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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1年春天，我拜访南京农业大学老教授李扬汉先生时，他希望我能把父亲樊庆笙的一些往事写出来，“的事，你们不写，世人不知道。”在他的鼓励下，我拿起了笔，独坐静思，把尘封的记忆慢慢打开，往事一件件浮现在我的面前。
1998年1月，天气特别冷，身患癌症已经四年多的父亲病情又加重了，咳嗽不止，浓痰夹着血丝。在大家的劝说下， 15日，父亲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医院的条件好多了，有中心供暖，室外是零下6度的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用药以后，父亲的咳嗽比原来少了，精神也好多了。父亲原打算再住几天就回家。但医生为了彻底了解他的病情，照例要给他做各种检查，今天抽血，明天做CT，隔两天又要做骨造影，父亲不耐烦了，他对把他关在医院里，什么事也不能做，牢骚满腹。同病房来陪护的一位老干部夫人劝他：“樊老，你已经80多了，还不歇歇，还要干什么？”可父亲听不进去，急着要出去工作。事与愿违，检查结果不好，癌细胞已转移到骨头里，病区杨主任把结果婉转地告诉了他，并劝他做局部化疗：“这种化疗反应不大，樊老，你先治一个疗程试试，治好了，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可是父亲却对我说：“我要活一百岁干嘛！我只要活到2000年就够了。我现在还有三件事没做完：第一，今年秋天金大110周年校庆，届时金陵研究院大楼将建成，金陵研究院将正式招生；第二，第二届国际食用菌会议今年10月将在南京召开；第三，我还有六个博士生，到2000年他们全毕业了，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他还说：“我决定出院了，回家以后，我继续吃中药治疗，我相信我能活到2000年。”我明白，父亲已经非常清楚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把没做完的事做完，对海内外金陵学子，对世人有个交待。父亲一生的事业与金陵大学不可分割，如今金大校友最年轻的也年过七十，这一次建校110周年纪念也许是金大老校友的最后一次盛会，他身为金陵研究院筹委会主任，必须完成建成金陵研究院的重任，把金陵的事业继续下去，才不辜负陈校长的遗愿，不辜负海内外金陵学子的期盼。身为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的父亲曾为我国食用菌事业的发展倾注过许多心血，患癌症之后，还多次抱病参加各项会议，到田头、到制作现场进行指导。他希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国际交流的盛会，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科学文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食用菌大国的地位，推动世界食用菌事业——21世纪的绿色食品——的发展。望着父亲日益消瘦的面容，我知道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要抢在病魔前面，抓住生命的最后日子为开好这两个会议作最后的冲刺。我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一股不祥的预感掠过我的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在这期间，他又得知学校已经为他住院花了两万多元，一生节俭不肯多花国家一分钱的父亲更是急不可待地要出院。这年春节刚过，他就从医院打电话告诉李顺鹏老师，他要出院了，请系里派人来医院结帐。李老师想这么冷的天，怎能出院，以学校还未开学为由，拖到2月20号，系里才派沈标老师来医院办手续，医院的出院证上写的是“患者拒绝治疗，要求出院”。
出院那天是一个阴天，寒风飕飕，我们的心也和这天气一样，冷了半截，忧心忡忡。不巧的是，这一年春寒接着严冬，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阴雨不断。我们家的老房子，多年失修，窗户关不严，四面透风，虽然屋里开着空调，仍不顶事，父亲不得不穿上两件羽绒衣，围上围巾，带上绒帽，坐在房间里看材料写东西。父亲是克制力和忍耐力极强的人，晚期癌病的痛苦，他从不诉说。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路都抬不起腿，在地板上拖，可他仍每天坚持起床，坚持工作。到3月20号，寒流突然袭击，北风呼号，竟下起了鹅毛大雪。久病年迈的父亲再也抗不住了，病情突然加重，胸闷头昏，不停地咳嗽，大口大口的浓痰夹着血丝，连喘气都困难了。3月23号，妹妹樊华赶紧将他送进了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
铁医附院的医师立即用抗菌素给他消炎，没想到病情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开头几天，我们还能搀着他，穿过走廊到对面的卫生间。几天以后，他的腿不听使唤了，不会挪步了，先是右腿，后左腿。弟媳燕平连忙请木工打了一个马桶架子，我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在病房使用。可两天后，他已经哆哆嗦嗦站不住了，两腿没知觉了。即便病成这样，他还是拚命用两只手撑着床，努力从床上坐起来。喂他吃药时，他要我把药丸交到他手里，数一数几粒，再往嘴里送。没过两天，他的手也不听使唤了，只见他的手直颤抖，药丸送不进嘴里，但他的脑子还清醒，还在考虑金陵研究院的事情。4月20号，医院下病危通知书，经农大和家属要求，铁医组织名医会诊，初步结论：癌性脑膜炎。以后，他就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再也没说过话。
