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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胡风与冯雪峰曾发生冲突，尽管其由来貌似蕞尔小事，如后者曾批评前者于“七七”事变后携眷返乡及为鹿地亘口译拿报酬等，但引起的后果却不容小觑。此际胡风与冯雪峰之间的欲密还疏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视为其后胡风与政党关系的缩影。胡风与冯雪峰冲突之滥觞，可从近年出版的《胡风家书》中窥得一二。
关键词：《胡风家书》；胡风；冯雪峰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8－01 18－04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胡风与冯雪峰之间曾发生冲突，其起因似乎都是一些蕞尔小事，如冯雪峰批评胡风于“七七”事变后携眷返乡探亲及为鹿地亘口译拿报酬等，但却因此而激起胡风的强烈反弹。胡风在当年的书信中多次抱怨冯雪峰有意打压他，阻止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甚而指责冯雪峰把他们这些非党员的前左联青年作家排斥在有组织的救亡活动之外。此际胡风与冯雪峰之间的欲密还疏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视为其后胡风与政党文化人关系的缩影。如上种种，均可从晓风选编的《胡风家书》中窥得一二。
1937年7月22日自上海：“快到了，但上海底那些面孔却和我离得非常遥远，好像隔了一重浓雾，望不着他们，更不关念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底面色，十年没见了的那些被生活弄残废了的村人们底姿态，都还在我底脑子里跑来跑去。我在乡下实在住得太短了。”
“大家都好，恩已在补习，老二也到学校去了。楼下还没有搬，到底怎样要碰到冯公才晓得。”
注一：“冯公，即冯雪峰(1903－1976)，诗人，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党团书记，当时为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胡风这次在上海的住房系冯雪峰找人租赁的，这套房子原来打算由胡风、周建人和冯雪峰三家合住，但后来周、冯两家未入住，胡风一家住了二楼和三楼，冯的同乡孟姓一家住了一楼。”
注一有误。冯雪峰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但尚未担任“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据包子衍《雪峰年谱》介绍，冯雪峰于1937年12月20日“闹意气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其后近两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下半年，由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恢复其组织关系，始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又，胡风家此前(1936年底至1937年5月)与周建人家、冯雪峰家合住法租界拉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雪峰不要胡风和周建人付房钱，也可说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吧”。1937年6月冯雪峰用周建人的名字另租下法租界雷米路文安坊的一幢三层楼房，让他的同乡孟某住一楼，胡风家住二、三楼，房租改为自理。
该信非一次写成，第一段写于即将抵达上海之前，第二段写于到家之后。第一段谈到对上海的人事感觉“隔”且并不“关念”，流露出心中的烦恼。第二段末一句谈的是住房问题，“七七”事变后胡风携眷回老家省亲，行前让梅志的母亲、妹妹(即信中提到的“老二”)及胡风的侄儿张恩(即上信中的“恩”，胡风大哥的儿子)都住了进来，住房就有些紧张。于是，胡风夫妇便想把这栋楼房全租下来。但该楼是冯雪峰出面承租的。一楼住户且是他的同乡，自然要与冯直接交涉。
