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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高喊“砸烂自民党”、“实行无禁区的改革”等口号，以敢做敢当的硬汉风格当选为首相以来，日本政界仿效小泉行事风格者日益增多。以致出现了一种对内攻击慎重改革派，不惜激化执政党内部矛盾也要强行推行改革，对外则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夸大威胁，不惜恶化与近邻诸国关系而推行强硬外交的现象。我们姑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小泉现象”。
对于近年来小泉内阁所推行的内外政策，国内的各种媒体和学界已经有很多介绍和研究。但对于“小泉现象”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尚有待我们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
可以说“小泉现象”的出现，有其国内外的复杂原因：与日本国内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导致的社会紧张；曾经目睹战争惨状的老一代政治家的引退；自民党新生代政治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战后日本教育刻意回避侵略历史的问题；战后美国为全球战略需要对日本的放纵和鼓励；日本难以接受中国作为强国的崛起等等都有关系。
一、“小泉现象”的经济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政坛都是自民党一党独大。1955年至1993年的长达38年的自民党单独执政，虽然使日本创造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也使日本形成了“政官财”——即政治家、行政官僚、企业家相互勾结的弊端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导致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界连续出现像利库路特股票贿赂案、佐川急便行贿事件那样的集体受贿事件；更使日本的经济体系在“政官财”利益网络中出现扭曲和僵化(如高额政府财政赤字；公益性企业法人的严重亏损；累积了大量呆账坏账的银行系统)。因此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所面临的国内问题首先是如何推行政治改革和经济结构改革。但是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要靠自民党自我改革并非易事。1991年9月海部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相关法案”遭到来自自民党内的反对，未能在国会通过。直到1993年6月自民党内阁倒台，其后成立的八党派联合内阁执掌政权，才使改革法案在1994年2月获得通过。
与政治改革相比，经济体制的改革牵涉面更广，牵涉的利益关系更多，多党派联合政权短期内更难以达成妥协。围绕税收制度的改革，八党派产生分裂，联合政权执政不到10个月便宣告倒台。自民党拉拢社会党、先驱新党重新夺回了权力的宝座。虽然重新上台的自民党也声言改革，但改革不仅需要党内各派利益的相互妥协，也需要联合执政党的认可，还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制约。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三届内阁步履维艰的改革，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日本经济迟迟不见起色，股市和房产价格一路下跌，失业率增加，养老金制度和银行体系面临危机，日本民众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民众的不满导致自民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失利，自民党几乎全部丧失了在大城市的议席。民众对内阁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只有17％。众议院选举的失利，再加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更导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加剧。前干事长加藤 一率领自己的派系于2000年11月在议会演出了一幕造反剧，但自民党的主流派系靠拉拢和收买成功地瓦解了加藤的势力，渡过了危机。不过通过这场政治闹剧将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幕后收买、权力交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反感和不信任加深。来自自民党基层要求实行党内改革、更换党总裁的压力已难以抗拒，自民党不得不决定于2001年4月提前进行新总裁的选举。
传统上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是由本党国会议员进行投票选举，但自1998年开始增加了各地方党部代表的投票参与。2001年更进一步采取先由地方党部进行初选，然后由本党国会议员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在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龟井静香作为候补参加的200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高唱“打破派系政治”、“彻底改造自民党”、“改革不设禁区”等口号，以其敢作敢为的硬汉风格和形象魅力赢得了选举。自民党基层党员对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幕后交易、黑箱操作、拖延改革深感失望，希望选出一个新的首领来开创新的格局。
小泉的上台靠的是基层党员的人气，他需要在上台以后高举改革的大旗，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扩大自己的支持势力。
二、“小泉现象”与自民党的派系之争
