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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在郑也夫先生的倡议下，十位教授呼吁把即将设立的燃油税由每升一元提到每升三至四元。公开信甫一发出，便引起网议嚣嚣，反对之声逐浪而高。
有人“拍砖”说：“提高燃油税，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而我们的倡议书说的很明白，郑也夫先生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有深入的解释：提高燃油税，提高的部分落在石油公司头上，不落在“消费者”头上；目前的养路费制度，其实是“不消费者”（无车者）和“少消费者”在买单；过低的燃油税，同样也要“不消费者”补其不足。也有人说：不要与欧美相比，人家有燃油税，是因为没有养路费。然而，我们的倡议所说的燃油税，前提恰恰就是要把养路费、治污费打入燃油税之中。
在十教授之中，我是唯一的一位副教授。我同意签名，是因为这符合我批判工业文明的总体理念。所以尽管不是燃油税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道路学家，亦忝附骥尾。
前两天与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通话，无意提到此事，她再次告诫我，不要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发言，并给我传来了某先生的文章《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以示我参与倡议之荒谬。这又动了我的好辩之心。
我支持提高燃油税的理由，并非基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乃是基于我对于文明的整体判断。近几年，我由批判科学主义入手，进而批判工业文明。在我看来，工业文明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不可逆地把自然资源（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化成垃圾（包括固态的、液态的、气态的以及表现为耗散热的第四态）。我相信，当下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怎么样让工业文明停下来。即使不能停下来，也该努力慢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人类文明将在我们可见的未来走向尽头。所以，对于能源开发我不以为然，对于太阳能之类的所谓清洁能源，我也专门发表过文章表示质疑。总体而言，提高燃油税，乃至于提高油价，都会减少油耗，减缓工业文明的步子。
《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中说：“在未获得国家立法机关同意的情形下，国务院，更不用说国家发改委，有权开征新的税种吗？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燃油税税率的确定，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了吗？对此，没有任何能够予以证实的相关新闻报告。所以，燃油税不符合宪政的根本原则，不具有宪政程序上的正当性。……因此，新推出的燃油税违反了宪政的基本原则，也有悖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如果政府不断增收各种税赋，而不问纳税人是否同意，也不增加政府财政的透明度，那么，对专横的权力、无限的政府，纳税人不应永远保持沉默！”
作者自然有他的道理。然而，他的观点对我们的倡议并不构成反驳。因为，“燃油税是否符合宪政原则”与“燃油税多少合适”，是两个问题。它们虽有关联，但不能说，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没有意义。无论何时，我们永远处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比如我现在申请职称，想把那个“副”字去掉。对于职称评定的种种细节要求，比如 CSSCI 数目之类的，我深感荒谬。但是我仍然要按照这个荒谬的规则去申请，而不是拒绝申请。同时，也不排除我会提出某些“合理化”建议，使其荒谬有所减缓。
在反对者中，还有我的朋友萧瀚先生。去年底，他就在他的博客上张出宏贴《十教授的燃油税建议荒唐》，列出来皇皇十五大条。在我看来，只有其第二条比较靠谱：“为了实践宪政精神，这份建议书的诉求对象最好不要是国务院及其总理，而应当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算是一条建设性意见。不过，嚣嚣网议之中，有很多观点与他的诸条高论暗合，所以我不妨择要略作回应。
比如其第三条：“涉及环保问题，可以建议政府做的事情很多，但轻易大幅提高燃油税绝对是个不切实际且毫不搭调的方法，可以建议完善公共交通，可以建议设立有民间团体参与的环保监督部门，在环保方面全面开放言禁等等，这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再来提调高燃油税还差不多。”这些建议和措施当然都不错，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才能建议提高燃油税呢？你有你的视角，我有我的考虑。你认为你的建议重要，你也可以呼吁，比如找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而你不去做这些事情，却批评我出于我的角度提出的议案，是否有此必要呢？
其第八条：“如此调高燃油税，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开销——公费用车成本大大提高，并将毫无悬念地进一步加深社会公车私用的恶习。”这已经属于过度诠释了。照此逻辑，难道为了减轻公车私用的恶习，我们应该提倡不设燃油税，免费供应石油不成？公费用车更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分开讨论。此外，萧瀚兄的“毫无悬念”，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可以这样延伸，那我不妨沿着萧瀚的推论进一步延伸，由于公车私用加重，社会矛盾激化，引起高层震动，最后全面推广公车私有化，大幅度地解决了公车私有问题。所以应该把燃油税提得再高一点。这样以不断延伸的可能性为论据，这个话题早晚会大到无边无际，没根没落。
