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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初期，欧美国家土壤危机普遍加重。社会需求促进了农业化学的快速发展，农业化学家证明了鸟粪含有植物成长所需的营养。19世纪中期鸟粪被欧美国家广泛使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大宗商品。由于秘鲁对鸟粪资源的垄断，美国开始在全球搜寻鸟粪岛，以补充本国土壤养分。发达经济体的农业环境依赖于对遥远地区环境的持续开发，这被称为新生态帝国主义，其特点是物质生态流动伴随着经济价值的转移。美国通过对外围地区的环境开发，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能量，但外围国家却一直处于“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当中。
关键词 “鸟粪热”，新生态帝国主义，环境开发，商业肥料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6-0050-07
19世纪初秘鲁鸟粪（Guano）①被带到了欧美，欧洲的农业化学家通过科学实验证实了鸟粪对土壤养分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激发了鸟粪的巨大商业价值。19世纪中期的“鸟粪热”为美国东部贫瘠的土壤补充了营养，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海外生态资源掠夺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生态能量转化为了经济价值，为工业时代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巨大动力。国内有关鸟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鸟粪经济对秘鲁现代化和美国海洋扩张的影响，②鲜有从环境开发角度进行的探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涉及秘鲁的鸟粪贸易、美国的海外扩张等内容。③随着全球史、跨国史研究的勃兴，鸟粪作为一种跨国流动的商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格里高利·T. 库什曼从全球生态史的角度探讨了鸟粪的生产、商品化和文化影响如何塑造了现代的太平洋盆地以及世界与太平洋的关系。④在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19世纪中期的“鸟粪热”与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
一、美国农业危机与欧洲农业化学的发展
独立之前，美国人进行的是一种浪费的、粗放式的耕作传统和农业开发模式。⑤因土地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美国农民发现快速利用处女地获取利润是最高效的。当土壤的肥力因此而下降时，他们就放弃破损的土地，继续寻找廉价的处女地。定居、开发和“毁灭”这一恶性循环在1830年以前就已经在美国的很多地区发生了。①这种农业耕作模式的弊病在19世纪初期凸显出来，成为美国东部主要的生态问题。在美国东部农业全面衰退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土壤贫瘠、与西部竞争是东部农民一直面临的问题。
在19世纪前期欧洲大饥荒的刺激下，东部土壤破损问题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农业危机和社会恐慌。人们习惯于继续向西寻找处女地，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东南地区的种植园面临着土壤肥力的退化，特别是种植烟草的地区情况更为严重。②1850年，苏格兰农业化学家詹姆斯·F. W. 约翰斯顿在《北美札记》中记叙了北美土壤肥力耗竭的问题，而且特别说明了纽约州与西部肥沃农田相比，其土地肥力损耗更为严重，他认为美国农业“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③美国是个发达的农业国家，这是人们长期的一个共识。然而并非如此，至少在内战结束前，美国农业相当落后。
现代农业化学的兴起，正是与这种通过增加土壤肥力以支撑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1837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委托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研究农业与化学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农业产量。李比希第一次解释了氮、磷、钾等维持植物营养的化学元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④随着农业化学相关著作的問世，美国的农学家和农场主把新兴的土壤科学看作是阻止土地衰竭的途径。
维持土壤中的养分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们曾尝试使用各种肥料来维护他们的土地。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农民们使用泥灰岩来补充土壤中的氮和磷。随着大西洋两岸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农业需求量加大，美国东部土地耗竭的噩梦逐渐成为现实。人们也尝试了一些天然肥料，除了已经广泛使用的动物肥料、灰烬和死鱼之外，美国农民还使用白垩、石膏、羽毛、棉花种子、煤焦油、锯屑、海藻和木炭等。⑤显然，这些天然肥料不易寻找、制作、储藏，且数量少，不具备大规模使用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与之相比，鸟粪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可以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优质的养分，而且可以迅速而廉价地从太平洋海岸转移到大西洋两岸日益退化的土壤中。
19世纪初，西方科学证实了鸟粪对土壤养分的促进作用，为美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福音”。1805年，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ey David）获得了鸟粪样品，对鸟粪与土壤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⑥他对农民们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做了科学解释，即氨含量高的肥料效果更好，鸟粪含有高浓度的富含氨元素的尿酸、磷酸、石灰、钾盐和其他成分。⑦戴维的研究成果《农业化学要素》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出版，秘鲁鸟粪的农业价值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
