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钟形罩》作为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但一直以来，人们更多的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审视主人公埃斯特的形象，将小说内容视为埃斯特从疯癫到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对于主人公疯癫的原因和本质却甚少涉及。其实这种“疯癫”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对社会性别歧视和束缚的反抗。为了系统全面地解读这篇小说及主人公形象，本文先分析了埃斯特疯癫的原因，即女性榜样的缺失和父权社会的压制，在此基础上又揭示了这种“疯癫”形象的本质，从而使埃斯特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真实可感。
关键词：《钟形罩》 埃斯特 疯癫形象
《钟形罩》是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去世三周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抒发了当时美国女性在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和呐喊。这部小说以其独有的艺术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现代妇女作家》一书在提到这部小说时称西尔维娅·普拉斯“用细腻尖锐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内心体验，是在为那个时代的全体女性呐喊”。本文在分析主人公埃斯特“疯癫”原因的基础上，揭示了她的精神状态的本质，表明她的“疯癫”只是父权社会给她贴上的标签。但她最终并没有屈服于这种父权文化，她乖顺回归的表象下，其实隐藏着一种内在的反抗，埃斯特用这种“疯癫”的形象颠覆了传统体制，并做回了自己。
一 埃斯特“疯癫”的原因
长久以来，学者对于《钟形罩》的探究都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主人公形象，对于埃斯特为何会“疯癫”，并没有详尽地研究和阐述，这就使得对主人公的形象阐述的不够形象立体。为了全面剖析小说内容，揭示小说主题，本文结合小说思想和创作背景，对埃斯特“疯癫”的原因做如下探究：
1 女性榜样的缺失
埃斯特作为一名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慌和迷茫，特别需要一个女性作为榜样，并对她指导和提点。但她身边的女性除了和她一样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就是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她们显然无法发挥榜样的作用。
威拉德夫人是埃斯特身边的一位重要女性，同时她也是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模范家庭主妇。她坚信“男人才是射向未来的箭，女人只是箭的出发点”，她对当时美国社会的家庭模式认可并接受，对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也没有太大异议。然而，威拉德夫人的这种理念却遭到了埃斯特的质疑，埃斯特希望体验不同的人生历程，她认为女性应该有多重身份，而不仅仅只是“箭的出发点”。埃斯特的这种想法与她的成长环境有一定关系，她的母亲原本也是和威拉德夫人一样的家庭妇女，但丈夫的突然去世让这位母亲不得不面对这个父权社会的压力。她只好在教书之余兼职打字和速记，以此支撑家庭开支。她要求埃斯特学习速记，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女儿有一技傍身，其实是为了取得男老板的赏识，满足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所以，埃斯特认为母亲就像一轮哀怨而苍白的圆月，未能带给她温暖和热情。
与家庭妇女一样，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同样未能挣脱父权社会的枷锁。埃斯特就读斯密斯学校期间，经常受到高年级女生的歧视和奚落。但当她受到巴迪邀请，参加了耶鲁大学举办的舞会后，那些女生对她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改变。由此不难看出，即便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也依然认同“男性决定女性定位”这种观念。埃斯特周围的女大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但她们的理想几乎如出一辙，要么选择回归家庭做家庭妇女，受家庭和丈夫的“庇护”，要么从事文秘类职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贝特西想要主持电视访谈节目，遭到拒绝，但却受到负责封面广告的美容编辑的赏识和赞美，这表明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思想内涵并不被看重，外貌才是符合父权社会需要的消费品。埃斯特通过身边女大学生的遭遇看到了父权社会的束缚，于是，在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晚上，埃斯特将衣服一件件地抛散向天空中，她将那些衣服视为“求和的白棋”，是向父权社会妥协的象征，只有丢弃这些精神上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当埃斯特决心寻求自我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疯癫”。
