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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获全胜，中国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失去全面控制。1月21日，总统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后，决定4月1日起与中共在北平进行谈判停战。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由张治中任团长，其成员有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中共方面则由周恩来任代表团团长。4月15日，国共谈判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拒不执行该协定，致使和谈破裂，蒋介石甚至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
在这种情形下，张治中等人立刻身陷尴尬境地。这时，周恩来紧急向南京地下党发出一则绝密命令……
1、和谈破裂，张治中陷入走留两难境地
1949年4月15日晚9时，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国共和谈刚刚结束了新的一轮会谈。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们，回到驻地六国饭店后，连夜开会讨论了会谈的结果。大家发言很热烈，一致认为：对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方面已作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了一点，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惟有毅然接受。最后，张治中决定，推派黄绍竑、屈武为代表，把“和平协定”带回南京，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4月16日，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黄绍竑、屈武一下飞机，就径直前往国民政府办公地“子超楼”。李宗仁眉头紧皱，看了“协定”，一言不发。此时，他发言又有什么用呢？白崇禧看了之后，顿时大叫起来：“决不能同意，这不是投降吗？”顾祝同一向以涵养好而著称。这时，他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直奔电报室，命人立即给溪口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和平协定”的文稿后，只说了八个字：“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
随即，国民党中常会立即发表了正式声明，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破裂。并且，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刻身陷尴尬之境，张治中本人更是前途未卜。
中共设定的和平协定的最后签字期限是4月20日。21日凌晨，解放军在东起江阴，西起湖口的长江江面上，发起了强大的渡江攻势。
21日深夜12时，张治中接到了南京方面李宗仁、何应钦的来电：“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22日，张治中吩咐机要秘书余湛邦起草电报稿：“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中共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均已对南京政府彻底失望，更担心南京政府“秋后算账”，因此都表示愿意留在北平。但张治中却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我岂能不知回去的风险，大家愿意留在这儿我不反对，可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得到了南京和谈代表团将于24日回南京的消息后，立即与李立三、林伯渠驱车直奔六国饭店。见了面，周恩来握住张治中的手说“：协定被南京政府所拒绝，我们双方都感到十分遗憾。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我们今后仍有和谈的可能，局部和谈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我们恳切地希望代表团能留下来。”
对于周恩来的真挚挽留，代表团成员都非常感动，惟独张治中似有难言的苦衷。这时，他仍是在重复着回去“复命”的理由。这时，周恩来仍以诚恳、温和而又坚定的语调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你无论是到南京、上海或是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会不利于你的。西安事变中，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林伯渠、李立三则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的代表团并不撤退，还保持着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我们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张治中十分感动，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这一切，周恩来早就看在眼里，且已了如指掌，握住他的手说：“请文白先生放心！你的一切我们都已经做了紧急安排！”
