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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作者是明代冯梦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本聚焦于“三言”中以苏州城市为故事背景的内容，阐述当时的社会风土人情、地域风情、民俗文化等内容，展现明清时期的苏州城市文化特点。
【关键词】人物;地域;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25-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资助课题“明清苏州小说研究”（项目编号：KYCX20-2873）研究成果。
一、苏州人物形象
苏州，可谓人杰地灵，很多故事中都写到苏州才子。比如在《醒世恒言》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一回中：却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钱名青，字万选。此人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为证。钱青就是典型的苏州才子。在《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一回中，讲起梁祝的故事，说到祝英台遇个朋友，是个苏州人氏，叫作梁山伯。这梁山伯也是大家熟知的苏州才子了。《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华安道：‘我乃苏州唐解元也。’”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也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耳熟能详。唐伯虎也是著名四才子之一。
小说中还有侧面描写苏州人杰地灵的细节，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張廷秀逃生救父》：“只这苏州城里有无数高才绝学，朝吟暮读，受尽了灯窗之苦，尚不能勾飞黄腾达。”
还有苏州商人形象。《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苏州府施复卖丝时拾金不昧，主动归还失主钱财，为人忠厚，既种善因，便得善果，后来重遇失主朱恩，两家从此互帮互助，生活越来越好，不在话下。
当然，小说涉及的苏州人，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比如在《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回中，苏州平江赵正（宋四公师弟）就是一个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不良分子，他身上的小伎俩，各种偷盗本事强过师兄及其同行。这样一伙盗贼在东京一带行事猖獗，直至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才惧怕散去。这一形象就是小说中比较负面的存在了。
另外还有一些有点小聪明的普普通通市民形象。在《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回中，有个人“姓金名满，也是苏州府昆山县人。少时读书不就，将银援例纳了个令史，就参在本县户房为吏。”混个乖巧讨喜，好过日子。因丢了库银误伤了义子秀童，后将养着的美婢嫁给他，金满无子，家业也被其继承。此人虽误信召将之术，险些害死无辜之人，但胜在知错就改，补偿甚多，也算将功抵过了。又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话说正德年间，苏州府昆山县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后。”替老和尚买棺木送终，可见有良善之心，之后喜得子，但却看不上刘有才的出身，对结亲略有不满，这又是他的心胸狭隘之处了。结果早早去世了。诚然，因果报应，有好有坏罢了。
在《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中：“话说元朝顺年间，江南苏州府吴趋坊，有一长者，姓施，名济，字近仁。其父施鉴，字公明，为人谨厚志诚，治家勤俭，不肯妄费一钱。”施鉴老来得子，十分爱惜施济。施济也不负众望，日益长成。聪明好学，赴考不利，转而散财结客，时常帮助别人，欲以豪侠成名于世。虽一辈子无功无错，却也中年病死了。所幸种得善因，报于子孙了。
不论小说写的是才子、商人，还是普通地主财主，这些小人物都是苏州城市市民的一种形象代表，作者通过文字再现当时的市民阶层，生动形象地在读者眼前铺开明清苏州市民形象画卷，也让我们能看到不同于史书记载的生动活泼的苏州人民。
二、苏州地域文化
“地域就是一个空间概念，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包括自然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域所内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意义。”其实地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也是历史性的。地域在历史长河的不断演变中形成了特定地区的人文风貌和文化积淀。就苏州这一地域而言，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既经济富庶又风光旖旎的。苏州的地理特点赋予它繁荣的商业贸易环境。