埃斯特发现无论是如她母亲一般的家庭妇女，还是和她一样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都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实现自我价值，都不能成为她的人生榜样。因此，她将目光转向职业女性。杰西作为《淑女时代》杂志的主编，是埃斯特在纽约结识的首位职业女性。埃斯特在一开始对她十分崇拜，但随着进一步交往，埃斯特认识到杰西本质上还是维护男性话语权的。埃斯特意识到杰西虽然是杂志的主编，但她依然受治于男性，并非话语的原始生成者，她也不可能赢的女性应有的话语权。埃斯特在就读斯密斯学校期间就十分厌恶化学和物理学科，在她眼里那些理科公式是丑陋的、难以辨认的，而理科在小说中则代表着父权社会下男性的思维方式。埃斯特的父亲可以熟练地掌握拉丁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在埃斯特看来，语言其实隐喻了男性的话语权，因此，当杰西建议她多学习几种语言时，她仿佛在杰西身上看到了斯密斯学校那位理科教师曼兹先生的身影，令她无比失望，她认为这和母亲要求她学习速记一样，只是为了满足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迎合男性的审美需求。
2 父权社会的压制
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女性文学中，美国的女性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才开始进行女权运动。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一直被父权思想控制。小说《钟形罩》形象地揭露了父权社会中美国女性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在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眼中，当时的女性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巨大的钟形罩内，压抑而苦闷。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只能由男性决定，女性只能扮演依附于男性的“妻子”或“母亲”的角色，不能有独立的身份，女性的价值也只能在家庭生活中显现。
在《钟形罩》中巴迪是埃斯特的男友，同时他也是符合父权社会标准的“模范青年”，他与埃斯特就女性价值和身份问题发生过多次冲突。在巴迪眼中，科学学科才是理性而有价值的，而埃斯特所钟爱的诗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粒尘土”。在他们共同目睹女性分娩过程时，巴迪看到的是男外科医生精湛的医术，而埃斯特注意到的却是女性分娩时承受的痛苦。巴迪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完全是父权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埃斯特在口头上对他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或认可，但在内心深处她已清醒地认识到女人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就会变得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奴隶，任人使唤。由此可见，当时美国的女性虽然被视为“房间里的天使”，实际上却被困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她们看似受到了丈夫的“庇护”，其实是在逐渐地丧失话语权。埃斯特透过表象，看到了女性生活的本质，因此，她决心不做男性脚下的“厨房地毯”，她希望以多重身份实现自身价值。在她决定放弃巴迪寻求自由时，她就成了周围人眼中的“神经质”和“疯癫”，埃斯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还是决心“在一个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中自由翱翔”。 埃斯特放弃巴迪之后离开了纽约，当她回到家后逐渐丧失了写作和阅读能力，家人将她送进了戈登大夫的医院。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精神分析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到医院进行心理咨询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对父权社会下女性的身份和价值产生了疑虑。但医院内的心理咨询大夫多为男性，他们治疗的目的就是诱使这些女性从内心接受自己的家庭角色，心甘情愿地成为被圈禁在家庭中的奴隶，放弃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和实践。因此，戈登大夫对埃斯特的态度总是十分傲慢，甚至在言语中侮辱女性，这令埃斯特厌恶和失望，所以，她拒绝向戈登大夫吐露实情。戈登大夫则将埃斯特的精神焦虑视为“疯癫”，强迫埃斯特接受休克治疗，休克治疗其实是利用电击冲击病人的身体和精神。埃斯特在接受电击治疗时感到有人给她了“一顿乱棒”，让她的骨头都散了架，整个身体如同被“撕裂的植物”一样。戈登大夫用这种残酷的治疗手段不断地分裂女性病人的精神和肉体，试图以此扼杀她们对女性身份的探寻，让她们接受父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完全融入社会的主流生活。埃斯特在接受完休克治疗后，孤独地来到父亲的墓地，突然放声大哭，这哭声不仅源自对父亲的怀念，更是为了发泄因不甘遭受男权社会束缚而产生的悲愤情绪。
二 埃斯特“疯癫”形象的本质：理性与反抗