父亲就这样匆匆走了，没有看到他魂牵梦萦的金陵研究院大楼，没有看到第二届国际食用菌会议的盛况，也没有给子女留下片言只语。他的一生都在奋斗，都在拼搏，都在像老牛一样不停地耕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怨无悔地走了。
二
父亲求学时，家境困难。他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在“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学农，以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上大学时，由于成绩优秀，获得奖学金资助，方能继续学习，三年级时他已经兼做助教工作了，1933年毕业时获金陵大学金钥匙奖，并留校任教。1940年金大送三名教师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修一年，父亲是其中之一。一年之后，导师看中了他的才华和勤奋，愿意资助他读博士，问他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了一个最低的数字——50美元，这在40年代的美国也是属于贫困线之下的了。父亲就靠了这微薄的资助，度过了三年，取得博士学位。三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着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资料，使他积累了广博的学识，练就了精湛的实验技术，为他日后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在美国，可以有丰厚的待遇。可是他牵挂着国内的妻儿老小，更担忧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的安危，归心似箭。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航路受阻。当他听说美国政府组织医药助华会，毅然报名参加。1944年1月，他跟随医药助华会，上了美军的运输船，冲破日军的层层封锁，历经艰辛，于当年7月到达印度，又乘美军运输机，沿驼峰路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回到了祖国。他随身带着刚在美国问世不久的三试管盘尼西林菌种，当时比黄金还贵重，他要用它造福祖国人民。1944年他在昆明西山极简陋的条件下，与朱既明合作，制造出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一瓶的盘尼西林制剂，并由他审定了中国学名——青霉素[1] 。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和金大师生一起从成都迁回南京。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他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那时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了金大的课务后，匆匆赶到上海去忙于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从而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公立金陵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3年院系调整之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农学院副教务长。除农学院本身的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兼任药学院细菌学教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他年刚四十，踌躇满志，以满腔热忱和过人的精力挑起了行政、教学、科研三副担子，在全国首创了农业微生物专业，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和研修生。这一批学生日后都成为新中国发展微生物事业的骨干力量。1956年他和陈华癸先生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农业院校微生物教材《微生物学》，这本书曾四次重版，被评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三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大会小会的批斗，艰苦的体力劳动他都承受了。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他视为生命的事业中断了，他精心培养的教学、科研骨干队伍被拆散了。但他心中的梦没有破灭，他的拳拳报国之情丝毫未减。父亲原来学森林，到美国后，改学了微生物，就是看中了这门新发展的学科，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他曾立志要把中国的微生物事业——从抗生素的提炼，根瘤菌共生固氮，食用菌，发酵等各个领域赶超世界水平，造福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父亲忍辱负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干着一切能让他干的事，那怕是在实验室刷瓶子。不能在实验室搞科研，他就到农村，到大田去搞，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由于他的博学和真诚，各地农科所的同志，经常不避嫌地登门求教或请他去现场指导。60年代以后，还在“半靠边”的父亲头顶草帽，身着一身旧中山装，走遍了大江南北，多次亲临苏北里下河农科所示范指导。他提出用接种根瘤菌的方法，推翻了紫云英不能过长江的定论，使成片成片的美丽的红花草（俗名）不仅越过长江，跨过黄河，一直挺进到关中地区，直达西安。紫云英北移成功，是根瘤菌共生固氮的一项突破性成果，引起国内外农业界的重视，为中国广大地区提供了优质的无公害的绿肥，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深受农民欢迎。此项成果1978年获得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奖。为此他被推选为国际紫云英学会主席，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四