西方新闻、报纸和农业杂志上有关鸟粪实验的报道与文章连篇累牍。不列颠、汉堡、慕尼黑、布拉格、马萨诸塞、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和毛里求斯等地都参加了这场鸟粪实践运动。《美国农民》杂志是农业改良的先行者，1824年12月该杂志编辑得到了鸟粪样本，不仅赞美鸟粪惊人的功效，而且还指出从事鸟粪贸易将是一份有利可图的生意。⑧鸟粪吸引了西方化学家、农民、投机商的广泛关注，因其巨大的商业价值，鸟粪很快就成了财富、权力的一个来源。
二、“鸟粪热”与秘鲁对鸟粪的垄断
美国是个农业大国，在使用鸟粪上自然不会落伍于他国。鸟粪很快进入了美国的农业市场，新英格兰的农民使用鸟粪后，萝卜和芜菁的产量翻了两番，切萨皮克（Chesapeake）的种植者们通过实践得出结论，使用鸟粪的作物产量是另外一些肥料的25倍。①美国南部对鸟粪的需求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增长迅速，1847年至1848年从秘鲁进口的鸟粪不足1000吨，而在1853年至1854年的进口超过16.3万吨。②秘鲁鸟粪给美国东部种植园主和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并迅速被全国农民接受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秘鲁鸟粪大部分出口到了欧洲，仅1850年一年，英国就进口了200万吨左右。巴巴多斯（Barbados）的甘蔗种植园急需肥料，每年进口近70万吨，甚至中国也开始进口秘鲁的鸟粪。③秘鲁鸟粪出口到了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毛里求斯、中国、西印度群岛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从1846年至1847年，鸟粪收入约占秘鲁国家收入的5%，在1869年和18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0%。④“鸟粪热”类似于淘金热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快速开发带来的短暂繁荣，其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并持续到70年代。
将植被、土地等自然资源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审查促进了后殖民国家的建设。正如斯图尔特·麦库克所解释的：“自然世界的国有化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⑤19世纪初，欧洲农业化学的迅速发展，促使秘鲁将鸟粪这一独有的资源置于国家的垄断之下。鸟粪经济成了秘鲁实现现代化的最大筹码。秘鲁沿岸的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是鸟粪储存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岛屿。随着鸟粪经济价值的不断增加，秘鲁政府将沿岸的鸟粪岛国有化，并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秘鲁驻伦敦大使馆于1854年2月7日公布了秘鲁对钦查群岛鸟粪的调查结果，总量为1237.61万吨。⑥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秘魯很早就对沿岸的岛屿实行各种商业禁令。直到19世纪40年代，鸟粪开始成为大宗的国际商品，秘鲁沿岸的鸟粪岛才具有了真正的国家管控上的意义。1842年秘鲁两次颁布法令称，没有秘鲁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任何船只不得运载鸟粪，且只开放钦查群岛的鸟粪贸易。⑦此后，秘鲁垄断了鸟粪资源，作为托管资源的一方，将鸟粪贸易委托给一些承包商，并以鸟粪作为抵押获得承包商的借款，实行以借贷促发展的现代化模式。
“鸟粪热”为美国东部日趋贫瘠的土壤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却面临着秘鲁对鸟粪资源的垄断，因此，某些形式的领土扩张也体现了美国农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利益诉求。这一时期，无论在哪些岛屿发现鸟粪，都会出现在英美国家的报纸上，投机商就会立刻派船前往该地。19世纪中期美国商人开始在海洋上搜寻鸟粪岛并试图占为己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1852年美国与秘鲁的洛沃斯群岛（Lobos Islands）争议是美国搜寻鸟粪岛时产生的第一个领土争端。美国与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海地等国家因毗邻鸟粪岛的开采与归属问题也发生了纠纷。
三、美国对鸟粪的掠夺与新生态帝国主义的崛起
19世纪中期，美国东部的农业需求推动了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肥料资源。对于美国南北战争前为数不多但呼声强烈的农业改良阶层来说，鸟粪可能是一种补救办法，它可能解决土壤枯竭和农民向西迁移的问题，甚至解除从东海岸到西部边疆的政治权力转移的后顾之忧。继续向西前进，并享受新土地带来的丰富生态资源的诱惑是巨大的，但许多美国人希望对土地的精心管理能减少西部的诱惑，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持久的东部世界。美国对鸟粪岛的争夺一开始属于非官方行为，后来变成了联邦政府精心策划的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将收购鸟粪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宣称：“秘鲁鸟粪已变成非常符合美国农业利益的商品，因此政府有责任使用一切手段使该物品以合理价格进口到本国。”①在美国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之下，一些美国投机商瞄准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鸟粪岛，但遭到墨西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海地政府的抗议。
为了使找到的鸟粪岛合法化，18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鸟粪岛法》（Guano Act），以使美国公民自由地攫取全球海岛上的鸟粪。在《鸟粪岛法》的刺激下，英国也加快了占领太平洋岛屿的步伐。早在1852年6月，英国商人和农民就恳求政府接管洛沃斯群岛，尽管这个群岛显然属于秘鲁。同时，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冒然宣称美国对洛沃斯群岛拥有所有权。为此，美国甚至试图动用海军舰队，这也是《鸟粪岛法》起草和通过的直接动因。在“鸟粪热”的刺激之下，全球鸟粪岛成为大国竞相追逐之地。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加入了太平洋鸟粪岛的“争夺战”。到了19世纪末，几乎所有出现在海平面上的岛屿，都附属于某一国家。