小泉是在战胜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桥本派的候选人桥本龙太郎之后胜出的。由于他的政治手法是依靠强大的民意，牵制党内的反对势力，舆论调查所体现出的内阁高支持率成为他手中最好的武器。为了推行他所提倡的改革，小泉在组阁时没有按照自民党以往的各派系共享权力，平分内阁大臣职位的惯例，同时摈弃传统上由自民党各派系首领推荐人选的做法，而依自己的喜好亲自选定内阁成员。所以小泉从一开始就和自民党内的一部分派系出现不融洽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小泉的改革将会和党内的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
为避免内阁中出现强硬的反对势力，小泉挑选的内阁成员大都不是各派系的元老一级，他挑选的是那些如果论资排辈还要等好几年才有机会出任大臣职位的少壮派议员。小泉的提拔使这些人能够一夜之间出人头地，他们当然要为小泉的改革卖力。但由于他们此前名声不响、资历不足，需要寻找机会充分表现自己，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提升人气，在今后的党内权力继承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表现自己的最佳手段就是借助媒体，最好是制造具有轰动性的话题。于是我们就看到小泉内阁的成员经常接受采访，出席电视讨论会议，而且往往哗众取宠，故意口出惊人之语。这就是“小泉现象”在日本政界日益蔓延的道理。小泉本身就深情“剧场政治”的原理：提出激动人心的口号，煽动大众的情绪，不遗余力地攻击假想之敌。
在小泉的带领下，他的内阁成员祭出“金融改革”、“邮政改革”的大旗，对党内那些与金融、邮政有利害关系，害怕因改革丧失利益的慎重改革派大张挞伐，称他们是反对改革的“抵抗势力”，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法逐步铲除。小泉挟支持改革的民意，靠个人的“硬汉”魅力，改革确实比以往进展顺利。在改革所伴生的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小泉确实也消灭了不少政敌。
在小泉组阁初期，他起用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真纪子出任外相，与桥本派在外交领域的实力人物铃木宗男互相角力，等他们两败俱伤后选派与自己同属森派的町村信孝掌管了外务省的权力。同样小泉还借2003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机，“借力打力”离间了桥本派的内部关系，使得桥本派的台柱子之一，原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退出政界。接着又趁2003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之机，逼退了以长老自居、遇事指指点点的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劝退了原首相宫泽喜一。
2005年9月，小泉更是利用“邮政民营化”法案遭到参议院否决之机，给党内政敌以最后一击。他不认可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绵贯民辅，龟井派的首领龟井静香，境内派的首领堀内光雄以自民党候选人参加选举，排除了大部分党内 元老和异己势力。终于率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昔日主张维持中日友好大局的自民党其他派系基本被打压下去。选举后的小泉任命与自己风格相近的强硬派政治家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出任官房长官和外相，对内、对外强势出击：对内高唱改革排斥异己，对外不惜恶化与邻国的关系而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自民党在小泉的改造下可以说已经改朝换代，大选后新改组的小泉内阁更是充斥着强硬派势力，外相麻生太郎、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农水相中川昭一、环境与冲绳问题担当相小池百合子都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宣扬日本受中国威胁，声言只要日美关系良好就不怕中日关系出问题。
三、“小泉现象”的国际环境
小泉上台之前的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三任内阁基本上是由自民党中的最大派系——桥本派所控制，这一派系自田中角荣掌权以来与中国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对中国还有些顾虑，至少尽力维护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如桥本内阁时期的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统一曾对中国表示日本所说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海峡；小渊内阁时期任官房长官，森内阁时期任自民党干事长的野中广务后来亲自出马处理“朝鲜人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力主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但是自从小泉上台之后，日本的对华外交不仅日趋强硬，有时甚至是故意寻衅。小泉连续5次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国民众的心理，还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惜恶化两国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借机宣传“中国威胁论”，使国民认同其强化日美同盟、增强自卫队武力的政策；其次是要显示其敢做敢当的“硬汉”风格，激起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升民众对其内阁的支持率。
“小泉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日本国内和自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与国际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关。
