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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家。
容闳7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了澳门的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其时已经被葡萄牙人实际占据了近300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读了传统的私塾。如果按照现在的观念，父亲应该是更疼爱容闳的——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去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点洋人的生意赚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于到了1846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时，容闳就是其中一个（另两个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这三个家庭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孟松中学。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做传教士。面对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却还是选择了拒绝。他在后来自己写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回忆的：
“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无偿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耶鲁大学。
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后，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一年后，容闳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当时以耶鲁大学的文凭，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但容闳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坚决要回到中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下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二
1855年，27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伊始，容闳就遭遇了不小的困惑。
困惑一方面来自于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回国后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以至于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表达不出来，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职业。
回国后，容闳先后在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斤、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如果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1860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后来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就认识的熟人——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王干。洪仁王干为了体现对容闳的重视，特地给他封了一个“义”字头的爵位和一封委任状，希望他能为太平天国效力。
但容闳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对太平天国大失所望，认为这场革命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于是他退回了委任状，立刻离开了天京。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又兜兜转转了三年之后，35岁的容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他一生都崇拜的人。
这个人，叫曾国藩。
1863年，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幕僚介绍，结识了容闳。善于看相的曾国藩认为容闳面相很好，有威严又有胆识，于是提出来让容闳带兵。但容闳却认为这并非自己的特长。一直在与太平军苦战的曾国藩随即又交给容闳一个任务：去外国采购机器，回来开工厂，生产枪械。
这是容闳想做并且擅长的，但他立刻给曾国藩提了一个建议：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制造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机器工厂，即所谓的“制器之器”——“机器母厂”。容闳甚至在当时就预言：“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曾国藩欣然听取了容闳的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赐戴蓝翎，携专款赴美国购买机器。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容闳在购买机器的时候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不辱使命，花了8个月，将采购的一批机器运抵上海。
这批机器随后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不仅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备的机器制造厂，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正式起步。
经此一事，容闳声名大振。
但在外人眼里肥得流油的所谓“采购”，并不是容闳最希望做的事。
三
容闳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首先要从教育入手。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最好是能每年派一批儿童去先进国家学习，学到本领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经过容闳不断地努力和游说，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之下，清廷最终答应每年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洋。容闳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自己：“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第间。” 当时因为消息闭塞以及普通老百姓视西洋为“蛮夷”等原因，第一批留美幼童在广东没能招满，去香港后才招满。
不过，容闳对于“幼童留美”这件事，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想法，“留美幼童”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派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动，这样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落到具体操作层面，这批留美幼童到了美国后，依旧是要学习孝经、小学等传统典籍，整个“留美幼童”团的正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是副监督。
到了美国后，这批中国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迅速成为各自就读学校中的尖子生。到了1880年，他们中有50多名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而这些中国学生也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不太愿意穿中式服装，开始和美国女生谈恋爱，甚至有些人剪掉了辫子，信奉起了基督教。
这着实令当时的清廷惊慌失措，再加上留学监督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清廷最终作出决定：在1881年8月前，撤回全部留美学生。
这件事，别说容闳劝阻不了，连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作家马克·吐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都纷纷劝阻，但依旧不起任何作用。
1881年8月，原定留学期为15年的120名中国留美学生，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外，其余94人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当时的《申报》在留美学生回国后做了如下评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据后来的统计，在留美幼童中，后来成为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工程师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医生3人，律师1人，报界2人，电报局民员16人……