不像经济帝国主义、殖民帝国主义，甚至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生态帝国主义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与英国相比，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吸引力是其富饶辽阔的土地。1621年英国人罗伯特·库什曼指出，他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去北美开拓和改善那片土地，“他们的土地宽敞而空旷……他们不勤劳，也没有艺术、科学、技能或才能来使用土地或商品。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变质、腐烂，并且由于缺乏肥料、采集、整理而被破坏”。②这种殖民主义的环境伦理观是清教徒前往北美的重要因素之一，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出的许多生态因素帮助清教徒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目的，③然而土壤等自然资源的红利慢慢减少，美国逐渐寻求对国外的环境开发，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周边地区进口营养物质和自然资源以维持本国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美国学者库什曼把这种“变相掠夺”称为新生态帝国主义。④换言之，发达经济体的农业环境依赖于对遥远环境的持续开发。新生态帝国主义区别于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克罗斯比考察了欧洲殖民者在新大陆无意的生物扩张，但忽视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存在。无意识的生物扩张，貌似不存在有意的殖民，但却达到了殖民主义的目的。新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帝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对外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特点是经济价值的转移。帝国主义国家通掠夺资源，维持本国的生态循环能力，为实现经济价值奠定了基础。其二，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解释自然资源的红利减弱之后，北美大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美国通过掠夺全世界的鸟粪和其他自然资源补充本国的生态透支，这种生态能量的流动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正是新生态帝国主义的重要表征。 新生态帝国主义视角下，生态环境成为中心国家对外围“统治”的一部分，这在19世纪的鸟粪热潮中表现为对鸟粪这种商品的掠夺。商品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种事物的社会历史，它既揭示了经济系统中蕴含的力量，又聚集了数百万、跨越空间的小规模关系网，从而形成全球联系。⑤美国通过对秘鲁和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地区鸟粪资源的占有、掠夺，试图弥补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陈代谢”（Stoffwechsel）的断裂。《资本论》中谈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正常的“新陈代谢”，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红利消耗殆尽，又通过多种方式将外围国家的自然资源转移到本国，从而破坏了全球“新陈代谢”，形成断裂。这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被马克思称为“新陈代谢”。①在马克思对全球生态的研究中，“新陈代谢”既有生态意义也有社会意义。通过全球的鸟粪贸易以及对鸟粪岛的掠夺，鸟粪资源被转移到了世界各地，“新陈代谢”的断裂扩大到了全球，经济价值也发生了转移。
李比希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小岛或者海岸能够逃脱英美对鸟粪的搜寻。继续生活在寻找新的鸟粪资源的希望里则属于绝对愚蠢。”②李比希准确地认识到鸟粪是一种不平衡的肥料，相对缺乏钾、盐等其他矿物质，而土壤的整体肥力总是受养分单一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用鸟粪施肥的土地也会失去肥力。李比希否定了鸟粪肥料的可持续性，肯定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掠夺性，为马克思提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掠奪性的耕作使一些肥沃的土地不再适合耕种。马克思指出：“纽约特别是它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③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的和谐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裂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新陈代谢”的断裂。④“鸟粪热”使外围国家以及太平洋的无数海岛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生态和社会灾难。鸟粪贸易将外围地区的生态资源转移到了中心国家，为中心国家的土壤提供养分。一定程度上，“鸟粪时代”开启了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随后迎来了以硝石和鱼粉为主的工业化肥时代，外围国家则继续遭受着“资源诅咒”的怪圈。
四、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的影响
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快速增长通常涉及对环境的轻度开发和迅速掠夺，同时经济价值的转移以复杂的方式被真正的物质生态流动所掩盖，这种流动改变了城镇与乡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态关系，尤其是核心和外围的生态关系。⑤中心国家占用外围国家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加剧了后者的环境退化，使前者受益。旧大陆通过疾病和植物的入侵征服了新大陆，欧洲移民也获得了新大陆的资源红利。然而，几百年来北美殖民地的土壤和自然资源的红利慢慢消失，这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显得更加突出，因此逐渐转向对外的环境开发。理查德·塔克通过观察糖、香蕉、咖啡、橡胶、牛肉、热带硬木等大宗商品的历史变化，指责美国是热带世界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的驯化和衰退的罪魁祸首。⑥这些最初看起来是外围的商品，通过多种联系，成为焦点。
19世纪中叶鸟粪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中心国家的长期剥削使秘鲁陷入环境退化、债务危机和资源匮乏之中。在“鸟粪热”的影响下，鸟粪提取率远远超过了更新率。随着全球“新陈代谢”裂缝的扩大，秘鲁使用了数百年的天然肥料已经不能自给自足。1908年秘鲁国内年需4万吨鸟粪供应农业活动，但只能生产2万吨高质量的鸟粪。⑦同时，这种密集的开采破坏了鸟类的栖息地，大量海鸟和海豹被驱赶或屠杀。秘鲁借助鸟粪资源，向英国金融机构借贷，这种以借贷求发展的增长方式最终使秘鲁陷入债务危机。鸟粪非但没有开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反而引发了战争，加剧了阶级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19世纪70年代末，秘鲁的鸟粪供应量开始减少，人们把注意力投向硝石资源。为争夺制作化肥原料硝石的所有权，秘鲁、智利、玻利维亚三国爆发了南太平洋战争。后来，战胜国智利对欧洲的贸易控制不满，宣布硝石资源国有化，结果引发了内战。直接参战的三个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深受“资源诅咒”之害。
