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仅8岁的范小勤因为长相酷似马云而走红网络。随后，在商业公司包装运作之下，“小马云”开始了参加电视节目、时装走秀、网络直播的热闹生活。然而近日他被公司解约，重新回到老家。风光一时的“小马总”，也变回了原来那个“又脏又皮”的乡下孩子。
　　 如潮的批评声涌向那家商业公司，人们纷纷指责其投机和凉薄——当“小马云”身带流量，能够带来利益时候，他们就像抢“香饽饽”一样争夺。当“小马云”过气了，经济价值被榨干了，他们就一脚踢开。
　　 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商业公司的伦理操守常常经不起考验。这一点在炒作和消费“网红”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商业公司对“网红”的追捧，几乎置美丑善恶和是非对错的标准于不顾。在他们的衡量标准里，只要出名，只要有关注度，这样的“网红”就是优质资产。经过一番包装炒作，他们就能收割流量，就有办法变现获利。
　　 在“小马云”之前，包装炒作“网红”的先例早就不胜枚举。2010年，被称为“犀利哥”的流浪汉程国荣走红之后，众多工厂企业、文化传播公司、演艺公司和策划人趋之若鹜，都希望从他身上捞取好处。2012年，因盗窃被捕的周立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奇异言论，继而红遍网络，被人送上绰号“窃·格瓦拉”。走红之后，众多商业公司丝毫不介意这个“窃”字，纷纷对其展开热烈追捧，有的高价请其代言，有的聘请其出任公司联合创始人，成为一场网络奇观。
　　 对“小马云”和“犀利哥”的炒作和消费甚至背离了基本的道义。“小马云”智力发育迟缓，13岁还不会辨认100元人民币，也算不出来“2+2等于几”。当他满口呼喊“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等广告语的时候，他未必理解那有什么含义。他只是在茫然无知中就被卷入了成年人的一场游戏，成为名利、欲望和金钱的一颗砝码。同样，“犀利哥”也患有自闭症，生活不能自理，连话都说不完整。当他被推上舞台，穿上华丽的时装走秀时候，一片喧哗热闹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小马云”和“犀利哥”的亲属都不认为包装炒作行为欠妥，他们甚至对相关公司心存感激。“小马云”出身于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身体残疾，母亲身体和智力都有问题，奶奶生活不能自理。他自己和哥哥都智力发育迟缓。一家五口，有四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仅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度日。所以，在他父親心里，只要有人能帮助解决“小马云”的吃饭问题，就算帮他大忙了。换言之，如果没有商业公司的包装和炒作，“小马云”也不会过得更好。甚至，现在市场不再“消费”他了，他未来的境况有可能更加糟糕。
　　 无独有偶，“犀利哥”走红之后，他的亲属也面临过相似的两难选择。找上门的商业公司逻辑很现实：可以给他经济报酬，但他付出的代价就是被炒作、被消费。权衡利弊之后，他的亲属还是让他出任一家农庄的时装表演部经理，接受商业和大众的“消费”。因为他需要钱，需要自食其力。他的亲属无力为他提供更多经济援助，他只能接受包装炒作来挣钱。
　　 可见，在讨论商业公司伦理操守的同时，像“小马云”和“犀利哥”这样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怎样才能得到保护，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他们面临着现实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基本生活都成为问题的话，哪怕明知道那是一种炒作和消费，可能也不得不投身其中，任人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