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博览群书》编辑部：
陈独秀原配夫人和第二个夫人，是安徽霍邱县的一对高氏姐妹，在她们流传甚广的五个名字中，竟然有四个是子虚乌有的，这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反讽。陈独秀原配夫人，通常认为正名叫“高晓岚”，乳名“大众”，第二个夫人高君曼“又名君梅”，乳名“小众”，在这些名字中，只有“高君曼”一个名字是真实的。早在1925年，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氏的第二子陈乔年，亲笔填写《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母亲的姓名为“高氏”。1979年，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氏的第三子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中说：“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安徽霍邱人，一九三○年去世）。” 高氏去世时，陈松年已满20岁，作为高氏的儿子，他的叙述是最为可信的。在陈独秀夫人姓名的谬说中，“高晓岚说”的影响最大。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11年开始，陈独秀墓便错误标注：“是陈独秀与其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除了“君梅”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的一个误记之外，“高晓岚”“大众”“小众”的错误说法，都来源于霍邱县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搜集整理的陈独秀“姻亲轶事”，被任建树、孙其明、王光远等陈独秀研究专家误用，造成高氏姐妹的冠名乱象。
1986年4月，中共霍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了《霍邱县革命大事记（1919—1949）》，记录的第一件“大事”便是1919年1月陈独秀到霍邱探亲：
一月，“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偕夫人高xx（乳名大众）、高君曼回霍邱探亲并度春节，住有半个多月。探亲期间，他到过霍邱女子小学堂（后改为安丰女子小学堂），并与城关高小进步教师陈子贞（阜阳人，后为校长）取得联系，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赠给学校，传播马列主义。
（储靖寰、刘从周回忆）
《霍邱县革命大事记（1919—1949）》的“编辑、校阅”名单共列了七人：“顾众 周永年 李玉林 马有彬 王运学 余春江 王可”，其中的顾众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储靖寰、刘从周回忆”不知道是谁整理记录的。储靖寰、刘从周毕竟是在60多年后的回忆，也不是陈子贞这样的当事人的回忆，存在道听途说的成分，其准确性自然大打折扣。
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回霍邱探亲并度春节”，这个事实即使存在，但原配高氏一起回来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访问陈松年，在1980年《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刊发了《再访陈松年谈话录》，陈松年说：
我父自与小姨高君曼结婚后，我只听说就在安庆城中心的府前街宜家花园租房另外生活，不住在家里。父亲在民初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就是住在宣家花园的。我妹妹子美、弟弟鹤年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到反袁失败，父亲避离安庆，又在南京东厂街（秀山公园旁边）盖了二座草房，大约十余间，置地数十亩，作为高君曼和二个弟妹的居住点，以后一直没有回安庆过，我弟弟读书也是在扬州中学。
高君曼与父亲结婚后，一直没回过安庆，直到我生母去世（1930年），才由我老舅（我父亲的舅家）查家通知了她，高才带着我的弟妹回来奔丧，来时还先到查老舅家，再由我们去接回的。高这次回家住了约有一年。不过，我们家庭中对高的回家还是有议论的，如我的表兄弟（大姑母之子）仍呼高为“小姨”而不呼她“舅母”，高君曼听了很不愉快……
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中也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孙绍侯、柏文蔚等三人当安徽省都督、我父亲当过这三任都督的秘书长（不是教育厅厅长），当了二年多。我的弟妹就是在这时候（1912—1913年）生的。以后袁世凯派了倪嗣冲来，父亲是袁的反对派，就带继母高君曼离开了安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四祖母、母亲、哥哥、姐姐、伯父的两个儿子和我都留在安庆。
