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发达农村社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农村或都市社区的新社区,它们在经济上融入城市,在社会意义上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乡土的底色,面临转型中社区发展的再造问题。基于深圳市L村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L村由“村”改制为“社区”的过程中,其社区经济在持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发展动能,其社区建设也在“村”与“社区”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切换,具有社区共同体再造的行动自觉。由共同体视角出发,转变发达农村社区运转的实践逻辑,在社区参与中强化社区共同体意识,在社区专业者介入下再造社区组织,构成发达农村社区再造“转变逻辑—社区培力—再造
【机 构】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县域文化产业与历史文化资源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7GH05471);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发达农村社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农村或都市社区的新社区,它们在经济上融入城市,在社会意义上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乡土的底色,面临转型中社区发展的再造问题。基于深圳市L村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L村由“村”改制为“社区”的过程中,其社区经济在持续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发展动能,其社区建设也在“村”与“社区”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切换,具有社区共同体再造的行动自觉。由共同体视角出发,转变发达农村社区运转的实践逻辑,在社区参与中强化社区共同体意识,在社区专业者介入下再造社区组织,构成发达农村社区再造“转变逻辑—社区培力—再造组织”的系统方法论,可作为发达农村社区再造的一种探索。
其他文献
纵览希腊人在相关领域的各种尝试,可以看到从法哲学的初生到高潮,希腊法律思想的主流都是将法与“存在”联系起来;这里,“存在”即作为和谐寰宇的世界的客观统一性,亦即一套永恒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物秩序,它同时也是一切价值的理想秩序以及人类生活和自由的根基。智术师时代构成这一主流观念的例外,其感到再也不能达到“存在”,再也不能让法立足于这种牢不可破的基础。但智术师之后的那批伟大哲学家,重新回到法与“存在”的原本关联,并力图基于他们有关真正实在的观念而牢牢确立起那种关联。我们的整个西方传统,都立足于希腊古典时期的这种
以《民法典》出台为契机,在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背景下,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格权保护再一次受到重视。理论上,人格权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分为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以人格权请求权为基础,我国已经建立了注重家庭暴力事前预防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然而以侵权请求权为基础的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却遭到司法解释的反对。家庭暴力以受害人的人格权作为侵权客体,与一般侵权行为并无实质差异,理应突破婚姻关系的内在限制成为民法的保护对象。《民法典》分则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并发挥债权凭证的作用,是完善受害人人格权救济的重要措施。
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思想是本质主义的和辨证的。一直以来,人们按照非道德主义去解释它。确切地说,它是对传统的自然法的一种综合--这种自然法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作为完善或理想实现之潜能的自然),而完全不同于霍布斯的还原论的自然概念(作为原子论的和机械论的自然);它是对德国观念论形式的辩证法传统的一种综合;它是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一种综合。马克思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念揭示了“隐蔽的奴隶制”。只集中于市场交换而忽视随后对劳动力的剥削性使用的做法蒙蔽了那些专门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们,以至于他们竟然相信资本主义中
马克思正义思想业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马克思的“正义产业”论域广泛。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涵摄了两个相关的命题:一个是有关“超越正义”理想何以可能的价值判断,另一个是有关“超越正义”社会何以可能的实践判断。当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妮丝·赫勒的理论旨在阐明她与马克思之间的学术关联,她同样推崇“超越正义”观,但是她以微观范式构建了有别于马克思的“日常生活”的正义范式。赫勒的正义思想与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产生了直接交锋。赫勒严重误读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正义观,她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批判是不成功
在生命政治学的叙事中,无论是福柯生命政治学所强调的“领土城市化”及其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治理技艺的创新,还是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学所强调的“生命政治城市”转向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替代性方案考察,城市话语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福柯生命政治学从流通、人口、健康、安全和公共管理的维度凸显城市在生命政治学所倡导的治理术中的重要地位;哈特、奈格里则是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基础上,在作为描述性呈现的城市话语之上指出了城市对于生命政治生产、诸众实践的重要意义。生命政治的城市话题一方面指明了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城市性议题的重要性
有关多样性的观念目前是人文学科知识的核心要素,数字人文对语言和身份等多样性有着社会、道德和政治层面的承诺。这种承诺如何促成一个兼具思想性和技术性的适当平台的产生,使其能够推进与多样性有关的学术研究?数字人文对此将做出特殊贡献。本文从对有着“大帐篷”之称的数字人文的分析出发,通过援引同时兼顾技术、社会文化和哲学属性的“堆栈”(The Stack)理论,对“互联网堆栈”中数据抽象化和模式化的方式进行了分析,探讨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数字人文多样性堆栈,从而倡导以多样性研究带动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又能反过来设计理
当代美国左翼学者艾利斯·扬延续罗尔斯开辟的政治哲学批判路线,将不正义归结为造成压迫与支配的制度,把正义与民主联合起来考察。她从城市问题所蕴含的不正义出发,基于协商民主构建理想的民主与正义关系,认为城市因其规定了现代人的生活,展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问题,具备包容差异、提供多样性的差异空间、充满激情以及公共性等优点而成为理想的民主与正义关系实现的最佳载体。
学界围绕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展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在既有研究中,“现代化”与“单位”两个概念鲜有关涉,对“现代化”与“组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仍有待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并且,这些国企单位以“共同体”的形态对现代化关系进行了整合和重塑,单位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条独特路径。单位共同体从兴起到衰落的具体过程以及后单位时代对“共同体”要素的重提,实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历
在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单位制早期组织制度建构的进程中,国营企业始终作为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核心部门被纳入社会动员体系之中。以1956年一长制领导体制变动为界标,国营企业“参与性组织动员”的实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国企主要依托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途径展开体制性参与,并开始尝试以车间班组为单元,将工人纳入参与生产管理过程中的改革,以切实激发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虽然此时期也存在劳动竞赛、劳模示范、班组核算等参与形式,但其功能却被强调行政权和技术力量的一长制所限制。以一长制废除为标志,
战国秦汉时期,城乡关系较之商周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城市与乡村走出宗法共同体,转化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行政组织关系,中央王朝以城市为节点对乡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城乡管理方式配合相对宽松的工商政策,推动着城乡商贸关系的日渐丰富与城乡市场体系的形成;行政地缘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构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由此实现了城乡双向的文化互动与人员流动。战国秦汉城乡关系的新变化是中国上古国家向中古国家转变的结果,奠定了此后两千年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