之上，即发展范式的传播和转移及引进必须以和平方式来进行。实际上，每个人如果是我所谓的由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所组成的“五理系统”，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这么一个“五理系统”，而它的开发开展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很个性化、个人化的事情，社会和文明源自“五理系统”并为之服务。因此，社会和文明及国际秩序不可以倒末为本，剥夺个人对其“系统”加以开发开展的主动性与主动权。我们反对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即居于此义理与义利。在这里，进入21世纪的文明再出发，不管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及中华文明，便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而又殊途同归的。
陈奉林：今天的历史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它结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历史链条，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对历史的继承与延续。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尤其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历史上的东亚世界秩序有哪些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元素呢？
黄枝连：我很高兴，2006年10月，由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参与开发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课题，在你的推动下有了大发展，特别是你个人的积极努力，更成为其动力，影响其动向。今年8月拟在台北召开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研讨会，可谓更上一楼。但是我们两人在多次讨论中，我都强调一个观点，即要注意到所谓“东方外交史”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
西方国家以基督教文明在世界各地推广其发展范式，是葡萄牙人东来后于1511年消灭了马六甲王国以后的事情。即“东方”的概念、历史与现实，是我所谓“第一个500年”（1500—1990年）的产物。比如，所谓“天朝礼治体系”及郑七下西洋，便是它之前的事情。那个时期，便不存在所谓“东方”“西方”概念。那么，也可以说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500年”（2000—2490年），所谓“东方—西方”也将消失。
即使如此，“东方研究”、“东方外交史”之类的调查研究及分析议论，还是十分有意义和作用的。过去500年的西方主义抑或叫西方因素或西方文明，是一个西方人士居于强势优势的时代。他们的确是处心积虑地改变世界，而世界也的确是被大大地改变了。我常说，郑和七下西洋对于沿线地区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典范转移—体制创新”的作用；而哥伦布到新大陆，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大，而他们却是用西方文明改造了新世界，直到今天我们还称它为“拉丁美洲”呢。
去年12月，你陪我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里散步，便提到如果这三几百年，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今后三几百年东方和世界的发展会变好吗？因为，无可否认，西方文明已经给今日的世界和明日的世界带来了并将留下许多东西，包括天上飞的，海上行的，地上跑的，以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使世界近在咫尺的电脑与电话，哪个不是西方文明的东西？我最近喜欢说西方文明主导之前的世界历史为“1.0时代”，刚结束的500年为“2.0时代”。那么，正进入的所谓“3.0时代”，我们可以预期，西方主义、西方文明的作用会大有减少，可能失去其操控地位，但在“3.0时代”里我们仍可预期西方因素会继续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不然也没有什么文明再出发可言的。 陈奉林：您认为在明朝的郑和时代中国就与美洲有了接触，比地理大发现早了60至70年。这个问题同上个问题一样，也是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廓清东方历史研究中的若干迷雾，重塑东方世界真实的历史图景。您现在怎么评价欧洲人发现新大陆那段历史呢？
李兆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是对欧洲人而言。美洲大陆是一万多年前亚洲人，包括与中华文化同源的群体从亚洲陆续迁徙到美洲开发的，开始还没有“中国”一词。以后，有中国人迁移到美洲或者与美洲住民贸易来往，时间长达几千年，各自发展分支文化，延续到欧洲殖民美洲时期。欧洲殖民者把美洲原住民（包括历代的华人）消灭，占据美洲，改写历史，使得世人长期误会。随着宣德金牌、《坤舆万国全图》的出现，这段历史才慢慢浮出。
郑和历次下西洋，在航路上遗留零星资料。欧洲人得到这些资料后，萌发巨大的航海计划。他们的引路人里面有与华人有长期贸易的穆斯林人。哥伦布、麦哲伦船上都有穆斯林船员。麦哲伦经过南美南端后，直接向西北航行，而不沿岸探索是违反常理的，是预知路程的表现。他是第一个，也是一举成功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他们的成功建立在郑和航行损失的船员生命上。现在，电子文献书籍可以容易在网上获取，原始文献的记录与今天被扭曲篡改的历史完全不同。这是我第二本书《宣德金牌启示录》的主题。2006年，我获得一面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土的宣德金牌，引发兴趣，为追溯它的来历，经过七年努力研究，得出结论。
美洲原住民里保存了不同时期华人迁徙到美洲的文化、语言与文物，有几千年的结绳记事，奥梅克（Olmec）的方块文字；公元1500年时，留在阿拉斯加的青铜带扣；600年前遗下的永乐通宝，马，万字符卐，手中[等佛教符号，稻米、蚕丝、茶等农作物，制陶技术、形式，都是亚洲人、华人来美洲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证据。中国人从美洲带回番薯、烟草、玉米、菠萝、花生等作物，使到小冰河时期的中国保证粮食充沛，人口增长，是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功绩。经过历史的洗刷，许多文化痕迹异变分支，但是比较欧洲文化它们很明显不是源自欧洲，而来自中国。郑和船队还带来一些与中国贸易的外国人，包括当时伊斯兰国家的国民，非洲黑人，甚至犹太人，南亚与东南亚的人，这些人在哥伦布未航行以前，已经在美洲定居。因此，美国东部文化发达，人种语言复杂，考古线索比较模糊混乱。当时有能力，有意愿航行世界的，只有中国明代的郑和等人。其他种族无法解释他们如何来到美洲。认识这一点，全盘历史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晰了。
欧洲殖民美洲后，开始好奇，研究美洲文化，记录比较客观。后来发觉美洲并不像他们想象的落后，为了建立先入为主的论据，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定为经典，不可动摇，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尽量消灭华人在美的证据，压制反对哥伦布神话的言论。华人是美国立国以来唯一被立法歧视的民族（1882年排华法案），不是没有原因的。欧洲中心论在国际距离缩短的今天，烈焰已减，但余烬尚存。明、清、民国三代战乱不已，中国历史文献丧失严重，众所皆知。个人写的历史文献，有增减歪曲。不可能因为文献不存，而认为历史没发生，其实早期中华文化遗存，在美洲甚为丰富，足以证明明代华人来到美洲，比较文献更为客观可靠，只要保持开放思想，严格求真，必有所获。
澄清这段历史，并非要制造华夏中心论，反过来歧视非华人。立场应该是视世界为一体。欧洲人在开拓美洲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是以武力强权手段称霸，他们自己也不觉得是光荣的一页。民族平等也是美国开国的理念。过去清末政治腐败，以至国人提出“西学东渐”的口号，政经文哲科技，事事为西方马首是瞻，造成严重的民族自卑与崇外。认清楚这段历史，对华人是非常重要的，有助恢复自尊、自信、自豪。研究郑和的另一成果是，为学须存疑，不迷信权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多方求证，不以民族、国家、宗教、个人的私念来认识或改写历史。历史属于全世界的人类，恢复历史原貌，才真正获得历史的教益，为将来人类发展找出方向，这是学习历史的本义。
三
陈奉林：2008年5月，我们举行过“东方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与融合”国际研讨会，您也受邀参加了。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关注着近代早期东西方两个市场的衔接与碰撞问题，也提出过古代南海是世界贸易中心的观点。请您对此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吧。
谢丰斋：近代早期的东方市场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而西方市场已经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作为东方农业文明，其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有两种情况。首先，市场是农业生产率的延伸。农业发展或丰收，剩余农产品多，市场就繁荣；农业遭受破坏或歉收，剩余农产品少，市场就萧条。这样的市场空间在总体上完全受农业生产的好坏支配，其发展是“宿命的”，这是东方社会市场发展的正常情况。东方社会的市场发展也有非正常的情况存在，那就是市场与农业生产完全脱轨，很多不属于剩余农产品的生活资料，即必要生活资料亦走向市场，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黄宗智称之为“饥饿型商业”。这是一种“病态的”市场，往往出现在王朝末期。
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其市场发展与东方社会已经有所不同。西欧不属于“经典的”农业文明，受海外贸易或跨国贸易的影响比较大，农业常常随着欧洲跨国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有时把地产集中起来，进行大面积的粮食生产，有时又把土地细分以后租佃出去。这样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业化了，虽然距离资本主义时代还有一段路程，但西欧商业文明的浓浓气息在中世纪已经可以闻到。在这种商业化的氛围里，农业不可能支配商业，反而受商业的支配。从这个角度讲，西欧在16、17世纪进入“过渡期”或“转型期”也是历史的必然，有人甚至还把这种“转型期”大大提前。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远洋新航路开辟，西欧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变成了现实。实际上，这种贸易的碰撞从本质上讲是西方商业化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商业文明的优越性。因为，东方的农业文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而西方商业文明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并不能一开始就胜过东方农业文明（西方文明在美洲、非洲或亚洲其他农业文明发展比较弱的地区有明显的优势）。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西方的劳动生产率还处在前工业阶段，生产技术没有根本的提高，生产的产品很有限，尚不足以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形成对等交换，中国的制成品如丝织品、瓷器和茶叶等已足以消耗西欧大量的白银，中国一度变成了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西方国家以英国为代表，只好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以弥补中西方贸易出现的巨大逆差。 中西方两种市场的初次碰撞，并没有触动中国农业文明的根基，但西方的生产结构迅速出现调整。英国的自耕佃农分化，通过圈地运动，走向大农场。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商业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再伴随着近代早期“商战”节节胜利的步伐，逐渐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
中国南海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是中西方唯一的海上贸易通道。从战略上看，它应该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的制高点。因为西方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中国仅凭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三宗商品竟吸收了欧洲从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的全部白银的将近一半，欧洲贸易圈无论是大西洋贸易区，还是印度洋贸易区都不足以与之抗衡。
世界贸易、尤其东西方贸易刺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并不是由于英国特有的煤层结构比较浅，也不是由于北美殖民地得到利用和开发，更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的茶叶贸易增强了英国人的体质；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用于交换的商品严重不足，英国人深切感受到了与东方竞争的差距，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的效率。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劳动生产率突然间提高了几十倍，东方的小农生产力渐渐处于劣势，农业文明生产与管理的落后性彻底表现出来。但是，在时间上，这已经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陈奉林：东亚世界具有数千年文明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不仅为人类贡献了精神文明的成果，也贡献了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不仅影响了人类的过去，也将影响人类的将来。据美国罗兹·墨菲《东亚史》讲，中国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了当时整个欧洲的贸易，宋、明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和海军大国。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有此论。请您对比着欧洲，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作些具体的介绍。
谢丰斋：我们知道，一个文明的先进性并不是表现在“量”上，而是表现在“质”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表现在GDP上，而是表现在人均GDP上。15世纪以前，是否可以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还值得探讨。新的研究发现，早在1300年前后，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已经开始超过中国；但是，从GDP统计的总值看，亚洲或中国则远远高于西欧，这是因为亚洲和中国的人口数字庞大。有人说，中国宋朝的GDP已经占到世界GDP总值的80%。这是一个误解。据英国著名的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的GDP最高占到世界经济总份量的33%左右。因此，我们实际上不好推断中国宋、明两朝是世界最大的“强”国。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西方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西方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西欧则是以贵族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两种体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进模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秦始皇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反而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农本性质。统一的农业国以小农、而不以“封臣”为基础进行统治；所谓“封国”的遗存，只是统治的一种策略；对于“普天之下”、名之为“百姓”的小农，新王朝首倡的政策可以用“均田制”概括之，即对丁男、丁女平均分配耕地和桑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灾人祸、兴废无常的事必然发生，平均分配的土地就会渐渐失衡，自耕小农出现两极分化，变成贫农或地主；在贫农日益贫困、地主日渐豪富以后，农民起义就会发生，一个阶层消灭了另一个阶层，改朝换代出现，新王朝诞生。于是，均田制再度推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耕农分化为贫农和地主的循环再一次轮回。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模式。
