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7月世界知名技术咨询公司Gartner指出，在历经将近十年“以更少资源完成更多任务”的时期之后，政府部门的首席信息官依然承受着巨大压力，必须尽可能节省IT及业务成本，并同时带领公共部门实现数字化创新。政府部门的CIO必须面对组织与文化上的双重挑战并消除障碍，让社交媒体、移动化、数据分析、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技术发挥其潜能，带来彻底的革新。
其中，Gartner在评点2016年政府部门十大战略科技时提到，2016年出现了四个最新的发展趋势，有可能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大幅提升政府的绩效，分别为：“分析数据无所不在”、“智能机器”、“软件定义的架构”以及“风险导向的信息安全”，这每一样都可能为监督、人力资源管理、采购及财务实务带来挑战。
9月29日，致力于电子政府和数字政府策略、社交媒体策略、开放政府、云计算、IT商业价值以及科技对政府未来的影响研究领域的Gartner研究公司管理副总裁 Andrea Di Maio接受《中国信息化》杂志记者专访，就“政府数字化”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信息化》：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IT项目，那么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呢？
Andrea Di Maio：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第一是对于数字化转型理解的缺失。许多人将政府数字化转型理解为提供了更好的线上服务，或者说打造了所谓的线上平台。还有人认为它可能会涉及大量传感器的使用，其实都不尽然。实际上数字化转型事关来自各种不同资源的数据，这些来源包括政府各部门、市民群体以及整个城市所安装的传感器。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的价值，从而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第二是整个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领导力问题。许多人认为，所谓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当然要有一个人充当主要角色，领导全面转型。不过，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把这一理解复制到每一位政府部门领导者头脑中，让他们充分理解数据的重要意义，并且根据数字和数字化的内容来应用和行动。
总之，一方面是如何去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数据。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政府数字化转型并非由单一机构进行，而是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的，所有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打造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中国信息化》：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政府的IT基础架构，包括治理模式是否是制约因素呢？
Andrea Di Maio：我认为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化转型的限制因素。IT的基础架构会影响到政府的服务效率，这对政府服务效率是一个制约因素，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IT技术架构，服务可能就会打折扣，效率也会打折扣，更谈不上数字化转型了。在我看来，基础架构方面有一个问题，现在一提到政府数字化转型马上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基础架构投资。政府可以做这样的投资，但如果不能做到合理利用数据和政府全部门参加的话，只有硬件和基础架构方面的投资，对于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无效的。
《中国信息化》：今天我们多次提到政府数据开放，那么政府数据开放和开放政府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Andrea Di Maio：政府开放数据是开放政府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根本上还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开放政府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提法。
《中国信息化》：在中国，数据已经进入了商用阶段，随着许多大数据交易中心的落地，数据商用也进入产业化运营阶段。这种数据商用模式和政府数据共享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Andrea Di Maio：目前的数据开放，面向的应该是社会上的个人和企业，这些个人和企业对政府开放数据进行有价值的应用。您认为数据的商业化时代正在开启，但我认为这在9年前就已经开始。不过，即便有很多咨询公司或政府工作人员对开放数据和开放数据带来的商业化价值进行了大量宣传，但非常不幸，到目前为止还没能看到特别重要的价值体现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开放数据比较集中的价值体现，是在政府运作的透明化方面，这或许有助于推动反腐。再有就是来自记者方面的一些公开数据的报道。所以说过去的9年间，真实的现状是，很多政府甚至丧失了对数据开放的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开放了一些数据，却没有看到预期价值。所以说数据正在经历一场转变，本质上是从过去的无人使用开放数据，到现在政府希望看到关于数据新的价值。
所以说这样的转变会让更多的政府看到，他们真正应做的，不仅仅是像北京、贵阳那样把数据开放出来让别人使用，而是政府自己如何使用数据，并且基于此数据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要说服其他人使用自身所提供的数据，你首先要自己把数据用起来，并真正地体会和欣赏数据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然后才能让第三方的企业、组织、个人使用数据并发现其价值。这样循环的结果是，政府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也许会逐渐打破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界限，使这一界限越来越淡薄。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正在进入一个转折点。过去政府是开放让别人用，现在政府得先学会自己使用这些数据。从数据的提供者转变为使用者，甚至使用第三方或者外部的数据，这是真正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这种数字化转型会形成一个虚拟的圈，政府在自己使用数据之后，会有更多的外部人员和组织来使用。这是当前市场上尚未看到的现象。