“明清时苏州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水上交通便利，贸易繁荣。”这一点在很多地方体现。在《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一回中，“（李元）渡江至润州，迤逦到常州，过苏州，至吴江。”这表明苏州一带水路发达，交通便利。又如《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张四哥偶有事到湖州双林地方，船从苏州娄门过去，忽见胡美在娄门塘上行走。”船只是路过苏州娄门，可见水路便利。《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过了镇江、丹阳，风水顺溜，两日已到苏州，把船泊在胥门马头上。”
苏州的地理特点——水乡就带来了独特的顺水行商的贸易环境，苏州作为行商重要地点，在小说中多有体现。比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回中陈大郎雇船装粮去做生意，一路遇到顺风，不出两月便到了苏州府枫桥地面，那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而另一头蒋兴哥在广东贩了些货物，因久闻“上说天堂，下说苏杭”便有心走一趟，到苏州做一回买卖。两个人因此相识，因陈大郎不知蒋兴哥真实身份，暴露了自己与三巧儿的事情。等陈大郎在苏州脱货完，又遭打劫，回去找三巧儿时才知事已败露，惊慌愁思，重病不起，直至撒手人寰。这一番下来，不难发现，苏州这个关键词，它是行商关键，也是陈大郎私情暴露之关键地，这一次苏州变成了商与情双重交汇之地。
除了地理特点带来的商业文化，苏州本身的地理风景也带来令人愉悦的审美文化。对苏州纯粹的秀丽风景的赞美之情也不难在小说中发现。如在《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一回中：“（李元）渡江至润州，迤逦到常州，过苏州，至吴江。”李元坐船这一路，看见江南秀丽风景，赞叹不绝，登岸赏景。另外，在《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荆公考验苏轼时，有这样一段对话：“苏州金阊门外，至于虎丘，这一带路，叫作山塘，约有七里之遥，其半路名为半塘……”“苏州对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这是借二人对对子侧面展现苏州的自然风景闻名天下的著名程度。 《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中对商业繁荣的苏州阎门进行了一番水岸风景特色描摹：“却说苏州六门薪、盘、脊、间、娄、齐。那六门中只有阎门最盛，乃舟车辐揍之所。真个是翠袖三千楼上，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唐解元一日坐在间门游船之上，就有许多斯文中人，慕名来拜，出扇求其字画。解元画了几笔水墨，写了几首绝句。那闻风而至者，其来愈多。”短短几句就写出了熙熙攘攘的商贩、风情万种的青楼女、来往穿梭的客船、嘈杂的市声人。这是水岸赋予苏州的独特江南韵味。
三、苏州民俗风情
苏州文化积淀深厚，作者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不经意便能展现出它独特的世俗文化民俗。城市文化说到底是市民文化，是世俗文化，市民的日常活动是构成城市文化的要素之一。那么“三言”中的苏州城市文化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小说中的苏州风俗之一：别号示敬。如在《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回中，有提到苏州风俗：“原来苏州有件风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内外人都称呼为‘相公’。”再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原来苏州风俗，不论大家、小家，都有个外号，彼此相称。”互相称外号是尊敬之意，小说中宋敦的外号就是“玉峰”，别有一番意境。这一风俗在其他故事中也有体现，如《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众人为施复起了个外号叫润泽：“遂庆个号儿，叫作施润泽。”也是表示尊敬之意。
再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写道：“（张权）自起了个别号，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误主顾。’”可见自起别号也是一项雅事。张权虽是后搬家到苏州，并非苏州本地之人，但他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后，受苏州本地风俗浸染，也给自己起个别号。可见，苏州文化的影响，市民的生活不光是柴米油盐，也伴有雅致之趣。
小说中的苏州风俗之二：节庆活动。如在《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回中：“又过了两日，是正月初五，苏州风俗，是日家家户户，祭献五路大神，谓之烧利市。”可见端午节在苏州有着独特的活動。再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时届端阳，王千户治酒于园亭家宴。廷章于墙缺往来，明知小姐在于园中。”端阳也就是端午节，小说特意介绍了系五色彩丝、以蒲叶装饰酒杯为南阳端阳习俗。主人公周廷章以彩丝得配、蒲杯共斟寄托自己的心愿。
元宵节活动在小说里也有很多描写。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球映月轮。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春。”这一首诗写出了明清时期元宵节赋予古代青年男女的独特交友时机。张舜美也“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角系一个香囊。”觅得佳偶。
此外，小说中也提及去庙里求子民风。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闻得徽州有盐商求嗣，新建陈州娘娘庙于苏州阊门之外，香火甚盛，祈祷不绝。”
四、小结