埃斯特在接受治疗时，一直处于很清醒的状态，虽然她的很多行为看起来呈现出神经质和疯癫状态，但她叙事时却多次用到“我觉得”、“我认为”这样的字眼，由此不难看出，在疯癫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她的理性思考。在父权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但当埃斯特以理性的视角审视女性的价值和话语权时，却被社会视为“疯癫”，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矛盾现象讽刺父权社会的荒谬。在《钟形罩》中，居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大多都是和埃斯特类似的女性，她们看透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毒害，所以通过各种疯癫行为表达自己的不甘和反叛。
埃斯特在出院前的心理状态也显示了她的理性思考。她清晰地记得精神病院发生的每一件事，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若想顺利地从这里走出去，就必须刻意的忘掉那些事情，将它们埋藏在心底。在埃斯特看来，“遗忘正如一层白雪，能够覆盖这些记忆”，这里所说的“雪”其实是一种隐喻，首先，雪所覆盖的面积是广阔的，这表明埃斯特并不是一个特例，她的遭遇是当时美国女性普遍面临的状况。其次，雪可以掩盖一切肮脏的东西，但却总有融化的时候，真相是不可能被永远掩盖的，表面的平静终有被打破的一天。
在埃斯特疯癫的外表下除了隐藏着理性思考，还隐含着一种无形的抗争。这种反抗首先表现在埃斯特对她母亲的态度上，在她眼中她的母亲是不合格的，“是帮不上任何忙的”，当她遭受了事业和爱情的挫折离开纽约回家时，面对迎接她的母亲，埃斯特表现的十分冷漠。在她住院期间，她母亲带着玫瑰花去为她庆祝生日，但她却毫不留情地将花丢进了垃圾桶。埃斯特对待母亲的态度显然颠覆了父权文化中的母性神话，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认知。透过埃斯特与母亲的对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对传统母性观念的反思。
埃斯特对父权社会最有力的反击还是表现在，她选择做一个“疯女人”，希望以一种疯癫的状态来对抗这个压抑的社会。埃斯特作为一个渴望独立自由的女性，始终不能认同父权社会指定的女性形象，她坚持抗争却无力改变现状，因此只好无奈的选择“疯癫”，但她并没有变成一个毫无意识、任人摆布的疯子，她只是希望在疯癫的外表下寻找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世界，因此，“疯癫”的形象虽然痛苦，却让埃斯特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知，给了埃斯特做回自我的权利。所以，“疯癫”形象其实是以埃斯特为代表的美国女性为了实现自我解放选择的抗争方式。
总之，《钟形罩》中主人公埃斯特的“疯癫”只是试图在潜意识中找到实现自我的世界，疯癫让她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知。西尔维娅·普拉斯正是希望通过这种“疯癫”的形象揭示父权社会下女性的苦闷处境，进而控诉父权社会的残忍和荒谬，同时也通过埃斯特的“疯癫”影射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
参考文献：
[1] 西尔维娅·普拉斯，杨靖译：《钟形罩》，译林出版杜，2007年版。
[2] 刘风山：《钟形罩下的疯癫——解读西尔维娅·普拉斯疯女人的故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王前，陕西中医学院助教）
关键词：《钟形罩》 埃斯特 疯癫形象
《钟形罩》是美国著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去世三周前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抒发了当时美国女性在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和呐喊。这部小说以其独有的艺术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现代妇女作家》一书在提到这部小说时称西尔维娅·普拉斯“用细腻尖锐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内心体验，是在为那个时代的全体女性呐喊”。本文在分析主人公埃斯特“疯癫”原因的基础上，揭示了她的精神状态的本质，表明她的“疯癫”只是父权社会给她贴上的标签。但她最终并没有屈服于这种父权文化，她乖顺回归的表象下，其实隐藏着一种内在的反抗，埃斯特用这种“疯癫”的形象颠覆了传统体制，并做回了自己。
一 埃斯特“疯癫”的原因
长久以来，学者对于《钟形罩》的探究都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主人公形象，对于埃斯特为何会“疯癫”，并没有详尽地研究和阐述，这就使得对主人公的形象阐述的不够形象立体。为了全面剖析小说内容，揭示小说主题，本文结合小说思想和创作背景，对埃斯特“疯癫”的原因做如下探究：
1 女性榜样的缺失
埃斯特作为一名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恐慌和迷茫，特别需要一个女性作为榜样，并对她指导和提点。但她身边的女性除了和她一样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就是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她们显然无法发挥榜样的作用。