1937年7月29日自上海：“鹿地底译文再有一天多可以校了，另做一篇解题，这件公案就可以完结。以后，在别人底压迫下一点一点地做自己底事情罢。”
“楼下还没有搬，他们昨天托姆妈说，想再住一个月(现在闸北大搬家，大概找不着房子)，我答应他们再住半个月。大概可得八元罢。”
“我过得很好，吃得比往日多半碗，夜里一觉睡到天光，对于他们的诡计，已经能够完全不放在心里了。”
“离开上海之前，冯政客和我谈话时，说我底地位太高了云云。这真是放他妈底屁，我只是凭我底劳力换得一点酬报，比较他们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不晓得到底是哪一面有罪。”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碰着胡兰畦请客。当时没有提到房子的事情，后来一直没见到，为《小把戏》做的文章也没有来拿去。这种人，稍稍环境好一点就会疏远的。”
“鹿地的译文”一段，说的是协助日本作家鹿地亘翻译鲁迅作品事。鲁迅去世后，日本改造社决定出版《大鲁迅全集》(7卷本)，组织大批学者进行编译，并聘请内山完造、伊藤春夫、许广平和胡风等为顾问。鹿地承担了其中“一部分散文杂文的翻译”，由胡风口译，“鹿地记录并修改成日文”。“解题”是“对鲁迅杂文每一集及其时代背景”所作的简介，胡风写了三篇，夏衍写了一篇。胡风称这项工作为“公案”，似有隐情。
“我过得很好”及“离开上海之前”两段中提到的“他们”及“冯政客”，可以确定指的是冯雪峰及他周围的人。信中披露冯在他携眷离沪前曾找他谈话，讥讽他“地位太高了”，批评他拿“酬报”。冯的讥讽与批评似与胡风担任《大鲁迅全集》顾问及协助鹿地亘翻译事有关。胡风在信中反讽冯雪峰等“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则似与冯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后从事上层统战工作有关。胡风返沪后，冯雪峰也许对他提出了一些工作方面的新要求，于是他有“以后，在别人底压迫下”的感觉。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一段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谈的是对旧识胡兰畦的看法，胡风1927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职时与她相识，此时胡兰畦任上海《小把戏》杂志的主编，因她未登门取走稿件，胡风认为她有点不念旧谊。第二件事谈的是冯雪峰，7月23日胡风在胡兰畦做东的饭局上见到了冯雪峰，但未及与他商谈催促一楼房客退租事。
1937年8月3日自上海：“买来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明后天再添买几本‘花书’就可以寄出了。这两本小说，曾给了我很大的感激，我以为你可以细细地看一看的。当然，这是旧的人生旧的写法，但你可以从这里取得丰富的东西。”
“例如《与幼小者》，我现在读起来都禁不住流泪。这些过去的爱心依然会使我们得到在人生路上奋斗的勇气，只不过我们比较幸运，明显地望得见一个将来。亲爱的人，这几天一个感觉苦苦地抓住了我：要使我们底孩子一代不做他人底奴隶。”
“这几天一个感觉苦苦地抓住了我……”一句，可与上信中“以后，在别人底压迫下一点一点地做自己底事情罢”一句对看。他的这种受“压迫”做“奴隶”的“感觉”，似不是泛指当时社会的黑暗，而是特指“这几天”的遭遇。
1937年8月6日自上海：“到今天上午，才把全集的工作弄完，人算是轻松了许多。计算一下，从去年十一月起，九个月中间，我把五分之二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了这件工作上面。但报酬呢?到现在只得到一百一十多元。至多还能得到五十余元而已。然而三花脸先生(冯)还说我藉此出了名，大有认为被我得了了不得的好处似的。”
“照这情形，你们得在乡下多住些时再看。 送家眷到内地乡下去的人多得很，艾芜底太太今晚动身回湖南。有些人一口咬定我上次不是看父亲底病，而是送你们避难的。辩解无益，也就索性不响了。”
注一：“全集，即《鲁迅全集》。胡风被列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顾问，全力参加了《鲁迅全集》和日文《大鲁迅全集》的编纂和翻译工作。”
注二：“三花脸先生，指冯雪峰。”