西欧是贵族经济主导的社会，贵族庄园是社会和生产的基本细胞。庄园经济的分化与小农经济的分化完全不同，它不是分化出“地主”和“贫农”，而是分化出“企业家”和“雇工”，因为庄园经济是走向商业化的必然跳板。
首先，就主体来说，小农没有人身权利，官府掌控着小农的命运；而贵族在人身上是领地上的主人，即便国王也不能随便剥夺之。其次，就客体来说，小农的国家份地数额有限，一般仅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剩余很少；而贵族受封的地产比较大，一般包括一个以上的庄园，财力大，剩余比较多。因此，在同样面对“机会”出现的时候（比如农产品价格上涨），贵族与小农的反应大不一样。小农虽然同样有“趋利”性，但不可能有太多的农产品拿来销售；而贵族则可以大面积地调整自己的田庄，要么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用于销售，要么增加牧场经营，发展畜牧养殖。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商业化程度在中世纪盛期就比中国高。
1348年的“黑死病”对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欧庄园制走向解体，很多庄园的农奴变成了自耕佃农（“公薄持有农”），庄园的领主则变身为绅士或者到宫廷任职。但是西欧的自耕佃农并不是中国的自耕农。从理论上讲，过去的领主仍然可以收回出佃的土地；而西欧贵族的权力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法国贵族的权力受到王权的挟制），依然可以通过“议会”或实力掌控实权。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扩大以后，英国出现了剥夺自耕佃农份地的“圈地运动”，农业向大农场转化；自耕佃农在短期内变成了“流浪者”，国家马上发布“血腥立法”，把这些流浪者强行变成农场工人或手工工场的工人，英国自耕佃农阶层慢慢消失。而新出现的大农场自然不是消费型生产单位，而是商业型生产单位，产品主要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目的是获取更多商业性利润。由此，西欧以英国、荷兰为代表完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出现中国式的小农经济的再修复。
至于中西方贸易的强弱问题，前一部分已经做了部分解答。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早期表现出高于西方贸易的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欧的生产力水平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中国宋、明时代的贸易实力和海军发展水平如果说高于西欧，应当还与中国社会统一、西欧社会分裂造成力量的集中和分散有关系。总之，中西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笼统地比较谁强谁弱可能抓不住问题的本质。
四
陈奉林：在东方人，尤其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俄国与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欧洲（西欧）人的视野里，俄国却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模版”。德国的两位对近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和魏特夫都将俄国归结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保守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则将俄罗斯（苏联）视为出现了“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请教张教授，为何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出现这样奇妙的现象，并且如何从俄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过程中理解这种现象呢？ 张建华：的确！18世纪以来，俄国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文化文明类型方面出现了不辨“东”“西”和忽“东”忽“西”的现象。理解这一复杂现象，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俄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状况。按照历史发展和地理区域的传统划分，一般以乌拉尔山为界，在地理上将俄国版图划分为欧洲（欧俄）和亚洲（亚俄）两大部分，“乌拉尔”（Урал）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带子”，它北起喀拉海岸、南抵哈萨克草原，南北共长2000余公里、宽40～60公里，山脉的东西麓的气候、地理、植被、矿产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最终散布于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之上。然而在随后的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自16世纪中叶起，俄国的扩张势力越过了乌拉尔山。1563年，伊凡四世就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两倍多。俄国自此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政治地理（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多元性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部特征。
其二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野蛮式”的欧化改革，导致年轻的俄罗斯民族和俄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彼得大帝大规模欧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剧变，带给俄罗斯民族的是苦乐参半，利弊兼而有之，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贵族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对彼得大帝改革持拥护态度。正如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评论：“在改革前的农村和新俄罗斯中产生的不是我国历史两个相邻的时期，而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风格和生活倾向，这种风格和倾向导致俄国社会的分化，并导致彼此间斗争，取代了他们本应和睦地与自己共同的生活困难处境的斗争。”
其结果是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分裂，即造成“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形成的。在这种类型中，村社生活、直线的联系和隶属关系占支配地位。它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全部居民，首先是村社的农民处于地主或国家的统治之下。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村社民主和东正教意识紧密相连。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在“本土”俄罗斯类型中，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谦虚、自我牺牲、耐心、全人类性、坚定的神秘主义是其道德准则。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村社成员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文明俄罗斯”是欧化（西方化）的模式，在18世纪的俄国影响还比较小，主要存在于上流社会，其通用语言是法语。在这种体制中开始形成近代阶级结构，发展企业制度，出现职业的知识分子，显现市场关系。但是这种体制是由君主来推行并监督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化。它体现了巨大的变形。这种类型的世界观是由纯理性主义来确定的。
其三是近代俄国历史发展始终摇摆和游离于东西方两种模式之中，即俄国历史道路忽“东”忽“西”的钟摆现象，直至今日。纵观10世纪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
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鞑靼（蒙古）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鞑靼（蒙古）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向前迈进，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
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1794—1865年）深切地感叹：“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
陈奉林：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著称于世，甚至被英国思想大师、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视为最有资格称“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Intellegentsia）的社会群体。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占据俄国民族思想的高峰，对国家命运影响的重大贡献。我同样感兴趣的问题是，俄国知识分子如何评说俄国历史发展这种“不辨东西”“忽东忽西”和“东西兼顾”的现象的呢？ 张建华：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一方面培育出了极具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两极化的分裂，即形成了“斯拉夫派”和“欧洲派”，这一思想分裂直至今日。它不仅是思想之争，文化之争，也是发展道路之争。前面提到的恰达耶夫是“欧洲派”的始祖，他以极端否定的方式，将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视为“黑暗的中世纪”，将东正教视为俄国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他强调继续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创的“欧化道路”，乃至“全盘欧化”是俄国唯一的出路。
与恰达耶夫代表的“欧洲派”叫阵的是“斯拉夫派”。斯拉夫派大加赞美彼得一世改革前的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时代，认为那时的俄国社会一片和谐，大公（沙皇）、大贵族、贵族、平民、农民、商人，包括外国人都能和睦共处，各司其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具体地说即是俄国的村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的改革则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1804—1860年）认为的，斯拉夫人是一个农耕民族，与好战的西欧民族的贵族制度是格格不入的。阿克萨科夫（1791—1859年）认为，村社和农村生活集中着能促进“发展和教化”的人类生活的普遍具体原因，建议保护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因为它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防止罪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阻止“无家可归的居民”。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年）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完备的文明史观，试图解决“斯拉夫派”与“欧洲派”之争，他的思想被后世的施本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达尼列夫斯基提出“文化—历史类型”（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的概念，他罗列出了世界上曾经存在以及尚存的10种“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腓尼基；印度；伊朗；希伯来—犹太；希腊；罗马；伊斯兰；日耳曼，以及年轻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达尼列夫斯基强调不同文明犹如人之肌体一样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经历从童年到壮年最终到暮年的历程。他认为每个文明的控制力的影响力最多维护400至600年。据此，他断言欧洲文明和欧洲民族（特别是日耳曼文明和日耳曼民族）已经走完了其“盛世壮年”阶段的16～18世纪，已届垂暮之迹，而斯拉夫文明和斯拉夫各民族却正在经历着“繁荣”，19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斯拉夫世界的“鼎盛”时期。
直至20世纪20年代，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欧洲派”和“斯拉夫派”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欧亚主义”和“欧亚主义派”。“欧亚主义派”并非试图调和“斯拉夫派”和“欧洲派”近百年的思想论战，而是强调依据俄国独一无二的地理特点和文化特质确立未来俄罗斯（苏联）发展道路——欧亚主义道路。萨维茨基（1887—1973年）是欧亚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俄罗斯第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应当一分为三，即欧洲、亚洲和欧亚世界（或称‘欧亚俄罗斯’）。”萨维茨基认为欧亚俄罗斯是一个与欧洲（西欧）和亚洲（东亚和南亚）鼎足而立的特殊“发展空间”，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萨维茨基还作过一首诗，反映了他的欧亚主义思想：
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
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
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
欧亚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派把俄罗斯民族特性作为决定俄罗斯文化历史特点的主要因素，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同欧洲相比，俄国没有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长期处在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俄国历史中包含亚洲的特性。欧亚主义者也不能同意欧洲派将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传统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这种“位置”决定它始终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极端不同的两极中存在，随时与两极发生关系，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使得俄国不仅左右逢源，并且是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汇地带，乃至代表着人类最高级别的文明与文化。
