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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冬奥会
是这位31岁老将的封刀之战,
也是圆梦的最后机会，
因为他征战过四届奥运会，
获得了五枚奖牌，
却唯独没有金牌。
然而，裁判莫名的判罚
最终使这一切化为泡影，
于是有人说，他壮志未酬，
但也有人说，他是胜利者，
因为对他而言
金牌已不是最高荣誉，
他的精神
早已让人们在心中为他加冕。
——编者
与陈露一起练“花滑”
人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巧合。如果7岁那年父亲没有带我去参加滑冰班，也许现在的我会在高山深谷中探险，会在落满灰尘的古籍前研究历史，然而，就在我第一次穿上冰鞋颤颤微微站上冰场上的一刹那，我的命运改变了。
很多记者问我，小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说实话，在我脑海中这段记忆已经模糊了，只依稀记得这是父亲的意愿。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平时喜欢体育。1982年，有一个滑冰班招收练花样滑冰的学员，父亲就带我去了。那次总共有200多个孩子报名．可能是因为教练看出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灵性吧，经过层层筛选，只有十几个孩子幸运地留了下来，其中就有我。还有后来在中国花滑界大放异彩的陈露。
一去训练场我就高兴，因为在我的家乡长春。冬天似乎特别长，雪也异乎寻常的大，所以这里的孩子们对于冰雪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那时候我们还没听说过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东西，冬天的户外装束基本是棉袄棉裤棉帽子外加一双棉手套，一个个像“球”一样，滑冰、玩爬犁、找斜坡、打滑梯……
然而，年幼的我当时却没有注意到．为了让我能练习花样滑冰，我的父母付出了许多辛苦。当时我家离训练场很远，需要先步行20分钟到车站，再坐一个小时的有轨电车，下车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加起来去练一次来回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父亲每天接送我，风雨无阻。后来因为训练结束得太晚，经常错过末班车，父亲又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载着7岁的我，来回奔波在学校，家与冰场之间。有一个场景令我记忆犹新：每次去训练场的路上，都是父亲先载我一段，到了车站我上车，而父亲继续骑，然后约好在终点站会合，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父亲弓着身子，在寒风中艰难骑行，我幼小的心里也会突然一酸。
当时训练只有室外冰场，一到初春，气温升高，冰面上就泛起一层水。一摔下去，爬起来浑身是水，风一吹，刺骨地冷。母亲看见了很心疼，经常跟我说：“咱不练了。”但我就是舍不得，我喜欢在冰面上飞驰的感觉，也喜欢跟同龄的小朋友们在一起。不否认，那时候，滑冰对我而言只是游戏而已。
后来，听说要建室内冰场了，我非常兴奋，然而后面的消息又让我很怕：新冰场会建在一个更远的地方。我晕担心的事来了，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咱不练了。”我一听就蒙了，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也不说话，走到哪儿都哭。但胳膊最终没能拧过大腿，练了半年的花样滑冰后，我被迫放弃了。
有时候。朋友打趣说：“要是冰场离你家近一些的话，那咱们国家就会多一位花样滑冰冠军了。”我笑笑：“那可就少一个短道速滑运动员了！”
我想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那些滴水成冰的早晨
由于对冰割舍不断的爱，1984年，我9岁时。又一次报名参加了离家不远的一汽少年宫滑冰班，师从朴明子教练，从此开始了我的速度滑冰生涯。
那时的训练条件和今天没法比。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学习，一般练习都选在早晨五六点钟。长春的冬天，早上的气温多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家长比我们更辛苦，因为下一夜雪后，冰面会被盖住，他们每天都会三个人一组，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把雪扫开，如果雪化不了，还要用水浇，都弄完后，他们就站在一旁等孩子训练完。我的父亲就是如此，闭上眼睛，他揣着手在场边跺脚取暖的镜头仿佛就在眼前。为我忙得团团转的还有母亲，她经常要凌晨4点多起来，给我们做早饭。
每天早晨训练时，都会有孩子被冻得大哭。当时的冰鞋也远没有现在孩子们的舒适合脚，经常把脚磨破，尤其在冬天伤口又不容易好，还得坚持训练，所以导致很多人的脚都畸形。有一次，我的脚被冰鞋硌得露出了骨头，流出的血和鞋都冻到了一块，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
后来终于有室内场地了，练的人又特别多，冰球、花滑都挤在一块儿，为了多滑会儿，我们经常半夜两三点起来上冰。
练这个项目，摔跤不可避免，我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一跤摔下去，半天才摇摇晃晃地起来，头脑一片空白，被送回家后，倒头就睡，后面的事就不记得了。后来听大人们说，我整整迷糊了两天，把家里人都急坏了。