从陈松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合后，与原配高氏基本断绝了关系，反袁失败后避离安庆，一直没有回过安庆，而原配高氏与陈松年等人都留在安庆。高君曼也是如此，直到姐姐高氏去世后，才回到安庆奔丧。因此，储靖寰、刘从周回忆“陈独秀偕夫人高xx（乳名大众）、高君曼回霍邱探親并度春节”，有违常情常理，应该不是他们亲眼所见，仅仅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因此，所谓“高xx（乳名大众）”的说法，也无法找到其他史料印证，仅仅是一种得不到证实的传闻，不足为凭。
1986年8月，霍邱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了《霍邱文史资料》第二辑，责任编辑是刘士洪，刘士洪在该辑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叫《陈独秀霍邱探亲记》：
一九一九年一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三乘小轿在皖西霍邱县城的西街上刚落地，就被一群男女围住迎接。从轿里下来一男二女，他们满面春风，向前来迎接的人热情致意。那男的年近四十，他头戴四喜平顶帽，身穿深灰色旧式带大襟毛质皮袍，外套黑色马褂，他就是陈独秀（1880—1942）。二位女士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姐姐高晓岚（1876—1930），衣着较朴素。妹妹高君曼（又名贤萃，1887—1932），身穿黑色呢子夹大衣，脚穿大鹰皮尖头黄色皮鞋。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这样的穿戴已是很时髦的了，所以人们称她是“摩登女子”。
高氏姐妹幼时人称大众、小众，安徽霍邱城关人……
从出版时间看，《霍邱文史资料》第二辑比《霍邱县革命大事记（1919—1949）》晚了几个月。《陈独秀霍邱探亲记》恰恰是对储靖寰、刘从周回忆文字的一种扩写，一种再创作。对“姐姐高晓岚”“妹妹高君曼”的外貌描写，刘士洪使用了小说笔法，纯属想象性描写，明显不真实。高氏姐妹的乱名现象由此开始。
一是关于高氏姐妹的乳名。刘士洪是对储靖寰、刘从周回忆文字“高xx（乳名大众）”的延伸性书写：“高氏姐妹幼时人称大众、小众。”陈独秀原配“高xx”的乳名叫“大众”，她妹妹高君曼的小名就应该叫“小众”吧？这只是刘士洪的一种推测。这是高君曼小名叫“小众”的最早出处。“小众”是从“大众”猜测出来，而储靖寰、刘从周的回忆文字是别人记录的，多有失实之处，“大众”的说法都系空穴来风。 二是关于高君曼的“又名贤萃”。刘士洪说高君曼“又名贤萃”，高贤萃这个名字的确是有出处的。1928年的《霍邱县志》载：“高贤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 刘士洪肯定看过，因为他说高君曼“又名贤萃”。1928年的《霍邱县志》记载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仅有两人，一是高晓岚，二是高贤萃，而且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高君曼”这个名字。 高贤萃是高君曼的可能性极大，但又无法证实，只能待考了。 刘士洪是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人，对1928年《霍邱县志》所记载的“高贤萃”“高晓岚”肯定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是“高晓岚”。从目前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陈独秀霍邱探亲记》是最早提出陈独秀原配叫“高晓岚”的。1928年《霍邱县志》，与高贤萃名字挨在一起的正是高晓岚：“高晓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现留学美国。”高晓岚（1899—1992），霍邱县洪集人，于1915年考入位于安庆的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及其升格后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又回到安庆，任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1925年留学美国。1992年《霍邱县志》， 载有高晓岚的简介：
高晓岚（女，1899—？），霍邱洪集乡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曾任民国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大学教授。