冰雪终有消融时，1978年，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1980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69岁，1981年他出任复校后的南京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曾对我母亲说，他要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在批准他入党的大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他人生旅途的最后20年，是豁出去拼命干的20年。面对南农复校后的百废待举、困难重重的局面，挑起了农院教学、科研领导工作的重担。他首先高瞻远瞩地抓了师资队伍建设。从1980年到1985年，在他的主持下，在南农先后举办了全国农学院校微生物学师资进修班、全国第一个厌氧微生物讲习班、全国生理生化讲习班和全国重点农业院校生物技术研究生班。这些“班”的成功举办，提高了我国微生物学师资水平，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厌氧微生物研究人才，为利用微生物进行环境治理开辟了道路，并把农业领域生物学研究推进到分子生物学阶段。为了赶超世界水平，尽最大努力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材，他甘为人梯，创造一切条件，扶植中青年教师成长，千方百计为他们联系出国进修，不念前嫌，一视同仁。他孜孜不倦地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他们仔细推敲和修改论文。为了夺回失去的20年，80高龄的父亲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年龄，每天像年青人一样，早出晚归，东奔西走，工作十来小时，乐此不疲。弟子们祝贺他80寿辰，他反而“怪罪”道，就是你们叫我知道自己80岁了。为了不耽搁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有病不肯去医院，强忍着腹部剧痛，主持答辩一整天，第二天再到医院，阑尾已穿孔。父亲就是这样为了工作，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健康。
五
父亲一生廉洁奉公。他任院长时，严禁铺张浪费，节约每一分钱，将宝贵的资金用到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上。他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将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几次率团出访的津贴他都买了仪器或资料给学校。今年我整理他办公室遗物时，在抽屉发现一张他亲笔写的1982年出访英国时购买的仪器和书籍的清单，总价239.4英镑，全部交给图书馆和教研组使用。多年来，70高龄的老院长不要小车接送，和大家一样乘学校交通车上下班，这在农学院有口皆碑；外出开会乘轮船不肯坐头等舱，和大家一样三等舱就行了。有一次外出开会，少安排了一个铺位，他去向服务员要了张床垫，自己睡在地上，把床位让给了别人。回到南京，出了火车站，绝不肯“打的”，总是直往前冲，挤公共汽车回家，搞得同去开会保驾他的年青教师没有办法。他的院长办公室，没有沙发，没有摆设，只有一张旧办公桌，三张旧藤椅，中午他就坐在藤椅上打个盹。
父亲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活着一天就得干一天。他又是急性子，今天能干完的事，绝不肯拖到明天。在他晚年特别是患病以后，更感到时间的紧迫，脾气变得更急，他要抓紧他最后的光阴，把他计划中的事做完。1993年8月初，父亲常常腹痛难忍，他还要我们代他买一张火车票，去望亭看试验田，天气炎热，我们怕他吃不消，可是他决意要做的事，谁也拗不过他，于是82岁高龄的父亲硬是抱病冒着高温酷暑，去苏州望亭看了试验田，一天跑了个来回。这年9月父亲查出肠癌，已是中晚期，手术后，还在放疗期间，他就在病房里把华中农大李阜隶先生和南林大周湘泉先生写的《土壤微生物学》书稿审改完毕。出院之后，几乎没有休息，就在金大校友一致推举下，担任了金陵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挑起了筹建金陵研究院的重任，因为他明白要继承金陵的事业，完成陈校长的遗愿，自己责无旁贷。从此他用患病年迈的身躯，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一干又是5年，直至临终。1998年1月病重，经省人民医院治疗后，病情稍有缓解。这年元宵节前夜，我和燕平陪父亲“打的”去夫子庙观灯。我们漫步在秦淮河畔，望着天上一轮圆月，人间美丽绝伦，彩灯璀璨辉煌。父亲感慨地说，来南京70年了，元宵节还从来没有到夫子庙观过灯。想不到这竟是父亲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夫子庙观灯。几个月以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还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写文章纪念他。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人格的力量。