总体而言，“三言”中涉及的许多市民活动正体现了包含明清苏州文人雅致、日常生活趣味性、一定程度的封建迷信在内的城市文化特点。“三言”的苏州可谓令人神往，冯梦龙在这三本小说里描摹了多样的苏州风情，他的“二拍”也同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亟待发掘。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
【关键词】人物;地域;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25-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资助课题“明清苏州小说研究”（项目编号：KYCX20-2873）研究成果。
一、苏州人物形象
苏州，可谓人杰地灵，很多故事中都写到苏州才子。比如在《醒世恒言》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一回中：却说苏州府吴江县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钱名青，字万选。此人饱读诗书，广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为证。钱青就是典型的苏州才子。在《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一回中，讲起梁祝的故事，说到祝英台遇个朋友，是个苏州人氏，叫作梁山伯。这梁山伯也是大家熟知的苏州才子了。《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华安道：‘我乃苏州唐解元也。’”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也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耳熟能详。唐伯虎也是著名四才子之一。
小说中还有侧面描写苏州人杰地灵的细节，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張廷秀逃生救父》：“只这苏州城里有无数高才绝学，朝吟暮读，受尽了灯窗之苦，尚不能勾飞黄腾达。”
还有苏州商人形象。《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苏州府施复卖丝时拾金不昧，主动归还失主钱财，为人忠厚，既种善因，便得善果，后来重遇失主朱恩，两家从此互帮互助，生活越来越好，不在话下。
当然，小说涉及的苏州人，也并非都是正面形象。比如在《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回中，苏州平江赵正（宋四公师弟）就是一个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不良分子，他身上的小伎俩，各种偷盗本事强过师兄及其同行。这样一伙盗贼在东京一带行事猖獗，直至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才惧怕散去。这一形象就是小说中比较负面的存在了。
另外还有一些有点小聪明的普普通通市民形象。在《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回中，有个人“姓金名满，也是苏州府昆山县人。少时读书不就，将银援例纳了个令史，就参在本县户房为吏。”混个乖巧讨喜，好过日子。因丢了库银误伤了义子秀童，后将养着的美婢嫁给他，金满无子，家业也被其继承。此人虽误信召将之术，险些害死无辜之人，但胜在知错就改，补偿甚多，也算将功抵过了。又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话说正德年间，苏州府昆山县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后。”替老和尚买棺木送终，可见有良善之心，之后喜得子，但却看不上刘有才的出身，对结亲略有不满，这又是他的心胸狭隘之处了。结果早早去世了。诚然，因果报应，有好有坏罢了。
在《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中：“话说元朝顺年间，江南苏州府吴趋坊，有一长者，姓施，名济，字近仁。其父施鉴，字公明，为人谨厚志诚，治家勤俭，不肯妄费一钱。”施鉴老来得子，十分爱惜施济。施济也不负众望，日益长成。聪明好学，赴考不利，转而散财结客，时常帮助别人，欲以豪侠成名于世。虽一辈子无功无错，却也中年病死了。所幸种得善因，报于子孙了。
不论小说写的是才子、商人，还是普通地主财主，这些小人物都是苏州城市市民的一种形象代表，作者通过文字再现当时的市民阶层，生动形象地在读者眼前铺开明清苏州市民形象画卷，也让我们能看到不同于史书记载的生动活泼的苏州人民。
二、苏州地域文化
“地域就是一个空间概念，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包括自然的地理环境，以及地域所内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意义。”其实地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也是历史性的。地域在历史长河的不断演变中形成了特定地区的人文风貌和文化积淀。就苏州这一地域而言，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既经济富庶又风光旖旎的。苏州的地理特点赋予它繁荣的商业贸易环境。
“明清时苏州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水上交通便利，贸易繁荣。”这一点在很多地方体现。在《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一回中，“（李元）渡江至润州，迤逦到常州，过苏州，至吴江。”这表明苏州一带水路发达，交通便利。又如《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张四哥偶有事到湖州双林地方，船从苏州娄门过去，忽见胡美在娄门塘上行走。”船只是路过苏州娄门，可见水路便利。《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过了镇江、丹阳，风水顺溜，两日已到苏州，把船泊在胥门马头上。”