1992年《霍邱县志》对高晓岚的介绍，与1928年《霍邱县志》是吻合的 。这个时候，作为县志“人物”的编纂，刘士洪并没有采纳自己在《陈独秀霍邱探亲记》的虚构说法 。刘士洪在《陈独秀霍邱探亲记》中说陈独秀原配夫人“晓岚文化程度较低，思想封建保守”，与1928年和1992年县志上记载的“高晓岚”明显不符。1986年，在写作《陈独秀霍邱探亲记》时，刘士洪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顺手牵羊，将“高晓岚”这个名字安在了“高xx（乳名大众）”的身上。这种张冠李戴，在纪实文学写作中可能是允许的，但如果是文史研究，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造假行为。
自从1986年刘士洪在《陈独秀霍邱探亲记》里将“高晓岚”张冠李戴到陈独秀原配高氏头上后，在陈独秀研究界经过了一番以讹传讹的传播过程，也有一部分学者一直在抵制，试图纠正这个谬说，但收效甚微。陈独秀原配高氏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由于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界屡被提起。
著名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所著的《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是最早引入“高晓岚说”的陈独秀传记。任建树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顶尖人物，《陈独秀传》曾经多次再版，具有广泛影响。199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是《陈独秀传》的升级版。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本《陈独秀大传》 。从《陈独秀传》到《陈独秀大传》，虽经多次修订，陈独秀原配高氏的姓名却一直写着“高晓岚”（“乳名大众”），第二任夫人高君曼的乳名一直写着“小众”：
高登科，字敬亭，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洋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4000余亩。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续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弦阜阳亓家女儿为妻。亓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亓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
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1897年冬，陈独秀18岁与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至关重要。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任建树对高登科和其两个女儿情况的介绍，依赖于霍邱县地方文献，页底注释为：“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马启荣（1944—），霍邱县人，原安徽省农村经济办公室干部。“蔡亚樵”，应为桑亚樵，原霍邱县科协干部，任建树把他的名字写错了，桑亚樵是《霍邱文史资料》的主要作者之一。
马启荣、桑亚樵的未刊稿《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多年之后编入了2010年出版的《霍邱民間故事》和2011年出版的《六安民间故事全书霍邱卷》，标题为《陈独秀姻亲轶事》，全文如下：
陈独秀的岳父高登科，霍邱城东15里高家洋人，
（因地势低洼，稚雨即积水如洋，当地又多住高姓，故名）。高家并非显门豪族，只是一个贫苦农家。高生母早丧。继母待其甚恶，常有打骂。高在虚龄13岁那年春末，赶着一群鹅到村外放牧，不知何故散失两只，高怕继母打骂，躲在麦地里不敢回家，以摘食田地里青蔬豆角果腹，达5天之久，就在这第5天头上，路上有一队官兵经过，发现了他，长官甚为怜惜，便收留其当勤务，高登科就这样入了行伍。后因军功逐渐升迁，做过游击，统领、副将等。高一生结婚3次，原配周氏，婚后数月即丧，无儿女，后续弦，生一女，乳名大众，以后高登科的继妻又丧，又娶阜阳亓家花门楼子一人称提督者的女儿为妻。亓氏生2男1女，2男名岳山、寿山（当地人俗称其为大铁汉、二铁汉），女名君曼（小名小众），即陈独秀的继妻。 高登科发迹之后，在家乡购了田地约4千亩，又在霍邱城内置了房产，并将家属放在霍邱城内，他在安庆为统领时，从家乡来人口中得悉亓氏待高大众不善，家中请有文武两位先生，专教其子女习文练武，亓氏却不让大众参与。她常穿着布衣，围着布围裙，被继母当丫鬟使用。高因其本人幼时曾受到后母虐待，闻讯后很是不满，便化装成叫花子突然抵家，果见亓氏待女儿大众如传闻所言，在严责亓氏之后，便将晓岚带到安庆。