2、未雨绸缪，周恩来紧急做出周密部署
早在1949年初，国民党所寄予厚望的“徐蚌会战”败局已定。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各个机关已开始作撤退的准备。此后不久，“三野”和中共上海局就发出指示，要及时劝说张治中（文白）夫人洪希厚女士和胞弟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女士及时迁往上海居住，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以防止特务的骚扰。
到了3月中旬，中共方面的情报已经获悉，国民党已内定张治中为和谈的首席代表。这时，张治中的胞弟、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军长张文心将军已经起义。“三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南京地下党配合上海方面切实完成保护张氏兄弟在宁、沪亲属的任务。
4月1日，张治中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张夫人洪希厚和弟媳郑淑华二人感到时局缓和了，就又乘火车从上海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其时南京相当混乱，特务活动猖獗。到了中旬，北平和谈即将进入尾声，一旦和谈正式破裂，解放军对南京实施合围，蒋介石又可能迁怒于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就极有可能对二人的家属阴谋暗算，或强行迁往台湾。情况十分危急。
张治中家属的安危时刻牵动着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心。和谈破裂伊始，中共渡江总前委和上海局就接到了周恩来下达的一则紧急和绝密命令：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或其他解放区。
几乎在同一天，南京地下党就接到了周恩来的这一绝密指示。打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国防部的沈参谋，立即赶到张文心夫人郑淑华的家，告诉她立即转告大嫂洪希厚，并做好一切准备，第二天一早一同赴上海。
4月22日，天刚刚亮，身穿国民党校官制服的沈参谋刚刚出门，就看见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女士踉踉跄跄地跑来。沈一愣，心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了，忙问：“通知大嫂了吗？”郑女士答：“她不在了。昨天深夜，有一位自称是大哥朋友的人，赶到大嫂家，说南京情况十分紧急，要她赶快离开。并说只有一架飞往上海的班机了，已留了一个座位，马上就走。” 沈参谋听了，心里有了底。于是，马上叫了一辆卫戍总部的车，带上郑淑华及女儿，直驶下关火车站。22日上午的这一班列车，是南京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正常运行的客车了，因此，有票无票的人都拼了命往上挤，整个车站混乱不堪。
郑淑华母女三人根本就无法靠上去一步，急得直哭。这时，沈参谋急中生智，挤到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火车站军警稽查处，亮出了身份证和紧急出差证明，要求给予协助。这一招还真灵。马上，两名军警吆喝着挤开了一条路，把郑淑华母女三人从窗户里塞了进去。沈参谋也跟着钻了进去。
宁沪最后一班列车，载着满满一车人，终于驶出了南京下关火车站。一路上，只见成千上万的国民党江防溃兵，沿着铁路向上海方向缓慢地行进着。辎重弹药，到处都是，一片狼藉。直至黄昏时分，火车才轰鸣着进了上海北站。
这时的上海，已是华灯初放，一片繁华的景象，与南京的炮火硝烟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郑淑华携子女来到了愚园路的一座小洋房，与大嫂一家人见面了。虽然才一天多没见面，但由于极度的担惊受怕，大家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上海并不是安全之地。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国民党特务就经常在邵力子先生的寓所周围骚扰恐吓，弄得邵力子家人成天提心吊胆。几天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毛森还曾扬言，凡是主和的人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4月22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召开了一次作战情报会议，要求迅速加强上海的战备，加紧侦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及民主人士的动向，迎接汤恩伯总司令来沪。
鉴于这个情况，沈参谋再次叮嘱说：“文白、文心先生两兄弟已在解放区，请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出门，以防遭人暗算，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人保护你们的。”
