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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地方的每个人，其实都与我们有关。对吴曦来说更是如此。
埃博拉，这在非洲肆虐的疫情，不时也会让她感同身受，偶尔记忆闪回。
作为一名“抗非典战士”以及非典患者，曾经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11年前的4月，吴曦还身在一家非典隔离医院。
北大人民医院曾是非典重灾区，急诊科是重中之重。
那时，吴曦目光所及极其单调，心情在明暗之间反复切换，对声音则无比敏感。院子里的布谷鸟经常从凌晨叫到天明，她会感到一丝欣喜，“新的一天终于来了！”
如今，2014年夏末，吴曦陪着两岁的宝宝，用她的话说：“每天都有惊喜！”幸福溢于言表。
而彼时，北大人民医院正准备向非洲派出援外医疗队。此前，已有来自北京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赶赴西非。
世界卫生组织多名官员反复表示，中国从抗击非典到应对禽流感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对疫情快速全面反应的经验，可适用于全世界。
我靠的是“精神防护”
2003年4月17日，吴曦记得，那天急诊科护士王晶走到分诊处对她说：“给我一只体温表，好像有点儿烧。”
数值显示这个姑娘确实在发烧。随后她住进了隔离病房，还穿着白大褂。
很快，患者越来越多、越来越急。防护服、设备供应开始缺乏。
“当时，央视柴静采访我，问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我只是说了一个词：‘精神防护’。”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朱继红后来做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附近北方交通大学校医院的防护设备都比自己的医院要好。“他们是铁路系统的，有资源，直接调了一火车皮防护设备过来。”
“压力很大。之前危机意识不强，等危机真来的时候，大家都乱了，束手无策。当时卫生部门印发的指导手册是以前资料攒的，派不上太大用场。”吴曦回忆说。
现在回想起来，朱继红也觉得，最初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很多人知识储备都不够，希望用勇气去战胜疫病。
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的第一天，曾有人提议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以体现乐观主义精神，被时任副院长的王杉制止。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如此分析：当时“由于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已经降得较低了，可供研究的病例样本变少了，很多传染病的症状大夫都没见过”。
起初，北京人民医院还能对每一例病人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把受感染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随着患者越来越多，一切开始陷入混乱。
同事不断病倒，也有人请假不来上班。
2003年4月21日，吴曦被确诊感染。两天后，整个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吴曦等被转移到一家医院治疗。
作为第一梯队成员，朱继红进入隔离区工作。领导说进去一个月就出来，然后隔离三周就可以回归社会。
朱继红吃住都在医院，睡在解剖室，满屋子福尔马林的气味。
在从隔离区撤离之前的那天晚上，一名同事辞职。那天白天，朱继红还找他谈话、鼓劲，并且许诺：“就撑一晚上，天亮之后我带你们出去。”
最终，医务人员心理失守。在今天的描述中，这是他们认为最可怕、最不愿回首的事情。
“像一盆冷水一样，哐当下来。大家就都醒了，也严肃、严谨了。”吴曦这样总结非典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影响。
医院能拒绝病人吗
隔离前那个晚上，吴曦想回急诊科看看，“拿几套病号服、输液针带着给大家也好”。
站在科室门口，凄凉场景让她永难忘记，“窗户哐当响，屋里乱七八糟，风凉飕飕让人瘆得慌。”
在隔离医院住院期间，她写了一本日记。“想起来就写，想起什么就写什么……”
她把窗外布谷鸟的叫声录下来作为手机铃声，直到前两年换新手机，才换了铃声。
2003年5月28日，吴曦出院。她把在隔离医院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扔掉了——除了日记。但是，那以后她从未打开过这个本子。
回家的那天，吴曦担心被另眼相看，提前一站从送她的救护车上下车步行。
路过一处报摊，她看见当天《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了王晶殉职的故事。
“当时就崩溃了，仅仅一个月，居然已经是隔着两个世界，只不过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吴曦说。
她开始锻炼身体，准备回医院上班。但是生活还翻不了篇。她被检查出双侧股骨头损伤，肺功能也受到不可修复的损伤。