陈独秀与高大众的结合，系高登科提议。据说陈听到高的提议后，当时有些诚惶诚恐。因为陈家虽非一般门第，但毕竟当时还不能与高家相比，且独秀当时功名身价也还不高。大众在与陈独秀结婚后，除回过一趟老家霍邱外，始终未离开安庆陈宅。她生有三男一女。
高君曼，思想比较解放，爱好文学，与独秀甚为投契，后同居，生一男一女。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曾偕同高君曼、高晓岚，来霍邱岳母家（这时岳父已去世）过春节，住有半月时间。陈独秀穿长袍马褂，戴平顶四喜帽，高君曼足穿高跟尖头皮鞋，人称“摩登女子”。陈的岳母亓氏因忌姊妹同嫁一人，为不伤雅，借邻居吴家的客厅让独秀、君曼居住。
君曼的两哥哥，爱吸鸦片烟，不问政治，靠父传家业为生，兄弟分家时，家里只有1千多亩地了。弟兄俩同于1919年去世。
只要将任建树的文字，与马启荣、桑亚樵整理的这篇霍邱民间故事进行比对，便可判定任建树的“高晓岚说”“大众说”“小众说”都来自后者。任建树《陈独秀传》中的高登科幼年牧鹅故事、亓氏虐待“高大众”的情节，都来自《陈独秀姻亲轶事》，甚至一些句子都基本雷同。比如：
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亓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
（任建树《陈独秀传》）
高因其本人幼时曾受到后母虐待，闻讯后很是不满，便化装成叫花子突然抵家，果见亓氏待女儿大众如传闻所言，在严责亓氏之后，便将晓岚带到安庆。
（马启荣 桑亚樵《陈独秀姻亲轶事》）
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生命，任建树引用了《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所记载的一些“轶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任建树可能不知道，马启荣、桑亚樵的《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实际是他们整理的民间故事。因此，任建树对陈独秀原配高氏的所谓正名“高晓岚”和乳名“大众”，对高君曼的所謂乳名“小众”，未能深入考证去伪存真，使他的这部影响广泛的陈独秀传记出现了一处不应有的硬伤，以讹传讹地把这种错误的说法传播开去。任建树在《陈独秀传》里，还制作了陈独秀的“世系表”，明确标注“高晓岚（乳名大众）”“高君曼（乳名小众）”。 任建树的这部传记， 是再版多次、史料最翔实，史学界公认的“有关陈独秀传记及研究中较具权威性的一部” 。正因为如此，这部陈独秀传记，成了谬说的超级传播者。
任建树与桑亚樵都已经去世，任建树将桑亚樵的名字写成“蔡亚樵”，说明他对《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的作者并不是太熟悉，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未刊稿的，已经无法考证了。直到今天，关于高登科家族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极端匮乏。在不知道《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是一篇民间故事的情况下，任建树采纳了“高晓岚说”“大众说”“小众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权宜之计。尽管如此，任建树仍然发现马启荣、桑亚樵文章中所存在的问题。马启荣、桑亚樵说：“大众在与陈独秀结婚后，除回过一趟老家霍邱外，始终未离开安庆陈宅。”任建树在《陈独秀传》里说：“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任建树的叙述，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他否定了原配高氏与陈独秀、高君曼一起回霍邱探亲的可能性。
当然，陈独秀夫人姓名讹说的最初源头，还是刘士洪的《陈独秀霍邱探亲记》。只要经过仔细比对，就会发现马启荣、桑亚樵整理的民间故事，明显借鉴了刘士洪的《陈独秀霍邱探亲记》。刘士洪描写陈独秀“头戴四喜平顶帽，身穿深灰色旧式带大襟毛质皮袍，外套黑色马褂”，马启荣、桑亚樵也说“陈独秀穿长袍马褂，戴平顶四喜帽”。刘士洪描写高君曼“身穿黑色呢子夹大衣，脚穿大鹰皮尖头黄色皮鞋”，“这样的穿戴已是很时髦的了，所以人们称她是‘摩登女子’”，再看马启荣、桑亚樵对高君曼的描写：“高君曼足穿高跟尖头皮鞋，人称她叫‘摩登女子’。”更要命的是，马启荣、桑亚樵直接采用了《陈独秀霍邱探亲记》中对陈独秀原配的称呼“高晓岚”，也使用了高氏的所谓小名“大众”“小众”。值得注意的是，马启荣、桑亚樵的文章中没有出“高贤萃”，所以这个名字在陈独秀研究界，几乎无人知晓。“高晓岚”“大众”“小众”，因为寄身于任建树所著的《陈独秀传 》（《陈独秀大传》）而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是未刊稿，在整个传播链中，没有人质疑这份资料的真实性，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感情，来断定该资料是否可用。