上海地下党负责接应张治中、张文心家属并护送她们北上的，是国民党上海空军基地的邓士章上校及夫人，二人都是地下党员。接到党的指示后，他们首先在南京把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及子女连夜接到了上海。洪、郑二女士下榻的愚园路寓所，就是由他们安排的。
3、有惊无险，张治中全家安然相会北平
4月23日清晨，邓夫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慢慢地在愚园路口停了下来。一会儿，一所小洋房出来几个人，无声无息地上了这辆轿车。邓夫人驾车直驶上海虹桥机场。
轿车驶入机场后，邓夫人与他们一起下了车。她嘱咐两位夫人说：“机场上人多，如果碰到熟人，就说是接人的。你们在兰州不是有子女吗！其他的话不要多说，以免出意外。”洪、郑二人连连点头。
为了不使目标太大，邓夫人把两家人分散到机场的几个角落，自己则不时地来回走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两位夫人带着孩子，低着头，尽量不让眼神与他人对视。
虹桥机场属国民党交通部管辖。这一天，交通部长俞飞鹏正好来到机场视察。因过去他与张治中常有来往，故与洪希厚很熟悉。看到她坐在那儿，感到很奇怪，就走了上去：“这不是张夫人吗？今天到机场有事吗？”洪希厚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没有带什么行李，不像是出远门的样子。她看躲是躲不过了，只好把头抬起来，强作镇静地说：“是樵峰（俞飞鹏字樵峰）啊，我等兰州来的班机。”张治中的大儿子在兰州工作。她哪里知道，俞飞鹏是交通部长，对航班情况是一清二楚的。俞飞鹏立即说：“今天没有兰州的航班啊。”这一来，洪希厚慌了神，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是机场说有的，怎么又没有了呢？”俞飞鹏说：“我是部长，我怎么会不知道？今天确实没有兰州来的班机，你回去吧。有车来吗？要不要我送你回去？”洪希厚心里又是一惊，这可怎么回答呢？
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内的一些与张治中私交很好的官员，曾几次劝洪希厚把家搬到广州、重庆或台湾去。张文心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张治中的部下汤恩伯，曾专门到郑淑华家，劝她赶紧离开南京。可这次偏偏在上海给碰上了。
事到这个份上，洪希厚什么也顾不上了，就硬是把话题岔开了，说：“谢谢了，我有车来的，您有事，就不耽搁您了。”最后一句话，把俞飞鹏给打发了。
俞飞鹏临走时，很是不解地自言自语地说：“张夫人今天是怎么了？”见张夫人不愿多说，就只说了一句：“张夫人，时局多变，请您多保重身体。”说罢就转身离去。走了几步，还不解地回过头来看洪希厚几眼。
直至俞飞鹏走远了，站在远处的邓夫人才算松了一口气。洪希厚心里还是很紧张：“他会不会去打电话问些什么呢？”就这样，又挨了十几分钟。
这时，站在机场登机入口处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正在向这边打手势，意思是让他们过去，可以进入机坪了。于是，在机场几个角落里的两家共9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向入口处靠拢。年轻人把他们一直带到了舷梯旁，登上了飞机。
这是一架名为“空中皇后”号的双引擎飞机，是国民党专程赴北平接和谈代表团返回上海的专机。一会儿功夫，发动机已经轰鸣起来。洪希厚和郑淑华上机后，坐下不几分钟，飞机就开始滑动，然后，沿着跑道向西北方向凌空而去。停机坪上有四五个人，默默地目送着飞机远去……
这时，他们才注意到，在飞机上，只有四五个乘客，幸好都不认识。飞机要飞到何处？她们一无所知。洪希厚只记得邓夫人说的一句话：“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这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是兰州？北平？台湾？还是……
飞机往北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在一个机场降落了。洪希厚看到一群穿黄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到了青岛机场。这时，又上来几个学者模样的人，大家一同向北飞去。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周恩来驱车来到了国民党代表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张治中看到周恩来亲自来了，很是惊讶：”恩来先生有什么事吗？”周恩来笑着说：“文白先生，我们去机场接一个客人。”张治中问：“什么客人，我可认识？”周恩来笑着答道：“不仅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张治中摇摇头，大惑不解地跟着周恩来上了车。
汽车一直开到北平西苑机场。在停机坪上，周恩来打趣地对张治中说：“今天，上海有飞机来接你们，文白先生可走吗？”话音刚落，就听到了空中飞机的轰鸣声。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停机坪上。
舱门打开了。舷梯上出现了夫人洪希厚，弟媳郑淑华，以及孩子们和保姆。张治中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真的吗？与此同时，洪希厚也看到了张治中，看到了周恩来。