她曾忐忑着想返岗，起初也被同事好意婉拒。后来，“命运终于撕开一道口子，有阳光进来了。”吴曦回到了医院，在多个部门工作过，还做过院长秘书。2010年她参与筹建了北大人民医院客户服务处。现在该处123个人，由吴曦主要负责。
吴曦等人起初被称为“抗非典战士”、“抗非典英雄”，“后来医院就称他们‘对人民医院有突出贡献工作者’，他们也想回归普通生活。”如今已担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的王杉说。
11年过去，“我们作为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一旦发现传染病一转就走。只要疑似，马上就转。这也算亡羊补牢吧，至少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栽两个跟头。”朱继红说。
事实上，“人民医院至今仍保留着一个传统，从来不拒绝病人。”朱继红说，“非典疫情告急后，也曾劝说病人不要入院，但如果患者执意要进，我们也没有拒绝。”
朱继红认为，这是北大人民医院在2003年4月院内感染大暴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最初就是由于患者隐瞒接触史，从而导致院内感染情势恶化。
另一个情节是，一家中央媒体的内参批评了北大人民医院有“拒收行为”，后者因此受到高层批评。事后证明，这次“拒收”其实就是规劝患者去其他医院，以避免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北大人民医院受到感染。
种种因素之下，北大人民医院自己成为非典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 在经历非典、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疫情考验之后，北大人民医院建设了敏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传染病防控制度。现在患者已经很难隐瞒自己的情况。
而对于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来说，医院要处置好自己无法处理的传染病人，已成共识。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将病人推出医院大门。
2013年5月21日，在家属隐瞒禽类接触史的情况下，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6岁男童。
该患儿就诊期间，医院依照规范采集标本送疾控中心集中检测，经北京市区两级机构很快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儿迅速被送至北京地坛医院观察治疗。与患者密切接触的50人也在短期内被核实，并且全部实施医学观察措施。
非典精神是什么
而在2003年4月，想把患者“转出去”，送到更合适的医院，难上加难。后来因院内感染情势恶化，王杉多次向高层写信，主张整体隔离北大人民医院。
他认为：“传染病科学防控重要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如果首先想着是治疗传染病，那是违背规律，顺序颠倒。”
4月20日晚，中央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4月21日，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到医院调查。
“准备进核心区的时候，陪同人员中很多人脸都白了。”曾光对本刊回忆说，“最后就我、王杉，还有另外一人进去了。”
连续三个小时调查了九个非典污染区之后，曾光得出结论：人民医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
“我当时的判断是——这就像地震到来，这个时候带着人们跑出去才是对的，喊‘挺住’、‘战胜地震’的口号，没有用。”曾光说。
在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王杉说着说着就急了：“以党性和脑袋担保自己所说属实，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人民医院就是犯罪。”
“那年我43岁，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从1980年做实习医生起我就在人民医院，实在是被现实逼得不管不顾了。”王杉言语间透着伤感，“看着身边同事一个个倒下，那种场景实在太痛心了。传染病防治基本原则得不到执行，而我却无能为力。”
终于，北大人民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得以离开“战场”。
非典之后，原卫生部一次关于“非典精神”的新闻发布会期间，有媒体问王杉“什么是非典精神”，王杉脱口而出：“就两个词——科学、奉献。”某种程度上，“科学”防控更为重要。
曾光表示：“西非的公共卫生功课做得太不足了，要不然不会恶化到这样。”
在非典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重建公共卫生系统，疾病监测体系也已较为强大，基本都有现成预案，各政府部门反应迅速。
在王杉看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只是整体防控链上的一个环节。传染病防控是全方位集团式的行动，政府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如今每当有疫情警报，王杉都会接到政府部门紧急询查的通知，无论昼夜他们都会赶到现场。“有时候甚至有点‘过敏’，但这种警惕是必需的，传染病防控应该是常态。”
