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存在者是“有限的”吗?——《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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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术语:endliche heilige Wesen。按照流行的译解,这是指与“无限的神圣存在者”(神)相对的“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关于该术语,国内学者有如下几种理解: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所有人;达到最高道德阶段的智者或圣人;康德宗教学著作中的耶稣或圣人理想;人和天使;天使。但是,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偏离了康德的比较框架,未能准确把握endliche heilige Wesen在道德状态上的超人性,以及相对于人类道德进步的终极意义。笔者认为这个术语应该被翻译和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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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将恶定义为道德法则与自爱原则间次序的颠倒,但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个定义无法说明恶在现实中的无穷表现。针对这一批评,本文以康德文本为起点,遵循“从经验到先验,再从先验到经验”的逻辑顺序,首先从恶的具体准则还原出恶的先天理知结构,然后在康德实践哲学背景下的先验主体间领域探索该结构的含义,最后借助恶的先验规定反思它的经验表达,由此证明康德对恶的单一定义能够充分解释人类现实中无穷多样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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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从西方概念史的角度介绍了古希腊词hermeneutike(德文Hermeneutik,诠释学)与Interpretation(解释)的同义关系,进而又从Interpretation(解释)在西方近代时期所发展出来的两种涵义,即Erkl rung(说明)和Auslegung(阐释)中简洁地指出了近代诠释学与当代诠释学的本质差异,从而详尽辨析了Auslegung(阐释)这一狄尔泰、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关于Hermeneutik(诠释学)的最关键概念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本质和功能意义。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使得我们有理由重理和检视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效应。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对市民社会及其有限性的历史批判,使得无产阶级被抽象和规定为世界历史主体,而市民社会的质料方面,则被规定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由此建构起唯物史观。但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解读,则完全无视这一历史视界。马克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揭露王权及其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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