孩子们高喊着：“爸爸，伯伯。”欢呼着奔了过来。周恩来抱起了孩子一个一个地亲吻着。又对洪希厚和郑淑华说：“欢迎你们全家平安地到达北平。”
张治中眼中噙满了泪水，真不知对周恩来说什么好。洪、郑二人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张治中嘴中才迸出一句话：“恩来先生，你们可是想到我的心里去了啊！”
这时，周恩来收起笑容，认真地说：“现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们也放心了。至于您是走是留，我们不会强求的。您如果选择离开，我马上给你们全家安排飞机……”
“不要说了，恩来先生，我决定留下来了！”
说完，一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这种情形下，张治中等人立刻身陷尴尬境地。这时，周恩来紧急向南京地下党发出一则绝密命令……
1、和谈破裂，张治中陷入走留两难境地
1949年4月15日晚9时，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国共和谈刚刚结束了新的一轮会谈。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们，回到驻地六国饭店后，连夜开会讨论了会谈的结果。大家发言很热烈，一致认为：对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方面已作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了一点，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惟有毅然接受。最后，张治中决定，推派黄绍竑、屈武为代表，把“和平协定”带回南京，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4月16日，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黄绍竑、屈武一下飞机，就径直前往国民政府办公地“子超楼”。李宗仁眉头紧皱，看了“协定”，一言不发。此时，他发言又有什么用呢？白崇禧看了之后，顿时大叫起来：“决不能同意，这不是投降吗？”顾祝同一向以涵养好而著称。这时，他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直奔电报室，命人立即给溪口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和平协定”的文稿后，只说了八个字：“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
随即，国民党中常会立即发表了正式声明，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破裂。并且，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刻身陷尴尬之境，张治中本人更是前途未卜。
中共设定的和平协定的最后签字期限是4月20日。21日凌晨，解放军在东起江阴，西起湖口的长江江面上，发起了强大的渡江攻势。
21日深夜12时，张治中接到了南京方面李宗仁、何应钦的来电：“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22日，张治中吩咐机要秘书余湛邦起草电报稿：“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中共代表团。
代表团成员均已对南京政府彻底失望，更担心南京政府“秋后算账”，因此都表示愿意留在北平。但张治中却说：“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我岂能不知回去的风险，大家愿意留在这儿我不反对，可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得到了南京和谈代表团将于24日回南京的消息后，立即与李立三、林伯渠驱车直奔六国饭店。见了面，周恩来握住张治中的手说“：协定被南京政府所拒绝，我们双方都感到十分遗憾。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我们今后仍有和谈的可能，局部和谈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我们恳切地希望代表团能留下来。”
对于周恩来的真挚挽留，代表团成员都非常感动，惟独张治中似有难言的苦衷。这时，他仍是在重复着回去“复命”的理由。这时，周恩来仍以诚恳、温和而又坚定的语调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你无论是到南京、上海或是广州，国民党特务是会不利于你的。西安事变中，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林伯渠、李立三则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的代表团并不撤退，还保持着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我们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张治中十分感动，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这一切，周恩来早就看在眼里，且已了如指掌，握住他的手说：“请文白先生放心！你的一切我们都已经做了紧急安排！”
2、未雨绸缪，周恩来紧急做出周密部署
