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文章论述了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内容框架及发展框架，并从教育投资指标、受教育水平指标、知识创新素质指标和信息应用素质指标四个方面对具体指标的选择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意在说明将信息主体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测量，对于社会信息化测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信息 主体 素质 测度 指標 框架
信息化程度已经成为了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世界许多国家都把信息化建设作了项重要工作，而信息化建设的广泛开展客观上要求一套科学的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以便对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及时做出准确判断，以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制定进一步的发展战略。
在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应将信息主体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测量。这对于社会信息化测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内容框架
信息主体素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般科学文化素质、知识创新素质和信息应用素质。知识创新素质主要是指在与信息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领域掌握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信息主体的知识创新素质主要表现为在相关领域从事创新活动的知识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知识创新主要研发部门完成，所以信息主体知识创新素质测度主要是针对社会研发部门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产出进行测度。信息应用素质主要是指信息主体在生产、生活中运用信息技术和发掘信息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的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着眼于宏观，将整个社会的信息主体看作一个整体，其测度对象是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总体的水平。其指标的设计也不能过细，而应该把握住关键点，抓住那些能够反映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总体水平的指标。信息主体素质的测度是对全社会信息主体的一般文化素质、知识创新素质和信息应用素质的整体水平进行评估和判断。
二、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发展框架
社会信息主体素质处于不断的主化过程中。因而，对于信息主体素质的测度也不能仅关注信息主体的现有水平，还应该反映出其在一定时期内变化的趋势和潜力。为了准确反映社会信息主体素质的现有水平与发展潜力和趋势。我们需要通盘考虑信息主体素质形成、现有状态和发挥作用的全过程。社会为了提高其成员的素质而投入一定数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其结果是具备信息社会所要求的素质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这些人口投入社会生产和生活，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表现为国家创新能力和信息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可以建立如图2所示的信息主体素质测度指标的发展框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信息主体素质的内容和发展两个方面考虑，建立一个信息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指标体系。在这一指标体系中，既要涵盖信息主体素质的三项基本内容，即一般文化素质、知识创新素质和信息应用素质，又要包含对其发展潜力的评估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从而构造出一个面向发展的全面的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测度指标体系。
三、关于具体指标选择的思考
1．教育投资指标
社会信息主体素质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的。因此，在大多数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都采用了国家对教育投资点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反映社会对于信息主体素质的投入。这一指标通常被用来反映社会普及教育的努力程度，或是相对于社会经济规模的教育部门的规模，它基于以下假设：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社会投入教育部门的资金将会成比例地增加。以培养足够数量的知识劳动者。然而统计结果表明，社会信息化水平和教育投资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统计相关性。某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美国。其教育投资的比重并没有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优势，反而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其信息化程度较低，而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出乎意料地高。因此，很多学者对使用教育投资占国家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这一做法表示质疑。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沈百福在其著述中指出，地方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即教育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越低。1998年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前3名的地区是北京(7.49％)、西藏(6.73％)和陕西(5.3％)，后3名分别是山东(2.56％)、福建(2.76％)和辽宁(2.91％)，北京和山东的差异达几倍。1998年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前10名的地区除了北京以外，基本都是西部的教育经济发达地区。这是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以GDP为基数计算的教育经费指标只反映了教育投入相对于经济发展程度的状态，而不能反映出教育投资的差异，地区差异分析表明，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教育经费越高，反之越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与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差异越来越大。
由上述可知，在信息化测度体系中以国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指标并不适用，应采用人均教育投入指标来行衡量社会教育投入的水平。
另一方面，非正规教育，诸如职业培训、自学、“干中学”等方式，在提高信息主体素质方面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以工作为基础的培训比以学校为基础的更加有效。可是，社会在非正规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很难被准确测量的。目前尚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统计。由于没有完整的、权威的统计数据，社会在非正规教育上所作的努力大都被忽略掉了。
2．受教育水平指标
对于信息主体素质的水平而言，受教育水平仍然是最权威的测度指标。以受教育水平作为衡量社会人力资本的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济模型建立和统计研究中。