2013年，在一场关于“非典十年”的小型座谈会上，曾光谈了自己的体会：公共卫生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公共卫生机构的问题，而是政府行为的问题。
非典之后，全国卫生系统投入巨资加强防控系统建设。北大人民医院“医院感染主动监测实时预警管理系统”2012年投入试用，现在已经获得国际HIMMS系统七级最高认证。
高燕在办公室里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演示了这个系统：在电脑屏幕上就能对全院每个病人实现全过程实时、主动医疗追踪，各种情况一目了然。只要有预警报告，高燕就能及时知道，然后提醒具体科室，甚至组织现场甄别。
这个流程在以前需要7～10天，现在采用这套系统，将院内感染管控从以前的事后管理改为实时预警。目前系统还在进行各种拓展。
感染科的现实
此次埃博拉疫情发生后，北大人民医院在几十分钟内就组建起一支援非医疗队，所有物资配备专业、齐全。
医院内部各科室也做好了部署、演练，提高快速响应及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虽然“中国经验”被作为典范，但是其提升空间仍然巨大，特别是路径依赖、缺乏创新方面。
2004年，原卫生部出台文件要求医疗机构组建感染科。至今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科建设投入不足，主要负责发热门诊和肠道门诊，地位尴尬。
北大人民医院感染科也是在那之后组建的。高燕除了是北大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之外，也是感染科创始人之一、现任科主任。
面对本刊记者，高燕脱口而出：“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科都是又破又穷，你要我说什么呢？”
在“第六届抗感染高峰论坛”上，一位知名专家也表示：“很多医院感染科至今还处在没病房、没病人、没规范、少投入、被忽略的境地，说白了感染科不是能赚钱的部门。”
感染科的遭际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曾光告诉本刊记者：“李克强总理曾称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国的宝贝’，财政部门官员也认同，但是他们跟我们谈项目、谈资金的时候要拿政策来抠，就会发现缺乏落实细则。”
作为一线医务人员，朱继红的感触微观、直接。他常以自身经历跟念医科的女儿聊些心里话：“医务工作者要有担当，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担当和没担当的结果会绝然不同，具体到医疗行为上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朱继红认为，从医环境在恶化，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人文素质在下降，但他坚信这是阶段性的。
埃博拉，这在非洲肆虐的疫情，不时也会让她感同身受，偶尔记忆闪回。
作为一名“抗非典战士”以及非典患者，曾经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11年前的4月，吴曦还身在一家非典隔离医院。
北大人民医院曾是非典重灾区，急诊科是重中之重。
那时，吴曦目光所及极其单调，心情在明暗之间反复切换，对声音则无比敏感。院子里的布谷鸟经常从凌晨叫到天明，她会感到一丝欣喜，“新的一天终于来了！”
如今，2014年夏末，吴曦陪着两岁的宝宝，用她的话说：“每天都有惊喜！”幸福溢于言表。
而彼时，北大人民医院正准备向非洲派出援外医疗队。此前，已有来自北京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赶赴西非。
世界卫生组织多名官员反复表示，中国从抗击非典到应对禽流感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对疫情快速全面反应的经验，可适用于全世界。
我靠的是“精神防护”
2003年4月17日，吴曦记得，那天急诊科护士王晶走到分诊处对她说：“给我一只体温表，好像有点儿烧。”
数值显示这个姑娘确实在发烧。随后她住进了隔离病房，还穿着白大褂。
很快，患者越来越多、越来越急。防护服、设备供应开始缺乏。
“当时，央视柴静采访我，问采取了哪些防护措施。我只是说了一个词：‘精神防护’。”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
朱继红后来做流行病学调查时发现，附近北方交通大学校医院的防护设备都比自己的医院要好。“他们是铁路系统的，有资源，直接调了一火车皮防护设备过来。”
“压力很大。之前危机意识不强，等危机真来的时候，大家都乱了，束手无策。当时卫生部门印发的指导手册是以前资料攒的，派不上太大用场。”吴曦回忆说。
现在回想起来，朱继红也觉得，最初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很多人知识储备都不够，希望用勇气去战胜疫病。
