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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一生秉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因其卓越的才能与高尚的品格，被人们认为是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为后世留下诸多“文化遗产”，《诫子书》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篇文章中，诸葛亮用质朴简洁的语言，凝练严谨的文笔，表达了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同时也是诸葛亮对自身学习、修养的总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本文拟对《诫子书》中的德育蕴含进行细致探讨。
【关键词】：诸葛亮；诫子书；德育蕴含
一、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國时期蜀国丞相，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在一个官吏之家，其先祖诸葛丰和父亲诸葛珪都曾入仕为官。但诸葛亮的童年又是不幸的，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兄弟姊妹几人依靠叔父诸葛玄养活，后来跟随叔父前往豫章、荆州等地，颠沛流离中仍不忘学习。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兄弟姐妹们便隐居于隆中（今湖北襄阳），靠耕种维持生计。隐居期间，诸葛亮与当地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结交甚好。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协助其匡复汉室，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占据荆、益二州，逐渐稳固了统治，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蜀汉开国后，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对内安抚百姓，励精图治，对外联吴抗曹，为实现光复汉室的理想，先后六次北伐，但因缺乏良、粮草等各种因素先后失败，在最后一次北伐（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中，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后主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因此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来尊称诸葛亮，东晋时期又追封他为武兴王。
二、《诫子书》的创作背景
《诫子书》作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也就是在诸葛亮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诫子书》一般认为是写给他年仅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写给他的养子诸葛乔的。但不管怎样，说它是诸葛亮写给儿子的家书是还准确的，《诫子书》是属于家教、家训一类性质的文章，其中的“诫”有劝诫，警告之意，有时候也写作“戒”，意思相通。这种家训借助家长的权威，对子孙族众进行道德教化和约束，是古人向其后代传播为人处世、为学教子等思想的主要文化载体。家训的起源很早，最早的家训是周公的《诫伯禽书》，但是家训的大量出现却是在两汉时期，新兴的豪族大家通过密切家族联系来扩大社会影响力，纷纷制定维护家庭或家族的清规戒律。如汉高祖刘邦有《遗太子书》，刘向给其子刘歆的《诫子歆书》劝其多怀忧虑敬事之心，少抱受福骄奢之念。诸葛亮的《诫子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后家教家训之作层出不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谓集此前家教之大成，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诸葛亮的《诫子书》更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以短小的篇幅而蕴寓深刻的内涵，不仅是一代儒臣诸葛亮睿智的体现，更是中国民族智慧的结晶。
三、《诫子书》的德育蕴含
（一）修身养德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1]。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种道德教化主要表现在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3]，《论语》对“君子”与“小人”的以道德素养为标准对人进行了分类，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诫子书》开篇便以“君子”为起点，诸葛亮以一种高标准的“君子”规范来要求其子，教其为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个“德”当然指的是个人思想品德素质的修炼。诸葛亮不仅提出了修身养德的要求，而且指出修身养德的具体途径。“静以修身”，强调内心的宁静对个人品德修炼的重要作用；“俭以养德”强调节俭即物质生活的低要求对个人品德修炼的关键作用。
（二）志存高远，守道不辱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4]，诸葛亮认为“志当存高远”，一个人首先要立下远大志向，然后刻苦努力，锲而不舍，方能成就一番事业。中华民族历来有尚志传统，人们向来重视立志。孔子有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5]，孔子之所以会对中华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他“十五而志于学”有极大关系。孟子也说过：“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6]”历史上有所大作为的人都是有大志向的人。诸葛亮继承了前人的尚志思想，更进一步阐明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认为立志是成学的首要条件。“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7]它阐明了立志的途径是“淡泊”、 “宁静”。“淡泊”意指不为名利所动，安贫乐道，守志不移；“宁静”则指内心安宁、不焦虑烦躁，因此这句话也成为许多后人的座右铭。诸葛亮一直固守“淡泊”与“宁静”，他未遇刘备之前“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正体现了他守道不移的人格风范。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从一介布衣变成一代名相，与刘备之间的君臣鱼水关系正是他忠君重义，守道不移的结果。诸葛亮一生清廉，不重名利，抱着辅佐刘备父子一统大业的初衷，矢志不移，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呕心泣血，六出祁山，直至喋血五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他“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8]。这种守志不移的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志士仁人为理想而矢志不渝，奋不顾身。