柳冬妩（东莞文学艺术院作家，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陈独秀原配夫人和第二个夫人，是安徽霍邱县的一对高氏姐妹，在她们流传甚广的五个名字中，竟然有四个是子虚乌有的，这对《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言，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反讽。陈独秀原配夫人，通常认为正名叫“高晓岚”，乳名“大众”，第二个夫人高君曼“又名君梅”，乳名“小众”，在这些名字中，只有“高君曼”一个名字是真实的。早在1925年，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氏的第二子陈乔年，亲笔填写《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母亲的姓名为“高氏”。1979年，陈独秀与原配夫人高氏的第三子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中说：“我的亲母姓高，无名字（安徽霍邱人，一九三○年去世）。” 高氏去世时，陈松年已满20岁，作为高氏的儿子，他的叙述是最为可信的。在陈独秀夫人姓名的谬说中，“高晓岚说”的影响最大。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11年开始，陈独秀墓便错误标注：“是陈独秀与其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除了“君梅”是现代著名作家茅盾的一个误记之外，“高晓岚”“大众”“小众”的错误说法，都来源于霍邱县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搜集整理的陈独秀“姻亲轶事”，被任建树、孙其明、王光远等陈独秀研究专家误用，造成高氏姐妹的冠名乱象。
原配高氏乳名“大众”的最早出处
1986年4月，中共霍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了《霍邱县革命大事记（1919—1949）》，记录的第一件“大事”便是1919年1月陈独秀到霍邱探亲：
一月，“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偕夫人高xx（乳名大众）、高君曼回霍邱探亲并度春节，住有半个多月。探亲期间，他到过霍邱女子小学堂（后改为安丰女子小学堂），并与城关高小进步教师陈子贞（阜阳人，后为校长）取得联系，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赠给学校，传播马列主义。
（储靖寰、刘从周回忆）
《霍邱县革命大事记（1919—1949）》的“编辑、校阅”名单共列了七人：“顾众 周永年 李玉林 马有彬 王运学 余春江 王可”，其中的顾众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储靖寰、刘从周回忆”不知道是谁整理记录的。储靖寰、刘从周毕竟是在60多年后的回忆，也不是陈子贞这样的当事人的回忆，存在道听途说的成分，其准确性自然大打折扣。
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回霍邱探亲并度春节”，这个事实即使存在，但原配高氏一起回来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访问陈松年，在1980年《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刊发了《再访陈松年谈话录》，陈松年说：
我父自与小姨高君曼结婚后，我只听说就在安庆城中心的府前街宜家花园租房另外生活，不住在家里。父亲在民初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时就是住在宣家花园的。我妹妹子美、弟弟鹤年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到反袁失败，父亲避离安庆，又在南京东厂街（秀山公园旁边）盖了二座草房，大约十余间，置地数十亩，作为高君曼和二个弟妹的居住点，以后一直没有回安庆过，我弟弟读书也是在扬州中学。
高君曼与父亲结婚后，一直没回过安庆，直到我生母去世（1930年），才由我老舅（我父亲的舅家）查家通知了她，高才带着我的弟妹回来奔丧，来时还先到查老舅家，再由我们去接回的。高这次回家住了约有一年。不过，我们家庭中对高的回家还是有议论的，如我的表兄弟（大姑母之子）仍呼高为“小姨”而不呼她“舅母”，高君曼听了很不愉快……
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中也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人孙绍侯、柏文蔚等三人当安徽省都督、我父亲当过这三任都督的秘书长（不是教育厅厅长），当了二年多。我的弟妹就是在这时候（1912—1913年）生的。以后袁世凯派了倪嗣冲来，父亲是袁的反对派，就带继母高君曼离开了安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四祖母、母亲、哥哥、姐姐、伯父的两个儿子和我都留在安庆。