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了民国历史上：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虽然“留美幼童”计划后来的结果还算宽慰人心，但这个计划的夭折，给了容闳极大的打击。
四
容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
在“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后，容闳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两个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
这两个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容闳必须接触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终于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阶层，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自李鸿章、张之洞至荣禄、刘坤一、盛宣怀等，虽然都是“洋务派”的干将，但围绕各自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明争暗夺，贪污腐败，使得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最终都不了了之。容闳更是感慨：“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但是，容闳依旧抱有期待，只是他的期待已经从旧体制的自愈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戊戌维新。
此时，已经70岁的容闳最欣赏的人，是比他小30歲的康有为。
容闳本来就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所以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维新主张大加赞赏。容闳不仅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而且但凡维新派的活动，他都参加。容闳在北京东华门的寓所是维新派长期聚集开会的场所，很多重要的奏折、建议都在那里产生。
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戊戌维新”正式开始。
然而，仅仅百日，维新夭折。
在“戊成维新”的最后关头，容闳再次成为见证历史的人——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谈“勤王”之后，返回容闳寓所，告诉大家情况已不容乐观的消息。
容闳当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面去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清廷进行干预，但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对慈禧完全构不成压力，这个提议被康有为否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四处捕杀维新派人士。容闳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请求英国传教士营救梁启超。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早被清廷视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参奏他“与洋人时相往还”，暗示他勾结洋人。
很快，容闳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能潜逃至上海，躲进租界。
至此，容闳对“改良”已彻底不抱希望。
五
如果“改良”不行，那该怎么办？
容闳在1900年3月，通过留美幼童中一个族弟容星桥的介绍，知道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孙中山。
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在“义和团”进京的情境下，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宣战。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宣战过程中，容闳完全支持张之洞提出的“东南互保”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张之洞拥兵自立，并且积极参与谋划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已经彻底放弃了“改良”的念头，触达了“革命”的边缘。
然而，理想主义者容闳最终还是输给了老辣的张之洞。在一开始选择不表态之后，看到慈禧依旧能够掌握大权，张之洞选择向朝廷效忠，开始疯狂捕杀“自立军”，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多个“自立军”骨干统统被张之洞杀害，容闳也再次被清政府通缉。
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为“泰西”，搭乘日本客轮“神户丸”由上海逃往日本，在船上，他终于和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见面，两人畅谈国家大事。
至此，容闳开始彻底支持革命。 以容闳的性格，一旦决定投入，就决不是口头上的支持。
1909年2月，81岁的容闳告知孙中山，他已向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家布思提出了一个计划，命名为“红龙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资助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
在容闳的牵线搭桥下，孙中山在纽约与荷马·李以及布思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敲定了各种贷款、利息和偿还的细节，孙中山也向在国内的黄兴通报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一度搁浅，但容闳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牵线搭桥，敦促双方继续推进。
只是，历史的进程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
此时的容闳已经83岁，染病卧床，但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却兴奋异常，连写三封信给“兴中会”成员谢缵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发表自己对革命的观点，并且颇有先见之明地发出警告：“要警惕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就给容闳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
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但已无力。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最终于美国康州的寓所逝世。
無法猜测，容闳最终有没有叶落归根的想法。
但在他的墓碑上，专门刻了一个汉字“容”。
说容闳是“中国海归第一人”，可能略有夸张。
在容闳之前，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但自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以及后来参与过一系列大事件，容闳也应该算是第—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
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信了基督教，但是在美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在中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
而容闳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事实证明也并不可行，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
所以，容闳还有一个称号：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什么？
就是因为无论国籍、身份，他自始至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容闳从小到大再到老，从留洋到洋务，从维新到革命，遭遇了诸多变化，自己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能够变强。
因为有这个理想，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他才自始至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
所幸的是，自容闳始，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仆后继，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大有人在。