注一有误。“全集”指的不是中文版《鲁迅全集》，而是日文版《大鲁迅全集》。胡风未被列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顾问”，而是被日本改造社聘为《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之一。
注二太略。“三花脸”原指传统戏曲行当中的“丑”角，也是京剧脸谱之一。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谈平剧的脸谱》一节有云：“又有一种人，心虽阴险，可是真面目又较多一些，如伯豁等等就是如此。戏中抹这类人的脸，是只抹脸之中间，然必须抹出颧骨之外，看形式其粉块之状似一猪腰，所以名为腰子脸，又日三花脸。”胡风以此讥讽冯雪峰缺乏“思想上的原则性”，有“是非不分或者是非不定”的弱点。其寓意与上信中所谓“政客”相同。
“到今天上午”一段，叙及协助鹿地亘翻译鲁迅作品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得“报酬”的不对称，并反驳冯雪峰对他的批评。关于“报酬”事，胡风晚年曾谈到：“以上工作，我未得到分文稿酬，所有发表费和版税，都由鹿地取去作为他的生活费用了。甚至我自己的《悲痛的告别》稿费。他也拿去用了。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只好由我个人节衣缩食，坚持做好这一工作。”然而，信中谈及的已得到的“一百一十多元”及将得到的“五十余元”又是什么呢?也许是日本改造社给的“课题启动费”或“顾问”酬金罢。冯雪峰批评他藉此名利双收，或许是误会，或许另有隐情，尚待考证。
“照这情形”一段，谈的是“七七”事变后携眷返乡的余波。“有些人”对此事有议论，其中是否也包括冯雪峰?尚待考证。参看7月29日家书中提到冯雪峰曾在胡风携眷离沪前找他谈过话，“咬定”云云，似不是空穴来风。
1937年8月12日自上海：“老聂参加了一个演剧队，一两天之内要到前线去了。曹白他们组织了一个‘战地工作团’，今天开成立会．我去参加了的，他们也预备十天左右以内筹好款到前线去。鹿地他们预备回国去打一转(池田不来)，但买不到船票，二十二才能走。茅盾他们发起了一部二十多人以华北抗战为题材的集体创作，听说他们月曜会的人打算以这份稿费做旅费到前线去。看情形好像要动起来了。”
“《中流》、《译文》停了，《光明》再出一期也停刊，《文学》恐怕也支持不下去。不管战争发生不发生，这些杂志停刊的命运是难得挽回的。平津失守以后，书业生意要减少十分之四(其他的商业也大略相同)，其他的地方，因为怕战事发生收不回钱来，也不敢批发出去。即如本埠罢，门市也非常清淡。”
“我现在在看‘联华’的丛书和校对《棉花》，把这些弄出头绪后再计划别的工作。三花脸先生封锁我，但我想，我底力量总有可用之处的。不要担心罢，我很平静，很充实，一定多做些工作。”
“老聂参加了一个演剧队……”一段。谈到他所能了解到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动向。此时，他未参加任何救亡团体，似乎完全置身于有组织的救亡运动之外。
当时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是“中共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潘汉年与夏衍等联系，推进上层的统战工作，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包括信中提到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及“战地工作团”等。冯雪峰则与胡愈之、茅盾等联系，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包括信中提到的“月曜会”。据茅盾回忆，“月曜会”本是“星期一聚餐会”的别称，是他与冯雪峰、沙汀、艾芜等于1937年初商议发起的，旨在加强与青年作家的联系。虽然“参加的人大致上是固定的”，但并不成其为团体或流派。至于“以华北抗战为题材的集体创作”，据吴福辉《沙汀传》介绍，是由夏衍牵头组织的，参加者有艾芜、沙汀、张天翼、夏征农、舒群等人，“他们听《大公报》记者录制做了平津事变的详尽报告，随后在艾思奇家聚拢了一批原‘左联’的成员，商议写一部大众体长篇小说，初步定名为《芦沟桥演义》”。1938年4月小说在《救亡日报》连载，总题改为《华北的烽火》。
“《中流》、《译文》停了……”一段，谈的是上海出版界受战事影响濒临停业事。此时，他由于几乎与冯雪峰断绝了联系。对出版界未雨缪绸的工作所知甚少。