威拉德夫人是埃斯特身边的一位重要女性，同时她也是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模范家庭主妇。她坚信“男人才是射向未来的箭，女人只是箭的出发点”，她对当时美国社会的家庭模式认可并接受，对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也没有太大异议。然而，威拉德夫人的这种理念却遭到了埃斯特的质疑，埃斯特希望体验不同的人生历程，她认为女性应该有多重身份，而不仅仅只是“箭的出发点”。埃斯特的这种想法与她的成长环境有一定关系，她的母亲原本也是和威拉德夫人一样的家庭妇女，但丈夫的突然去世让这位母亲不得不面对这个父权社会的压力。她只好在教书之余兼职打字和速记，以此支撑家庭开支。她要求埃斯特学习速记，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女儿有一技傍身，其实是为了取得男老板的赏识，满足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所以，埃斯特认为母亲就像一轮哀怨而苍白的圆月，未能带给她温暖和热情。
与家庭妇女一样，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同样未能挣脱父权社会的枷锁。埃斯特就读斯密斯学校期间，经常受到高年级女生的歧视和奚落。但当她受到巴迪邀请，参加了耶鲁大学举办的舞会后，那些女生对她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改变。由此不难看出，即便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也依然认同“男性决定女性定位”这种观念。埃斯特周围的女大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但她们的理想几乎如出一辙，要么选择回归家庭做家庭妇女，受家庭和丈夫的“庇护”，要么从事文秘类职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贝特西想要主持电视访谈节目，遭到拒绝，但却受到负责封面广告的美容编辑的赏识和赞美，这表明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思想内涵并不被看重，外貌才是符合父权社会需要的消费品。埃斯特通过身边女大学生的遭遇看到了父权社会的束缚，于是，在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晚上，埃斯特将衣服一件件地抛散向天空中，她将那些衣服视为“求和的白棋”，是向父权社会妥协的象征，只有丢弃这些精神上的枷锁，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然而，当埃斯特决心寻求自我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疯癫”。
埃斯特发现无论是如她母亲一般的家庭妇女，还是和她一样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都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实现自我价值，都不能成为她的人生榜样。因此，她将目光转向职业女性。杰西作为《淑女时代》杂志的主编，是埃斯特在纽约结识的首位职业女性。埃斯特在一开始对她十分崇拜，但随着进一步交往，埃斯特认识到杰西本质上还是维护男性话语权的。埃斯特意识到杰西虽然是杂志的主编，但她依然受治于男性，并非话语的原始生成者，她也不可能赢的女性应有的话语权。埃斯特在就读斯密斯学校期间就十分厌恶化学和物理学科，在她眼里那些理科公式是丑陋的、难以辨认的，而理科在小说中则代表着父权社会下男性的思维方式。埃斯特的父亲可以熟练地掌握拉丁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在埃斯特看来，语言其实隐喻了男性的话语权，因此，当杰西建议她多学习几种语言时，她仿佛在杰西身上看到了斯密斯学校那位理科教师曼兹先生的身影，令她无比失望，她认为这和母亲要求她学习速记一样，只是为了满足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迎合男性的审美需求。
2 父权社会的压制
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女性文学中，美国的女性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才开始进行女权运动。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一直被父权思想控制。小说《钟形罩》形象地揭露了父权社会中美国女性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在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眼中，当时的女性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巨大的钟形罩内，压抑而苦闷。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只能由男性决定，女性只能扮演依附于男性的“妻子”或“母亲”的角色，不能有独立的身份，女性的价值也只能在家庭生活中显现。
在《钟形罩》中巴迪是埃斯特的男友，同时他也是符合父权社会标准的“模范青年”，他与埃斯特就女性价值和身份问题发生过多次冲突。在巴迪眼中，科学学科才是理性而有价值的，而埃斯特所钟爱的诗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粒尘土”。在他们共同目睹女性分娩过程时，巴迪看到的是男外科医生精湛的医术，而埃斯特注意到的却是女性分娩时承受的痛苦。巴迪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完全是父权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埃斯特在口头上对他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或认可，但在内心深处她已清醒地认识到女人一旦结婚生了孩子，就会变得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奴隶，任人使唤。