当然，像容闳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可遇不可求。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足矣。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的农家。
容闳7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了澳门的马礼逊教会学校的预备班，原本属于香山县管辖的澳门，其时已经被葡萄牙人实际占据了近300年。
容闳有一个哥哥，之前被父亲送去读了传统的私塾。如果按照现在的观念，父亲应该是更疼爱容闳的——把他送到了所谓的“国际学校”。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容闳的父亲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送哥哥去读私塾，是希望他走“正道”去考取功名，而送弟弟去读教会学校，只是因为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将来毕业能做点洋人的生意赚点小钱。
没想到，容闳天资聪慧，在学校里的成绩非常出色，以至于到了1846年，当校长布朗牧师因身体原因准备回国，并提出可以带三个学生一起去美国时，容闳就是其中一个（另两个叫黄胜和黄宽，后来一个在报界，一个在医界，均有所成）。
必须指出的是，布朗先生确实是一个优秀且慈善的教育家，他负担了三个孩子所有的出国费用，并给了这三个家庭的父母一笔不菲的赡养费，然后就带着三个勇敢的孩子去了美国。
漂洋过海后的容闳，进的是著名的孟松中学。孟松中学可以资助一部分贫困学生读大学，但条件是学生毕业后必须做传教士。面对這样一个优惠政策，当时正愁学费没有着落的容闳却还是选择了拒绝。他在后来自己写的《西学东渐记》中是这样回忆的：
“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
好在后来佐治亚州的一所妇女会愿意无偿资助容闳，他最终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考入的是连美国学生都羡慕的大学——耶鲁大学。
留着辫子、穿着马褂的容闳走进耶鲁大学校园后，一度成了美国学生围观的对象。一年后，容闳剪去了辫子，但他依旧有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用成绩说话——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英文论说”还在第二和第三学期都获得了第一名。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当时以耶鲁大学的文凭，如果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是毫不困难的。但容闳拒绝了友人的建议和挽留，坚决要回到中国，因为这是他出国前就立下的志愿：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二
1855年，27岁的耶鲁大学“海归”容闳，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伊始，容闳就遭遇了不小的困惑。
困惑一方面来自于他自己。
由于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容闳发现回国后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中国反而成了异乡”。以至于在回程路上，别人问容闳中国话怎么说“暗礁和沙滩”，他竟然半天表达不出来，自己也觉得非常尴尬。
另一方面，来自于他的职业。
回国后，容闳先后在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斤、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来又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这些职业给容闳带来了颇为丰厚的收入，但这些并不是容闳真正想要的——如果要高薪和舒适的生活，他留在美国就行了。
容闳想做的事情，是改变中国。
而他为此付诸的第一次行动就石破天惊——1860年，他受两名传教士邀请，去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按照后来容闳自己的说法，他去天京的目的，是想“考察一下太平天国”。接待容闳的人，是他在香港就认识的熟人——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王干。洪仁王干为了体现对容闳的重视，特地给他封了一个“义”字头的爵位和一封委任状，希望他能为太平天国效力。
但容闳经过几天的观察，很快对太平天国大失所望，认为这场革命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于是他退回了委任状，立刻离开了天京。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呢？又兜兜转转了三年之后，35岁的容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他一生都崇拜的人。
这个人，叫曾国藩。
1863年，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幕僚介绍，结识了容闳。善于看相的曾国藩认为容闳面相很好，有威严又有胆识，于是提出来让容闳带兵。但容闳却认为这并非自己的特长。一直在与太平军苦战的曾国藩随即又交给容闳一个任务：去外国采购机器，回来开工厂，生产枪械。
这是容闳想做并且擅长的，但他立刻给曾国藩提了一个建议：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制造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设备的机器工厂，即所谓的“制器之器”——“机器母厂”。容闳甚至在当时就预言：“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曾国藩欣然听取了容闳的建议，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赐戴蓝翎，携专款赴美国购买机器。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容闳在购买机器的时候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不辱使命，花了8个月，将采购的一批机器运抵上海。
这批机器随后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不仅让江南制造总局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大最完备的机器制造厂，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正式起步。
经此一事，容闳声名大振。
但在外人眼里肥得流油的所谓“采购”，并不是容闳最希望做的事。
三
容闳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首先要从教育入手。
按照容闳的设想，中国最好是能每年派一批儿童去先进国家学习，学到本领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经过容闳不断地努力和游说，1872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之下，清廷最终答应每年选派30名儿童去美国留洋。容闳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自己：“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得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第间。” 当时因为消息闭塞以及普通老百姓视西洋为“蛮夷”等原因，第一批留美幼童在广东没能招满，去香港后才招满。
不过，容闳对于“幼童留美”这件事，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
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想法，“留美幼童”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派幼童留美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动，这样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落到具体操作层面，这批留美幼童到了美国后，依旧是要学习孝经、小学等传统典籍，整个“留美幼童”团的正监督是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闳只是副监督。
到了美国后，这批中国儿童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迅速成为各自就读学校中的尖子生。到了1880年，他们中有50多名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而这些中国学生也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不太愿意穿中式服装，开始和美国女生谈恋爱，甚至有些人剪掉了辫子，信奉起了基督教。
这着实令当时的清廷惊慌失措，再加上留学监督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清廷最终作出决定：在1881年8月前，撤回全部留美学生。
这件事，别说容闳劝阻不了，连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作家马克·吐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都纷纷劝阻，但依旧不起任何作用。
1881年8月，原定留学期为15年的120名中国留美学生，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执意不归及病故者外，其余94人分三批被遣送回国。