这期间，我陆续参加了不少市里的比赛，成绩都名列前茅。可正在这时，家里又打算让我放弃了。因为，在当时家长的眼里，练体育项目只是锻炼身体而已，文化学习才是正道，他们也不知道我究竟能在这条路上滑多远。他们不愿拿自己的孩子作赌注，况且那个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被寄予了很大希望。
不管我怎么央求，他们主意已定，这一停就是半年。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眼球一转想出了一个“小计谋”。
每天上学，我都会编个理由早出门一会儿，到了学校门口，看四周无人，我一扭头扎进训练馆，滑上几圈过过瘾。放学后，我又会编值日、加课、自修之类各种各样的理由，再去练一会儿。后来教练看我实在想练，就找到我父母谈。终于，我又重新回到冰场。由于成绩在同龄运动员中出类拔萃，我渐渐进入了长春市体工队教练的视野。
冰鞋毛衣的温暖
1986年6月28日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搬进了长春体工队的宿舍，成为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一宿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什么……
进了体工队，才知道自己的水平。新来的几个队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成绩也是最差的。那时，伙食费的标准也依进队早晚和成绩好坏而定，共有三档：8块一天、5块一天和1块一天的，我自然是最后一档，天天都吃不上好的。有时妈妈给我偷偷装两个苹果，怕被老队员抢，就严严实实地藏起来，自己想吃时又舍不得，一来二去，苹果就放烂了……
我那时11岁，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连衣服都不会洗，一般三天左右，我就会回家一次，背后背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包，里面全是脏衣服。后来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体工队去给我洗，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年多，直到队里有了洗衣机。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恰逢那年中国国家集训队首次成立，我有幸被选中到了北京。同国内很多项目一样，短道速滑在一开始也是女运动员的天下，当女队已经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脚时，男队还在为争取参赛名额而奋
是这位31岁老将的封刀之战,
也是圆梦的最后机会，
因为他征战过四届奥运会，
获得了五枚奖牌，
却唯独没有金牌。
然而，裁判莫名的判罚
最终使这一切化为泡影，
于是有人说，他壮志未酬，
但也有人说，他是胜利者，
因为对他而言
金牌已不是最高荣誉，
他的精神
早已让人们在心中为他加冕。
——编者
与陈露一起练“花滑”
人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巧合。如果7岁那年父亲没有带我去参加滑冰班，也许现在的我会在高山深谷中探险，会在落满灰尘的古籍前研究历史，然而，就在我第一次穿上冰鞋颤颤微微站上冰场上的一刹那，我的命运改变了。
很多记者问我，小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说实话，在我脑海中这段记忆已经模糊了，只依稀记得这是父亲的意愿。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平时喜欢体育。1982年，有一个滑冰班招收练花样滑冰的学员，父亲就带我去了。那次总共有200多个孩子报名．可能是因为教练看出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灵性吧，经过层层筛选，只有十几个孩子幸运地留了下来，其中就有我。还有后来在中国花滑界大放异彩的陈露。
一去训练场我就高兴，因为在我的家乡长春。冬天似乎特别长，雪也异乎寻常的大，所以这里的孩子们对于冰雪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那时候我们还没听说过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东西，冬天的户外装束基本是棉袄棉裤棉帽子外加一双棉手套，一个个像“球”一样，滑冰、玩爬犁、找斜坡、打滑梯……
然而，年幼的我当时却没有注意到．为了让我能练习花样滑冰，我的父母付出了许多辛苦。当时我家离训练场很远，需要先步行20分钟到车站，再坐一个小时的有轨电车，下车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加起来去练一次来回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父亲每天接送我，风雨无阻。后来因为训练结束得太晚，经常错过末班车，父亲又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载着7岁的我，来回奔波在学校，家与冰场之间。有一个场景令我记忆犹新：每次去训练场的路上，都是父亲先载我一段，到了车站我上车，而父亲继续骑，然后约好在终点站会合，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父亲弓着身子，在寒风中艰难骑行，我幼小的心里也会突然一酸。