其第十一条责问：“政府征收了很重的燃油税，就能用来治理环境？”同样，这还是另一个问题，对我们的提议不构成反驳。我提倡增加燃油税，你也可以提倡提高政府透明度，设立监督机制。
回过来说第五条：“高额燃油税真正打击的只能是城市中产者，绝不会是那些真正的富翁，更不可能是权贵们。开征三到四元的燃油税，意味着城市中产者日常生活的支出大大增加，我想问的是，凭什么？”问得慷慨激昂，却好像没有过脑。我们的提议中强调，增加的部分不落在零售油价上。同时，有车一族，城市中产者，在整个现代化的食物链中，处于上游，相对于下游民众来说，已经过度地占有了社会资源，凭什么支出就不能增加？如果说，你的理由就是，在比我们更上游的“真正的”富翁和权贵遭到打击之前，我就要继续享受作为上游的好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说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心寒。曾经有位有车的朋友对我说：“如果燃油税提高了，我到你们家吃饭去。”好歹也算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虑问题如果不能超越自身之利益，毫无担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是相互勾连着的。一项新的政策，一个新的提议，必然与其他方面牵涉到丝丝缕缕的关系，也必然有坏的可能性。公共交通有问题，出租车制度有问题，公车私有有问题，环保言路不畅有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会牵扯到其他的问题，可能会使其他问题得到好转，也可能会使其他问题恶化。我不知道其他签名的教授的怎么想，对我而言，作为学者，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提出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是制度设计者，我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不可能了解每一方面的情况，给出一个完美的让社会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对于学者提这样的要求，那就意味着学者不可能提任何建议！术业有专攻，一个战略家不需要是一个神枪手。
萧瀚兄的第十五条说：“环保问题当然是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切实的行动去点滴努力，指望用扩张政府权力的方式来限制人民的资源浪费行为，在目前中国语境下，是相当危险的一种方式（弄不好进一步助长了行政权之恣肆跋扈，而本想解决的问题却更得不到解决，还滋生一堆问题），远不如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制约政府权力、倡导公民独立、自治、自律来得更切实际——虽然这很缓慢，但千万别指望快，揠苗助长必然适得其反，倘若朝野双方（主要是朝廷）不知道用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改革政治制度以有效配置资源、节制人们的物欲，倘若全民族都不知道应当节欲，到头来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上天的宿命，岂是人力可为之事？”
萧瀚兄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所以反对扩张政府权力，但是，依然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问题固然重要，甚至最最重要，但是也不能等宪政问题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按照这种思路，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宪政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别的问题就暂时不能谈了。这种思路，是我反对的。如果等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就晚了。完美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不可达成的，所以我只能主张，在不完美的当下，基于不完美的现实，做一点可能的变化。至于萧瀚兄说“要死一块死”。如果不是气话，那未免有些不负责任了。
实际上，在工业文明的整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提高燃油税会有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就如塑料袋收费一样，只是一个象征。政策固然是个好政策，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市场变相地恢复了免费塑料袋的供应；几毛钱不足以使人不买塑料袋；没有了免费塑料袋做垃圾袋，很多人专门买塑料垃圾袋。所以我不认为这项政策能够实质性地减少中国的塑料消费总量。就算全国人民都拎着布袋子购物，又能起多大的作用？无非是减少了最外面的一个袋子而已，而袋子里面的所有商品，都密密实实地打着塑料包装。但是，我不能因为如此，就不支持这项政策。在我看来，塑料袋收费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它告诉人民，我们这样的消费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是应该终结的。