当时的《申报》在留美学生回国后做了如下评述：“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据后来的统计，在留美幼童中，后来成为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工程师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医生3人，律师1人，报界2人，电报局民员16人……
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都留在了民国历史上：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
虽然“留美幼童”计划后来的结果还算宽慰人心，但这个计划的夭折，给了容闳极大的打击。
四
容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
在“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后，容闳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两个计划：帮助中国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
这两个计划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容闳必须接触大大小小的清朝官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终于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庞大帝国的各个阶层，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自李鸿章、张之洞至荣禄、刘坤一、盛宣怀等，虽然都是“洋务派”的干将，但围绕各自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明争暗夺，贪污腐败，使得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最终都不了了之。容闳更是感慨：“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但是，容闳依旧抱有期待，只是他的期待已经从旧体制的自愈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改良——戊戌维新。
此时，已经70岁的容闳最欣赏的人，是比他小30歲的康有为。
容闳本来就认为中国现存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和制度问题，所以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的维新主张大加赞赏。容闳不仅参加了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而且但凡维新派的活动，他都参加。容闳在北京东华门的寓所是维新派长期聚集开会的场所，很多重要的奏折、建议都在那里产生。
1898年6月中旬，光绪帝正式颁发“明定国是”诏书，“戊戌维新”正式开始。
然而，仅仅百日，维新夭折。
在“戊成维新”的最后关头，容闳再次成为见证历史的人——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谈“勤王”之后，返回容闳寓所，告诉大家情况已不容乐观的消息。
容闳当即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出面去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清廷进行干预，但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军，对慈禧完全构不成压力，这个提议被康有为否决。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四处捕杀维新派人士。容闳在第一时间请求美国公使营救康有为，请求英国传教士营救梁启超。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早被清廷视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早就参奏他“与洋人时相往还”，暗示他勾结洋人。
很快，容闳也被列为通缉对象，只能潜逃至上海，躲进租界。
至此，容闳对“改良”已彻底不抱希望。
五
如果“改良”不行，那该怎么办？
容闳在1900年3月，通过留美幼童中一个族弟容星桥的介绍，知道了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孙中山。
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之中：在“义和团”进京的情境下，觉得已经“忍无可忍”的慈禧太后决定向列强宣战。
在这场近乎闹剧的宣战过程中，容闳完全支持张之洞提出的“东南互保”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劝说张之洞拥兵自立，并且积极参与谋划唐才常策划的“自立军”——从这个意义上说，容闳已经彻底放弃了“改良”的念头，触达了“革命”的边缘。
然而，理想主义者容闳最终还是输给了老辣的张之洞。在一开始选择不表态之后，看到慈禧依旧能够掌握大权，张之洞选择向朝廷效忠，开始疯狂捕杀“自立军”，包括唐才常在内的20多个“自立军”骨干统统被张之洞杀害，容闳也再次被清政府通缉。
1900年9月1日，容闳化名为“泰西”，搭乘日本客轮“神户丸”由上海逃往日本，在船上，他终于和化名为“中山樵”的孙中山见面，两人畅谈国家大事。
至此，容闳开始彻底支持革命。 以容闳的性格，一旦决定投入，就决不是口头上的支持。
1909年2月，81岁的容闳告知孙中山，他已向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家布思提出了一个计划，命名为“红龙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资助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
在容闳的牵线搭桥下，孙中山在纽约与荷马·李以及布思进行了多次商谈，双方敲定了各种贷款、利息和偿还的细节，孙中山也向在国内的黄兴通报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在施行的过程中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一度搁浅，但容闳始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牵线搭桥，敦促双方继续推进。
只是，历史的进程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
此时的容闳已经83岁，染病卧床，但听到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却兴奋异常，连写三封信给“兴中会”成员谢缵泰，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发表自己对革命的观点，并且颇有先见之明地发出警告：“要警惕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就给容闳写了一封亲笔信，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
84岁的容闳此时虽然有心，但已无力。
1912年4月21日，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最终于美国康州的寓所逝世。
無法猜测，容闳最终有没有叶落归根的想法。
但在他的墓碑上，专门刻了一个汉字“容”。
说容闳是“中国海归第一人”，可能略有夸张。
在容闳之前，应该还有其他中国人留洋归来。但自耶鲁大学毕业的资历，以及后来参与过一系列大事件，容闳也应该算是第—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其实有点尴尬。
他其实早就入了美国籍，信了基督教，但是在美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虽然他依旧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在中国，大家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外国人。
而容闳提出的一些建议，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也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事实证明也并不可行，比如全部照搬美国的政治和金融制度。
所以，容闳还有一个称号：中国近代史上的“边缘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人”，却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什么？
就是因为无论国籍、身份，他自始至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在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容闳从小到大再到老，从留洋到洋务，从维新到革命，遭遇了诸多变化，自己的认知和观念也一直在变，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希望中国能够变好，能够变强。
因为有这个理想，容闳才愿意放弃别人眼里难得的舒适生活，也正是因为有这份信念，他才自始至终不选择放弃或逃避。
所幸的是，自容闳始，一代代的中国留学生，前仆后继，像他这样怀着赤子之心的，大有人在。
当然，像容闳这样波澜壮阔的人生，可遇不可求。
在自费的前提下，出去是一种选择，回来也是一种选择。但无论最终如何选择，身在何方，只要心里有一份挂念，一份回忆，一份坚守，乃至愿意呐一声喊，尽一些心，出一份力，我觉得就是可贵的。
天下虽大，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