陈奉林：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全方位转型，时至今日已悠悠20余载，其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再现。我一直认为，俄国是一个蕴涵伟大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民族，迟早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如果从文明进程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视角来看，张教授作何评断呢？
张建华：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在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俄罗斯选择了“纯粹”的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经济上的纯市场经济，外交上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等等。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叶利钦语）。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异常波折和时艰命蹇。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在1993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被誉为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曾担任过政府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为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随之上升，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以及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力。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迟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人民主权”和“强国主义”），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总统1999年12月底在发表于互联网上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明确地强调了他的欧亚主义取向，规定了俄罗斯国家的欧亚主义发展道路。
他宣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如今这种思想倾向应当充实以新的内容。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说表现在军事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它能够成为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的领先国家，能够保障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能够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的利益。”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国家观念”。普京的政治论断和为政实践实际上为二百年来俄国（苏联）知识界的旷日持久的“世纪论战”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五
陈奉林：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关注着16世纪以来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交汇问题，对此已有不错的前期研究。我想请您对近代的日欧交流情况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马铭：那就借此机会谈一点学习体会吧。其实，这段历史与近代日本是有关系的。众所周知，“黑船”揭开了近代日本的序幕。那么，“黑船”即异域之船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这实际上与16世纪中叶发生的日欧接触有关。当时驶入日本的葡萄牙帆船被涂为黑色，而此前东亚各国的船只是原木色的，故有此称。
1543年，一艘驶往明朝的对外贸易重镇宁波的葡萄牙船因遭遇暴风雨而漂流到今天鹿儿岛县的种子岛，揭开了日欧交流的序幕。随后西班牙人也来到了日本。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南方海洋而来，于是就被一直以小中华自居的日本称为南蛮人，其所居的地区也被泛称为南蛮地区，包括今天东南亚地区和经由该地区到达的其他地区。1547年以来明日勘合贸易中断，中日交往隔绝，葡萄牙人乘机垄断了澳门和日本间进行的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并以马六甲为中心，在印度果阿、东南亚、华南及华东、日本之间从事获利甚丰的亚洲中继贸易，使日本出现了长崎等从事“南蛮贸易”的中心。明朝于1567年解除海禁，与西欧人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发生耦合，促进了亚洲区域内外贸易的发展。17世纪初，信奉新教的荷兰和英国商人也来到日本，也受到了幕府的优待，这就打破了葡萄牙人垄断日本对外贸易的局面。另外，1590年代的两次侵朝战争致使日本同中朝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加之日本海盗因明朝和丰臣秀吉的打击而消亡，形势迫使日本更加依赖南蛮贸易，这反映在“八幡船”—— 一种船头高悬神佛混生型战神“八幡大菩萨”大旗的海盗船，以及合法的“朱印船”和江户初期的“奉书船”的活跃上面。1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实施海禁，交往的欧洲国家只留有荷兰，而且交往地也只限长崎一港，并严密管控与荷兰的外交和贸易。
谈到日本欧洲间的文化交流，就不能不提到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从16世纪中叶到开始实施海禁的17世纪中叶约百年时间里，天主教在日本传播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继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天主教教自西而东士纷至沓来，络绎于途。他们以协助一些藩侯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其置办西式武器要求的方式在其领地内传教，甚至使日本西南诸蕃的一些藩侯受洗入教。佐贺藩主大村纯忠、大村喜前父子1580年甚至将其领内的长崎和茂木两地连同土地所有权、行政权、裁判权以及葡萄牙商船的停泊税都捐献给了耶稣会，直到丰臣秀吉在1587年平定九州地区后见此情形颇感震惊，唯恐威胁到其统治，于是就将其没收并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1609年，日本教区成为独立的大主教区，下辖中国和葡占澳门两个准主教区。 正是在此背景下，有两个由藩侯派遣的使团分别从东西两条航路访问了欧洲。第一个是天正年间派遣的“天正遣欧使团”，由耶稣会东印度巡按使范理安（A.Valignano）发起并带队。该使团由有马晴信、大村纯忠、大友义镇（宗麟）三位天主教诸侯联合派遣，由两名正使以及四名就读于有马开设的天主教培训学院的青少年组成。使团从长崎出发，途经位于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东方殖民据点果阿，绕过好望角来到里斯本，访问了马德里和罗马，分别拜见了斐力二世国王和教皇格列格里乌斯十三世（此后不久去世）及新教皇西库斯图斯五世，并参加了老教皇的葬礼和新教皇的加冕式。第二个是庆长年间派遣的“庆长遣欧使团”，由仙台藩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带队，由包括西班牙弗兰西斯会传教士在内的180多人组成，经吕宋横渡太平洋来到当时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短暂访问后东渡大西洋抵达西班牙，访问了马德里和罗马，带去了藩主伊达政宗给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信函和协定条款，希望通商并派遣教士赴日传教。支仓在西班牙接受洗礼。在罗马，他同7名随员被元老院授予了罗马公民的资格。这两个使团所乘船只都是日本建造的“南蛮船”，俗称“黑船”。他们回国后，前者向当时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后者则向德川家康汇报了沿途见闻和有关情况。
罗兹·墨菲在其《亚洲史》中称16世纪是日本的基督教世纪，就是基于上述史实所言。随着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除了“东亚航海图”“南蛮系统世界地图”等近代地理学知识外，数学、医学、造船及航海、枪炮及弹药制造等近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日本，被统称为“南蛮学”。另外，在整个17世纪约有10万日本人留居南洋各地，建立了不少“日本人町”，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其中以马尼拉的日本街最大。据二战前研究日本对外交通史的学者满川龟太郎的研究，它位于唐人街和荷兰街之间，稳定的日本居民约有500人，最多时羁留日人曾超过1500人，他们同当地人、华人以及西方殖民者有经济文化交流。到18世纪，一种被称为“兰学”的通过荷兰语获得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学问也发展起来了。德川幕府视荷兰为夷狄，要求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每年去江户觐见将军并提交“年度世界动态报告（风说书）”。另一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寻求因中国明清交替之际的动乱而一度断货的中国瓷器的替代品，开始向日本采购瓷器来供给欧洲市场。今天荷兰生产的瓷砖以及著名的代尔夫陶器（Delftware，荷兰生产的一种白底青彩陶器）就曾受到昔日肥前国“有田瓷（有田烧或伊万里烧，有田地区和伊万里市均位于今佐贺县）”的影响。
陈奉林：我们回顾了日欧经济文化交流之后，我还想请您对近代以来日本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过程作一个简要的介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研究东方外交史日本都是一个绕不过的一个国家。请您再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马铭：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比较关注。谈论近代日本融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它当时是如何进行自他定位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要不要加入当时具有文明和强权原则双重性质的国际体系、是否有能力加入以及如何加入的问题。
我们常说明治维新有三大口号——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其实，前两个是对18世纪以来所推行的幕政改革和藩正改革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两大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只有文明开化才是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治维新是对日本18世纪以来内政改革的最后总结和最高阶段。明治时期的前十年，日本流行文明史热，全面接受了19世纪欧洲的文明史观，认为历史是从“野蛮（Savagery）”经“半开化（Barbarism）”到“文明（Civilization）”，分三个阶段直线]进的。福泽谕吉就接受了这种史观并在1875年出版了贯穿这种史观的《文明论之概略》，其中第2章就是“以西洋文明为目的”。日本就是沿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他认为中国文明属于半开化的文明，把当时的日本文明也定位在半开化之列，主张亚洲各国应该通过改革和学习西方来实现各自的文明化，这种自他文明定位通过当时已初步形成的出版物及媒体得到放大并得以广泛传播，被日本人所普遍接受，为融入国际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8世纪以来幕府和强藩虽然都不断改革内政，但都是闭门进行的，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了。明治维新才是改革开放的新事业。
有了这个文明开化的基础，近代日本就有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愿望了，接下来的是是否有能力加入以及如何加入的问题了。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的赴欧美考察以及归途中对亚洲、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状况的实际感受，使日本统治阶级确认了欧美文明的优势、亚洲的野蛮、半开化以及日本具有实现近代化的能力，回国后便放弃当时甚嚣尘上的“征韩论”而转向锐意改革并决定内政优先。上层的这种认识、信心和决心也同样通过出版界和媒体最终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明治政权有两大任务——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应对国内温和与激进的反对力量。所谓激进的反对力量就是士族叛乱，这在1877年平定了“西南战争”之后就彻底解决了；温和的反对力量就是持续十几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尽管民权派在如何实现宪政以及实现怎样的宪政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要求结束藩阀政治，实行宪政。明治政权以1881年政变为契机，承诺10年后召开国会并在此前颁布宪法，这样就把民权派的嘴给堵上了，并以此平息了此前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伊藤博文第二年就为考察宪法以及各种相关制度而亲赴欧洲，最后决定模仿德国宪法及其各项相关制度，回国后就着手建立华族制度和内阁制等向宪政过渡的一系列制度改革。10年后，明治政府最终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建构了一个虽然隐含着许多问题、以至让近代日本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君主立宪体系，但是一个有待后人不断完善的法制化社会毕竟还是初步建立起来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民法、商法等一系列德国系统的法律。
另外，近代日本也很重视使自己的国内法能够对接国际法，并为此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实践。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日本融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进程。这样，近代日本首先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缩短了与当时作为所谓文明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缔约对象国之间的所谓文明差距。之所以加上“所谓”二字，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一靠实力，二靠制度等文明上的接近，两点耦合之时即是实现目标之日。到1911年，日本用了将近60年的时间终于全部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世界其他列强对其刮目相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鹿鸣馆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外交，为争取人家认可自己而一味地曲己迎人，从而招致日本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而最终以失败收场，就连鹿鸣馆本身也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迎来最高潮的1941年被拆除了。另外，这个过程也是近代日本继承、极端地发展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付诸实践的过程，给邻国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引为沉痛教训。
六
陈奉林：西太平洋地区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地区，不仅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也将影响世界的未来发展。当前世界的注意力也已经从西方转向了东方。您以经济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勾画一下东亚国家未来的发展大势。