2001年春天，我拜访南京农业大学老教授李扬汉先生时，他希望我能把父亲樊庆笙的一些往事写出来，“的事，你们不写，世人不知道。”在他的鼓励下，我拿起了笔，独坐静思，把尘封的记忆慢慢打开，往事一件件浮现在我的面前。
1998年1月，天气特别冷，身患癌症已经四年多的父亲病情又加重了，咳嗽不止，浓痰夹着血丝。在大家的劝说下， 15日，父亲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医院的条件好多了，有中心供暖，室外是零下6度的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用药以后，父亲的咳嗽比原来少了，精神也好多了。父亲原打算再住几天就回家。但医生为了彻底了解他的病情，照例要给他做各种检查，今天抽血，明天做CT，隔两天又要做骨造影，父亲不耐烦了，他对把他关在医院里，什么事也不能做，牢骚满腹。同病房来陪护的一位老干部夫人劝他：“樊老，你已经80多了，还不歇歇，还要干什么？”可父亲听不进去，急着要出去工作。事与愿违，检查结果不好，癌细胞已转移到骨头里，病区杨主任把结果婉转地告诉了他，并劝他做局部化疗：“这种化疗反应不大，樊老，你先治一个疗程试试，治好了，你可以活到一百岁。”可是父亲却对我说：“我要活一百岁干嘛！我只要活到2000年就够了。我现在还有三件事没做完：第一，今年秋天金大110周年校庆，届时金陵研究院大楼将建成，金陵研究院将正式招生；第二，第二届国际食用菌会议今年10月将在南京召开；第三，我还有六个博士生，到2000年他们全毕业了，我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他还说：“我决定出院了，回家以后，我继续吃中药治疗，我相信我能活到2000年。”我明白，父亲已经非常清楚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赶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把没做完的事做完，对海内外金陵学子，对世人有个交待。父亲一生的事业与金陵大学不可分割，如今金大校友最年轻的也年过七十，这一次建校110周年纪念也许是金大老校友的最后一次盛会，他身为金陵研究院筹委会主任，必须完成建成金陵研究院的重任，把金陵的事业继续下去，才不辜负陈校长的遗愿，不辜负海内外金陵学子的期盼。身为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的父亲曾为我国食用菌事业的发展倾注过许多心血，患癌症之后，还多次抱病参加各项会议，到田头、到制作现场进行指导。他希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国际交流的盛会，以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科学文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食用菌大国的地位，推动世界食用菌事业——21世纪的绿色食品——的发展。望着父亲日益消瘦的面容，我知道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他要抢在病魔前面，抓住生命的最后日子为开好这两个会议作最后的冲刺。我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一股不祥的预感掠过我的心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在这期间，他又得知学校已经为他住院花了两万多元，一生节俭不肯多花国家一分钱的父亲更是急不可待地要出院。这年春节刚过，他就从医院打电话告诉李顺鹏老师，他要出院了，请系里派人来医院结帐。李老师想这么冷的天，怎能出院，以学校还未开学为由，拖到2月20号，系里才派沈标老师来医院办手续，医院的出院证上写的是“患者拒绝治疗，要求出院”。
出院那天是一个阴天，寒风飕飕，我们的心也和这天气一样，冷了半截，忧心忡忡。不巧的是，这一年春寒接着严冬，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阴雨不断。我们家的老房子，多年失修，窗户关不严，四面透风，虽然屋里开着空调，仍不顶事，父亲不得不穿上两件羽绒衣，围上围巾，带上绒帽，坐在房间里看材料写东西。父亲是克制力和忍耐力极强的人，晚期癌病的痛苦，他从不诉说。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路都抬不起腿，在地板上拖，可他仍每天坚持起床，坚持工作。到3月20号，寒流突然袭击，北风呼号，竟下起了鹅毛大雪。久病年迈的父亲再也抗不住了，病情突然加重，胸闷头昏，不停地咳嗽，大口大口的浓痰夹着血丝，连喘气都困难了。3月23号，妹妹樊华赶紧将他送进了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
铁医附院的医师立即用抗菌素给他消炎，没想到病情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开头几天，我们还能搀着他，穿过走廊到对面的卫生间。几天以后，他的腿不听使唤了，不会挪步了，先是右腿，后左腿。弟媳燕平连忙请木工打了一个马桶架子，我们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在病房使用。可两天后，他已经哆哆嗦嗦站不住了，两腿没知觉了。即便病成这样，他还是拚命用两只手撑着床，努力从床上坐起来。喂他吃药时，他要我把药丸交到他手里，数一数几粒，再往嘴里送。没过两天，他的手也不听使唤了，只见他的手直颤抖，药丸送不进嘴里，但他的脑子还清醒，还在考虑金陵研究院的事情。4月20号，医院下病危通知书，经农大和家属要求，铁医组织名医会诊，初步结论：癌性脑膜炎。以后，他就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再也没说过话。