据茅盾回忆，8月12日(与上引胡风家书同一天)他与冯雪峰一起参加了“由邹韬奋、胡愈之他们约集的一个会议”，在谈到出版刊物时，“有人主张加强目前的几个大型刊物，如《文学》、《中流》、《译文》等。胡愈之说，只要上海战争一起，这些刊物恐怕都要停办，‘一·二八’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要预先想好应急的代替办法。韬奋说，这种大型刊物恐怕适应不了目前这非常时期，需要另外办一些能及时反映这沸腾时代的小型报刊，如日报、周刊、三日刊等。我打算把《生活星期刊》换个名称重新复刊。大家认为这个意见正确，决定分头去酝酿准备，并认为既要有文艺性的刊物，更要有综合性的期刊和报纸”。
“在看‘联华’的丛书”一句，说的是他近期的案头工作。7月29日家书中曾提到“付了‘联华’三部稿子”及“白朗底丛书要出，我拿到了十元”，说的也是为联华书局看稿事。“《棉花》”是他自己的一部小说译稿，后因淞沪战争爆发未能出版。“三花脸先生封锁我”一句。则是发泄对冯雪峰的强烈不满，但“封锁”其意不明。据胡风晚年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所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当时我希望他(指冯雪峰)能领导我们组织起来做些抗日救国的工作．但是没有，连和他见面都不容易。”就此而言，“封锁”似应指阻止他参加救亡活动。
胡风称冯雪峰当时没有组织前左联青年作家参加救亡工作的判断有失准确，参看茅盾回忆录即可窥见相反的史实。又，胡风称当时很难见到冯雪峰亦属误记，参看胡风8月18日日记：“下午访刘均夫妇(即萧军与萧红)，见到K夫妇(即鹿地与池田)。他们睡在地板上面，乃从北四川路越过警戒线逃来的。K君在稿纸上画图向我说明中日军队底对峙形势，并力言战争不会发生。K君来时，已亲耳听见过前哨的枪声，而犹力言可以和平了结，盖不相信中国政府有抗战决心也。一路出来喝过俄国饮料以后，悄吟(即萧红)同K君夫妇去许先生(即许广平)处，我去看张天翼。无话可谈，他和他那外甥女的脸色，很难形容。到许女士处，冯(即冯雪峰)在，正和K谈政治形势，结果替他们做了一通义务翻译。”萧红能找到冯雪峰，许广平也能联系冯雪峰，胡风想见冯雪峰自然不会太困难。
1937年8月24日／28日自上海：“我底生活还是这样，但心情不静，做不成事。今天早上算是写了一首诗。在现在，顶多也只能写点诗和短文。”
“又写了两首诗，连上次一首，有二百七八十行。写着的时候，我全身像发着热病一样，眼里涨着热泪。亲爱的，为了祖国底自由，我要尽情地歌唱!三花脸先生愈逼愈紧，想封锁得我没有发表文章的地方，但他却不能做到。我已开始向他反攻了。好M.M，你不用担心，我虽不求胜利，但不稍稍剥去他底假面就总不甘心的。”
“《文学》、《文季》、《中流》、《译文》等四社合编一个《呐喊》周刊，我也投稿。已出两期，过两天一并寄来。三花脸先生曾到黎(指黎烈文)处破坏过，但似乎效果很少。很明显，他是在趁火杀人打劫的。”
“我底生活还是这样……”及下一段中提到新作了三首诗，《为祖国而歌》作于8月24日，载《中华公论》第2期；《血誓》作于8月25日，载《七月》周刊第1期；《给怯懦者们》作于8月27日，载《七月》周刊第2期。
“又写了两首诗……”一段中再次提到冯雪峰“封锁”他，明确地指出冯曾阻止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而未果，此事尚待考证。
“《文学》……”一段中更明确地谈到冯雪峰曾去黎烈文处说项，以阻止他的文章见于《呐喊》，此事也待考证。
据茅盾回忆，冯雪峰与《呐喊》周刊有一定的关系，8月14日下午他和冯雪峰与巴金商讨“马上办起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迅速传布出作家们呐喊声的小型刊物”事宜时，是冯雪峰提出“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但冯并没有参加《呐喊》周刊的编务工作，也未过问刊物的用稿情况。8月16日上午茅盾和巴金“约了四位主编开了第一次会议”，《呐喊》创刊号的稿件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茅盾、巴金及四刊主编各写一篇，巴金约来两篇外稿(胡风、萧乾)。