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的第一天，曾有人提议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以体现乐观主义精神，被时任副院长的王杉制止。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如此分析：当时“由于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已经降得较低了，可供研究的病例样本变少了，很多传染病的症状大夫都没见过”。
起初，北京人民医院还能对每一例病人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把受感染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随着患者越来越多，一切开始陷入混乱。
同事不断病倒，也有人请假不来上班。
2003年4月21日，吴曦被确诊感染。两天后，整个北大人民医院被隔离，吴曦等被转移到一家医院治疗。
作为第一梯队成员，朱继红进入隔离区工作。领导说进去一个月就出来，然后隔离三周就可以回归社会。
朱继红吃住都在医院，睡在解剖室，满屋子福尔马林的气味。
在从隔离区撤离之前的那天晚上，一名同事辞职。那天白天，朱继红还找他谈话、鼓劲，并且许诺：“就撑一晚上，天亮之后我带你们出去。”
最终，医务人员心理失守。在今天的描述中，这是他们认为最可怕、最不愿回首的事情。
“像一盆冷水一样，哐当下来。大家就都醒了，也严肃、严谨了。”吴曦这样总结非典对于医务工作者的影响。
医院能拒绝病人吗
隔离前那个晚上，吴曦想回急诊科看看，“拿几套病号服、输液针带着给大家也好”。
站在科室门口，凄凉场景让她永难忘记，“窗户哐当响，屋里乱七八糟，风凉飕飕让人瘆得慌。”
在隔离医院住院期间，她写了一本日记。“想起来就写，想起什么就写什么……”
她把窗外布谷鸟的叫声录下来作为手机铃声，直到前两年换新手机，才换了铃声。
2003年5月28日，吴曦出院。她把在隔离医院使用的所有东西都扔掉了——除了日记。但是，那以后她从未打开过这个本子。
回家的那天，吴曦担心被另眼相看，提前一站从送她的救护车上下车步行。
路过一处报摊，她看见当天《北京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照片和文字介绍了王晶殉职的故事。
“当时就崩溃了，仅仅一个月，居然已经是隔着两个世界，只不过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吴曦说。
她开始锻炼身体，准备回医院上班。但是生活还翻不了篇。她被检查出双侧股骨头损伤，肺功能也受到不可修复的损伤。
她曾忐忑着想返岗，起初也被同事好意婉拒。后来，“命运终于撕开一道口子，有阳光进来了。”吴曦回到了医院，在多个部门工作过，还做过院长秘书。2010年她参与筹建了北大人民医院客户服务处。现在该处123个人，由吴曦主要负责。
吴曦等人起初被称为“抗非典战士”、“抗非典英雄”，“后来医院就称他们‘对人民医院有突出贡献工作者’，他们也想回归普通生活。”如今已担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的王杉说。
11年过去，“我们作为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一旦发现传染病一转就走。只要疑似，马上就转。这也算亡羊补牢吧，至少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栽两个跟头。”朱继红说。
事实上，“人民医院至今仍保留着一个传统，从来不拒绝病人。”朱继红说，“非典疫情告急后，也曾劝说病人不要入院，但如果患者执意要进，我们也没有拒绝。”
朱继红认为，这是北大人民医院在2003年4月院内感染大暴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最初就是由于患者隐瞒接触史，从而导致院内感染情势恶化。
另一个情节是，一家中央媒体的内参批评了北大人民医院有“拒收行为”，后者因此受到高层批评。事后证明，这次“拒收”其实就是规劝患者去其他医院，以避免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北大人民医院受到感染。
种种因素之下，北大人民医院自己成为非典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 在经历非典、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疫情考验之后，北大人民医院建设了敏感的应急处置能力和传染病防控制度。现在患者已经很难隐瞒自己的情况。
而对于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来说，医院要处置好自己无法处理的传染病人，已成共识。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将病人推出医院大门。
2013年5月21日，在家属隐瞒禽类接触史的情况下，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6岁男童。
该患儿就诊期间，医院依照规范采集标本送疾控中心集中检测，经北京市区两级机构很快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患儿迅速被送至北京地坛医院观察治疗。与患者密切接触的50人也在短期内被核实，并且全部实施医学观察措施。
非典精神是什么
而在2003年4月，想把患者“转出去”，送到更合适的医院，难上加难。后来因院内感染情势恶化，王杉多次向高层写信，主张整体隔离北大人民医院。