父亲就这样匆匆走了，没有看到他魂牵梦萦的金陵研究院大楼，没有看到第二届国际食用菌会议的盛况，也没有给子女留下片言只语。他的一生都在奋斗，都在拼搏，都在像老牛一样不停地耕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怨无悔地走了。
二
父亲求学时，家境困难。他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高中，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在“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下，立志学农，以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上大学时，由于成绩优秀，获得奖学金资助，方能继续学习，三年级时他已经兼做助教工作了，1933年毕业时获金陵大学金钥匙奖，并留校任教。1940年金大送三名教师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进修一年，父亲是其中之一。一年之后，导师看中了他的才华和勤奋，愿意资助他读博士，问他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了一个最低的数字——50美元，这在40年代的美国也是属于贫困线之下的了。父亲就靠了这微薄的资助，度过了三年，取得博士学位。三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着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资料，使他积累了广博的学识，练就了精湛的实验技术，为他日后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在美国，可以有丰厚的待遇。可是他牵挂着国内的妻儿老小，更担忧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的安危，归心似箭。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航路受阻。当他听说美国政府组织医药助华会，毅然报名参加。1944年1月，他跟随医药助华会，上了美军的运输船，冲破日军的层层封锁，历经艰辛，于当年7月到达印度，又乘美军运输机，沿驼峰路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回到了祖国。他随身带着刚在美国问世不久的三试管盘尼西林菌种，当时比黄金还贵重，他要用它造福祖国人民。1944年他在昆明西山极简陋的条件下，与朱既明合作，制造出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一瓶的盘尼西林制剂，并由他审定了中国学名——青霉素[1] 。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和金大师生一起从成都迁回南京。为了使青霉素早日投入批量生产，他受聘于上海生化实验处任技正。那时他每周往返沪宁两地，忙完了金大的课务后，匆匆赶到上海去忙于青霉素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青霉素菌种的筛选和培育，从而为青霉素的批量生产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公立金陵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53年院系调整之后，又被任命为南京农学院副教务长。除农学院本身的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兼任药学院细菌学教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他年刚四十，踌躇满志，以满腔热忱和过人的精力挑起了行政、教学、科研三副担子，在全国首创了农业微生物专业，并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和研修生。这一批学生日后都成为新中国发展微生物事业的骨干力量。1956年他和陈华癸先生合作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农业院校微生物教材《微生物学》，这本书曾四次重版，被评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三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大会小会的批斗，艰苦的体力劳动他都承受了。最令他痛心疾首的是他视为生命的事业中断了，他精心培养的教学、科研骨干队伍被拆散了。但他心中的梦没有破灭，他的拳拳报国之情丝毫未减。父亲原来学森林，到美国后，改学了微生物，就是看中了这门新发展的学科，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他曾立志要把中国的微生物事业——从抗生素的提炼，根瘤菌共生固氮，食用菌，发酵等各个领域赶超世界水平，造福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父亲忍辱负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干着一切能让他干的事，那怕是在实验室刷瓶子。不能在实验室搞科研，他就到农村，到大田去搞，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由于他的博学和真诚，各地农科所的同志，经常不避嫌地登门求教或请他去现场指导。60年代以后，还在“半靠边”的父亲头顶草帽，身着一身旧中山装，走遍了大江南北，多次亲临苏北里下河农科所示范指导。他提出用接种根瘤菌的方法，推翻了紫云英不能过长江的定论，使成片成片的美丽的红花草（俗名）不仅越过长江，跨过黄河，一直挺进到关中地区，直达西安。紫云英北移成功，是根瘤菌共生固氮的一项突破性成果，引起国内外农业界的重视，为中国广大地区提供了优质的无公害的绿肥，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深受农民欢迎。此项成果1978年获得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奖。为此他被推选为国际紫云英学会主席，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四