冷战的结束使日美同盟失去了假想敌，东西对立的消失使日本政坛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再有意义。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和海湾战争中遭英美申斥的羞辱之后，日本国内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开始转变为民族主义情绪。自民党内的“鹰派”势力开始压倒“鸽派”势力，修改和平宪法，允许自卫队出兵海外，强化日美关系以取得更大国际影响力的主张成为主导势力。这也正好配合了美国在海湾战争后调整全球战略部署的需求。所以自1996年1月桥本内阁上台以后，日本积极强化日美关系，制定“新日美防卫指针”，通过“周边事态法案”，强化自卫队的制空及反潜作战能力。
小泉的这种行事风格，与其所出自的岸信介一福田一安倍—森派系不无关系。虽然小泉上台之前已退出了原先所属的派系，但在本来就是派系集合体的自民党内他所能依靠的，仍是他原先所属的派系班底。这一派系自岸信介起就是“反共亲台”势力，也是最早的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派系。小泉所瞩目的接班人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对于其外祖父曾被指定为战犯，对于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当然不以为然，所以他声言下任首相、下下任首相都必须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本人作风强悍，他在日朝围绕绑架人质问题的谈判中态度强硬，因而在日本民众中赢取了人气。在当今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对外强硬似乎更容易得到国内的支持。
政府高官的示范作用就像一种催化剂，日本社会开始出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对外表示强硬成了一种时髦的造势工具。例如本来是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污蔑中韩两国才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反日游行，可日本的电视台仅仅反复播放中韩民众的激烈抗议、冲击日本使馆的画画，使得日本民众由惊讶、不解、转为愤怒和斥责。本来是“加害者”的他们却自认为成为了“受害者”，“爱国无罪”反而成了日本2005年度的流行语。
由日本国会的保守派议员组成的“将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日本传给下一代”的议员恳谈会已通过决议，支持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国会议员，前厚生劳动政务官森冈正宏甚至要求推翻东京审判。本来是作为一国代表的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在他们看来却是别国干涉日本的“内政”。
总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整体上保守化了的日本，一个可能出现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日本社会。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伤害他国人民的同时，往往也会伤害自己。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利用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虽然缺乏国际支持，也没有充分的实力，但如果打开的闸门不能及时关闭，就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正确把握国际局势和中日关系的大局，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的方向努力。
(邵建国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对于近年来小泉内阁所推行的内外政策，国内的各种媒体和学界已经有很多介绍和研究。但对于“小泉现象”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尚有待我们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
可以说“小泉现象”的出现，有其国内外的复杂原因：与日本国内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导致的社会紧张；曾经目睹战争惨状的老一代政治家的引退；自民党新生代政治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战后日本教育刻意回避侵略历史的问题；战后美国为全球战略需要对日本的放纵和鼓励；日本难以接受中国作为强国的崛起等等都有关系。
一、“小泉现象”的经济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政坛都是自民党一党独大。1955年至1993年的长达38年的自民党单独执政，虽然使日本创造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也使日本形成了“政官财”——即政治家、行政官僚、企业家相互勾结的弊端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导致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界连续出现像利库路特股票贿赂案、佐川急便行贿事件那样的集体受贿事件；更使日本的经济体系在“政官财”利益网络中出现扭曲和僵化(如高额政府财政赤字；公益性企业法人的严重亏损；累积了大量呆账坏账的银行系统)。因此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所面临的国内问题首先是如何推行政治改革和经济结构改革。但是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要靠自民党自我改革并非易事。1991年9月海部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相关法案”遭到来自自民党内的反对，未能在国会通过。直到1993年6月自民党内阁倒台，其后成立的八党派联合内阁执掌政权，才使改革法案在1994年2月获得通过。