我们知道刚才所谈到的数字化转型和开放数据，对政府而言都是显著的转折，而政府自身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转折。外部事件导致了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让他们真正开始使用这些数据。而这些外部事件是政府遇到的特别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可以利用自身数据做些什么、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在这样的使命驱动下，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才能够开始。如果说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任何困难和挑战，我认为政府不可能有数字化转型的起步。 政府工作人员在遇到比较棘手和有挑战性的事情时，他们最终会趋向于寻求数字化转型去解决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安系统在遇到较大的恐怖主义的袭击，或者压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寻求数字化转型。
另外一个领域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医疗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成为社会和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开展数字化转型，进而在人，尤其使老年人患病之前做好预防问题。另一方面，比如说某些政府正面临着高层次的反腐斗争问题，某些政府面临税收体制改革方面的巨大挑战，还有社会福利方面的发展，甚至是招投标方面的透明化等这些非常棘手的情形之下，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会更快一些。
《中国信息化》：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对政务云的需求爆发，您怎么看政务云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以及未来的应用走向？
Andrea Di Maio：首先，云计算或者说云服务，可以让创新变得更为容易。在刚才所说的开放政府的情景下，大量的数据被开放，与此同时，他们可以通过很多应用系统去接入这些数据。而上述数据和应用系统都可以通过云的方式来提供。
我想提其中三个风险，其中有一个很好理解，另外不一定很好理解。第一个是安全，在云上，无论是数据还是应用，我们能信任不在本地的东西吗？你看任何一个公开的调研都可以发现，政府自己运行的基础架构和托管在公用云中的基础架构，后者比前者要安全得多得多。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基础架构的云供应商经过许多时间才能打造出来安全的声誉，这就是他们的立世之本。
第二个是关于数据所在地的问题，当然这是由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决定和规定，但它的本质就是，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是否能接受数据存在异地或者不在自己辖区范围之内这一情况。当然对于那些可以被开放的数据，这一点不是大问题，但是对于市民个人化数据以及部门敏感数据，这应该是一个关键考量。即便是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解决方案，就是通过数据的加密。数据是以加密的方式诉诸异地，它的秘钥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无妨。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许多人可能会想的比较少，是关于云的退出机制问题。退出机制指的是假如我们现在在某一个云架构商上，如果某天我希望把云部署在本国的云上，是否可以顺利从现有架构上退出的问题。
实际上类似的退出机制的概念也不是特别新鲜。退回到二三十年以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IT外包的时候，很多大的企业和外包的组织，他们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退出，不再外包的话，退出战略是什么。他们在决定做外包的那天也必须形成退出决定。现今的许多政府云外包协议中，退出条款都比较弱。我们强烈建议政府能够参照在历史上外包策略或者外包协议的签署。两者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以据此做出相应退出机制的修改。
其中，Gartner在评点2016年政府部门十大战略科技时提到，2016年出现了四个最新的发展趋势，有可能在未来的三至五年内大幅提升政府的绩效，分别为：“分析数据无所不在”、“智能机器”、“软件定义的架构”以及“风险导向的信息安全”，这每一样都可能为监督、人力资源管理、采购及财务实务带来挑战。
9月29日，致力于电子政府和数字政府策略、社交媒体策略、开放政府、云计算、IT商业价值以及科技对政府未来的影响研究领域的Gartner研究公司管理副总裁 Andrea Di Maio接受《中国信息化》杂志记者专访，就“政府数字化”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信息化》：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IT项目，那么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呢？
Andrea Di Maio：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第一是对于数字化转型理解的缺失。许多人将政府数字化转型理解为提供了更好的线上服务，或者说打造了所谓的线上平台。还有人认为它可能会涉及大量传感器的使用，其实都不尽然。实际上数字化转型事关来自各种不同资源的数据，这些来源包括政府各部门、市民群体以及整个城市所安装的传感器。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的价值，从而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第二是整个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领导力问题。许多人认为，所谓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当然要有一个人充当主要角色，领导全面转型。不过，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把这一理解复制到每一位政府部门领导者头脑中，让他们充分理解数据的重要意义，并且根据数字和数字化的内容来应用和行动。
总之，一方面是如何去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数据。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政府数字化转型并非由单一机构进行，而是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的，所有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打造这样的意识和能力。
《中国信息化》：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政府的IT基础架构，包括治理模式是否是制约因素呢？
Andrea Di Maio：我认为不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化转型的限制因素。IT的基础架构会影响到政府的服务效率，这对政府服务效率是一个制约因素，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IT技术架构，服务可能就会打折扣，效率也会打折扣，更谈不上数字化转型了。在我看来，基础架构方面有一个问题，现在一提到政府数字化转型马上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基础架构投资。政府可以做这样的投资，但如果不能做到合理利用数据和政府全部门参加的话，只有硬件和基础架构方面的投资，对于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无效的。