在社会信息化测度中，常被用于衡量信息主体受教育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等。这些指标虽然都被用于教育产出的则量，但每个指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均专注于高等教育这一层面，而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刨除了历史积累的因素，侧重于衡量当前教育部门的规模，而不是整个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人均受教育年数和完成不同层次学业人口的数量则涵盖了教育的初、中、高各个层次，对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水平做出综合的评价。
对综合全面地评价社会劳动力素质而言，以人均受教育年数或完成不同层次学业人口的数量为指标要优于用大学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这是因为前者涵盖了教育的初、中、高各个层次，而后者只专注于高等教育这一层面。然而，信息化测度多使用了大学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的指标。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某些现实的原因，如数据获取的困难等。二是信息社会高素质的劳动者，一般被定位于接受过大学以上水平的教育，而直接以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但是初、 中级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这不仅是因为初、中级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是人的基本素质塑造的关键阶段，还因为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些基本信息素质和能力的养成，如计算机应用等，逐渐由大学阶段提前至中级甚至初级教育阶段。而且这一趋势不断加强。甚至有研究表明，初、中级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高等教育。因此，仅以大学教育指标代表人力资本不足以全面地反映社会劳动者素质状况，应考虑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或完成不同层次教育人口数量指标。
3．知识创新素质指标
社会信息主体的创新素质的状况主要通过从事研究开发部门劳动力的数量表示出来。常用的指标是有研究和开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的比重等等。
信息主体知识创新素质的水平，还反映在社会知识创新成果数量的提高上。而专利是对于成果创新性最为权威的认可。根据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世界上所有技术知识的80％都能够在专利文献中找到，世界上90％-95％的发明成果以专利文献的形式问世。因此。专利指标成为测度社会信息主体创新能力最常用的指标。另外，科技成果和发表论文数量也是衡量社会信息主体创新素质的常用指标。
4．信息应用素质指标
信息主体的信息应用素质测度是整个信息主体素质测度中的难点。对于信息主体信息应用素质的测度而言，抽样调查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对大范围内的信息主体进行抽样调查是一般研究人员或机构无力承担的，只能期待国家统计部门或其他专业统计机构在这方面的努力。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其他侧面来反映社会整体的信息应用能力水平。信息技术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正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才使得人们利用信息的效率大大提高。以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操作能力已经成为信息应用素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基于社会主体信息应用素质和信息技术应用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将信息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及水平作为考察社会信息主体信息应用素质的一种途径。使用电脑普及率和网民普及率这两个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信息主体信息应用素质的水平。
总之，社会信息化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各個要素指标之间也并不因为我们人为的划分而相互割裂。如果将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置于整个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之中进行考虑，则信息主体素质指标的缺憾和不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信息化其他因素的测度指标加以弥补，这样社会信息主体素质的测度就更加饱满和完整。
关键词 信息 主体 素质 测度 指標 框架
信息化程度已经成为了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世界许多国家都把信息化建设作了项重要工作，而信息化建设的广泛开展客观上要求一套科学的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以便对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及时做出准确判断，以有效地预防和解决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制定进一步的发展战略。
在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应将信息主体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测量。这对于社会信息化测度的完整性和科学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内容框架
信息主体素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般科学文化素质、知识创新素质和信息应用素质。知识创新素质主要是指在与信息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领域掌握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信息主体的知识创新素质主要表现为在相关领域从事创新活动的知识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知识创新主要研发部门完成，所以信息主体知识创新素质测度主要是针对社会研发部门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产出进行测度。信息应用素质主要是指信息主体在生产、生活中运用信息技术和发掘信息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的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着眼于宏观，将整个社会的信息主体看作一个整体，其测度对象是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总体的水平。其指标的设计也不能过细，而应该把握住关键点，抓住那些能够反映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总体水平的指标。信息主体素质的测度是对全社会信息主体的一般文化素质、知识创新素质和信息应用素质的整体水平进行评估和判断。
二、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发展框架
社会信息主体素质处于不断的主化过程中。因而，对于信息主体素质的测度也不能仅关注信息主体的现有水平，还应该反映出其在一定时期内变化的趋势和潜力。为了准确反映社会信息主体素质的现有水平与发展潜力和趋势。我们需要通盘考虑信息主体素质形成、现有状态和发挥作用的全过程。社会为了提高其成员的素质而投入一定数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其结果是具备信息社会所要求的素质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这些人口投入社会生产和生活，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表现为国家创新能力和信息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可以建立如图2所示的信息主体素质测度指标的发展框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信息主体素质的内容和发展两个方面考虑，建立一个信息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的指标体系。在这一指标体系中，既要涵盖信息主体素质的三项基本内容，即一般文化素质、知识创新素质和信息应用素质，又要包含对其发展潜力的评估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从而构造出一个面向发展的全面的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测度指标体系。
三、关于具体指标选择的思考
1．教育投资指标