与政治改革相比，经济体制的改革牵涉面更广，牵涉的利益关系更多，多党派联合政权短期内更难以达成妥协。围绕税收制度的改革，八党派产生分裂，联合政权执政不到10个月便宣告倒台。自民党拉拢社会党、先驱新党重新夺回了权力的宝座。虽然重新上台的自民党也声言改革，但改革不仅需要党内各派利益的相互妥协，也需要联合执政党的认可，还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制约。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三届内阁步履维艰的改革，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日本经济迟迟不见起色，股市和房产价格一路下跌，失业率增加，养老金制度和银行体系面临危机，日本民众对当政者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民众的不满导致自民党在2000年6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失利，自民党几乎全部丧失了在大城市的议席。民众对内阁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只有17％。众议院选举的失利，再加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更导致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加剧。前干事长加藤 一率领自己的派系于2000年11月在议会演出了一幕造反剧，但自民党的主流派系靠拉拢和收买成功地瓦解了加藤的势力，渡过了危机。不过通过这场政治闹剧将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幕后收买、权力交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反感和不信任加深。来自自民党基层要求实行党内改革、更换党总裁的压力已难以抗拒，自民党不得不决定于2001年4月提前进行新总裁的选举。
传统上自民党的总裁选举是由本党国会议员进行投票选举，但自1998年开始增加了各地方党部代表的投票参与。2001年更进一步采取先由地方党部进行初选，然后由本党国会议员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在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龟井静香作为候补参加的200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小泉高唱“打破派系政治”、“彻底改造自民党”、“改革不设禁区”等口号，以其敢作敢为的硬汉风格和形象魅力赢得了选举。自民党基层党员对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幕后交易、黑箱操作、拖延改革深感失望，希望选出一个新的首领来开创新的格局。
小泉的上台靠的是基层党员的人气，他需要在上台以后高举改革的大旗，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扩大自己的支持势力。
二、“小泉现象”与自民党的派系之争
小泉是在战胜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桥本派的候选人桥本龙太郎之后胜出的。由于他的政治手法是依靠强大的民意，牵制党内的反对势力，舆论调查所体现出的内阁高支持率成为他手中最好的武器。为了推行他所提倡的改革，小泉在组阁时没有按照自民党以往的各派系共享权力，平分内阁大臣职位的惯例，同时摈弃传统上由自民党各派系首领推荐人选的做法，而依自己的喜好亲自选定内阁成员。所以小泉从一开始就和自民党内的一部分派系出现不融洽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小泉的改革将会和党内的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
为避免内阁中出现强硬的反对势力，小泉挑选的内阁成员大都不是各派系的元老一级，他挑选的是那些如果论资排辈还要等好几年才有机会出任大臣职位的少壮派议员。小泉的提拔使这些人能够一夜之间出人头地，他们当然要为小泉的改革卖力。但由于他们此前名声不响、资历不足，需要寻找机会充分表现自己，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提升人气，在今后的党内权力继承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而表现自己的最佳手段就是借助媒体，最好是制造具有轰动性的话题。于是我们就看到小泉内阁的成员经常接受采访，出席电视讨论会议，而且往往哗众取宠，故意口出惊人之语。这就是“小泉现象”在日本政界日益蔓延的道理。小泉本身就深情“剧场政治”的原理：提出激动人心的口号，煽动大众的情绪，不遗余力地攻击假想之敌。
在小泉的带领下，他的内阁成员祭出“金融改革”、“邮政改革”的大旗，对党内那些与金融、邮政有利害关系，害怕因改革丧失利益的慎重改革派大张挞伐，称他们是反对改革的“抵抗势力”，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法逐步铲除。小泉挟支持改革的民意，靠个人的“硬汉”魅力，改革确实比以往进展顺利。在改革所伴生的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小泉确实也消灭了不少政敌。
在小泉组阁初期，他起用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真纪子出任外相，与桥本派在外交领域的实力人物铃木宗男互相角力，等他们两败俱伤后选派与自己同属森派的町村信孝掌管了外务省的权力。同样小泉还借2003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机，“借力打力”离间了桥本派的内部关系，使得桥本派的台柱子之一，原自民党干事长野中广务退出政界。接着又趁2003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之机，逼退了以长老自居、遇事指指点点的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劝退了原首相宫泽喜一。
2005年9月，小泉更是利用“邮政民营化”法案遭到参议院否决之机，给党内政敌以最后一击。他不认可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绵贯民辅，龟井派的首领龟井静香，境内派的首领堀内光雄以自民党候选人参加选举，排除了大部分党内 元老和异己势力。终于率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昔日主张维持中日友好大局的自民党其他派系基本被打压下去。选举后的小泉任命与自己风格相近的强硬派政治家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出任官房长官和外相，对内、对外强势出击：对内高唱改革排斥异己，对外不惜恶化与邻国的关系而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自民党在小泉的改造下可以说已经改朝换代，大选后新改组的小泉内阁更是充斥着强硬派势力，外相麻生太郎、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农水相中川昭一、环境与冲绳问题担当相小池百合子都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宣扬日本受中国威胁，声言只要日美关系良好就不怕中日关系出问题。