林华生：首先，让我们看看以下的数字：以人口总数来说，东盟10 3（EA—East Asia）为20亿5500万（占世界1/3人口），约等于欧盟（EU。4亿5000万）之4.6倍，约等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4亿2000万）之4.9倍。不过，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EA、EU以及NAFTA分别为11兆6000亿美元、10兆3000亿美元以及11兆9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占世界贸易总额的角度来看，EA占18.9%，EU占35.5%以及NAFTA占22.4%。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EA人口大大超过EU和NAFTA，但国民生产总值却不相上下，这就证明亚洲国家基本上是相对贫穷的。第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EA不仅低于NAFTA三国之总和，而且大大地低于EU。因此很明显的结论是，北美尤其是欧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以上的数字显示，欧美毕竟还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有以上的数字作为参考，我们再来看看亚洲。的确，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西方世界转移到了东方世界。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已开始转移到亚洲。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印度以及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引人瞩目。其他以东盟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也非常可观。因此，人们说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亚洲经济的发展能带动世界经济发展，亚洲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其实，这个火车头在1990年代后期，尤其在1997—1998年里，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亚洲金融风暴。这风暴即深又广地震撼了亚洲，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国。亚洲国家深受金融风暴的侵袭和摧残。幸好只经过两年的经济改革和重组，亚洲各国又显示经济复苏，开始走上发展的轨道。此后，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放慢了步伐，但是至今还没遭到第二轮的金融风暴袭击。
反观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施压下，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仅仅十年（1985秋—1995年春），日元升值了300%（从242日元对1美元，升值至78日元对1美元）。这期间，日本泡沫经济在1985年9月开始形成，1991年4月正式崩溃。总的来说，一直到2012年12月，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通货紧缩经济体制抑制了日本的经济发展。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任首相，正式实行“安倍经济”政策。迫使白川法明在满期前辞去了日本银行总裁职位。安倍首相委任前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新总裁。黑田向来支持安倍，主张增发钞票，缓和金融，采取有适度的通货膨胀（现为两年内控制在2%）。如今，安倍经济政策和黑田经济政策相结合，日元在半年内已贬值了20%，股票已上涨至1万3500元以上。目前，日本已克服了常年以来的经济紧缩难题，开始呈现经济复苏。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呈现经济复苏，将增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力量。问题是安倍经济政策能否预期见效，现在还言之过早。
中国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35年来已成功地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由于经济的快速成长，国内已出现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贪污腐败日趋严重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从速而有效地克服和解决。不过，中国的初步复兴和强大，带动了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世界的工厂”地位，把价廉物美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市场，不仅提高了世界各国国民的物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增强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进而有效地提供资金来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近年来，由于以欧美为主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只好放慢经济发展步伐，降低经济发展成长率，逐步地扩大内需和国内消费市场，适度地让中国由“世界的工厂”转向“世界的消费市场”。总的来说，中国过去35年来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史无前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不但带动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的经济发展。
印度的情况又如何呢？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引起世人的关注。今年中国的增长率有可能达到8%，而印度有可能达到5.7%，比起任何工业先进国都好。印度的人口有11亿6千万左右，比起中国的13亿5千万稍少些，不过印度人口的发展势头，将使它在十年八载内超越中国。人口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是绊脚石，不过比起中国，印度年轻人的劳动人口之百分比，显著比中国高些，这就更有利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比起中国，印度的内需以及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比较依靠扩大国际市场来带动经济发展。如今世界市场萧条的情况下，适度地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也是维持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
越南在1990年开始实行经济革新之后，经济也有显著的发展。虽然，越南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市场经济”发展，比不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过在东盟十国内，越南的经济发展后劲有力，发展的势头也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越南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民的人均生产总值还比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东盟国家低得多，不过越南却在奋起直追，力图急步赶上。
总之，亚太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比美国、欧洲、中东各国，南美各国、非洲各国（南非算是比较好些）的经济发展好得多，因此，亚洲或者说太平洋国家在现在以及今后的至少十年八年内，可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或者也可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带头雁或者是火车头。 陈奉林：我非常赞同您的上述分析。不过近年我们也看到亚洲的经济发展显著放缓的情况，可谓“行行重行行”，其主要原因在那里呢？同时，您又将如何展望呢？
林华生：这几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的确已经缓慢下来了。依我看，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主要有：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工业的基本设施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收入越趋不平衡化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贪污腐败横行造成社会制度上的非效率化和官僚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国内市场不能有效地扩大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问题只有及时地和根本地加以解决，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推进和提高。
至于外在的原因，我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2008年和2011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洲国债危机对亚洲的负面影响。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但对工业先进国冲击很大，对新兴国和发展途中国家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接着，2011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引起的欧洲—欧盟国债危机，对亚洲的冲击很大，一直延续至今，亚洲国家深受其害。美欧的资本对亚洲的投资，就有显著的降低倾向。亚洲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就有显著的剧减倾向。同时，由于欧美经济萧条，就不懈其力地迫使亚洲国家开放市场。这就造成不少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倒闭、失业率增高。
第二，在亚洲的区域性、双边性、多边性的纷争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和停滞。在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纷争、在沙巴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军队之武装冲突、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领土纷争、中日的钓鱼岛纷争、日韩的独岛（日本名为竹岛）纷争、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在南中国海的岛屿纷争等等，都阻碍和妨碍了亚洲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合作进程。这首先影响到了东盟经济共同体（AFTA，原定为2015年建成，现在却有遥遥无期之感）的建立过程，阻碍了东盟10 3，尤其是中日韩的经济合作进程。由此，东盟10 6`的经济合作机制根本就无法展开。亚洲或者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或者说将来达至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机制——经济共同体，如今不能不说是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
第三，美国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搞乱了亚洲经济合作的机制。亚太地区推行的经济通力合作机制——亚洲经济共同体，包括AFTA、东盟10 3以及东盟10 6，美国都被排除在外。不过，在2005年6月3日，新加坡、文莱、新西兰以及智利首先签订TPP。2006年5月28日，TPP开始生效。2008年美国积极响应，由于美国是个庞大的经济体，马上就取得了主导权。如今，东盟四国（新加坡、文莱、越南以及马来西亚）表示参加，再加上新西兰、澳洲、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以及美国，一共有11国。至于日本，举国上下，意见分歧，但最后执政党还是决定于今年7月份，正式参与谈判以及加入。于是乎，TPP就变成了12参与国。
很明显地，中国一直主张东盟10 3、日本偏向于东盟10 6、大多数的亚洲国家还是倾向于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不过，现在TPP正式地登上了国际舞台，同时，其地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参加TPP的国家，都在衡量利弊，努力争取利多于弊的地位。不过，可以看出，TPP已明显地区分了参与国和非参与国；分裂了东盟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非参与国）、分裂了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排斥了南亚（尤其是印度）。TPP最终将是和东盟10 3国家以及东盟10 6国家相铺相成或者是分道扬镳，引人注目。不过，TPP的形成必将是东盟10 3 以及东盟10 6之最大的障碍物。
世界在重组，亚洲也在重组。如今，以至至少在10年8年以后，亚洲的发展和整合将进一步地加强。不过，人们也不能排除欧美、尤其是美国对亚洲的极大影响。亚洲谁是世界发展的中心或者是火车头，不过亚洲的发展方向和力度，将取决于TPP的发展，尤其是取决于AFTA、东盟10 3以及东盟10 6的发展。亚洲经济整合，将不仅是亚洲的问题，也是世界的大问题。
【作者简介】黄枝连，教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先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林华生，华裔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教授、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教授。
陈奉林，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东方外交史、东北亚史等教学与研究。
李兆良，教授，美国华裔学者，主要从事科技史研究。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现当代史。
谢丰斋，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马铭，外交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与文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交流，复杂性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03-14
一
陈奉林：东方历史与东方外交史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主张以大历史的视野看待东亚历史。历史上的东亚不仅是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是经济的世界。我们强调以经济力的视角解释东亚历史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解释历史更为有力，但这并非忽视文化的作用。我想向您请教的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您对古代东亚世界秩序有精辟的论述，现在您对东亚的世界秩序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黄枝连：感谢你对拙作的赞赏和推介。2012年12月28日我应邀到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作学术报告，其主题是“走向22世纪的东亚秩序”，是否有“天朝礼治体系第二”应运而兴的机遇、时空或需要呢？如果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的理论，基于历史事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它便可以用于了解今日东亚地区的发展范式和国际关系，并且也可以为东亚未来的动向、动态指出一个路径。因为，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本来就是一条长河，有不同的段落，在长河中流动。既然如此，便有其规律可循。