鸟粪引进美国后得到接受和吹捧，制造商和科学家试图生产代替鸟粪的商业肥料。19世纪中期，美国市场上投放了数十种肥料，部分原因是为了推翻鸟粪的统治地位。①内战结束后，像佐治亚这样的东部州，商业肥料在棉花种植业的恢复中起了主导作用。②南方重建期间，商业化肥的浪潮开始重塑南方的农业，这是美国迈向现代化和能源密集型农业的重要一步。这种变化影响了从土壤的微观变化到美国南部和世界范围内作物生产的空间调整。③因此，在内战前后，至少在某些方面，现代商业肥料有了它的开端。鸟粪强大的功效增加了美国东部的农业产量，成为推广商业肥料的最好例子。
“鸟粪时代”结束后，以硝石为原料的工业化肥继续支撑美国的营养循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制作化肥和饲料的原材料转向了鱼粉。20世纪前半叶，秘鲁的鱼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鸟粪的积累和鱼粉的生产都是基于秘鲁寒流所形成的秘鲁渔场，至今秘鲁鱼粉依然是世界各国重要的肥料、饲料进口产品。美国学者库什曼假设了一场“蓝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农业对海洋产品的使用终结了“鸟粪时代”。④在他看来，这与利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提高产量的“绿色革命”类似。“蓝色革命”消除了对鸟粪的需求，随着机械化捕鱼技术的广泛运用，转移到了对鱼粉的需求。据统计，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秘鲁和智利出口的鱼粉足以为4.13亿人提供至少一年（每年7.5公斤）的蛋白质，然而这些数量巨大的提供营养物质的鱼粉被运往南美以外的帝国。⑤从鸟粪到硝石再到鱼粉工业，外围国家提供营养物质的资源逐步转移到了中心国家。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首次提出旧生态体制（the biological old regime）的概念，用以描述决定近代早期人口和经济生产盛衰的环境因素。⑥这一体制的关键因素包括气候、粮食供应、疾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罗伯特·马克斯从生态上诉说现代世界的起源时指出煤、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自然能源的开采，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巨大的能源，而且使人类摆脱了生态旧体制强加的某些限制。⑦同样，对鸟粪堆积层、硝石等其他矿层的开采，使帝国主义的工业文明得以逃脱营养循环所造成的限制。随着东部自然资源慢慢缩减，美国人开始了向西部的大开发。不断向西寻找处女地是解决危机的手段之一，但使用商业肥料对东部各州来说是一种可持续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商业肥料，鸟粪是美国从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向密集型农业发展模式过渡的关键要素。内战之前，美国并不是农业化学的前沿，甚至也不是鸟粪的最大使用者。随着战争的结束，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美国成为了一个农业强国，不仅输出了新的能源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输出了大量的农业盈余，而这些盈余就是以商业肥料为主的农业生产创造的。⑧因此，秘鲁鸟粪以及随后的硝石、鱼粉工业的发展，对结束生态旧体制和开拓以产量为基础的新工业秩序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前工业社会，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生活资料的自然富足极其重要，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塑造却非常明显。这迎合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即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经济腾飞的工业时代，河流、森林、金属、矿产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足占据了决定性地位。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发展，美国的自然资源的红利慢慢缩减，尤其是土壤养分的减少无法与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进步相匹配。鸟粪和硝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两种最丰富的氮化合物的天然来源，硝石中提取的硝酸盐是制作化肥、炸药的重要原料，具有较大的工业价值。几十年的鸟粪、硝石等国际贸易伴随着经济价值的转移。在鸟粪资源枯竭之后，秘鲁又迎来了“蓝色革命”，发展了鱼粉工业。这些资源满足了帝国对种植作物、生产肉类、硫酸、烈性炸药等帝国权力的需求。新生态帝国主义主要集中于维护和改善北美長期积累的环境问题，是前一阶段征服新环境并定居下来的生态掠夺的延续。
五、结 语
营养循环有自身的新陈代谢，它独立运作，又与人类社会的活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鸟粪时代”的帝国行为打破了这种循环，加剧了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并造成了全球的“新陈代谢”裂痕。遥远地区的生态系统已经被吞噬，为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增长提供食物，成为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附属物。不仅如此，对鸟粪资源的争夺成为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崛起的标志，硝石资源和鱼粉工业是促进后工业时代美国营养循环的重要要素。在19世纪，新生态帝国主义集中在太平洋世界寻找抹香鲸、鸟粪和硝石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被用来提供照明，补充土壤养分，参与帝国的经济生产活动。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美国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生态帝国主义征服所遗留下来的生态问题。鸟粪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环境透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贪婪地剥削边缘经济体的自然资源，来弥补其环境的恶化，而继续本国的环境透支。正如马克·埃尔文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核心资本拥有帝国的海外资源……就像透支环境一样，不需要进一步的（生态）恢复。①如果文明的进程不尽快改变，某种意义上外围国家将很难摆脱“资源诅咒”的怪圈，营养循环中的代谢裂缝也将无法弥补。