早在1949年初，国民党所寄予厚望的“徐蚌会战”败局已定。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各个机关已开始作撤退的准备。此后不久，“三野”和中共上海局就发出指示，要及时劝说张治中（文白）夫人洪希厚女士和胞弟张文心、夫人郑淑华女士及时迁往上海居住，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以防止特务的骚扰。
到了3月中旬，中共方面的情报已经获悉，国民党已内定张治中为和谈的首席代表。这时，张治中的胞弟、国民党第八十五军军长张文心将军已经起义。“三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南京地下党配合上海方面切实完成保护张氏兄弟在宁、沪亲属的任务。
4月1日，张治中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张夫人洪希厚和弟媳郑淑华二人感到时局缓和了，就又乘火车从上海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其时南京相当混乱，特务活动猖獗。到了中旬，北平和谈即将进入尾声，一旦和谈正式破裂，解放军对南京实施合围，蒋介石又可能迁怒于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就极有可能对二人的家属阴谋暗算，或强行迁往台湾。情况十分危急。
张治中家属的安危时刻牵动着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心。和谈破裂伊始，中共渡江总前委和上海局就接到了周恩来下达的一则紧急和绝密命令：立即通知南京地下党，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文白先生的夫人洪希厚女士及其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或其他解放区。
几乎在同一天，南京地下党就接到了周恩来的这一绝密指示。打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国防部的沈参谋，立即赶到张文心夫人郑淑华的家，告诉她立即转告大嫂洪希厚，并做好一切准备，第二天一早一同赴上海。
4月22日，天刚刚亮，身穿国民党校官制服的沈参谋刚刚出门，就看见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女士踉踉跄跄地跑来。沈一愣，心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了，忙问：“通知大嫂了吗？”郑女士答：“她不在了。昨天深夜，有一位自称是大哥朋友的人，赶到大嫂家，说南京情况十分紧急，要她赶快离开。并说只有一架飞往上海的班机了，已留了一个座位，马上就走。” 沈参谋听了，心里有了底。于是，马上叫了一辆卫戍总部的车，带上郑淑华及女儿，直驶下关火车站。22日上午的这一班列车，是南京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正常运行的客车了，因此，有票无票的人都拼了命往上挤，整个车站混乱不堪。
郑淑华母女三人根本就无法靠上去一步，急得直哭。这时，沈参谋急中生智，挤到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火车站军警稽查处，亮出了身份证和紧急出差证明，要求给予协助。这一招还真灵。马上，两名军警吆喝着挤开了一条路，把郑淑华母女三人从窗户里塞了进去。沈参谋也跟着钻了进去。
宁沪最后一班列车，载着满满一车人，终于驶出了南京下关火车站。一路上，只见成千上万的国民党江防溃兵，沿着铁路向上海方向缓慢地行进着。辎重弹药，到处都是，一片狼藉。直至黄昏时分，火车才轰鸣着进了上海北站。
这时的上海，已是华灯初放，一片繁华的景象，与南京的炮火硝烟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郑淑华携子女来到了愚园路的一座小洋房，与大嫂一家人见面了。虽然才一天多没见面，但由于极度的担惊受怕，大家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上海并不是安全之地。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国民党特务就经常在邵力子先生的寓所周围骚扰恐吓，弄得邵力子家人成天提心吊胆。几天前，上海市公安局长毛森还曾扬言，凡是主和的人都是秦桧，我要用手枪对付他。4月22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召开了一次作战情报会议，要求迅速加强上海的战备，加紧侦察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及民主人士的动向，迎接汤恩伯总司令来沪。
鉴于这个情况，沈参谋再次叮嘱说：“文白、文心先生两兄弟已在解放区，请你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出门，以防遭人暗算，在上海，也一定会有人保护你们的。”
上海地下党负责接应张治中、张文心家属并护送她们北上的，是国民党上海空军基地的邓士章上校及夫人，二人都是地下党员。接到党的指示后，他们首先在南京把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及子女连夜接到了上海。洪、郑二女士下榻的愚园路寓所，就是由他们安排的。
3、有惊无险，张治中全家安然相会北平
4月23日清晨，邓夫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慢慢地在愚园路口停了下来。一会儿，一所小洋房出来几个人，无声无息地上了这辆轿车。邓夫人驾车直驶上海虹桥机场。