从陈松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与高君曼结合后，与原配高氏基本断绝了关系，反袁失败后避离安庆，一直没有回过安庆，而原配高氏与陈松年等人都留在安庆。高君曼也是如此，直到姐姐高氏去世后，才回到安庆奔丧。因此，储靖寰、刘从周回忆“陈独秀偕夫人高xx（乳名大众）、高君曼回霍邱探親并度春节”，有违常情常理，应该不是他们亲眼所见，仅仅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因此，所谓“高xx（乳名大众）”的说法，也无法找到其他史料印证，仅仅是一种得不到证实的传闻，不足为凭。
第一次出现原配高氏的所谓正名“高晓岚”、第二夫人高君曼的所谓乳名“小众”
1986年8月，霍邱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了《霍邱文史资料》第二辑，责任编辑是刘士洪，刘士洪在该辑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叫《陈独秀霍邱探亲记》：
一九一九年一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三乘小轿在皖西霍邱县城的西街上刚落地，就被一群男女围住迎接。从轿里下来一男二女，他们满面春风，向前来迎接的人热情致意。那男的年近四十，他头戴四喜平顶帽，身穿深灰色旧式带大襟毛质皮袍，外套黑色马褂，他就是陈独秀（1880—1942）。二位女士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姐姐高晓岚（1876—1930），衣着较朴素。妹妹高君曼（又名贤萃，1887—1932），身穿黑色呢子夹大衣，脚穿大鹰皮尖头黄色皮鞋。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这样的穿戴已是很时髦的了，所以人们称她是“摩登女子”。
高氏姐妹幼时人称大众、小众，安徽霍邱城关人……
从出版时间看，《霍邱文史资料》第二辑比《霍邱县革命大事记（1919—1949）》晚了几个月。《陈独秀霍邱探亲记》恰恰是对储靖寰、刘从周回忆文字的一种扩写，一种再创作。对“姐姐高晓岚”“妹妹高君曼”的外貌描写，刘士洪使用了小说笔法，纯属想象性描写，明显不真实。高氏姐妹的乱名现象由此开始。
一是关于高氏姐妹的乳名。刘士洪是对储靖寰、刘从周回忆文字“高xx（乳名大众）”的延伸性书写：“高氏姐妹幼时人称大众、小众。”陈独秀原配“高xx”的乳名叫“大众”，她妹妹高君曼的小名就应该叫“小众”吧？这只是刘士洪的一种推测。这是高君曼小名叫“小众”的最早出处。“小众”是从“大众”猜测出来，而储靖寰、刘从周的回忆文字是别人记录的，多有失实之处，“大众”的说法都系空穴来风。 二是关于高君曼的“又名贤萃”。刘士洪说高君曼“又名贤萃”，高贤萃这个名字的确是有出处的。1928年的《霍邱县志》载：“高贤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 刘士洪肯定看过，因为他说高君曼“又名贤萃”。1928年的《霍邱县志》记载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仅有两人，一是高晓岚，二是高贤萃，而且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高君曼”这个名字。 高贤萃是高君曼的可能性极大，但又无法证实，只能待考了。 刘士洪是最早关注到这个问题的人，对1928年《霍邱县志》所记载的“高贤萃”“高晓岚”肯定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是“高晓岚”。从目前能检索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陈独秀霍邱探亲记》是最早提出陈独秀原配叫“高晓岚”的。1928年《霍邱县志》，与高贤萃名字挨在一起的正是高晓岚：“高晓岚，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现留学美国。”高晓岚（1899—1992），霍邱县洪集人，于1915年考入位于安庆的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7—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及其升格后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又回到安庆，任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1925年留学美国。1992年《霍邱县志》， 载有高晓岚的简介：
高晓岚（女，1899—？），霍邱洪集乡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曾任民国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大学教授。