【作者简介】石晓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拉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
关键词 “鸟粪热”，新生态帝国主义，环境开发，商业肥料
中图分类号 K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6-0050-07
19世纪初秘鲁鸟粪（Guano）①被带到了欧美，欧洲的农业化学家通过科学实验证实了鸟粪对土壤养分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激发了鸟粪的巨大商业价值。19世纪中期的“鸟粪热”为美国东部贫瘠的土壤补充了营养，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海外生态资源掠夺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生态能量转化为了经济价值，为工业时代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巨大动力。国内有关鸟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鸟粪经济对秘鲁现代化和美国海洋扩张的影响，②鲜有从环境开发角度进行的探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涉及秘鲁的鸟粪贸易、美国的海外扩张等内容。③随着全球史、跨国史研究的勃兴，鸟粪作为一种跨国流动的商品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格里高利·T. 库什曼从全球生态史的角度探讨了鸟粪的生产、商品化和文化影响如何塑造了现代的太平洋盆地以及世界与太平洋的关系。④在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19世纪中期的“鸟粪热”与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
一、美国农业危机与欧洲农业化学的发展
独立之前，美国人进行的是一种浪费的、粗放式的耕作传统和农业开发模式。⑤因土地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美国农民发现快速利用处女地获取利润是最高效的。当土壤的肥力因此而下降时，他们就放弃破损的土地，继续寻找廉价的处女地。定居、开发和“毁灭”这一恶性循环在1830年以前就已经在美国的很多地区发生了。①这种农业耕作模式的弊病在19世纪初期凸显出来，成为美国东部主要的生态问题。在美国东部农业全面衰退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土壤贫瘠、与西部竞争是东部农民一直面临的问题。
在19世纪前期欧洲大饥荒的刺激下，东部土壤破损问题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农业危机和社会恐慌。人们习惯于继续向西寻找处女地，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东南地区的种植园面临着土壤肥力的退化，特别是种植烟草的地区情况更为严重。②1850年，苏格兰农业化学家詹姆斯·F. W. 约翰斯顿在《北美札记》中记叙了北美土壤肥力耗竭的问题，而且特别说明了纽约州与西部肥沃农田相比，其土地肥力损耗更为严重，他认为美国农业“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③美国是个发达的农业国家，这是人们长期的一个共识。然而并非如此，至少在内战结束前，美国农业相当落后。
现代农业化学的兴起，正是与这种通过增加土壤肥力以支撑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1837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委托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研究农业与化学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农业产量。李比希第一次解释了氮、磷、钾等维持植物营养的化学元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④随着农业化学相关著作的問世，美国的农学家和农场主把新兴的土壤科学看作是阻止土地衰竭的途径。
维持土壤中的养分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们曾尝试使用各种肥料来维护他们的土地。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农民们使用泥灰岩来补充土壤中的氮和磷。随着大西洋两岸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农业需求量加大，美国东部土地耗竭的噩梦逐渐成为现实。人们也尝试了一些天然肥料，除了已经广泛使用的动物肥料、灰烬和死鱼之外，美国农民还使用白垩、石膏、羽毛、棉花种子、煤焦油、锯屑、海藻和木炭等。⑤显然，这些天然肥料不易寻找、制作、储藏，且数量少，不具备大规模使用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与之相比，鸟粪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可以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优质的养分，而且可以迅速而廉价地从太平洋海岸转移到大西洋两岸日益退化的土壤中。
19世纪初，西方科学证实了鸟粪对土壤养分的促进作用，为美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福音”。1805年，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ey David）获得了鸟粪样品，对鸟粪与土壤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⑥他对农民们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做了科学解释，即氨含量高的肥料效果更好，鸟粪含有高浓度的富含氨元素的尿酸、磷酸、石灰、钾盐和其他成分。⑦戴维的研究成果《农业化学要素》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出版，秘鲁鸟粪的农业价值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
西方新闻、报纸和农业杂志上有关鸟粪实验的报道与文章连篇累牍。不列颠、汉堡、慕尼黑、布拉格、马萨诸塞、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和毛里求斯等地都参加了这场鸟粪实践运动。《美国农民》杂志是农业改良的先行者，1824年12月该杂志编辑得到了鸟粪样本，不仅赞美鸟粪惊人的功效，而且还指出从事鸟粪贸易将是一份有利可图的生意。⑧鸟粪吸引了西方化学家、农民、投机商的广泛关注，因其巨大的商业价值，鸟粪很快就成了财富、权力的一个来源。
二、“鸟粪热”与秘鲁对鸟粪的垄断