由此可见，当时美国的女性虽然被视为“房间里的天使”，实际上却被困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她们看似受到了丈夫的“庇护”，其实是在逐渐地丧失话语权。埃斯特透过表象，看到了女性生活的本质，因此，她决心不做男性脚下的“厨房地毯”，她希望以多重身份实现自身价值。在她决定放弃巴迪寻求自由时，她就成了周围人眼中的“神经质”和“疯癫”，埃斯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还是决心“在一个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中自由翱翔”。 埃斯特放弃巴迪之后离开了纽约，当她回到家后逐渐丧失了写作和阅读能力，家人将她送进了戈登大夫的医院。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精神分析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到医院进行心理咨询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对父权社会下女性的身份和价值产生了疑虑。但医院内的心理咨询大夫多为男性，他们治疗的目的就是诱使这些女性从内心接受自己的家庭角色，心甘情愿地成为被圈禁在家庭中的奴隶，放弃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和实践。因此，戈登大夫对埃斯特的态度总是十分傲慢，甚至在言语中侮辱女性，这令埃斯特厌恶和失望，所以，她拒绝向戈登大夫吐露实情。戈登大夫则将埃斯特的精神焦虑视为“疯癫”，强迫埃斯特接受休克治疗，休克治疗其实是利用电击冲击病人的身体和精神。埃斯特在接受电击治疗时感到有人给她了“一顿乱棒”，让她的骨头都散了架，整个身体如同被“撕裂的植物”一样。戈登大夫用这种残酷的治疗手段不断地分裂女性病人的精神和肉体，试图以此扼杀她们对女性身份的探寻，让她们接受父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完全融入社会的主流生活。埃斯特在接受完休克治疗后，孤独地来到父亲的墓地，突然放声大哭，这哭声不仅源自对父亲的怀念，更是为了发泄因不甘遭受男权社会束缚而产生的悲愤情绪。
二 埃斯特“疯癫”形象的本质：理性与反抗
埃斯特在接受治疗时，一直处于很清醒的状态，虽然她的很多行为看起来呈现出神经质和疯癫状态，但她叙事时却多次用到“我觉得”、“我认为”这样的字眼，由此不难看出，在疯癫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她的理性思考。在父权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但当埃斯特以理性的视角审视女性的价值和话语权时，却被社会视为“疯癫”，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矛盾现象讽刺父权社会的荒谬。在《钟形罩》中，居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大多都是和埃斯特类似的女性，她们看透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毒害，所以通过各种疯癫行为表达自己的不甘和反叛。
埃斯特在出院前的心理状态也显示了她的理性思考。她清晰地记得精神病院发生的每一件事，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若想顺利地从这里走出去，就必须刻意的忘掉那些事情，将它们埋藏在心底。在埃斯特看来，“遗忘正如一层白雪，能够覆盖这些记忆”，这里所说的“雪”其实是一种隐喻，首先，雪所覆盖的面积是广阔的，这表明埃斯特并不是一个特例，她的遭遇是当时美国女性普遍面临的状况。其次，雪可以掩盖一切肮脏的东西，但却总有融化的时候，真相是不可能被永远掩盖的，表面的平静终有被打破的一天。
在埃斯特疯癫的外表下除了隐藏着理性思考，还隐含着一种无形的抗争。这种反抗首先表现在埃斯特对她母亲的态度上，在她眼中她的母亲是不合格的，“是帮不上任何忙的”，当她遭受了事业和爱情的挫折离开纽约回家时，面对迎接她的母亲，埃斯特表现的十分冷漠。在她住院期间，她母亲带着玫瑰花去为她庆祝生日，但她却毫不留情地将花丢进了垃圾桶。埃斯特对待母亲的态度显然颠覆了父权文化中的母性神话，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认知。透过埃斯特与母亲的对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对传统母性观念的反思。
埃斯特对父权社会最有力的反击还是表现在，她选择做一个“疯女人”，希望以一种疯癫的状态来对抗这个压抑的社会。埃斯特作为一个渴望独立自由的女性，始终不能认同父权社会指定的女性形象，她坚持抗争却无力改变现状，因此只好无奈的选择“疯癫”，但她并没有变成一个毫无意识、任人摆布的疯子，她只是希望在疯癫的外表下寻找能够安放自己心灵的世界，因此，“疯癫”的形象虽然痛苦，却让埃斯特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知，给了埃斯特做回自我的权利。所以，“疯癫”形象其实是以埃斯特为代表的美国女性为了实现自我解放选择的抗争方式。
总之，《钟形罩》中主人公埃斯特的“疯癫”只是试图在潜意识中找到实现自我的世界，疯癫让她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知。西尔维娅·普拉斯正是希望通过这种“疯癫”的形象揭示父权社会下女性的苦闷处境，进而控诉父权社会的残忍和荒谬，同时也通过埃斯特的“疯癫”影射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
参考文献：
[1] 西尔维娅·普拉斯，杨靖译：《钟形罩》，译林出版杜，2007年版。
[2] 刘风山：《钟形罩下的疯癫——解读西尔维娅·普拉斯疯女人的故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王前，陕西中医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