显然地，在历史上中华传统或中华文明，即其中的诸子百家，文字文学，佛学佛教，豆腐筷子，中医草药，典章制度以至灾异祥瑞观念等，都是从中国大陆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等地去的，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规范、典范或范式，变成为各地文明。这个传播同中华帝国的武力行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东亚和亚洲地区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见之于中华文明和佛学佛教的传播。本来，便是各地的民众或公众，出于其“五理系统”开发开展的需要，即出于其生存发展与安身立命的需要，而对境外、国外行之有效的文明自行引进，用于其生活之中也是常理的。因此，不存在中国人居于其大国和大国文明的地位以其强势强加于邻国身上的事情。
在这个史实和现实上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人也不必热心于以暴力或武力，把在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新的中华文明强加给邻国及世界的。与此同时，进入新千年和新世纪，中国人也应该有能力和信心及手段，反对任何大国以暴力强加于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之上，即发展范式的传播和转移及引进必须以和平方式来进行。实际上，每个人如果是我所谓的由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所组成的“五理系统”，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这么一个“五理系统”，而它的开发开展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很个性化、个人化的事情，社会和文明源自“五理系统”并为之服务。因此，社会和文明及国际秩序不可以倒末为本，剥夺个人对其“系统”加以开发开展的主动性与主动权。我们反对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即居于此义理与义利。在这里，进入21世纪的文明再出发，不管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及中华文明，便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而又殊途同归的。
陈奉林：今天的历史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它结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历史链条，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对历史的继承与延续。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尤其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历史上的东亚世界秩序有哪些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元素呢？
黄枝连：我很高兴，2006年10月，由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参与开发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课题，在你的推动下有了大发展，特别是你个人的积极努力，更成为其动力，影响其动向。今年8月拟在台北召开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研讨会，可谓更上一楼。但是我们两人在多次讨论中，我都强调一个观点，即要注意到所谓“东方外交史”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
西方国家以基督教文明在世界各地推广其发展范式，是葡萄牙人东来后于1511年消灭了马六甲王国以后的事情。即“东方”的概念、历史与现实，是我所谓“第一个500年”（1500—1990年）的产物。比如，所谓“天朝礼治体系”及郑七下西洋，便是它之前的事情。那个时期，便不存在所谓“东方”“西方”概念。那么，也可以说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500年”（2000—2490年），所谓“东方—西方”也将消失。
即使如此，“东方研究”、“东方外交史”之类的调查研究及分析议论，还是十分有意义和作用的。过去500年的西方主义抑或叫西方因素或西方文明，是一个西方人士居于强势优势的时代。他们的确是处心积虑地改变世界，而世界也的确是被大大地改变了。我常说，郑和七下西洋对于沿线地区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典范转移—体制创新”的作用；而哥伦布到新大陆，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大，而他们却是用西方文明改造了新世界，直到今天我们还称它为“拉丁美洲”呢。
去年12月，你陪我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里散步，便提到如果这三几百年，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今后三几百年东方和世界的发展会变好吗？因为，无可否认，西方文明已经给今日的世界和明日的世界带来了并将留下许多东西，包括天上飞的，海上行的，地上跑的，以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使世界近在咫尺的电脑与电话，哪个不是西方文明的东西？我最近喜欢说西方文明主导之前的世界历史为“1.0时代”，刚结束的500年为“2.0时代”。那么，正进入的所谓“3.0时代”，我们可以预期，西方主义、西方文明的作用会大有减少，可能失去其操控地位，但在“3.0时代”里我们仍可预期西方因素会继续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不然也没有什么文明再出发可言的。 陈奉林：您认为在明朝的郑和时代中国就与美洲有了接触，比地理大发现早了60至70年。这个问题同上个问题一样，也是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廓清东方历史研究中的若干迷雾，重塑东方世界真实的历史图景。您现在怎么评价欧洲人发现新大陆那段历史呢？
李兆良：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是对欧洲人而言。美洲大陆是一万多年前亚洲人，包括与中华文化同源的群体从亚洲陆续迁徙到美洲开发的，开始还没有“中国”一词。以后，有中国人迁移到美洲或者与美洲住民贸易来往，时间长达几千年，各自发展分支文化，延续到欧洲殖民美洲时期。欧洲殖民者把美洲原住民（包括历代的华人）消灭，占据美洲，改写历史，使得世人长期误会。随着宣德金牌、《坤舆万国全图》的出现，这段历史才慢慢浮出。
郑和历次下西洋，在航路上遗留零星资料。欧洲人得到这些资料后，萌发巨大的航海计划。他们的引路人里面有与华人有长期贸易的穆斯林人。哥伦布、麦哲伦船上都有穆斯林船员。麦哲伦经过南美南端后，直接向西北航行，而不沿岸探索是违反常理的，是预知路程的表现。他是第一个，也是一举成功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他们的成功建立在郑和航行损失的船员生命上。现在，电子文献书籍可以容易在网上获取，原始文献的记录与今天被扭曲篡改的历史完全不同。这是我第二本书《宣德金牌启示录》的主题。2006年，我获得一面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土的宣德金牌，引发兴趣，为追溯它的来历，经过七年努力研究，得出结论。
美洲原住民里保存了不同时期华人迁徙到美洲的文化、语言与文物，有几千年的结绳记事，奥梅克（Olmec）的方块文字；公元1500年时，留在阿拉斯加的青铜带扣；600年前遗下的永乐通宝，马，万字符卐，手中[等佛教符号，稻米、蚕丝、茶等农作物，制陶技术、形式，都是亚洲人、华人来美洲留下的不可磨灭的证据。中国人从美洲带回番薯、烟草、玉米、菠萝、花生等作物，使到小冰河时期的中国保证粮食充沛，人口增长，是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功绩。经过历史的洗刷，许多文化痕迹异变分支，但是比较欧洲文化它们很明显不是源自欧洲，而来自中国。郑和船队还带来一些与中国贸易的外国人，包括当时伊斯兰国家的国民，非洲黑人，甚至犹太人，南亚与东南亚的人，这些人在哥伦布未航行以前，已经在美洲定居。因此，美国东部文化发达，人种语言复杂，考古线索比较模糊混乱。当时有能力，有意愿航行世界的，只有中国明代的郑和等人。其他种族无法解释他们如何来到美洲。认识这一点，全盘历史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晰了。
欧洲殖民美洲后，开始好奇，研究美洲文化，记录比较客观。后来发觉美洲并不像他们想象的落后，为了建立先入为主的论据，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定为经典，不可动摇，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尽量消灭华人在美的证据，压制反对哥伦布神话的言论。华人是美国立国以来唯一被立法歧视的民族（1882年排华法案），不是没有原因的。欧洲中心论在国际距离缩短的今天，烈焰已减，但余烬尚存。明、清、民国三代战乱不已，中国历史文献丧失严重，众所皆知。个人写的历史文献，有增减歪曲。不可能因为文献不存，而认为历史没发生，其实早期中华文化遗存，在美洲甚为丰富，足以证明明代华人来到美洲，比较文献更为客观可靠，只要保持开放思想，严格求真，必有所获。
澄清这段历史，并非要制造华夏中心论，反过来歧视非华人。立场应该是视世界为一体。欧洲人在开拓美洲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是以武力强权手段称霸，他们自己也不觉得是光荣的一页。民族平等也是美国开国的理念。过去清末政治腐败，以至国人提出“西学东渐”的口号，政经文哲科技，事事为西方马首是瞻，造成严重的民族自卑与崇外。认清楚这段历史，对华人是非常重要的，有助恢复自尊、自信、自豪。研究郑和的另一成果是，为学须存疑，不迷信权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多方求证，不以民族、国家、宗教、个人的私念来认识或改写历史。历史属于全世界的人类，恢复历史原貌，才真正获得历史的教益，为将来人类发展找出方向，这是学习历史的本义。
三
陈奉林：2008年5月，我们举行过“东方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与融合”国际研讨会，您也受邀参加了。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关注着近代早期东西方两个市场的衔接与碰撞问题，也提出过古代南海是世界贸易中心的观点。请您对此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吧。
谢丰斋：近代早期的东方市场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而西方市场已经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作为东方农业文明，其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有两种情况。首先，市场是农业生产率的延伸。农业发展或丰收，剩余农产品多，市场就繁荣；农业遭受破坏或歉收，剩余农产品少，市场就萧条。这样的市场空间在总体上完全受农业生产的好坏支配，其发展是“宿命的”，这是东方社会市场发展的正常情况。东方社会的市场发展也有非正常的情况存在，那就是市场与农业生产完全脱轨，很多不属于剩余农产品的生活资料，即必要生活资料亦走向市场，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黄宗智称之为“饥饿型商业”。这是一种“病态的”市场，往往出现在王朝末期。
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其市场发展与东方社会已经有所不同。西欧不属于“经典的”农业文明，受海外贸易或跨国贸易的影响比较大，农业常常随着欧洲跨国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有时把地产集中起来，进行大面积的粮食生产，有时又把土地细分以后租佃出去。这样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业化了，虽然距离资本主义时代还有一段路程，但西欧商业文明的浓浓气息在中世纪已经可以闻到。在这种商业化的氛围里，农业不可能支配商业，反而受商业的支配。从这个角度讲，西欧在16、17世纪进入“过渡期”或“转型期”也是历史的必然，有人甚至还把这种“转型期”大大提前。
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远洋新航路开辟，西欧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变成了现实。实际上，这种贸易的碰撞从本质上讲是西方商业化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商业文明的优越性。因为，东方的农业文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而西方商业文明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并不能一开始就胜过东方农业文明（西方文明在美洲、非洲或亚洲其他农业文明发展比较弱的地区有明显的优势）。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西方的劳动生产率还处在前工业阶段，生产技术没有根本的提高，生产的产品很有限，尚不足以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形成对等交换，中国的制成品如丝织品、瓷器和茶叶等已足以消耗西欧大量的白银，中国一度变成了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西方国家以英国为代表，只好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以弥补中西方贸易出现的巨大逆差。 中西方两种市场的初次碰撞，并没有触动中国农业文明的根基，但西方的生产结构迅速出现调整。英国的自耕佃农分化，通过圈地运动，走向大农场。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商业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再伴随着近代早期“商战”节节胜利的步伐，逐渐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
中国南海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是中西方唯一的海上贸易通道。从战略上看，它应该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的制高点。因为西方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中国仅凭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三宗商品竟吸收了欧洲从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的全部白银的将近一半，欧洲贸易圈无论是大西洋贸易区，还是印度洋贸易区都不足以与之抗衡。
世界贸易、尤其东西方贸易刺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并不是由于英国特有的煤层结构比较浅，也不是由于北美殖民地得到利用和开发，更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的茶叶贸易增强了英国人的体质；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用于交换的商品严重不足，英国人深切感受到了与东方竞争的差距，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的效率。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劳动生产率突然间提高了几十倍，东方的小农生产力渐渐处于劣势，农业文明生产与管理的落后性彻底表现出来。但是，在时间上，这已经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陈奉林：东亚世界具有数千年文明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不仅为人类贡献了精神文明的成果，也贡献了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不仅影响了人类的过去，也将影响人类的将来。据美国罗兹·墨菲《东亚史》讲，中国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了当时整个欧洲的贸易，宋、明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和海军大国。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有此论。请您对比着欧洲，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作些具体的介绍。