当时训练只有室外冰场，一到初春，气温升高，冰面上就泛起一层水。一摔下去，爬起来浑身是水，风一吹，刺骨地冷。母亲看见了很心疼，经常跟我说：“咱不练了。”但我就是舍不得，我喜欢在冰面上飞驰的感觉，也喜欢跟同龄的小朋友们在一起。不否认，那时候，滑冰对我而言只是游戏而已。
后来，听说要建室内冰场了，我非常兴奋，然而后面的消息又让我很怕：新冰场会建在一个更远的地方。我晕担心的事来了，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咱不练了。”我一听就蒙了，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也不说话，走到哪儿都哭。但胳膊最终没能拧过大腿，练了半年的花样滑冰后，我被迫放弃了。
有时候。朋友打趣说：“要是冰场离你家近一些的话，那咱们国家就会多一位花样滑冰冠军了。”我笑笑：“那可就少一个短道速滑运动员了！”
我想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那些滴水成冰的早晨
由于对冰割舍不断的爱，1984年，我9岁时。又一次报名参加了离家不远的一汽少年宫滑冰班，师从朴明子教练，从此开始了我的速度滑冰生涯。
那时的训练条件和今天没法比。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学习，一般练习都选在早晨五六点钟。长春的冬天，早上的气温多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家长比我们更辛苦，因为下一夜雪后，冰面会被盖住，他们每天都会三个人一组，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把雪扫开，如果雪化不了，还要用水浇，都弄完后，他们就站在一旁等孩子训练完。我的父亲就是如此，闭上眼睛，他揣着手在场边跺脚取暖的镜头仿佛就在眼前。为我忙得团团转的还有母亲，她经常要凌晨4点多起来，给我们做早饭。
每天早晨训练时，都会有孩子被冻得大哭。当时的冰鞋也远没有现在孩子们的舒适合脚，经常把脚磨破，尤其在冬天伤口又不容易好，还得坚持训练，所以导致很多人的脚都畸形。有一次，我的脚被冰鞋硌得露出了骨头，流出的血和鞋都冻到了一块，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
后来终于有室内场地了，练的人又特别多，冰球、花滑都挤在一块儿，为了多滑会儿，我们经常半夜两三点起来上冰。
练这个项目，摔跤不可避免，我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一跤摔下去，半天才摇摇晃晃地起来，头脑一片空白，被送回家后，倒头就睡，后面的事就不记得了。后来听大人们说，我整整迷糊了两天，把家里人都急坏了。
这期间，我陆续参加了不少市里的比赛，成绩都名列前茅。可正在这时，家里又打算让我放弃了。因为，在当时家长的眼里，练体育项目只是锻炼身体而已，文化学习才是正道，他们也不知道我究竟能在这条路上滑多远。他们不愿拿自己的孩子作赌注，况且那个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被寄予了很大希望。
不管我怎么央求，他们主意已定，这一停就是半年。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眼球一转想出了一个“小计谋”。
每天上学，我都会编个理由早出门一会儿，到了学校门口，看四周无人，我一扭头扎进训练馆，滑上几圈过过瘾。放学后，我又会编值日、加课、自修之类各种各样的理由，再去练一会儿。后来教练看我实在想练，就找到我父母谈。终于，我又重新回到冰场。由于成绩在同龄运动员中出类拔萃，我渐渐进入了长春市体工队教练的视野。
冰鞋毛衣的温暖
1986年6月28日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搬进了长春体工队的宿舍，成为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一宿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什么……
进了体工队，才知道自己的水平。新来的几个队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成绩也是最差的。那时，伙食费的标准也依进队早晚和成绩好坏而定，共有三档：8块一天、5块一天和1块一天的，我自然是最后一档，天天都吃不上好的。有时妈妈给我偷偷装两个苹果，怕被老队员抢，就严严实实地藏起来，自己想吃时又舍不得，一来二去，苹果就放烂了……
我那时11岁，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连衣服都不会洗，一般三天左右，我就会回家一次，背后背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包，里面全是脏衣服。后来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体工队去给我洗，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年多，直到队里有了洗衣机。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恰逢那年中国国家集训队首次成立，我有幸被选中到了北京。同国内很多项目一样，短道速滑在一开始也是女运动员的天下，当女队已经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脚时，男队还在为争取参赛名额而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