如果真想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我建议对所有塑料生产厂商课以重税，大幅度提高塑料成本，额外的税收专门投入到垃圾处理中。毫无疑问，这将大幅度提高包装成本，从而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同样，提高燃油税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这告诉人们，我们建立在低油价之上的生活方式是脆弱的，是注定要终结的。
因而提高燃油税的建议，在我看来，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电话里的朋友认为，动不动就搞什么十教授，实在有作秀之嫌。我对这话倒是有点儿认可。如果作秀能够引来更多的目光，能够激起更多的讨论，何乐而不为呢！既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我倒希望秀得再大一点。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两重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一是生态问题。这两重问题交织在一起。前者关乎社会正义、民主民生。但是，以往在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常常忽视了生态问题，甚至加重了生态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发展的权利，从解决生存问题的角度，是正当的，对于发展中地区，也是公平的。然而，换一个角度，所谓发展的权利，其实是污染的权利，破坏生态的权利。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人类的所谓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大自然。人类整体对大自然的掠夺，转化成了人类的财富，而这个财富在人类内部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不公正的。处于现代化上游的人们享有的更多，这对于下游的人们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以往我们解决问题的做法是，把蛋糕做大，从大自然中更多地掠夺，从而让下游的人们也能多分一些。这种“发展”看起来部分解决了公平问题，民生问题，但是客观上，却使生态问题更加严重。相反，从生态问题出发的所有政策，总的来说，是减少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而在操作上，必然会使下游的人们受到更多的影响——因为整个社会制度就是上游的人设计的，必然会对他们更加有利——从而会被认为是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是环保人士常常面对的两难，很多在整体上、从长远来看，符合生态正义的政策，在当下的现实中，的确使底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更直接的，更严重的冲击。就如古道尔曾被人质问：“最后一个香蕉，是给人，还是给黑猩猩。”
然而，提高燃油税恰恰不属于此列。提高燃油税，既符合生态文明的大趋势，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公正。
有人“拍砖”说：“提高燃油税，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而我们的倡议书说的很明白，郑也夫先生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有深入的解释：提高燃油税，提高的部分落在石油公司头上，不落在“消费者”头上；目前的养路费制度，其实是“不消费者”（无车者）和“少消费者”在买单；过低的燃油税，同样也要“不消费者”补其不足。也有人说：不要与欧美相比，人家有燃油税，是因为没有养路费。然而，我们的倡议所说的燃油税，前提恰恰就是要把养路费、治污费打入燃油税之中。
在十教授之中，我是唯一的一位副教授。我同意签名，是因为这符合我批判工业文明的总体理念。所以尽管不是燃油税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道路学家，亦忝附骥尾。
前两天与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通话，无意提到此事，她再次告诫我，不要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发言，并给我传来了某先生的文章《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以示我参与倡议之荒谬。这又动了我的好辩之心。
我支持提高燃油税的理由，并非基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乃是基于我对于文明的整体判断。近几年，我由批判科学主义入手，进而批判工业文明。在我看来，工业文明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不可逆地把自然资源（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化成垃圾（包括固态的、液态的、气态的以及表现为耗散热的第四态）。我相信，当下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怎么样让工业文明停下来。即使不能停下来，也该努力慢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人类文明将在我们可见的未来走向尽头。所以，对于能源开发我不以为然，对于太阳能之类的所谓清洁能源，我也专门发表过文章表示质疑。总体而言，提高燃油税，乃至于提高油价，都会减少油耗，减缓工业文明的步子。