美国是个农业大国，在使用鸟粪上自然不会落伍于他国。鸟粪很快进入了美国的农业市场，新英格兰的农民使用鸟粪后，萝卜和芜菁的产量翻了两番，切萨皮克（Chesapeake）的种植者们通过实践得出结论，使用鸟粪的作物产量是另外一些肥料的25倍。①美国南部对鸟粪的需求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增长迅速，1847年至1848年从秘鲁进口的鸟粪不足1000吨，而在1853年至1854年的进口超过16.3万吨。②秘鲁鸟粪给美国东部种植园主和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并迅速被全国农民接受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秘鲁鸟粪大部分出口到了欧洲，仅1850年一年，英国就进口了200万吨左右。巴巴多斯（Barbados）的甘蔗种植园急需肥料，每年进口近70万吨，甚至中国也开始进口秘鲁的鸟粪。③秘鲁鸟粪出口到了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毛里求斯、中国、西印度群岛和委内瑞拉等国家。从1846年至1847年，鸟粪收入约占秘鲁国家收入的5%，在1869年和18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0%。④“鸟粪热”类似于淘金热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快速开发带来的短暂繁荣，其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并持续到70年代。
将植被、土地等自然资源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审查促进了后殖民国家的建设。正如斯图尔特·麦库克所解释的：“自然世界的国有化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⑤19世纪初，欧洲农业化学的迅速发展，促使秘鲁将鸟粪这一独有的资源置于国家的垄断之下。鸟粪经济成了秘鲁实现现代化的最大筹码。秘鲁沿岸的钦查群岛（Chincha Island）是鸟粪储存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岛屿。随着鸟粪经济价值的不断增加，秘鲁政府将沿岸的鸟粪岛国有化，并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秘鲁驻伦敦大使馆于1854年2月7日公布了秘鲁对钦查群岛鸟粪的调查结果，总量为1237.61万吨。⑥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秘魯很早就对沿岸的岛屿实行各种商业禁令。直到19世纪40年代，鸟粪开始成为大宗的国际商品，秘鲁沿岸的鸟粪岛才具有了真正的国家管控上的意义。1842年秘鲁两次颁布法令称，没有秘鲁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任何船只不得运载鸟粪，且只开放钦查群岛的鸟粪贸易。⑦此后，秘鲁垄断了鸟粪资源，作为托管资源的一方，将鸟粪贸易委托给一些承包商，并以鸟粪作为抵押获得承包商的借款，实行以借贷促发展的现代化模式。
“鸟粪热”为美国东部日趋贫瘠的土壤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却面临着秘鲁对鸟粪资源的垄断，因此，某些形式的领土扩张也体现了美国农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利益诉求。这一时期，无论在哪些岛屿发现鸟粪，都会出现在英美国家的报纸上，投机商就会立刻派船前往该地。19世纪中期美国商人开始在海洋上搜寻鸟粪岛并试图占为己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1852年美国与秘鲁的洛沃斯群岛（Lobos Islands）争议是美国搜寻鸟粪岛时产生的第一个领土争端。美国与墨西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海地等国家因毗邻鸟粪岛的开采与归属问题也发生了纠纷。
三、美国对鸟粪的掠夺与新生态帝国主义的崛起
19世纪中期，美国东部的农业需求推动了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肥料资源。对于美国南北战争前为数不多但呼声强烈的农业改良阶层来说，鸟粪可能是一种补救办法，它可能解决土壤枯竭和农民向西迁移的问题，甚至解除从东海岸到西部边疆的政治权力转移的后顾之忧。继续向西前进，并享受新土地带来的丰富生态资源的诱惑是巨大的，但许多美国人希望对土地的精心管理能减少西部的诱惑，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持久的东部世界。美国对鸟粪岛的争夺一开始属于非官方行为，后来变成了联邦政府精心策划的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将收购鸟粪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宣称：“秘鲁鸟粪已变成非常符合美国农业利益的商品，因此政府有责任使用一切手段使该物品以合理价格进口到本国。”①在美国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之下，一些美国投机商瞄准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鸟粪岛，但遭到墨西哥、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海地政府的抗议。
为了使找到的鸟粪岛合法化，18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鸟粪岛法》（Guano Act），以使美国公民自由地攫取全球海岛上的鸟粪。在《鸟粪岛法》的刺激下，英国也加快了占领太平洋岛屿的步伐。早在1852年6月，英国商人和农民就恳求政府接管洛沃斯群岛，尽管这个群岛显然属于秘鲁。同时，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冒然宣称美国对洛沃斯群岛拥有所有权。为此，美国甚至试图动用海军舰队，这也是《鸟粪岛法》起草和通过的直接动因。在“鸟粪热”的刺激之下，全球鸟粪岛成为大国竞相追逐之地。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加入了太平洋鸟粪岛的“争夺战”。到了19世纪末，几乎所有出现在海平面上的岛屿，都附属于某一国家。
不像经济帝国主义、殖民帝国主义，甚至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生态帝国主义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与英国相比，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吸引力是其富饶辽阔的土地。1621年英国人罗伯特·库什曼指出，他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去北美开拓和改善那片土地，“他们的土地宽敞而空旷……他们不勤劳，也没有艺术、科学、技能或才能来使用土地或商品。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变质、腐烂，并且由于缺乏肥料、采集、整理而被破坏”。