他认为：“传染病科学防控重要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切断传播途径、控制传染源。如果首先想着是治疗传染病，那是违背规律，顺序颠倒。”
4月20日晚，中央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4月21日，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到医院调查。
“准备进核心区的时候，陪同人员中很多人脸都白了。”曾光对本刊回忆说，“最后就我、王杉，还有另外一人进去了。”
连续三个小时调查了九个非典污染区之后，曾光得出结论：人民医院已经被严重污染，医院反映的情况属实。
“我当时的判断是——这就像地震到来，这个时候带着人们跑出去才是对的，喊‘挺住’、‘战胜地震’的口号，没有用。”曾光说。
在曾光代表首都非典联合指挥部召开的现场办公会上，王杉说着说着就急了：“以党性和脑袋担保自己所说属实，谁要是再让普通民众进人民医院就是犯罪。”
“那年我43岁，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从1980年做实习医生起我就在人民医院，实在是被现实逼得不管不顾了。”王杉言语间透着伤感，“看着身边同事一个个倒下，那种场景实在太痛心了。传染病防治基本原则得不到执行，而我却无能为力。”
终于，北大人民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得以离开“战场”。
非典之后，原卫生部一次关于“非典精神”的新闻发布会期间，有媒体问王杉“什么是非典精神”，王杉脱口而出：“就两个词——科学、奉献。”某种程度上，“科学”防控更为重要。
曾光表示：“西非的公共卫生功课做得太不足了，要不然不会恶化到这样。”
在非典之后，中国政府投入大量资源重建公共卫生系统，疾病监测体系也已较为强大，基本都有现成预案，各政府部门反应迅速。
在王杉看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只是整体防控链上的一个环节。传染病防控是全方位集团式的行动，政府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如今每当有疫情警报，王杉都会接到政府部门紧急询查的通知，无论昼夜他们都会赶到现场。“有时候甚至有点‘过敏’，但这种警惕是必需的，传染病防控应该是常态。”
2013年，在一场关于“非典十年”的小型座谈会上，曾光谈了自己的体会：公共卫生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公共卫生机构的问题，而是政府行为的问题。
非典之后，全国卫生系统投入巨资加强防控系统建设。北大人民医院“医院感染主动监测实时预警管理系统”2012年投入试用，现在已经获得国际HIMMS系统七级最高认证。
高燕在办公室里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演示了这个系统：在电脑屏幕上就能对全院每个病人实现全过程实时、主动医疗追踪，各种情况一目了然。只要有预警报告，高燕就能及时知道，然后提醒具体科室，甚至组织现场甄别。
这个流程在以前需要7～10天，现在采用这套系统，将院内感染管控从以前的事后管理改为实时预警。目前系统还在进行各种拓展。
感染科的现实
此次埃博拉疫情发生后，北大人民医院在几十分钟内就组建起一支援非医疗队，所有物资配备专业、齐全。
医院内部各科室也做好了部署、演练，提高快速响应及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虽然“中国经验”被作为典范，但是其提升空间仍然巨大，特别是路径依赖、缺乏创新方面。
2004年，原卫生部出台文件要求医疗机构组建感染科。至今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科建设投入不足，主要负责发热门诊和肠道门诊，地位尴尬。
北大人民医院感染科也是在那之后组建的。高燕除了是北大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之外，也是感染科创始人之一、现任科主任。
面对本刊记者，高燕脱口而出：“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科都是又破又穷，你要我说什么呢？”
在“第六届抗感染高峰论坛”上，一位知名专家也表示：“很多医院感染科至今还处在没病房、没病人、没规范、少投入、被忽略的境地，说白了感染科不是能赚钱的部门。”
感染科的遭际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曾光告诉本刊记者：“李克强总理曾称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国的宝贝’，财政部门官员也认同，但是他们跟我们谈项目、谈资金的时候要拿政策来抠，就会发现缺乏落实细则。”
作为一线医务人员，朱继红的感触微观、直接。他常以自身经历跟念医科的女儿聊些心里话：“医务工作者要有担当，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担当和没担当的结果会绝然不同，具体到医疗行为上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朱继红认为，从医环境在恶化，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人文素质在下降，但他坚信这是阶段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