《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中说：“在未获得国家立法机关同意的情形下，国务院，更不用说国家发改委，有权开征新的税种吗？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燃油税税率的确定，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了吗？对此，没有任何能够予以证实的相关新闻报告。所以，燃油税不符合宪政的根本原则，不具有宪政程序上的正当性。……因此，新推出的燃油税违反了宪政的基本原则，也有悖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如果政府不断增收各种税赋，而不问纳税人是否同意，也不增加政府财政的透明度，那么，对专横的权力、无限的政府，纳税人不应永远保持沉默！”
作者自然有他的道理。然而，他的观点对我们的倡议并不构成反驳。因为，“燃油税是否符合宪政原则”与“燃油税多少合适”，是两个问题。它们虽有关联，但不能说，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没有意义。无论何时，我们永远处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比如我现在申请职称，想把那个“副”字去掉。对于职称评定的种种细节要求，比如 CSSCI 数目之类的，我深感荒谬。但是我仍然要按照这个荒谬的规则去申请，而不是拒绝申请。同时，也不排除我会提出某些“合理化”建议，使其荒谬有所减缓。
在反对者中，还有我的朋友萧瀚先生。去年底，他就在他的博客上张出宏贴《十教授的燃油税建议荒唐》，列出来皇皇十五大条。在我看来，只有其第二条比较靠谱：“为了实践宪政精神，这份建议书的诉求对象最好不要是国务院及其总理，而应当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算是一条建设性意见。不过，嚣嚣网议之中，有很多观点与他的诸条高论暗合，所以我不妨择要略作回应。
比如其第三条：“涉及环保问题，可以建议政府做的事情很多，但轻易大幅提高燃油税绝对是个不切实际且毫不搭调的方法，可以建议完善公共交通，可以建议设立有民间团体参与的环保监督部门，在环保方面全面开放言禁等等，这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再来提调高燃油税还差不多。”这些建议和措施当然都不错，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才能建议提高燃油税呢？你有你的视角，我有我的考虑。你认为你的建议重要，你也可以呼吁，比如找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而你不去做这些事情，却批评我出于我的角度提出的议案，是否有此必要呢？
其第八条：“如此调高燃油税，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开销——公费用车成本大大提高，并将毫无悬念地进一步加深社会公车私用的恶习。”这已经属于过度诠释了。照此逻辑，难道为了减轻公车私用的恶习，我们应该提倡不设燃油税，免费供应石油不成？公费用车更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分开讨论。此外，萧瀚兄的“毫无悬念”，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可以这样延伸，那我不妨沿着萧瀚的推论进一步延伸，由于公车私用加重，社会矛盾激化，引起高层震动，最后全面推广公车私有化，大幅度地解决了公车私有问题。所以应该把燃油税提得再高一点。这样以不断延伸的可能性为论据，这个话题早晚会大到无边无际，没根没落。
其第十一条责问：“政府征收了很重的燃油税，就能用来治理环境？”同样，这还是另一个问题，对我们的提议不构成反驳。我提倡增加燃油税，你也可以提倡提高政府透明度，设立监督机制。
回过来说第五条：“高额燃油税真正打击的只能是城市中产者，绝不会是那些真正的富翁，更不可能是权贵们。开征三到四元的燃油税，意味着城市中产者日常生活的支出大大增加，我想问的是，凭什么？”问得慷慨激昂，却好像没有过脑。我们的提议中强调，增加的部分不落在零售油价上。同时，有车一族，城市中产者，在整个现代化的食物链中，处于上游，相对于下游民众来说，已经过度地占有了社会资源，凭什么支出就不能增加？如果说，你的理由就是，在比我们更上游的“真正的”富翁和权贵遭到打击之前，我就要继续享受作为上游的好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说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心寒。曾经有位有车的朋友对我说：“如果燃油税提高了，我到你们家吃饭去。”好歹也算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虑问题如果不能超越自身之利益，毫无担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是相互勾连着的。一项新的政策，一个新的提议，必然与其他方面牵涉到丝丝缕缕的关系，也必然有坏的可能性。公共交通有问题，出租车制度有问题，公车私有有问题，环保言路不畅有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会牵扯到其他的问题，可能会使其他问题得到好转，也可能会使其他问题恶化。我不知道其他签名的教授的怎么想，对我而言，作为学者，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提出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是制度设计者，我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不可能了解每一方面的情况，给出一个完美的让社会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对于学者提这样的要求，那就意味着学者不可能提任何建议！术业有专攻，一个战略家不需要是一个神枪手。