社会信息主体素质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教育系统实现的。因此，在大多数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都采用了国家对教育投资点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反映社会对于信息主体素质的投入。这一指标通常被用来反映社会普及教育的努力程度，或是相对于社会经济规模的教育部门的规模，它基于以下假设：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社会投入教育部门的资金将会成比例地增加。以培养足够数量的知识劳动者。然而统计结果表明，社会信息化水平和教育投资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统计相关性。某些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美国。其教育投资的比重并没有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优势，反而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其信息化程度较低，而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却出乎意料地高。因此，很多学者对使用教育投资占国家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这一做法表示质疑。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沈百福在其著述中指出，地方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具有明显的地区特点，即教育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越低。1998年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前3名的地区是北京(7.49％)、西藏(6.73％)和陕西(5.3％)，后3名分别是山东(2.56％)、福建(2.76％)和辽宁(2.91％)，北京和山东的差异达几倍。1998年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前10名的地区除了北京以外，基本都是西部的教育经济发达地区。这是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以GDP为基数计算的教育经费指标只反映了教育投入相对于经济发展程度的状态，而不能反映出教育投资的差异，地区差异分析表明，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均教育经费越高，反之越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与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差异越来越大。
由上述可知，在信息化测度体系中以国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指标并不适用，应采用人均教育投入指标来行衡量社会教育投入的水平。
另一方面，非正规教育，诸如职业培训、自学、“干中学”等方式，在提高信息主体素质方面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以工作为基础的培训比以学校为基础的更加有效。可是，社会在非正规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很难被准确测量的。目前尚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统计。由于没有完整的、权威的统计数据，社会在非正规教育上所作的努力大都被忽略掉了。
2．受教育水平指标
对于信息主体素质的水平而言，受教育水平仍然是最权威的测度指标。以受教育水平作为衡量社会人力资本的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济模型建立和统计研究中。
在社会信息化测度中，常被用于衡量信息主体受教育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等。这些指标虽然都被用于教育产出的则量，但每个指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均专注于高等教育这一层面，而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刨除了历史积累的因素，侧重于衡量当前教育部门的规模，而不是整个社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人均受教育年数和完成不同层次学业人口的数量则涵盖了教育的初、中、高各个层次，对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水平做出综合的评价。
对综合全面地评价社会劳动力素质而言，以人均受教育年数或完成不同层次学业人口的数量为指标要优于用大学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指标。这是因为前者涵盖了教育的初、中、高各个层次，而后者只专注于高等教育这一层面。然而，信息化测度多使用了大学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的指标。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某些现实的原因，如数据获取的困难等。二是信息社会高素质的劳动者，一般被定位于接受过大学以上水平的教育，而直接以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但是初、 中级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这不仅是因为初、中级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是人的基本素质塑造的关键阶段，还因为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些基本信息素质和能力的养成，如计算机应用等，逐渐由大学阶段提前至中级甚至初级教育阶段。而且这一趋势不断加强。甚至有研究表明，初、中级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高等教育。因此，仅以大学教育指标代表人力资本不足以全面地反映社会劳动者素质状况，应考虑使用人均受教育年数或完成不同层次教育人口数量指标。
3．知识创新素质指标
社会信息主体的创新素质的状况主要通过从事研究开发部门劳动力的数量表示出来。常用的指标是有研究和开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的比重、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人口的比重等等。
信息主体知识创新素质的水平，还反映在社会知识创新成果数量的提高上。而专利是对于成果创新性最为权威的认可。根据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世界上所有技术知识的80％都能够在专利文献中找到，世界上90％-95％的发明成果以专利文献的形式问世。因此。专利指标成为测度社会信息主体创新能力最常用的指标。另外，科技成果和发表论文数量也是衡量社会信息主体创新素质的常用指标。
4．信息应用素质指标
信息主体的信息应用素质测度是整个信息主体素质测度中的难点。对于信息主体信息应用素质的测度而言，抽样调查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对大范围内的信息主体进行抽样调查是一般研究人员或机构无力承担的，只能期待国家统计部门或其他专业统计机构在这方面的努力。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其他侧面来反映社会整体的信息应用能力水平。信息技术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正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才使得人们利用信息的效率大大提高。以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操作能力已经成为信息应用素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基于社会主体信息应用素质和信息技术应用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将信息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及水平作为考察社会信息主体信息应用素质的一种途径。使用电脑普及率和网民普及率这两个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信息主体信息应用素质的水平。
总之，社会信息化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中，各個要素指标之间也并不因为我们人为的划分而相互割裂。如果将社会信息主体素质测度置于整个社会信息化测度体系之中进行考虑，则信息主体素质指标的缺憾和不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信息化其他因素的测度指标加以弥补，这样社会信息主体素质的测度就更加饱满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