胡风在《呐喊》创刊号上发表的是一篇杂感，题为《“做正经事的机会”》(作于8月18日。文中有这样一段：“不要爱惜在奴隶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贪恋瓦上霜一样的个人的‘事业’，更不要记住什么狗屁‘地位’，把一切后事交给幼小的我们的子弟，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难得有的机会罢!”文中关于“个人‘事业’”及“狗屁‘地位’”之类的愤激之语。似针对冯雪峰前此对他的批评而发，似可视为他的“反攻”。
关键词：《胡风家书》；胡风；冯雪峰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8－01 18－04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胡风与冯雪峰之间曾发生冲突，其起因似乎都是一些蕞尔小事，如冯雪峰批评胡风于“七七”事变后携眷返乡探亲及为鹿地亘口译拿报酬等，但却因此而激起胡风的强烈反弹。胡风在当年的书信中多次抱怨冯雪峰有意打压他，阻止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甚而指责冯雪峰把他们这些非党员的前左联青年作家排斥在有组织的救亡活动之外。此际胡风与冯雪峰之间的欲密还疏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视为其后胡风与政党文化人关系的缩影。如上种种，均可从晓风选编的《胡风家书》中窥得一二。
1937年7月22日自上海：“快到了，但上海底那些面孔却和我离得非常遥远，好像隔了一重浓雾，望不着他们，更不关念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底面色，十年没见了的那些被生活弄残废了的村人们底姿态，都还在我底脑子里跑来跑去。我在乡下实在住得太短了。”
“大家都好，恩已在补习，老二也到学校去了。楼下还没有搬，到底怎样要碰到冯公才晓得。”
注一：“冯公，即冯雪峰(1903－1976)，诗人，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党团书记，当时为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胡风这次在上海的住房系冯雪峰找人租赁的，这套房子原来打算由胡风、周建人和冯雪峰三家合住，但后来周、冯两家未入住，胡风一家住了二楼和三楼，冯的同乡孟姓一家住了一楼。”
注一有误。冯雪峰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但尚未担任“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据包子衍《雪峰年谱》介绍，冯雪峰于1937年12月20日“闹意气回到义乌老家去写小说”，其后近两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下半年，由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恢复其组织关系，始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又，胡风家此前(1936年底至1937年5月)与周建人家、冯雪峰家合住法租界拉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雪峰不要胡风和周建人付房钱，也可说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吧”。1937年6月冯雪峰用周建人的名字另租下法租界雷米路文安坊的一幢三层楼房，让他的同乡孟某住一楼，胡风家住二、三楼，房租改为自理。
该信非一次写成，第一段写于即将抵达上海之前，第二段写于到家之后。第一段谈到对上海的人事感觉“隔”且并不“关念”，流露出心中的烦恼。第二段末一句谈的是住房问题，“七七”事变后胡风携眷回老家省亲，行前让梅志的母亲、妹妹(即信中提到的“老二”)及胡风的侄儿张恩(即上信中的“恩”，胡风大哥的儿子)都住了进来，住房就有些紧张。于是，胡风夫妇便想把这栋楼房全租下来。但该楼是冯雪峰出面承租的。一楼住户且是他的同乡，自然要与冯直接交涉。
1937年7月29日自上海：“鹿地底译文再有一天多可以校了，另做一篇解题，这件公案就可以完结。以后，在别人底压迫下一点一点地做自己底事情罢。”
“楼下还没有搬，他们昨天托姆妈说，想再住一个月(现在闸北大搬家，大概找不着房子)，我答应他们再住半个月。大概可得八元罢。”
“我过得很好，吃得比往日多半碗，夜里一觉睡到天光，对于他们的诡计，已经能够完全不放在心里了。”