《中国信息化》：今天我们多次提到政府数据开放，那么政府数据开放和开放政府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Andrea Di Maio：政府开放数据是开放政府其中一个必要的环节。根本上还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开放政府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提法。
《中国信息化》：在中国，数据已经进入了商用阶段，随着许多大数据交易中心的落地，数据商用也进入产业化运营阶段。这种数据商用模式和政府数据共享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Andrea Di Maio：目前的数据开放，面向的应该是社会上的个人和企业，这些个人和企业对政府开放数据进行有价值的应用。您认为数据的商业化时代正在开启，但我认为这在9年前就已经开始。不过，即便有很多咨询公司或政府工作人员对开放数据和开放数据带来的商业化价值进行了大量宣传，但非常不幸，到目前为止还没能看到特别重要的价值体现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开放数据比较集中的价值体现，是在政府运作的透明化方面，这或许有助于推动反腐。再有就是来自记者方面的一些公开数据的报道。所以说过去的9年间，真实的现状是，很多政府甚至丧失了对数据开放的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开放了一些数据，却没有看到预期价值。所以说数据正在经历一场转变，本质上是从过去的无人使用开放数据，到现在政府希望看到关于数据新的价值。
所以说这样的转变会让更多的政府看到，他们真正应做的，不仅仅是像北京、贵阳那样把数据开放出来让别人使用，而是政府自己如何使用数据，并且基于此数据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要说服其他人使用自身所提供的数据，你首先要自己把数据用起来，并真正地体会和欣赏数据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然后才能让第三方的企业、组织、个人使用数据并发现其价值。这样循环的结果是，政府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也许会逐渐打破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界限，使这一界限越来越淡薄。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数字化转型，尤其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正在进入一个转折点。过去政府是开放让别人用，现在政府得先学会自己使用这些数据。从数据的提供者转变为使用者，甚至使用第三方或者外部的数据，这是真正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这种数字化转型会形成一个虚拟的圈，政府在自己使用数据之后，会有更多的外部人员和组织来使用。这是当前市场上尚未看到的现象。
我们知道刚才所谈到的数字化转型和开放数据，对政府而言都是显著的转折，而政府自身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转折。外部事件导致了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让他们真正开始使用这些数据。而这些外部事件是政府遇到的特别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可以利用自身数据做些什么、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在这样的使命驱动下，真正的数字化转型才能够开始。如果说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任何困难和挑战，我认为政府不可能有数字化转型的起步。 政府工作人员在遇到比较棘手和有挑战性的事情时，他们最终会趋向于寻求数字化转型去解决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安系统在遇到较大的恐怖主义的袭击，或者压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寻求数字化转型。
另外一个领域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医疗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成为社会和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开展数字化转型，进而在人，尤其使老年人患病之前做好预防问题。另一方面，比如说某些政府正面临着高层次的反腐斗争问题，某些政府面临税收体制改革方面的巨大挑战，还有社会福利方面的发展，甚至是招投标方面的透明化等这些非常棘手的情形之下，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会更快一些。
《中国信息化》：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对政务云的需求爆发，您怎么看政务云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以及未来的应用走向？
Andrea Di Maio：首先，云计算或者说云服务，可以让创新变得更为容易。在刚才所说的开放政府的情景下，大量的数据被开放，与此同时，他们可以通过很多应用系统去接入这些数据。而上述数据和应用系统都可以通过云的方式来提供。
我想提其中三个风险，其中有一个很好理解，另外不一定很好理解。第一个是安全，在云上，无论是数据还是应用，我们能信任不在本地的东西吗？你看任何一个公开的调研都可以发现，政府自己运行的基础架构和托管在公用云中的基础架构，后者比前者要安全得多得多。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基础架构的云供应商经过许多时间才能打造出来安全的声誉，这就是他们的立世之本。
第二个是关于数据所在地的问题，当然这是由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决定和规定，但它的本质就是，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是否能接受数据存在异地或者不在自己辖区范围之内这一情况。当然对于那些可以被开放的数据，这一点不是大问题，但是对于市民个人化数据以及部门敏感数据，这应该是一个关键考量。即便是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解决方案，就是通过数据的加密。数据是以加密的方式诉诸异地，它的秘钥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无妨。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许多人可能会想的比较少，是关于云的退出机制问题。退出机制指的是假如我们现在在某一个云架构商上，如果某天我希望把云部署在本国的云上，是否可以顺利从现有架构上退出的问题。
实际上类似的退出机制的概念也不是特别新鲜。退回到二三十年以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IT外包的时候，很多大的企业和外包的组织，他们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要退出，不再外包的话，退出战略是什么。他们在决定做外包的那天也必须形成退出决定。现今的许多政府云外包协议中，退出条款都比较弱。我们强烈建议政府能够参照在历史上外包策略或者外包协议的签署。两者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以据此做出相应退出机制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