三、“小泉现象”的国际环境
小泉上台之前的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三任内阁基本上是由自民党中的最大派系——桥本派所控制，这一派系自田中角荣掌权以来与中国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对中国还有些顾虑，至少尽力维护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如桥本内阁时期的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统一曾对中国表示日本所说的“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海峡；小渊内阁时期任官房长官，森内阁时期任自民党干事长的野中广务后来亲自出马处理“朝鲜人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力主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但是自从小泉上台之后，日本的对华外交不仅日趋强硬，有时甚至是故意寻衅。小泉连续5次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国民众的心理，还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惜恶化两国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要借机宣传“中国威胁论”，使国民认同其强化日美同盟、增强自卫队武力的政策；其次是要显示其敢做敢当的“硬汉”风格，激起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升民众对其内阁的支持率。
“小泉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日本国内和自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与国际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有关。
冷战的结束使日美同盟失去了假想敌，东西对立的消失使日本政坛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再有意义。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和海湾战争中遭英美申斥的羞辱之后，日本国内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开始转变为民族主义情绪。自民党内的“鹰派”势力开始压倒“鸽派”势力，修改和平宪法，允许自卫队出兵海外，强化日美关系以取得更大国际影响力的主张成为主导势力。这也正好配合了美国在海湾战争后调整全球战略部署的需求。所以自1996年1月桥本内阁上台以后，日本积极强化日美关系，制定“新日美防卫指针”，通过“周边事态法案”，强化自卫队的制空及反潜作战能力。
小泉的这种行事风格，与其所出自的岸信介一福田一安倍—森派系不无关系。虽然小泉上台之前已退出了原先所属的派系，但在本来就是派系集合体的自民党内他所能依靠的，仍是他原先所属的派系班底。这一派系自岸信介起就是“反共亲台”势力，也是最早的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派系。小泉所瞩目的接班人安倍晋三是岸信介的外孙，对于其外祖父曾被指定为战犯，对于二战后的东京审判当然不以为然，所以他声言下任首相、下下任首相都必须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本人作风强悍，他在日朝围绕绑架人质问题的谈判中态度强硬，因而在日本民众中赢取了人气。在当今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对外强硬似乎更容易得到国内的支持。
政府高官的示范作用就像一种催化剂，日本社会开始出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对外表示强硬成了一种时髦的造势工具。例如本来是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污蔑中韩两国才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反日游行，可日本的电视台仅仅反复播放中韩民众的激烈抗议、冲击日本使馆的画画，使得日本民众由惊讶、不解、转为愤怒和斥责。本来是“加害者”的他们却自认为成为了“受害者”，“爱国无罪”反而成了日本2005年度的流行语。
由日本国会的保守派议员组成的“将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日本传给下一代”的议员恳谈会已通过决议，支持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国会议员，前厚生劳动政务官森冈正宏甚至要求推翻东京审判。本来是作为一国代表的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在他们看来却是别国干涉日本的“内政”。
总之，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整体上保守化了的日本，一个可能出现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日本社会。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伤害他国人民的同时，往往也会伤害自己。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利用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虽然缺乏国际支持，也没有充分的实力，但如果打开的闸门不能及时关闭，就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正确把握国际局势和中日关系的大局，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的方向努力。
(邵建国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