“离开上海之前，冯政客和我谈话时，说我底地位太高了云云。这真是放他妈底屁，我只是凭我底劳力换得一点酬报，比较他们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不晓得到底是哪一面有罪。”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碰着胡兰畦请客。当时没有提到房子的事情，后来一直没见到，为《小把戏》做的文章也没有来拿去。这种人，稍稍环境好一点就会疏远的。”
“鹿地的译文”一段，说的是协助日本作家鹿地亘翻译鲁迅作品事。鲁迅去世后，日本改造社决定出版《大鲁迅全集》(7卷本)，组织大批学者进行编译，并聘请内山完造、伊藤春夫、许广平和胡风等为顾问。鹿地承担了其中“一部分散文杂文的翻译”，由胡风口译，“鹿地记录并修改成日文”。“解题”是“对鲁迅杂文每一集及其时代背景”所作的简介，胡风写了三篇，夏衍写了一篇。胡风称这项工作为“公案”，似有隐情。
“我过得很好”及“离开上海之前”两段中提到的“他们”及“冯政客”，可以确定指的是冯雪峰及他周围的人。信中披露冯在他携眷离沪前曾找他谈话，讥讽他“地位太高了”，批评他拿“酬报”。冯的讥讽与批评似与胡风担任《大鲁迅全集》顾问及协助鹿地亘翻译事有关。胡风在信中反讽冯雪峰等“拿冤枉钱，吹牛拍马地造私人势力”，则似与冯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后从事上层统战工作有关。胡风返沪后，冯雪峰也许对他提出了一些工作方面的新要求，于是他有“以后，在别人底压迫下”的感觉。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一段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谈的是对旧识胡兰畦的看法，胡风1927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职时与她相识，此时胡兰畦任上海《小把戏》杂志的主编，因她未登门取走稿件，胡风认为她有点不念旧谊。第二件事谈的是冯雪峰，7月23日胡风在胡兰畦做东的饭局上见到了冯雪峰，但未及与他商谈催促一楼房客退租事。
1937年8月3日自上海：“买来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明后天再添买几本‘花书’就可以寄出了。这两本小说，曾给了我很大的感激，我以为你可以细细地看一看的。当然，这是旧的人生旧的写法，但你可以从这里取得丰富的东西。”
“例如《与幼小者》，我现在读起来都禁不住流泪。这些过去的爱心依然会使我们得到在人生路上奋斗的勇气，只不过我们比较幸运，明显地望得见一个将来。亲爱的人，这几天一个感觉苦苦地抓住了我：要使我们底孩子一代不做他人底奴隶。”
“这几天一个感觉苦苦地抓住了我……”一句，可与上信中“以后，在别人底压迫下一点一点地做自己底事情罢”一句对看。他的这种受“压迫”做“奴隶”的“感觉”，似不是泛指当时社会的黑暗，而是特指“这几天”的遭遇。
1937年8月6日自上海：“到今天上午，才把全集的工作弄完，人算是轻松了许多。计算一下，从去年十一月起，九个月中间，我把五分之二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了这件工作上面。但报酬呢?到现在只得到一百一十多元。至多还能得到五十余元而已。然而三花脸先生(冯)还说我藉此出了名，大有认为被我得了了不得的好处似的。”
“照这情形，你们得在乡下多住些时再看。 送家眷到内地乡下去的人多得很，艾芜底太太今晚动身回湖南。有些人一口咬定我上次不是看父亲底病，而是送你们避难的。辩解无益，也就索性不响了。”
注一：“全集，即《鲁迅全集》。胡风被列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顾问，全力参加了《鲁迅全集》和日文《大鲁迅全集》的编纂和翻译工作。”
注二：“三花脸先生，指冯雪峰。”
注一有误。“全集”指的不是中文版《鲁迅全集》，而是日文版《大鲁迅全集》。胡风未被列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顾问”，而是被日本改造社聘为《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之一。