②这种殖民主义的环境伦理观是清教徒前往北美的重要因素之一，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出的许多生态因素帮助清教徒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目的，③然而土壤等自然资源的红利慢慢减少，美国逐渐寻求对国外的环境开发，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周边地区进口营养物质和自然资源以维持本国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美国学者库什曼把这种“变相掠夺”称为新生态帝国主义。④换言之，发达经济体的农业环境依赖于对遥远环境的持续开发。新生态帝国主义区别于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克罗斯比考察了欧洲殖民者在新大陆无意的生物扩张，但忽视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存在。无意识的生物扩张，貌似不存在有意的殖民，但却达到了殖民主义的目的。新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帝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对外殖民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特点是经济价值的转移。帝国主义国家通掠夺资源，维持本国的生态循环能力，为实现经济价值奠定了基础。其二，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解释自然资源的红利减弱之后，北美大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美国通过掠夺全世界的鸟粪和其他自然资源补充本国的生态透支，这种生态能量的流动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正是新生态帝国主义的重要表征。 新生态帝国主义视角下，生态环境成为中心国家对外围“统治”的一部分，这在19世纪的鸟粪热潮中表现为对鸟粪这种商品的掠夺。商品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种事物的社会历史，它既揭示了经济系统中蕴含的力量，又聚集了数百万、跨越空间的小规模关系网，从而形成全球联系。⑤美国通过对秘鲁和太平洋、加勒比海等地区鸟粪资源的占有、掠夺，试图弥补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陈代谢”（Stoffwechsel）的断裂。《资本论》中谈到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正常的“新陈代谢”，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将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红利消耗殆尽，又通过多种方式将外围国家的自然资源转移到本国，从而破坏了全球“新陈代谢”，形成断裂。这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被马克思称为“新陈代谢”。①在马克思对全球生态的研究中，“新陈代谢”既有生态意义也有社会意义。通过全球的鸟粪贸易以及对鸟粪岛的掠夺，鸟粪资源被转移到了世界各地，“新陈代谢”的断裂扩大到了全球，经济价值也发生了转移。
李比希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任何一个小岛或者海岸能够逃脱英美对鸟粪的搜寻。继续生活在寻找新的鸟粪资源的希望里则属于绝对愚蠢。”②李比希准确地认识到鸟粪是一种不平衡的肥料，相对缺乏钾、盐等其他矿物质，而土壤的整体肥力总是受养分单一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用鸟粪施肥的土地也会失去肥力。李比希否定了鸟粪肥料的可持续性，肯定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掠夺性，为马克思提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掠奪性的耕作使一些肥沃的土地不再适合耕种。马克思指出：“纽约特别是它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③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的和谐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的裂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新陈代谢”的断裂。④“鸟粪热”使外围国家以及太平洋的无数海岛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造成生态和社会灾难。鸟粪贸易将外围地区的生态资源转移到了中心国家，为中心国家的土壤提供养分。一定程度上，“鸟粪时代”开启了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随后迎来了以硝石和鱼粉为主的工业化肥时代，外围国家则继续遭受着“资源诅咒”的怪圈。
四、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的影响
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快速增长通常涉及对环境的轻度开发和迅速掠夺，同时经济价值的转移以复杂的方式被真正的物质生态流动所掩盖，这种流动改变了城镇与乡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态关系，尤其是核心和外围的生态关系。⑤中心国家占用外围国家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加剧了后者的环境退化，使前者受益。旧大陆通过疾病和植物的入侵征服了新大陆，欧洲移民也获得了新大陆的资源红利。然而，几百年来北美殖民地的土壤和自然资源的红利慢慢消失，这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显得更加突出，因此逐渐转向对外的环境开发。理查德·塔克通过观察糖、香蕉、咖啡、橡胶、牛肉、热带硬木等大宗商品的历史变化，指责美国是热带世界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的驯化和衰退的罪魁祸首。⑥这些最初看起来是外围的商品，通过多种联系，成为焦点。
19世纪中叶鸟粪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中心国家的长期剥削使秘鲁陷入环境退化、债务危机和资源匮乏之中。在“鸟粪热”的影响下，鸟粪提取率远远超过了更新率。随着全球“新陈代谢”裂缝的扩大，秘鲁使用了数百年的天然肥料已经不能自给自足。1908年秘鲁国内年需4万吨鸟粪供应农业活动，但只能生产2万吨高质量的鸟粪。⑦同时，这种密集的开采破坏了鸟类的栖息地，大量海鸟和海豹被驱赶或屠杀。秘鲁借助鸟粪资源，向英国金融机构借贷，这种以借贷求发展的增长方式最终使秘鲁陷入债务危机。鸟粪非但没有开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反而引发了战争，加剧了阶级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19世纪70年代末，秘鲁的鸟粪供应量开始减少，人们把注意力投向硝石资源。为争夺制作化肥原料硝石的所有权，秘鲁、智利、玻利维亚三国爆发了南太平洋战争。后来，战胜国智利对欧洲的贸易控制不满，宣布硝石资源国有化，结果引发了内战。直接参战的三个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深受“资源诅咒”之害。