苏州的地理特点——水乡就带来了独特的顺水行商的贸易环境，苏州作为行商重要地点，在小说中多有体现。比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回中陈大郎雇船装粮去做生意，一路遇到顺风，不出两月便到了苏州府枫桥地面，那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而另一头蒋兴哥在广东贩了些货物，因久闻“上说天堂，下说苏杭”便有心走一趟，到苏州做一回买卖。两个人因此相识，因陈大郎不知蒋兴哥真实身份，暴露了自己与三巧儿的事情。等陈大郎在苏州脱货完，又遭打劫，回去找三巧儿时才知事已败露，惊慌愁思，重病不起，直至撒手人寰。这一番下来，不难发现，苏州这个关键词，它是行商关键，也是陈大郎私情暴露之关键地，这一次苏州变成了商与情双重交汇之地。
除了地理特点带来的商业文化，苏州本身的地理风景也带来令人愉悦的审美文化。对苏州纯粹的秀丽风景的赞美之情也不难在小说中发现。如在《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李公子救蛇获称心》一回中：“（李元）渡江至润州，迤逦到常州，过苏州，至吴江。”李元坐船这一路，看见江南秀丽风景，赞叹不绝，登岸赏景。另外，在《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荆公考验苏轼时，有这样一段对话：“苏州金阊门外，至于虎丘，这一带路，叫作山塘，约有七里之遥，其半路名为半塘……”“苏州对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这是借二人对对子侧面展现苏州的自然风景闻名天下的著名程度。 《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中对商业繁荣的苏州阎门进行了一番水岸风景特色描摹：“却说苏州六门薪、盘、脊、间、娄、齐。那六门中只有阎门最盛，乃舟车辐揍之所。真个是翠袖三千楼上，黄金百万水东西。五更市贩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齐。唐解元一日坐在间门游船之上，就有许多斯文中人，慕名来拜，出扇求其字画。解元画了几笔水墨，写了几首绝句。那闻风而至者，其来愈多。”短短几句就写出了熙熙攘攘的商贩、风情万种的青楼女、来往穿梭的客船、嘈杂的市声人。这是水岸赋予苏州的独特江南韵味。
三、苏州民俗风情
苏州文化积淀深厚，作者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不经意便能展现出它独特的世俗文化民俗。城市文化说到底是市民文化，是世俗文化，市民的日常活动是构成城市文化的要素之一。那么“三言”中的苏州城市文化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小说中的苏州风俗之一：别号示敬。如在《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回中，有提到苏州风俗：“原来苏州有件风俗，大凡做令史的，不拘内外人都称呼为‘相公’。”再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原来苏州风俗，不论大家、小家，都有个外号，彼此相称。”互相称外号是尊敬之意，小说中宋敦的外号就是“玉峰”，别有一番意境。这一风俗在其他故事中也有体现，如《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众人为施复起了个外号叫润泽：“遂庆个号儿，叫作施润泽。”也是表示尊敬之意。
再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写道：“（张权）自起了个别号，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不误主顾。’”可见自起别号也是一项雅事。张权虽是后搬家到苏州，并非苏州本地之人，但他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后，受苏州本地风俗浸染，也给自己起个别号。可见，苏州文化的影响，市民的生活不光是柴米油盐，也伴有雅致之趣。
小说中的苏州风俗之二：节庆活动。如在《警世通言》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一回中：“又过了两日，是正月初五，苏州风俗，是日家家户户，祭献五路大神，谓之烧利市。”可见端午节在苏州有着独特的活動。再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王娇鸾百年长恨》：“时届端阳，王千户治酒于园亭家宴。廷章于墙缺往来，明知小姐在于园中。”端阳也就是端午节，小说特意介绍了系五色彩丝、以蒲叶装饰酒杯为南阳端阳习俗。主人公周廷章以彩丝得配、蒲杯共斟寄托自己的心愿。
元宵节活动在小说里也有很多描写。如《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球映月轮。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春。”这一首诗写出了明清时期元宵节赋予古代青年男女的独特交友时机。张舜美也“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角系一个香囊。”觅得佳偶。
此外，小说中也提及去庙里求子民风。如《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闻得徽州有盐商求嗣，新建陈州娘娘庙于苏州阊门之外，香火甚盛，祈祷不绝。”
四、小结
总体而言，“三言”中涉及的许多市民活动正体现了包含明清苏州文人雅致、日常生活趣味性、一定程度的封建迷信在内的城市文化特点。“三言”的苏州可谓令人神往，冯梦龙在这三本小说里描摹了多样的苏州风情，他的“二拍”也同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亟待发掘。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