注二太略。“三花脸”原指传统戏曲行当中的“丑”角，也是京剧脸谱之一。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谈平剧的脸谱》一节有云：“又有一种人，心虽阴险，可是真面目又较多一些，如伯豁等等就是如此。戏中抹这类人的脸，是只抹脸之中间，然必须抹出颧骨之外，看形式其粉块之状似一猪腰，所以名为腰子脸，又日三花脸。”胡风以此讥讽冯雪峰缺乏“思想上的原则性”，有“是非不分或者是非不定”的弱点。其寓意与上信中所谓“政客”相同。
“到今天上午”一段，叙及协助鹿地亘翻译鲁迅作品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得“报酬”的不对称，并反驳冯雪峰对他的批评。关于“报酬”事，胡风晚年曾谈到：“以上工作，我未得到分文稿酬，所有发表费和版税，都由鹿地取去作为他的生活费用了。甚至我自己的《悲痛的告别》稿费。他也拿去用了。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只好由我个人节衣缩食，坚持做好这一工作。”然而，信中谈及的已得到的“一百一十多元”及将得到的“五十余元”又是什么呢?也许是日本改造社给的“课题启动费”或“顾问”酬金罢。冯雪峰批评他藉此名利双收，或许是误会，或许另有隐情，尚待考证。
“照这情形”一段，谈的是“七七”事变后携眷返乡的余波。“有些人”对此事有议论，其中是否也包括冯雪峰?尚待考证。参看7月29日家书中提到冯雪峰曾在胡风携眷离沪前找他谈过话，“咬定”云云，似不是空穴来风。
1937年8月12日自上海：“老聂参加了一个演剧队，一两天之内要到前线去了。曹白他们组织了一个‘战地工作团’，今天开成立会．我去参加了的，他们也预备十天左右以内筹好款到前线去。鹿地他们预备回国去打一转(池田不来)，但买不到船票，二十二才能走。茅盾他们发起了一部二十多人以华北抗战为题材的集体创作，听说他们月曜会的人打算以这份稿费做旅费到前线去。看情形好像要动起来了。”
“《中流》、《译文》停了，《光明》再出一期也停刊，《文学》恐怕也支持不下去。不管战争发生不发生，这些杂志停刊的命运是难得挽回的。平津失守以后，书业生意要减少十分之四(其他的商业也大略相同)，其他的地方，因为怕战事发生收不回钱来，也不敢批发出去。即如本埠罢，门市也非常清淡。”
“我现在在看‘联华’的丛书和校对《棉花》，把这些弄出头绪后再计划别的工作。三花脸先生封锁我，但我想，我底力量总有可用之处的。不要担心罢，我很平静，很充实，一定多做些工作。”
“老聂参加了一个演剧队……”一段。谈到他所能了解到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动向。此时，他未参加任何救亡团体，似乎完全置身于有组织的救亡运动之外。
当时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是“中共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潘汉年与夏衍等联系，推进上层的统战工作，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包括信中提到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及“战地工作团”等。冯雪峰则与胡愈之、茅盾等联系，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包括信中提到的“月曜会”。据茅盾回忆，“月曜会”本是“星期一聚餐会”的别称，是他与冯雪峰、沙汀、艾芜等于1937年初商议发起的，旨在加强与青年作家的联系。虽然“参加的人大致上是固定的”，但并不成其为团体或流派。至于“以华北抗战为题材的集体创作”，据吴福辉《沙汀传》介绍，是由夏衍牵头组织的，参加者有艾芜、沙汀、张天翼、夏征农、舒群等人，“他们听《大公报》记者录制做了平津事变的详尽报告，随后在艾思奇家聚拢了一批原‘左联’的成员，商议写一部大众体长篇小说，初步定名为《芦沟桥演义》”。1938年4月小说在《救亡日报》连载，总题改为《华北的烽火》。
“《中流》、《译文》停了……”一段，谈的是上海出版界受战事影响濒临停业事。此时，他由于几乎与冯雪峰断绝了联系。对出版界未雨缪绸的工作所知甚少。
据茅盾回忆，8月12日(与上引胡风家书同一天)他与冯雪峰一起参加了“由邹韬奋、胡愈之他们约集的一个会议”，在谈到出版刊物时，“有人主张加强目前的几个大型刊物，如《文学》、《中流》、《译文》等。胡愈之说，只要上海战争一起，这些刊物恐怕都要停办，‘一·二八’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要预先想好应急的代替办法。韬奋说，这种大型刊物恐怕适应不了目前这非常时期，需要另外办一些能及时反映这沸腾时代的小型报刊，如日报、周刊、三日刊等。我打算把《生活星期刊》换个名称重新复刊。大家认为这个意见正确，决定分头去酝酿准备，并认为既要有文艺性的刊物，更要有综合性的期刊和报纸”。