轿车驶入机场后，邓夫人与他们一起下了车。她嘱咐两位夫人说：“机场上人多，如果碰到熟人，就说是接人的。你们在兰州不是有子女吗！其他的话不要多说，以免出意外。”洪、郑二人连连点头。
为了不使目标太大，邓夫人把两家人分散到机场的几个角落，自己则不时地来回走动，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两位夫人带着孩子，低着头，尽量不让眼神与他人对视。
虹桥机场属国民党交通部管辖。这一天，交通部长俞飞鹏正好来到机场视察。因过去他与张治中常有来往，故与洪希厚很熟悉。看到她坐在那儿，感到很奇怪，就走了上去：“这不是张夫人吗？今天到机场有事吗？”洪希厚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没有带什么行李，不像是出远门的样子。她看躲是躲不过了，只好把头抬起来，强作镇静地说：“是樵峰（俞飞鹏字樵峰）啊，我等兰州来的班机。”张治中的大儿子在兰州工作。她哪里知道，俞飞鹏是交通部长，对航班情况是一清二楚的。俞飞鹏立即说：“今天没有兰州的航班啊。”这一来，洪希厚慌了神，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是机场说有的，怎么又没有了呢？”俞飞鹏说：“我是部长，我怎么会不知道？今天确实没有兰州来的班机，你回去吧。有车来吗？要不要我送你回去？”洪希厚心里又是一惊，这可怎么回答呢？
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内的一些与张治中私交很好的官员，曾几次劝洪希厚把家搬到广州、重庆或台湾去。张文心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张治中的部下汤恩伯，曾专门到郑淑华家，劝她赶紧离开南京。可这次偏偏在上海给碰上了。
事到这个份上，洪希厚什么也顾不上了，就硬是把话题岔开了，说：“谢谢了，我有车来的，您有事，就不耽搁您了。”最后一句话，把俞飞鹏给打发了。
俞飞鹏临走时，很是不解地自言自语地说：“张夫人今天是怎么了？”见张夫人不愿多说，就只说了一句：“张夫人，时局多变，请您多保重身体。”说罢就转身离去。走了几步，还不解地回过头来看洪希厚几眼。
直至俞飞鹏走远了，站在远处的邓夫人才算松了一口气。洪希厚心里还是很紧张：“他会不会去打电话问些什么呢？”就这样，又挨了十几分钟。
这时，站在机场登机入口处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正在向这边打手势，意思是让他们过去，可以进入机坪了。于是，在机场几个角落里的两家共9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向入口处靠拢。年轻人把他们一直带到了舷梯旁，登上了飞机。
这是一架名为“空中皇后”号的双引擎飞机，是国民党专程赴北平接和谈代表团返回上海的专机。一会儿功夫，发动机已经轰鸣起来。洪希厚和郑淑华上机后，坐下不几分钟，飞机就开始滑动，然后，沿着跑道向西北方向凌空而去。停机坪上有四五个人，默默地目送着飞机远去……
这时，他们才注意到，在飞机上，只有四五个乘客，幸好都不认识。飞机要飞到何处？她们一无所知。洪希厚只记得邓夫人说的一句话：“把你们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这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是兰州？北平？台湾？还是……
飞机往北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在一个机场降落了。洪希厚看到一群穿黄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到了青岛机场。这时，又上来几个学者模样的人，大家一同向北飞去。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周恩来驱车来到了国民党代表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张治中看到周恩来亲自来了，很是惊讶：”恩来先生有什么事吗？”周恩来笑着说：“文白先生，我们去机场接一个客人。”张治中问：“什么客人，我可认识？”周恩来笑着答道：“不仅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张治中摇摇头，大惑不解地跟着周恩来上了车。
汽车一直开到北平西苑机场。在停机坪上，周恩来打趣地对张治中说：“今天，上海有飞机来接你们，文白先生可走吗？”话音刚落，就听到了空中飞机的轰鸣声。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停机坪上。
舱门打开了。舷梯上出现了夫人洪希厚，弟媳郑淑华，以及孩子们和保姆。张治中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真的吗？与此同时，洪希厚也看到了张治中，看到了周恩来。
孩子们高喊着：“爸爸，伯伯。”欢呼着奔了过来。周恩来抱起了孩子一个一个地亲吻着。又对洪希厚和郑淑华说：“欢迎你们全家平安地到达北平。”
张治中眼中噙满了泪水，真不知对周恩来说什么好。洪、郑二人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张治中嘴中才迸出一句话：“恩来先生，你们可是想到我的心里去了啊！”
这时，周恩来收起笑容，认真地说：“现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们也放心了。至于您是走是留，我们不会强求的。您如果选择离开，我马上给你们全家安排飞机……”
“不要说了，恩来先生，我决定留下来了！”
说完，一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