（三）勤学成才，惜时如金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9]诸葛亮将立志、学习与成才三者结合在一起，阐明了学习的动机、目的和心智条件。只有立下远大的志向，才能有巨大的学习动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才，对社会作出贡献；而学习时要心平意静，专心致志，精诚专一。如果不能“静”，那么“淫慢则不能砺精，险躁则不能治性”[10]，好高骛远，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态度是不会取得良好效果的。急于求成，浮躁不专，不仅无益于学习，而且还会有害于高尚品格的培养，达不到冶炼品性的目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学习与道德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孔子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1]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12]，人非生而知之，智慧和本领是从学习实践中学来的。孔子虽然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3]但他自己也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4]孔子的大学问正是他“学而不厌”的结果。“年与时驰，意与日去”的惜时勤学精神正是诸葛亮对前人思想的繼承和发展。学习的目的是成才，也是为了奉献社会。“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5]其用世之心是很明确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6]古人讲究建立不朽的事业，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用世之心；当然这里所说的用世之心与前文所说的“不为名利所动”并不矛盾。用世之心指的是学有所成并有所用，是为社会作贡献的殷切期望，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名利而学习。如果不能不为社会所用，即使是学富五车，又有什么意义呢？
综上所述，《诫子书》是古代中华民族重视家教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我国古代文人修身养德的道德素养，守道尚志的崇高人格和勤学成才、为世所用的积极入世精神。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特色。这种精神对今天我们教育下一代还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在2016年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
注释：
[1][4][7][9][10][12][15]诸葛亮著.方家常译注.诸葛亮文集全译（卷一）[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15.
[2][3][5][11][13][14]程树德著.新编诸子集成·论语集释[M].中华书局，1990：100，250，493，618，1158.
[12]程树德著.新编诸子集成·论语集释（卷十八）[M].中华书局1990：618.
[6]杨伯峻著.孟子译注（卷三）[M].中华书局，1960：62.
[8] [西晋]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M].中华书局1959：918.
[16]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M].中华书局，1990：1088.
【关键词】：诸葛亮；诫子书；德育蕴含
一、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三國时期蜀国丞相，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在一个官吏之家，其先祖诸葛丰和父亲诸葛珪都曾入仕为官。但诸葛亮的童年又是不幸的，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兄弟姊妹几人依靠叔父诸葛玄养活，后来跟随叔父前往豫章、荆州等地，颠沛流离中仍不忘学习。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兄弟姐妹们便隐居于隆中（今湖北襄阳），靠耕种维持生计。隐居期间，诸葛亮与当地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结交甚好。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协助其匡复汉室，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占据荆、益二州，逐渐稳固了统治，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蜀汉开国后，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对内安抚百姓，励精图治，对外联吴抗曹，为实现光复汉室的理想，先后六次北伐，但因缺乏良、粮草等各种因素先后失败，在最后一次北伐（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中，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后主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因此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来尊称诸葛亮，东晋时期又追封他为武兴王。
二、《诫子书》的创作背景
《诫子书》作于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也就是在诸葛亮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诫子书》一般认为是写给他年仅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写给他的养子诸葛乔的。但不管怎样，说它是诸葛亮写给儿子的家书是还准确的，《诫子书》是属于家教、家训一类性质的文章，其中的“诫”有劝诫，警告之意，有时候也写作“戒”，意思相通。这种家训借助家长的权威，对子孙族众进行道德教化和约束，是古人向其后代传播为人处世、为学教子等思想的主要文化载体。家训的起源很早，最早的家训是周公的《诫伯禽书》，但是家训的大量出现却是在两汉时期，新兴的豪族大家通过密切家族联系来扩大社会影响力，纷纷制定维护家庭或家族的清规戒律。如汉高祖刘邦有《遗太子书》，刘向给其子刘歆的《诫子歆书》劝其多怀忧虑敬事之心，少抱受福骄奢之念。诸葛亮的《诫子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后家教家训之作层出不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可谓集此前家教之大成，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诸葛亮的《诫子书》更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以短小的篇幅而蕴寓深刻的内涵，不仅是一代儒臣诸葛亮睿智的体现，更是中国民族智慧的结晶。