鸟粪引进美国后得到接受和吹捧，制造商和科学家试图生产代替鸟粪的商业肥料。19世纪中期，美国市场上投放了数十种肥料，部分原因是为了推翻鸟粪的统治地位。①内战结束后，像佐治亚这样的东部州，商业肥料在棉花种植业的恢复中起了主导作用。②南方重建期间，商业化肥的浪潮开始重塑南方的农业，这是美国迈向现代化和能源密集型农业的重要一步。这种变化影响了从土壤的微观变化到美国南部和世界范围内作物生产的空间调整。③因此，在内战前后，至少在某些方面，现代商业肥料有了它的开端。鸟粪强大的功效增加了美国东部的农业产量，成为推广商业肥料的最好例子。
“鸟粪时代”结束后，以硝石为原料的工业化肥继续支撑美国的营养循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制作化肥和饲料的原材料转向了鱼粉。20世纪前半叶，秘鲁的鱼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鸟粪的积累和鱼粉的生产都是基于秘鲁寒流所形成的秘鲁渔场，至今秘鲁鱼粉依然是世界各国重要的肥料、饲料进口产品。美国学者库什曼假设了一场“蓝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农业对海洋产品的使用终结了“鸟粪时代”。④在他看来，这与利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提高产量的“绿色革命”类似。“蓝色革命”消除了对鸟粪的需求，随着机械化捕鱼技术的广泛运用，转移到了对鱼粉的需求。据统计，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秘鲁和智利出口的鱼粉足以为4.13亿人提供至少一年（每年7.5公斤）的蛋白质，然而这些数量巨大的提供营养物质的鱼粉被运往南美以外的帝国。⑤从鸟粪到硝石再到鱼粉工业，外围国家提供营养物质的资源逐步转移到了中心国家。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首次提出旧生态体制（the biological old regime）的概念，用以描述决定近代早期人口和经济生产盛衰的环境因素。⑥这一体制的关键因素包括气候、粮食供应、疾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罗伯特·马克斯从生态上诉说现代世界的起源时指出煤、石油、天然气和铀等自然能源的开采，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巨大的能源，而且使人类摆脱了生态旧体制强加的某些限制。⑦同样，对鸟粪堆积层、硝石等其他矿层的开采，使帝国主义的工业文明得以逃脱营养循环所造成的限制。随着东部自然资源慢慢缩减，美国人开始了向西部的大开发。不断向西寻找处女地是解决危机的手段之一，但使用商业肥料对东部各州来说是一种可持续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商业肥料，鸟粪是美国从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向密集型农业发展模式过渡的关键要素。内战之前，美国并不是农业化学的前沿，甚至也不是鸟粪的最大使用者。随着战争的结束，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下，美国成为了一个农业强国，不仅输出了新的能源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输出了大量的农业盈余，而这些盈余就是以商业肥料为主的农业生产创造的。⑧因此，秘鲁鸟粪以及随后的硝石、鱼粉工业的发展，对结束生态旧体制和开拓以产量为基础的新工业秩序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前工业社会，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生活资料的自然富足极其重要，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塑造却非常明显。这迎合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即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经济腾飞的工业时代，河流、森林、金属、矿产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足占据了决定性地位。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发展，美国的自然资源的红利慢慢缩减，尤其是土壤养分的减少无法与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的进步相匹配。鸟粪和硝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两种最丰富的氮化合物的天然来源，硝石中提取的硝酸盐是制作化肥、炸药的重要原料，具有较大的工业价值。几十年的鸟粪、硝石等国际贸易伴随着经济价值的转移。在鸟粪资源枯竭之后，秘鲁又迎来了“蓝色革命”，发展了鱼粉工业。这些资源满足了帝国对种植作物、生产肉类、硫酸、烈性炸药等帝国权力的需求。新生态帝国主义主要集中于维护和改善北美長期积累的环境问题，是前一阶段征服新环境并定居下来的生态掠夺的延续。
五、结 语
营养循环有自身的新陈代谢，它独立运作，又与人类社会的活动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鸟粪时代”的帝国行为打破了这种循环，加剧了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并造成了全球的“新陈代谢”裂痕。遥远地区的生态系统已经被吞噬，为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增长提供食物，成为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附属物。不仅如此，对鸟粪资源的争夺成为美国新生态帝国主义崛起的标志，硝石资源和鱼粉工业是促进后工业时代美国营养循环的重要要素。在19世纪，新生态帝国主义集中在太平洋世界寻找抹香鲸、鸟粪和硝石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被用来提供照明，补充土壤养分，参与帝国的经济生产活动。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美国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生态帝国主义征服所遗留下来的生态问题。鸟粪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环境透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贪婪地剥削边缘经济体的自然资源，来弥补其环境的恶化，而继续本国的环境透支。正如马克·埃尔文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核心资本拥有帝国的海外资源……就像透支环境一样，不需要进一步的（生态）恢复。①如果文明的进程不尽快改变，某种意义上外围国家将很难摆脱“资源诅咒”的怪圈，营养循环中的代谢裂缝也将无法弥补。
【作者简介】石晓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拉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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