谢丰斋：我们知道，一个文明的先进性并不是表现在“量”上，而是表现在“质”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表现在GDP上，而是表现在人均GDP上。15世纪以前，是否可以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还值得探讨。新的研究发现，早在1300年前后，西欧的人均GDP水平已经开始超过中国；但是，从GDP统计的总值看，亚洲或中国则远远高于西欧，这是因为亚洲和中国的人口数字庞大。有人说，中国宋朝的GDP已经占到世界GDP总值的80%。这是一个误解。据英国著名的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的GDP最高占到世界经济总份量的33%左右。因此，我们实际上不好推断中国宋、明两朝是世界最大的“强”国。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西方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西方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西欧则是以贵族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两种体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进模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秦始皇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反而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农本性质。统一的农业国以小农、而不以“封臣”为基础进行统治；所谓“封国”的遗存，只是统治的一种策略；对于“普天之下”、名之为“百姓”的小农，新王朝首倡的政策可以用“均田制”概括之，即对丁男、丁女平均分配耕地和桑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灾人祸、兴废无常的事必然发生，平均分配的土地就会渐渐失衡，自耕小农出现两极分化，变成贫农或地主；在贫农日益贫困、地主日渐豪富以后，农民起义就会发生，一个阶层消灭了另一个阶层，改朝换代出现，新王朝诞生。于是，均田制再度推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耕农分化为贫农和地主的循环再一次轮回。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模式。
西欧是贵族经济主导的社会，贵族庄园是社会和生产的基本细胞。庄园经济的分化与小农经济的分化完全不同，它不是分化出“地主”和“贫农”，而是分化出“企业家”和“雇工”，因为庄园经济是走向商业化的必然跳板。
首先，就主体来说，小农没有人身权利，官府掌控着小农的命运；而贵族在人身上是领地上的主人，即便国王也不能随便剥夺之。其次，就客体来说，小农的国家份地数额有限，一般仅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剩余很少；而贵族受封的地产比较大，一般包括一个以上的庄园，财力大，剩余比较多。因此，在同样面对“机会”出现的时候（比如农产品价格上涨），贵族与小农的反应大不一样。小农虽然同样有“趋利”性，但不可能有太多的农产品拿来销售；而贵族则可以大面积地调整自己的田庄，要么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用于销售，要么增加牧场经营，发展畜牧养殖。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商业化程度在中世纪盛期就比中国高。
1348年的“黑死病”对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欧庄园制走向解体，很多庄园的农奴变成了自耕佃农（“公薄持有农”），庄园的领主则变身为绅士或者到宫廷任职。但是西欧的自耕佃农并不是中国的自耕农。从理论上讲，过去的领主仍然可以收回出佃的土地；而西欧贵族的权力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法国贵族的权力受到王权的挟制），依然可以通过“议会”或实力掌控实权。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扩大以后，英国出现了剥夺自耕佃农份地的“圈地运动”，农业向大农场转化；自耕佃农在短期内变成了“流浪者”，国家马上发布“血腥立法”，把这些流浪者强行变成农场工人或手工工场的工人，英国自耕佃农阶层慢慢消失。而新出现的大农场自然不是消费型生产单位，而是商业型生产单位，产品主要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目的是获取更多商业性利润。由此，西欧以英国、荷兰为代表完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出现中国式的小农经济的再修复。
至于中西方贸易的强弱问题，前一部分已经做了部分解答。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早期表现出高于西方贸易的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欧的生产力水平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中国宋、明时代的贸易实力和海军发展水平如果说高于西欧，应当还与中国社会统一、西欧社会分裂造成力量的集中和分散有关系。总之，中西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笼统地比较谁强谁弱可能抓不住问题的本质。
四
陈奉林：在东方人，尤其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俄国与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欧洲（西欧）人的视野里，俄国却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模版”。德国的两位对近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和魏特夫都将俄国归结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保守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则将俄罗斯（苏联）视为出现了“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请教张教授，为何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出现这样奇妙的现象，并且如何从俄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过程中理解这种现象呢？ 张建华：的确！18世纪以来，俄国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文化文明类型方面出现了不辨“东”“西”和忽“东”忽“西”的现象。理解这一复杂现象，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俄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状况。按照历史发展和地理区域的传统划分，一般以乌拉尔山为界，在地理上将俄国版图划分为欧洲（欧俄）和亚洲（亚俄）两大部分，“乌拉尔”（Урал）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带子”，它北起喀拉海岸、南抵哈萨克草原，南北共长2000余公里、宽40～60公里，山脉的东西麓的气候、地理、植被、矿产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最终散布于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之上。然而在随后的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自16世纪中叶起，俄国的扩张势力越过了乌拉尔山。1563年，伊凡四世就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到17世纪40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两倍多。俄国自此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政治地理（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多元性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部特征。
其二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野蛮式”的欧化改革，导致年轻的俄罗斯民族和俄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彼得大帝大规模欧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剧变，带给俄罗斯民族的是苦乐参半，利弊兼而有之，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贵族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对彼得大帝改革持拥护态度。正如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评论：“在改革前的农村和新俄罗斯中产生的不是我国历史两个相邻的时期，而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风格和生活倾向，这种风格和倾向导致俄国社会的分化，并导致彼此间斗争，取代了他们本应和睦地与自己共同的生活困难处境的斗争。”
其结果是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分裂，即造成“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形成的。在这种类型中，村社生活、直线的联系和隶属关系占支配地位。它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全部居民，首先是村社的农民处于地主或国家的统治之下。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村社民主和东正教意识紧密相连。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在“本土”俄罗斯类型中，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谦虚、自我牺牲、耐心、全人类性、坚定的神秘主义是其道德准则。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村社成员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文明俄罗斯”是欧化（西方化）的模式，在18世纪的俄国影响还比较小，主要存在于上流社会，其通用语言是法语。在这种体制中开始形成近代阶级结构，发展企业制度，出现职业的知识分子，显现市场关系。但是这种体制是由君主来推行并监督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化。它体现了巨大的变形。这种类型的世界观是由纯理性主义来确定的。
其三是近代俄国历史发展始终摇摆和游离于东西方两种模式之中，即俄国历史道路忽“东”忽“西”的钟摆现象，直至今日。纵观10世纪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
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鞑靼（蒙古）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年代；从13世纪40年代至15世纪80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鞑靼（蒙古）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向前迈进，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
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1794—1865年）深切地感叹：“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
陈奉林：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著称于世，甚至被英国思想大师、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视为最有资格称“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Intellegentsia）的社会群体。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占据俄国民族思想的高峰，对国家命运影响的重大贡献。我同样感兴趣的问题是，俄国知识分子如何评说俄国历史发展这种“不辨东西”“忽东忽西”和“东西兼顾”的现象的呢？ 张建华：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一方面培育出了极具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两极化的分裂，即形成了“斯拉夫派”和“欧洲派”，这一思想分裂直至今日。它不仅是思想之争，文化之争，也是发展道路之争。前面提到的恰达耶夫是“欧洲派”的始祖，他以极端否定的方式，将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视为“黑暗的中世纪”，将东正教视为俄国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他强调继续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创的“欧化道路”，乃至“全盘欧化”是俄国唯一的出路。
与恰达耶夫代表的“欧洲派”叫阵的是“斯拉夫派”。斯拉夫派大加赞美彼得一世改革前的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时代，认为那时的俄国社会一片和谐，大公（沙皇）、大贵族、贵族、平民、农民、商人，包括外国人都能和睦共处，各司其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具体地说即是俄国的村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的改革则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1804—1860年）认为的，斯拉夫人是一个农耕民族，与好战的西欧民族的贵族制度是格格不入的。阿克萨科夫（1791—1859年）认为，村社和农村生活集中着能促进“发展和教化”的人类生活的普遍具体原因，建议保护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因为它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防止罪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阻止“无家可归的居民”。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年）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完备的文明史观，试图解决“斯拉夫派”与“欧洲派”之争，他的思想被后世的施本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达尼列夫斯基提出“文化—历史类型”（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的概念，他罗列出了世界上曾经存在以及尚存的10种“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腓尼基；印度；伊朗；希伯来—犹太；希腊；罗马；伊斯兰；日耳曼，以及年轻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达尼列夫斯基强调不同文明犹如人之肌体一样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经历从童年到壮年最终到暮年的历程。他认为每个文明的控制力的影响力最多维护400至600年。据此，他断言欧洲文明和欧洲民族（特别是日耳曼文明和日耳曼民族）已经走完了其“盛世壮年”阶段的16～18世纪，已届垂暮之迹，而斯拉夫文明和斯拉夫各民族却正在经历着“繁荣”，19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斯拉夫世界的“鼎盛”时期。
直至20世纪20年代，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欧洲派”和“斯拉夫派”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欧亚主义”和“欧亚主义派”。“欧亚主义派”并非试图调和“斯拉夫派”和“欧洲派”近百年的思想论战，而是强调依据俄国独一无二的地理特点和文化特质确立未来俄罗斯（苏联）发展道路——欧亚主义道路。萨维茨基（1887—1973年）是欧亚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俄罗斯第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应当一分为三，即欧洲、亚洲和欧亚世界（或称‘欧亚俄罗斯’）。”萨维茨基认为欧亚俄罗斯是一个与欧洲（西欧）和亚洲（东亚和南亚）鼎足而立的特殊“发展空间”，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萨维茨基还作过一首诗，反映了他的欧亚主义思想：