萧瀚兄的第十五条说：“环保问题当然是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切实的行动去点滴努力，指望用扩张政府权力的方式来限制人民的资源浪费行为，在目前中国语境下，是相当危险的一种方式（弄不好进一步助长了行政权之恣肆跋扈，而本想解决的问题却更得不到解决，还滋生一堆问题），远不如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制约政府权力、倡导公民独立、自治、自律来得更切实际——虽然这很缓慢，但千万别指望快，揠苗助长必然适得其反，倘若朝野双方（主要是朝廷）不知道用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改革政治制度以有效配置资源、节制人们的物欲，倘若全民族都不知道应当节欲，到头来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上天的宿命，岂是人力可为之事？”
萧瀚兄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所以反对扩张政府权力，但是，依然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问题固然重要，甚至最最重要，但是也不能等宪政问题解决之后，再谈其他问题。按照这种思路，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宪政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别的问题就暂时不能谈了。这种思路，是我反对的。如果等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就晚了。完美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不可达成的，所以我只能主张，在不完美的当下，基于不完美的现实，做一点可能的变化。至于萧瀚兄说“要死一块死”。如果不是气话，那未免有些不负责任了。
实际上，在工业文明的整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提高燃油税会有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就如塑料袋收费一样，只是一个象征。政策固然是个好政策，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市场变相地恢复了免费塑料袋的供应；几毛钱不足以使人不买塑料袋；没有了免费塑料袋做垃圾袋，很多人专门买塑料垃圾袋。所以我不认为这项政策能够实质性地减少中国的塑料消费总量。就算全国人民都拎着布袋子购物，又能起多大的作用？无非是减少了最外面的一个袋子而已，而袋子里面的所有商品，都密密实实地打着塑料包装。但是，我不能因为如此，就不支持这项政策。在我看来，塑料袋收费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它告诉人民，我们这样的消费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是应该终结的。
如果真想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我建议对所有塑料生产厂商课以重税，大幅度提高塑料成本，额外的税收专门投入到垃圾处理中。毫无疑问，这将大幅度提高包装成本，从而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同样，提高燃油税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这告诉人们，我们建立在低油价之上的生活方式是脆弱的，是注定要终结的。
因而提高燃油税的建议，在我看来，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电话里的朋友认为，动不动就搞什么十教授，实在有作秀之嫌。我对这话倒是有点儿认可。如果作秀能够引来更多的目光，能够激起更多的讨论，何乐而不为呢！既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我倒希望秀得再大一点。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两重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一是生态问题。这两重问题交织在一起。前者关乎社会正义、民主民生。但是，以往在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常常忽视了生态问题，甚至加重了生态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发展的权利，从解决生存问题的角度，是正当的，对于发展中地区，也是公平的。然而，换一个角度，所谓发展的权利，其实是污染的权利，破坏生态的权利。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人类的所谓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大自然。人类整体对大自然的掠夺，转化成了人类的财富，而这个财富在人类内部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不公正的。处于现代化上游的人们享有的更多，这对于下游的人们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以往我们解决问题的做法是，把蛋糕做大，从大自然中更多地掠夺，从而让下游的人们也能多分一些。这种“发展”看起来部分解决了公平问题，民生问题，但是客观上，却使生态问题更加严重。相反，从生态问题出发的所有政策，总的来说，是减少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而在操作上，必然会使下游的人们受到更多的影响——因为整个社会制度就是上游的人设计的，必然会对他们更加有利——从而会被认为是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是环保人士常常面对的两难，很多在整体上、从长远来看，符合生态正义的政策，在当下的现实中，的确使底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更直接的，更严重的冲击。就如古道尔曾被人质问：“最后一个香蕉，是给人，还是给黑猩猩。”
然而，提高燃油税恰恰不属于此列。提高燃油税，既符合生态文明的大趋势，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