1992年《霍邱县志》对高晓岚的介绍，与1928年《霍邱县志》是吻合的 。这个时候，作为县志“人物”的编纂，刘士洪并没有采纳自己在《陈独秀霍邱探亲记》的虚构说法 。刘士洪在《陈独秀霍邱探亲记》中说陈独秀原配夫人“晓岚文化程度较低，思想封建保守”，与1928年和1992年县志上记载的“高晓岚”明显不符。1986年，在写作《陈独秀霍邱探亲记》时，刘士洪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顺手牵羊，将“高晓岚”这个名字安在了“高xx（乳名大众）”的身上。这种张冠李戴，在纪实文学写作中可能是允许的，但如果是文史研究，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造假行为。
自从1986年刘士洪在《陈独秀霍邱探亲记》里将“高晓岚”张冠李戴到陈独秀原配高氏头上后，在陈独秀研究界经过了一番以讹传讹的传播过程，也有一部分学者一直在抵制，试图纠正这个谬说，但收效甚微。陈独秀原配高氏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但由于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学术界屡被提起。
从《陈独秀姻亲轶事》到《陈独秀传》
著名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所著的《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是最早引入“高晓岚说”的陈独秀传记。任建树是国内研究陈独秀的顶尖人物，《陈独秀传》曾经多次再版，具有广泛影响。1999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是《陈独秀传》的升级版。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本《陈独秀大传》 。从《陈独秀传》到《陈独秀大传》，虽经多次修订，陈独秀原配高氏的姓名却一直写着“高晓岚”（“乳名大众”），第二任夫人高君曼的乳名一直写着“小众”：
高登科，字敬亭，安徽霍丘县城东十里高家洋人。高出身于农家，母早丧，受继母虐待。幼年牧鹅，散失两只，不敢回家，路宿麦田，恰遇清官兵路过，被收留作勤务。后步步高升，以安徽统领虚衔副将，清廷赏穿黄马褂，置田4000余亩。高登科原配夫人早丧，续弦詹氏，生一女名晓岚，乳名大众。詹氏亡后，续弦阜阳亓家女儿为妻。亓氏生女名君曼，乳名小众。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亓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
高登科在与陈家联姻的竞争中得胜，将长女晓岚许配给陈独秀。1897年冬，陈独秀18岁与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结婚大典时，想必众亲友祝愿他俩白头偕老，说了许多的吉利话。至于当事人男女双方对结婚有什么意见，这至关重要。因为包办式的婚姻根本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允许他们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
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任建树对高登科和其两个女儿情况的介绍，依赖于霍邱县地方文献，页底注释为：“马启荣、蔡亚樵：《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未刊稿）”。
马启荣（1944—），霍邱县人，原安徽省农村经济办公室干部。“蔡亚樵”，应为桑亚樵，原霍邱县科协干部，任建树把他的名字写错了，桑亚樵是《霍邱文史资料》的主要作者之一。
马启荣、桑亚樵的未刊稿《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多年之后编入了2010年出版的《霍邱民間故事》和2011年出版的《六安民间故事全书霍邱卷》，标题为《陈独秀姻亲轶事》，全文如下：
陈独秀的岳父高登科，霍邱城东15里高家洋人，
（因地势低洼，稚雨即积水如洋，当地又多住高姓，故名）。高家并非显门豪族，只是一个贫苦农家。高生母早丧。继母待其甚恶，常有打骂。高在虚龄13岁那年春末，赶着一群鹅到村外放牧，不知何故散失两只，高怕继母打骂，躲在麦地里不敢回家，以摘食田地里青蔬豆角果腹，达5天之久，就在这第5天头上，路上有一队官兵经过，发现了他，长官甚为怜惜，便收留其当勤务，高登科就这样入了行伍。后因军功逐渐升迁，做过游击，统领、副将等。高一生结婚3次，原配周氏，婚后数月即丧，无儿女，后续弦，生一女，乳名大众，以后高登科的继妻又丧，又娶阜阳亓家花门楼子一人称提督者的女儿为妻。亓氏生2男1女，2男名岳山、寿山（当地人俗称其为大铁汉、二铁汉），女名君曼（小名小众），即陈独秀的继妻。 高登科发迹之后，在家乡购了田地约4千亩，又在霍邱城内置了房产，并将家属放在霍邱城内，他在安庆为统领时，从家乡来人口中得悉亓氏待高大众不善，家中请有文武两位先生，专教其子女习文练武，亓氏却不让大众参与。她常穿着布衣，围着布围裙，被继母当丫鬟使用。高因其本人幼时曾受到后母虐待，闻讯后很是不满，便化装成叫花子突然抵家，果见亓氏待女儿大众如传闻所言，在严责亓氏之后，便将晓岚带到安庆。