“在看‘联华’的丛书”一句，说的是他近期的案头工作。7月29日家书中曾提到“付了‘联华’三部稿子”及“白朗底丛书要出，我拿到了十元”，说的也是为联华书局看稿事。“《棉花》”是他自己的一部小说译稿，后因淞沪战争爆发未能出版。“三花脸先生封锁我”一句。则是发泄对冯雪峰的强烈不满，但“封锁”其意不明。据胡风晚年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所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当时我希望他(指冯雪峰)能领导我们组织起来做些抗日救国的工作．但是没有，连和他见面都不容易。”就此而言，“封锁”似应指阻止他参加救亡活动。
胡风称冯雪峰当时没有组织前左联青年作家参加救亡工作的判断有失准确，参看茅盾回忆录即可窥见相反的史实。又，胡风称当时很难见到冯雪峰亦属误记，参看胡风8月18日日记：“下午访刘均夫妇(即萧军与萧红)，见到K夫妇(即鹿地与池田)。他们睡在地板上面，乃从北四川路越过警戒线逃来的。K君在稿纸上画图向我说明中日军队底对峙形势，并力言战争不会发生。K君来时，已亲耳听见过前哨的枪声，而犹力言可以和平了结，盖不相信中国政府有抗战决心也。一路出来喝过俄国饮料以后，悄吟(即萧红)同K君夫妇去许先生(即许广平)处，我去看张天翼。无话可谈，他和他那外甥女的脸色，很难形容。到许女士处，冯(即冯雪峰)在，正和K谈政治形势，结果替他们做了一通义务翻译。”萧红能找到冯雪峰，许广平也能联系冯雪峰，胡风想见冯雪峰自然不会太困难。
1937年8月24日／28日自上海：“我底生活还是这样，但心情不静，做不成事。今天早上算是写了一首诗。在现在，顶多也只能写点诗和短文。”
“又写了两首诗，连上次一首，有二百七八十行。写着的时候，我全身像发着热病一样，眼里涨着热泪。亲爱的，为了祖国底自由，我要尽情地歌唱!三花脸先生愈逼愈紧，想封锁得我没有发表文章的地方，但他却不能做到。我已开始向他反攻了。好M.M，你不用担心，我虽不求胜利，但不稍稍剥去他底假面就总不甘心的。”
“《文学》、《文季》、《中流》、《译文》等四社合编一个《呐喊》周刊，我也投稿。已出两期，过两天一并寄来。三花脸先生曾到黎(指黎烈文)处破坏过，但似乎效果很少。很明显，他是在趁火杀人打劫的。”
“我底生活还是这样……”及下一段中提到新作了三首诗，《为祖国而歌》作于8月24日，载《中华公论》第2期；《血誓》作于8月25日，载《七月》周刊第1期；《给怯懦者们》作于8月27日，载《七月》周刊第2期。
“又写了两首诗……”一段中再次提到冯雪峰“封锁”他，明确地指出冯曾阻止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而未果，此事尚待考证。
“《文学》……”一段中更明确地谈到冯雪峰曾去黎烈文处说项，以阻止他的文章见于《呐喊》，此事也待考证。
据茅盾回忆，冯雪峰与《呐喊》周刊有一定的关系，8月14日下午他和冯雪峰与巴金商讨“马上办起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迅速传布出作家们呐喊声的小型刊物”事宜时，是冯雪峰提出“何不就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这四个刊物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但冯并没有参加《呐喊》周刊的编务工作，也未过问刊物的用稿情况。8月16日上午茅盾和巴金“约了四位主编开了第一次会议”，《呐喊》创刊号的稿件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茅盾、巴金及四刊主编各写一篇，巴金约来两篇外稿(胡风、萧乾)。
胡风在《呐喊》创刊号上发表的是一篇杂感，题为《“做正经事的机会”》(作于8月18日。文中有这样一段：“不要爱惜在奴隶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贪恋瓦上霜一样的个人的‘事业’，更不要记住什么狗屁‘地位’，把一切后事交给幼小的我们的子弟，抓住这个千载一时的难得有的机会罢!”文中关于“个人‘事业’”及“狗屁‘地位’”之类的愤激之语。似针对冯雪峰前此对他的批评而发，似可视为他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