冰雪终有消融时，1978年，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1980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69岁，1981年他出任复校后的南京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曾对我母亲说，他要把失去的20年夺回来。在批准他入党的大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他人生旅途的最后20年，是豁出去拼命干的20年。面对南农复校后的百废待举、困难重重的局面，挑起了农院教学、科研领导工作的重担。他首先高瞻远瞩地抓了师资队伍建设。从1980年到1985年，在他的主持下，在南农先后举办了全国农学院校微生物学师资进修班、全国第一个厌氧微生物讲习班、全国生理生化讲习班和全国重点农业院校生物技术研究生班。这些“班”的成功举办，提高了我国微生物学师资水平，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厌氧微生物研究人才，为利用微生物进行环境治理开辟了道路，并把农业领域生物学研究推进到分子生物学阶段。为了赶超世界水平，尽最大努力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材，他甘为人梯，创造一切条件，扶植中青年教师成长，千方百计为他们联系出国进修，不念前嫌，一视同仁。他孜孜不倦地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他们仔细推敲和修改论文。为了夺回失去的20年，80高龄的父亲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年龄，每天像年青人一样，早出晚归，东奔西走，工作十来小时，乐此不疲。弟子们祝贺他80寿辰，他反而“怪罪”道，就是你们叫我知道自己80岁了。为了不耽搁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有病不肯去医院，强忍着腹部剧痛，主持答辩一整天，第二天再到医院，阑尾已穿孔。父亲就是这样为了工作，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健康。
五
父亲一生廉洁奉公。他任院长时，严禁铺张浪费，节约每一分钱，将宝贵的资金用到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上。他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将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几次率团出访的津贴他都买了仪器或资料给学校。今年我整理他办公室遗物时，在抽屉发现一张他亲笔写的1982年出访英国时购买的仪器和书籍的清单，总价239.4英镑，全部交给图书馆和教研组使用。多年来，70高龄的老院长不要小车接送，和大家一样乘学校交通车上下班，这在农学院有口皆碑；外出开会乘轮船不肯坐头等舱，和大家一样三等舱就行了。有一次外出开会，少安排了一个铺位，他去向服务员要了张床垫，自己睡在地上，把床位让给了别人。回到南京，出了火车站，绝不肯“打的”，总是直往前冲，挤公共汽车回家，搞得同去开会保驾他的年青教师没有办法。他的院长办公室，没有沙发，没有摆设，只有一张旧办公桌，三张旧藤椅，中午他就坐在藤椅上打个盹。
父亲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活着一天就得干一天。他又是急性子，今天能干完的事，绝不肯拖到明天。在他晚年特别是患病以后，更感到时间的紧迫，脾气变得更急，他要抓紧他最后的光阴，把他计划中的事做完。1993年8月初，父亲常常腹痛难忍，他还要我们代他买一张火车票，去望亭看试验田，天气炎热，我们怕他吃不消，可是他决意要做的事，谁也拗不过他，于是82岁高龄的父亲硬是抱病冒着高温酷暑，去苏州望亭看了试验田，一天跑了个来回。这年9月父亲查出肠癌，已是中晚期，手术后，还在放疗期间，他就在病房里把华中农大李阜隶先生和南林大周湘泉先生写的《土壤微生物学》书稿审改完毕。出院之后，几乎没有休息，就在金大校友一致推举下，担任了金陵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挑起了筹建金陵研究院的重任，因为他明白要继承金陵的事业，完成陈校长的遗愿，自己责无旁贷。从此他用患病年迈的身躯，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一干又是5年，直至临终。1998年1月病重，经省人民医院治疗后，病情稍有缓解。这年元宵节前夜，我和燕平陪父亲“打的”去夫子庙观灯。我们漫步在秦淮河畔，望着天上一轮圆月，人间美丽绝伦，彩灯璀璨辉煌。父亲感慨地说，来南京70年了，元宵节还从来没有到夫子庙观过灯。想不到这竟是父亲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夫子庙观灯。几个月以后，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还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写文章纪念他。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人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