陈独秀与高大众的结合，系高登科提议。据说陈听到高的提议后，当时有些诚惶诚恐。因为陈家虽非一般门第，但毕竟当时还不能与高家相比，且独秀当时功名身价也还不高。大众在与陈独秀结婚后，除回过一趟老家霍邱外，始终未离开安庆陈宅。她生有三男一女。
高君曼，思想比较解放，爱好文学，与独秀甚为投契，后同居，生一男一女。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曾偕同高君曼、高晓岚，来霍邱岳母家（这时岳父已去世）过春节，住有半月时间。陈独秀穿长袍马褂，戴平顶四喜帽，高君曼足穿高跟尖头皮鞋，人称“摩登女子”。陈的岳母亓氏因忌姊妹同嫁一人，为不伤雅，借邻居吴家的客厅让独秀、君曼居住。
君曼的两哥哥，爱吸鸦片烟，不问政治，靠父传家业为生，兄弟分家时，家里只有1千多亩地了。弟兄俩同于1919年去世。
只要将任建树的文字，与马启荣、桑亚樵整理的这篇霍邱民间故事进行比对，便可判定任建树的“高晓岚说”“大众说”“小众说”都来自后者。任建树《陈独秀传》中的高登科幼年牧鹅故事、亓氏虐待“高大众”的情节，都来自《陈独秀姻亲轶事》，甚至一些句子都基本雷同。比如：
当高登科得知晓岚在家受后母亓氏虐待当丫头使唤时，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乃将晓岚带到安庆。
（任建树《陈独秀传》）
高因其本人幼时曾受到后母虐待，闻讯后很是不满，便化装成叫花子突然抵家，果见亓氏待女儿大众如传闻所言，在严责亓氏之后，便将晓岚带到安庆。
（马启荣 桑亚樵《陈独秀姻亲轶事》）
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生命，任建树引用了《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所记载的一些“轶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任建树可能不知道，马启荣、桑亚樵的《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实际是他们整理的民间故事。因此，任建树对陈独秀原配高氏的所谓正名“高晓岚”和乳名“大众”，对高君曼的所謂乳名“小众”，未能深入考证去伪存真，使他的这部影响广泛的陈独秀传记出现了一处不应有的硬伤，以讹传讹地把这种错误的说法传播开去。任建树在《陈独秀传》里，还制作了陈独秀的“世系表”，明确标注“高晓岚（乳名大众）”“高君曼（乳名小众）”。 任建树的这部传记， 是再版多次、史料最翔实，史学界公认的“有关陈独秀传记及研究中较具权威性的一部” 。正因为如此，这部陈独秀传记，成了谬说的超级传播者。
任建树与桑亚樵都已经去世，任建树将桑亚樵的名字写成“蔡亚樵”，说明他对《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的作者并不是太熟悉，他是怎么拿到这份未刊稿的，已经无法考证了。直到今天，关于高登科家族的历史文献资料，都极端匮乏。在不知道《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是一篇民间故事的情况下，任建树采纳了“高晓岚说”“大众说”“小众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权宜之计。尽管如此，任建树仍然发现马启荣、桑亚樵文章中所存在的问题。马启荣、桑亚樵说：“大众在与陈独秀结婚后，除回过一趟老家霍邱外，始终未离开安庆陈宅。”任建树在《陈独秀传》里说：“她自从嫁到陈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任建树的叙述，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他否定了原配高氏与陈独秀、高君曼一起回霍邱探亲的可能性。
当然，陈独秀夫人姓名讹说的最初源头，还是刘士洪的《陈独秀霍邱探亲记》。只要经过仔细比对，就会发现马启荣、桑亚樵整理的民间故事，明显借鉴了刘士洪的《陈独秀霍邱探亲记》。刘士洪描写陈独秀“头戴四喜平顶帽，身穿深灰色旧式带大襟毛质皮袍，外套黑色马褂”，马启荣、桑亚樵也说“陈独秀穿长袍马褂，戴平顶四喜帽”。刘士洪描写高君曼“身穿黑色呢子夹大衣，脚穿大鹰皮尖头黄色皮鞋”，“这样的穿戴已是很时髦的了，所以人们称她是‘摩登女子’”，再看马启荣、桑亚樵对高君曼的描写：“高君曼足穿高跟尖头皮鞋，人称她叫‘摩登女子’。”更要命的是，马启荣、桑亚樵直接采用了《陈独秀霍邱探亲记》中对陈独秀原配的称呼“高晓岚”，也使用了高氏的所谓小名“大众”“小众”。值得注意的是，马启荣、桑亚樵的文章中没有出“高贤萃”，所以这个名字在陈独秀研究界，几乎无人知晓。“高晓岚”“大众”“小众”，因为寄身于任建树所著的《陈独秀传 》（《陈独秀大传》）而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关于陈独秀姻亲高家的情况调查》是未刊稿，在整个传播链中，没有人质疑这份资料的真实性，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感情，来断定该资料是否可用。
柳冬妩（东莞文学艺术院作家，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