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
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
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
欧亚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派把俄罗斯民族特性作为决定俄罗斯文化历史特点的主要因素，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同欧洲相比，俄国没有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长期处在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俄国历史中包含亚洲的特性。欧亚主义者也不能同意欧洲派将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传统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这种“位置”决定它始终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极端不同的两极中存在，随时与两极发生关系，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使得俄国不仅左右逢源，并且是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汇地带，乃至代表着人类最高级别的文明与文化。
陈奉林：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全方位转型，时至今日已悠悠20余载，其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再现。我一直认为，俄国是一个蕴涵伟大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民族，迟早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如果从文明进程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视角来看，张教授作何评断呢？
张建华：自1991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在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俄罗斯选择了“纯粹”的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经济上的纯市场经济，外交上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等等。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叶利钦语）。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异常波折和时艰命蹇。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在1993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被誉为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曾担任过政府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为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随之上升，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以及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力。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迟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人民主权”和“强国主义”），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总统1999年12月底在发表于互联网上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明确地强调了他的欧亚主义取向，规定了俄罗斯国家的欧亚主义发展道路。
他宣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如今这种思想倾向应当充实以新的内容。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说表现在军事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它能够成为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的领先国家，能够保障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能够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的利益。”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国家观念”。普京的政治论断和为政实践实际上为二百年来俄国（苏联）知识界的旷日持久的“世纪论战”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五
陈奉林：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关注着16世纪以来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交汇问题，对此已有不错的前期研究。我想请您对近代的日欧交流情况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马铭：那就借此机会谈一点学习体会吧。其实，这段历史与近代日本是有关系的。众所周知，“黑船”揭开了近代日本的序幕。那么，“黑船”即异域之船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这实际上与16世纪中叶发生的日欧接触有关。当时驶入日本的葡萄牙帆船被涂为黑色，而此前东亚各国的船只是原木色的，故有此称。
1543年，一艘驶往明朝的对外贸易重镇宁波的葡萄牙船因遭遇暴风雨而漂流到今天鹿儿岛县的种子岛，揭开了日欧交流的序幕。随后西班牙人也来到了日本。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南方海洋而来，于是就被一直以小中华自居的日本称为南蛮人，其所居的地区也被泛称为南蛮地区，包括今天东南亚地区和经由该地区到达的其他地区。1547年以来明日勘合贸易中断，中日交往隔绝，葡萄牙人乘机垄断了澳门和日本间进行的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并以马六甲为中心，在印度果阿、东南亚、华南及华东、日本之间从事获利甚丰的亚洲中继贸易，使日本出现了长崎等从事“南蛮贸易”的中心。明朝于1567年解除海禁，与西欧人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发生耦合，促进了亚洲区域内外贸易的发展。17世纪初，信奉新教的荷兰和英国商人也来到日本，也受到了幕府的优待，这就打破了葡萄牙人垄断日本对外贸易的局面。另外，1590年代的两次侵朝战争致使日本同中朝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加之日本海盗因明朝和丰臣秀吉的打击而消亡，形势迫使日本更加依赖南蛮贸易，这反映在“八幡船”—— 一种船头高悬神佛混生型战神“八幡大菩萨”大旗的海盗船，以及合法的“朱印船”和江户初期的“奉书船”的活跃上面。1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实施海禁，交往的欧洲国家只留有荷兰，而且交往地也只限长崎一港，并严密管控与荷兰的外交和贸易。
谈到日本欧洲间的文化交流，就不能不提到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从16世纪中叶到开始实施海禁的17世纪中叶约百年时间里，天主教在日本传播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继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天主教教自西而东士纷至沓来，络绎于途。他们以协助一些藩侯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其置办西式武器要求的方式在其领地内传教，甚至使日本西南诸蕃的一些藩侯受洗入教。佐贺藩主大村纯忠、大村喜前父子1580年甚至将其领内的长崎和茂木两地连同土地所有权、行政权、裁判权以及葡萄牙商船的停泊税都捐献给了耶稣会，直到丰臣秀吉在1587年平定九州地区后见此情形颇感震惊，唯恐威胁到其统治，于是就将其没收并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1609年，日本教区成为独立的大主教区，下辖中国和葡占澳门两个准主教区。 正是在此背景下，有两个由藩侯派遣的使团分别从东西两条航路访问了欧洲。第一个是天正年间派遣的“天正遣欧使团”，由耶稣会东印度巡按使范理安（A.Valignano）发起并带队。该使团由有马晴信、大村纯忠、大友义镇（宗麟）三位天主教诸侯联合派遣，由两名正使以及四名就读于有马开设的天主教培训学院的青少年组成。使团从长崎出发，途经位于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东方殖民据点果阿，绕过好望角来到里斯本，访问了马德里和罗马，分别拜见了斐力二世国王和教皇格列格里乌斯十三世（此后不久去世）及新教皇西库斯图斯五世，并参加了老教皇的葬礼和新教皇的加冕式。第二个是庆长年间派遣的“庆长遣欧使团”，由仙台藩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带队，由包括西班牙弗兰西斯会传教士在内的180多人组成，经吕宋横渡太平洋来到当时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短暂访问后东渡大西洋抵达西班牙，访问了马德里和罗马，带去了藩主伊达政宗给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信函和协定条款，希望通商并派遣教士赴日传教。支仓在西班牙接受洗礼。在罗马，他同7名随员被元老院授予了罗马公民的资格。这两个使团所乘船只都是日本建造的“南蛮船”，俗称“黑船”。他们回国后，前者向当时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后者则向德川家康汇报了沿途见闻和有关情况。
罗兹·墨菲在其《亚洲史》中称16世纪是日本的基督教世纪，就是基于上述史实所言。随着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除了“东亚航海图”“南蛮系统世界地图”等近代地理学知识外，数学、医学、造船及航海、枪炮及弹药制造等近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日本，被统称为“南蛮学”。另外，在整个17世纪约有10万日本人留居南洋各地，建立了不少“日本人町”，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其中以马尼拉的日本街最大。据二战前研究日本对外交通史的学者满川龟太郎的研究，它位于唐人街和荷兰街之间，稳定的日本居民约有500人，最多时羁留日人曾超过1500人，他们同当地人、华人以及西方殖民者有经济文化交流。到18世纪，一种被称为“兰学”的通过荷兰语获得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学问也发展起来了。德川幕府视荷兰为夷狄，要求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每年去江户觐见将军并提交“年度世界动态报告（风说书）”。另一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寻求因中国明清交替之际的动乱而一度断货的中国瓷器的替代品，开始向日本采购瓷器来供给欧洲市场。今天荷兰生产的瓷砖以及著名的代尔夫陶器（Delftware，荷兰生产的一种白底青彩陶器）就曾受到昔日肥前国“有田瓷（有田烧或伊万里烧，有田地区和伊万里市均位于今佐贺县）”的影响。
陈奉林：我们回顾了日欧经济文化交流之后，我还想请您对近代以来日本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过程作一个简要的介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研究东方外交史日本都是一个绕不过的一个国家。请您再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马铭：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比较关注。谈论近代日本融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它当时是如何进行自他定位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要不要加入当时具有文明和强权原则双重性质的国际体系、是否有能力加入以及如何加入的问题。
我们常说明治维新有三大口号——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其实，前两个是对18世纪以来所推行的幕政改革和藩正改革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两大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只有文明开化才是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治维新是对日本18世纪以来内政改革的最后总结和最高阶段。明治时期的前十年，日本流行文明史热，全面接受了19世纪欧洲的文明史观，认为历史是从“野蛮（Savagery）”经“半开化（Barbarism）”到“文明（Civilization）”，分三个阶段直线]进的。福泽谕吉就接受了这种史观并在1875年出版了贯穿这种史观的《文明论之概略》，其中第2章就是“以西洋文明为目的”。日本就是沿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他认为中国文明属于半开化的文明，把当时的日本文明也定位在半开化之列，主张亚洲各国应该通过改革和学习西方来实现各自的文明化，这种自他文明定位通过当时已初步形成的出版物及媒体得到放大并得以广泛传播，被日本人所普遍接受，为融入国际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8世纪以来幕府和强藩虽然都不断改革内政，但都是闭门进行的，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了。明治维新才是改革开放的新事业。
有了这个文明开化的基础，近代日本就有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愿望了，接下来的是是否有能力加入以及如何加入的问题了。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的赴欧美考察以及归途中对亚洲、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状况的实际感受，使日本统治阶级确认了欧美文明的优势、亚洲的野蛮、半开化以及日本具有实现近代化的能力，回国后便放弃当时甚嚣尘上的“征韩论”而转向锐意改革并决定内政优先。上层的这种认识、信心和决心也同样通过出版界和媒体最终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明治政权有两大任务——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应对国内温和与激进的反对力量。所谓激进的反对力量就是士族叛乱，这在1877年平定了“西南战争”之后就彻底解决了；温和的反对力量就是持续十几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尽管民权派在如何实现宪政以及实现怎样的宪政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要求结束藩阀政治，实行宪政。明治政权以1881年政变为契机，承诺10年后召开国会并在此前颁布宪法，这样就把民权派的嘴给堵上了，并以此平息了此前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伊藤博文第二年就为考察宪法以及各种相关制度而亲赴欧洲，最后决定模仿德国宪法及其各项相关制度，回国后就着手建立华族制度和内阁制等向宪政过渡的一系列制度改革。10年后，明治政府最终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建构了一个虽然隐含着许多问题、以至让近代日本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君主立宪体系，但是一个有待后人不断完善的法制化社会毕竟还是初步建立起来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民法、商法等一系列德国系统的法律。