三、《诫子书》的德育蕴含
（一）修身养德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1]。道德教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种道德教化主要表现在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3]，《论语》对“君子”与“小人”的以道德素养为标准对人进行了分类，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诫子书》开篇便以“君子”为起点，诸葛亮以一种高标准的“君子”规范来要求其子，教其为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个“德”当然指的是个人思想品德素质的修炼。诸葛亮不仅提出了修身养德的要求，而且指出修身养德的具体途径。“静以修身”，强调内心的宁静对个人品德修炼的重要作用；“俭以养德”强调节俭即物质生活的低要求对个人品德修炼的关键作用。
（二）志存高远，守道不辱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4]，诸葛亮认为“志当存高远”，一个人首先要立下远大志向，然后刻苦努力，锲而不舍，方能成就一番事业。中华民族历来有尚志传统，人们向来重视立志。孔子有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5]，孔子之所以会对中华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与他“十五而志于学”有极大关系。孟子也说过：“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6]”历史上有所大作为的人都是有大志向的人。诸葛亮继承了前人的尚志思想，更进一步阐明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认为立志是成学的首要条件。“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7]它阐明了立志的途径是“淡泊”、 “宁静”。“淡泊”意指不为名利所动，安贫乐道，守志不移；“宁静”则指内心安宁、不焦虑烦躁，因此这句话也成为许多后人的座右铭。诸葛亮一直固守“淡泊”与“宁静”，他未遇刘备之前“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正体现了他守道不移的人格风范。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从一介布衣变成一代名相，与刘备之间的君臣鱼水关系正是他忠君重义，守道不移的结果。诸葛亮一生清廉，不重名利，抱着辅佐刘备父子一统大业的初衷，矢志不移，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呕心泣血，六出祁山，直至喋血五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他“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8]。这种守志不移的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志士仁人为理想而矢志不渝，奋不顾身。
（三）勤学成才，惜时如金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9]诸葛亮将立志、学习与成才三者结合在一起，阐明了学习的动机、目的和心智条件。只有立下远大的志向，才能有巨大的学习动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才，对社会作出贡献；而学习时要心平意静，专心致志，精诚专一。如果不能“静”，那么“淫慢则不能砺精，险躁则不能治性”[10]，好高骛远，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态度是不会取得良好效果的。急于求成，浮躁不专，不仅无益于学习，而且还会有害于高尚品格的培养，达不到冶炼品性的目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学习与道德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孔子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1]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12]，人非生而知之，智慧和本领是从学习实践中学来的。孔子虽然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3]但他自己也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4]孔子的大学问正是他“学而不厌”的结果。“年与时驰，意与日去”的惜时勤学精神正是诸葛亮对前人思想的繼承和发展。学习的目的是成才，也是为了奉献社会。“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5]其用世之心是很明确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6]古人讲究建立不朽的事业，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用世之心；当然这里所说的用世之心与前文所说的“不为名利所动”并不矛盾。用世之心指的是学有所成并有所用，是为社会作贡献的殷切期望，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名利而学习。如果不能不为社会所用，即使是学富五车，又有什么意义呢？
综上所述，《诫子书》是古代中华民族重视家教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我国古代文人修身养德的道德素养，守道尚志的崇高人格和勤学成才、为世所用的积极入世精神。具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特色。这种精神对今天我们教育下一代还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在2016年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
注释：
[1][4][7][9][10][12][15]诸葛亮著.方家常译注.诸葛亮文集全译（卷一）[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15.
[2][3][5][11][13][14]程树德著.新编诸子集成·论语集释[M].中华书局，1990：100，250，493，618，1158.
[12]程树德著.新编诸子集成·论语集释（卷十八）[M].中华书局1990：618.
[6]杨伯峻著.孟子译注（卷三）[M].中华书局，1960：62.
[8] [西晋]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M].中华书局1959：918.
[16]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M].中华书局，1990：1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