另外，近代日本也很重视使自己的国内法能够对接国际法，并为此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实践。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日本融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进程。这样，近代日本首先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缩短了与当时作为所谓文明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缔约对象国之间的所谓文明差距。之所以加上“所谓”二字，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一靠实力，二靠制度等文明上的接近，两点耦合之时即是实现目标之日。到1911年，日本用了将近60年的时间终于全部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世界其他列强对其刮目相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鹿鸣馆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外交，为争取人家认可自己而一味地曲己迎人，从而招致日本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而最终以失败收场，就连鹿鸣馆本身也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迎来最高潮的1941年被拆除了。另外，这个过程也是近代日本继承、极端地发展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付诸实践的过程，给邻国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引为沉痛教训。
六
陈奉林：西太平洋地区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地区，不仅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也将影响世界的未来发展。当前世界的注意力也已经从西方转向了东方。您以经济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勾画一下东亚国家未来的发展大势。
林华生：首先，让我们看看以下的数字：以人口总数来说，东盟10 3（EA—East Asia）为20亿5500万（占世界1/3人口），约等于欧盟（EU。4亿5000万）之4.6倍，约等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4亿2000万）之4.9倍。不过，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EA、EU以及NAFTA分别为11兆6000亿美元、10兆3000亿美元以及11兆9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占世界贸易总额的角度来看，EA占18.9%，EU占35.5%以及NAFTA占22.4%。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第一，EA人口大大超过EU和NAFTA，但国民生产总值却不相上下，这就证明亚洲国家基本上是相对贫穷的。第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EA不仅低于NAFTA三国之总和，而且大大地低于EU。因此很明显的结论是，北美尤其是欧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以上的数字显示，欧美毕竟还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有以上的数字作为参考，我们再来看看亚洲。的确，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外交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西方世界转移到了东方世界。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已开始转移到亚洲。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印度以及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引人瞩目。其他以东盟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也非常可观。因此，人们说亚洲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亚洲经济的发展能带动世界经济发展，亚洲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其实，这个火车头在1990年代后期，尤其在1997—1998年里，发生了极为严重的亚洲金融风暴。这风暴即深又广地震撼了亚洲，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国。亚洲国家深受金融风暴的侵袭和摧残。幸好只经过两年的经济改革和重组，亚洲各国又显示经济复苏，开始走上发展的轨道。此后，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放慢了步伐，但是至今还没遭到第二轮的金融风暴袭击。
反观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施压下，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仅仅十年（1985秋—1995年春），日元升值了300%（从242日元对1美元，升值至78日元对1美元）。这期间，日本泡沫经济在1985年9月开始形成，1991年4月正式崩溃。总的来说，一直到2012年12月，日本经济始终萎靡不振，通货紧缩经济体制抑制了日本的经济发展。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任首相，正式实行“安倍经济”政策。迫使白川法明在满期前辞去了日本银行总裁职位。安倍首相委任前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新总裁。黑田向来支持安倍，主张增发钞票，缓和金融，采取有适度的通货膨胀（现为两年内控制在2%）。如今，安倍经济政策和黑田经济政策相结合，日元在半年内已贬值了20%，股票已上涨至1万3500元以上。目前，日本已克服了常年以来的经济紧缩难题，开始呈现经济复苏。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呈现经济复苏，将增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力量。问题是安倍经济政策能否预期见效，现在还言之过早。
中国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35年来已成功地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由于经济的快速成长，国内已出现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贪污腐败日趋严重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从速而有效地克服和解决。不过，中国的初步复兴和强大，带动了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世界的工厂”地位，把价廉物美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市场，不仅提高了世界各国国民的物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增强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进而有效地提供资金来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近年来，由于以欧美为主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只好放慢经济发展步伐，降低经济发展成长率，逐步地扩大内需和国内消费市场，适度地让中国由“世界的工厂”转向“世界的消费市场”。总的来说，中国过去35年来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史无前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不但带动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世界的经济发展。
印度的情况又如何呢？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引起世人的关注。今年中国的增长率有可能达到8%，而印度有可能达到5.7%，比起任何工业先进国都好。印度的人口有11亿6千万左右，比起中国的13亿5千万稍少些，不过印度人口的发展势头，将使它在十年八载内超越中国。人口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是绊脚石，不过比起中国，印度年轻人的劳动人口之百分比，显著比中国高些，这就更有利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比起中国，印度的内需以及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比较依靠扩大国际市场来带动经济发展。如今世界市场萧条的情况下，适度地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也是维持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
越南在1990年开始实行经济革新之后，经济也有显著的发展。虽然，越南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市场经济”发展，比不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过在东盟十国内，越南的经济发展后劲有力，发展的势头也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越南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国民的人均生产总值还比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等东盟国家低得多，不过越南却在奋起直追，力图急步赶上。
总之，亚太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过，比美国、欧洲、中东各国，南美各国、非洲各国（南非算是比较好些）的经济发展好得多，因此，亚洲或者说太平洋国家在现在以及今后的至少十年八年内，可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或者也可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带头雁或者是火车头。 陈奉林：我非常赞同您的上述分析。不过近年我们也看到亚洲的经济发展显著放缓的情况，可谓“行行重行行”，其主要原因在那里呢？同时，您又将如何展望呢？
林华生：这几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的确已经缓慢下来了。依我看，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主要有：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工业的基本设施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收入越趋不平衡化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贪污腐败横行造成社会制度上的非效率化和官僚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国内市场不能有效地扩大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问题只有及时地和根本地加以解决，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推进和提高。
至于外在的原因，我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2008年和2011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洲国债危机对亚洲的负面影响。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不但对工业先进国冲击很大，对新兴国和发展途中国家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接着，2011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引起的欧洲—欧盟国债危机，对亚洲的冲击很大，一直延续至今，亚洲国家深受其害。美欧的资本对亚洲的投资，就有显著的降低倾向。亚洲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就有显著的剧减倾向。同时，由于欧美经济萧条，就不懈其力地迫使亚洲国家开放市场。这就造成不少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倒闭、失业率增高。
第二，在亚洲的区域性、双边性、多边性的纷争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和停滞。在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纷争、在沙巴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军队之武装冲突、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领土纷争、中日的钓鱼岛纷争、日韩的独岛（日本名为竹岛）纷争、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在南中国海的岛屿纷争等等，都阻碍和妨碍了亚洲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合作进程。这首先影响到了东盟经济共同体（AFTA，原定为2015年建成，现在却有遥遥无期之感）的建立过程，阻碍了东盟10 3，尤其是中日韩的经济合作进程。由此，东盟10 6`的经济合作机制根本就无法展开。亚洲或者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或者说将来达至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机制——经济共同体，如今不能不说是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
第三，美国主导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搞乱了亚洲经济合作的机制。亚太地区推行的经济通力合作机制——亚洲经济共同体，包括AFTA、东盟10 3以及东盟10 6，美国都被排除在外。不过，在2005年6月3日，新加坡、文莱、新西兰以及智利首先签订TPP。2006年5月28日，TPP开始生效。2008年美国积极响应，由于美国是个庞大的经济体，马上就取得了主导权。如今，东盟四国（新加坡、文莱、越南以及马来西亚）表示参加，再加上新西兰、澳洲、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以及美国，一共有11国。至于日本，举国上下，意见分歧，但最后执政党还是决定于今年7月份，正式参与谈判以及加入。于是乎，TPP就变成了12参与国。
很明显地，中国一直主张东盟10 3、日本偏向于东盟10 6、大多数的亚洲国家还是倾向于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不过，现在TPP正式地登上了国际舞台，同时，其地位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参加TPP的国家，都在衡量利弊，努力争取利多于弊的地位。不过，可以看出，TPP已明显地区分了参与国和非参与国；分裂了东盟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非参与国）、分裂了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排斥了南亚（尤其是印度）。TPP最终将是和东盟10 3国家以及东盟10 6国家相铺相成或者是分道扬镳，引人注目。不过，TPP的形成必将是东盟10 3 以及东盟10 6之最大的障碍物。
世界在重组，亚洲也在重组。如今，以至至少在10年8年以后，亚洲的发展和整合将进一步地加强。不过，人们也不能排除欧美、尤其是美国对亚洲的极大影响。亚洲谁是世界发展的中心或者是火车头，不过亚洲的发展方向和力度，将取决于TPP的发展，尤其是取决于AFTA、东盟10 3以及东盟10 6的发展。亚洲经济整合，将不仅是亚洲的问题，也是世界的大问题。
【作者简介】黄枝连，教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先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林华生，华裔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教授、早稻田大学国际学术院教授。
陈奉林，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东方外交史、东北亚史等教学与研究。
李兆良，教授，美国华裔学者，主要从事科技史研究。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苏联）外交史，中俄关系史与俄国汉学史，世界现当代史。
谢丰斋，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马铭，外交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与文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