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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随着国内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语义地图理论越来越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文献资源，对语义地图研究论文进行计量研究，可以发现，近十年来语义地图CSSCI论文在年代分布、核心作者、发文期刊、发文机构、特别是在热点主题等方面，均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总结这些特点，并分析语义地图研究的走势，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CSSCI论文;语义地图;发展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领域新兴的一种研究视角，最早由Anderson（1982）提出[1]。它旨在通过几何图形来表征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揭示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语义地图理论的奠基人是Anderson，在他之后，Haspelmath（1997）[2]、Stassen（1997）[3]、Croft（2001）[4]、Croft & Poole（2008）[5]等，都对语义地图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近一时期，语义地图理论研究又获得重要突破，最值得关注的是Anderson（2016）对传统语义地图做了重要改进[6]，即在语法化路径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定量的或频率的信息;二是环境的信息。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语义地图理论越来越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汉语学界引进语义地图理论主要用于解决跨语言和跨方言方面语法形式的多功能问题，主要目标是通过绘制语义地图模型，揭示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特征。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中，张敏（2010）[7]、吴
福祥、张定（2011）[8]、郭锐（2012）[9]、潘秋平、张敏（2017）[10]、王红卫（2018）[11]、张定（2017）[12]、
陈前瑞（2016）[13]、范晓蕾（2017）[1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应该说，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已生根发芽，特别是最近几年该理论在汉语学界已经获得广泛认同，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在国内已开始向纵深推进，并逐渐结合汉语具体实际，逐步迈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是在最近十年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客观地说，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非常迅速，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颇为令人瞩目。就此而言，总结这些研究成果、提取其中有价值的因素，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不过时至今日，学术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与全面评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年来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范围是：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为基础，包括CSSCI 数据库中的来源期刊与扩展版期刊，但不包括来源集刊。具体操作步骤是：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的高级检索中，选定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并以“语义地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论文时间“不限”。通过检索，共得到相关论文66篇。我们对这些文献逐篇进行人工鉴别，共剔除不相关或相关性不强的论文19篇，最终得到有效论文47篇。下文将以这47篇论文为中心展开研究。
一、国内语义地图的研究状况
（一）论文发表年度分布
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还可窥视出相关研究的大致走势，这对于科学地评估和指导相关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我们将检索到的47篇CSSCI论文，按照发表年份进行了数量统计，具体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发文篇数。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的检索情况来看，运用语义地图研究汉语问题的论文从2010年开始出现，在2010～2015年期间，发文数量基本维持在较为低位的水平，在这六年间，年均发文量大致维持在两三篇的水平;从2016年开始，该类论文的发文数量迅速增加，从2016年到2019年，年均发文量均在6篇以上。
同時，结合论文内容来看，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大致有10余年的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近五年来，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开始向纵深推进，并逐渐迈向本土化进程。
（二）核心作者统计
CSSCI期刊是目前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权威评价期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CSSCI期刊的作者群往往也能反映某个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我们对本文所探讨的47篇论文进行了数量统计，发现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共有6位，他们分别是吴福祥、范晓蕾、陈前瑞、潘秋平、王红卫和张定，这些作者实际上就是语义地图理论汉语研究的核心作者。这6位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如表1所示：
发文数量居前的作者往往是该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学者，通过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吴福祥、范晓蕾、陈前瑞、潘秋平、王红卫和张定在语义地图的汉语研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三）发文期刊分统计
从期刊的发文情况，同样可以窥视出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像CSSCI这样的权威期刊。同时，从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内容，也能反映出这一期刊的办刊特色和学术取向。统计显示，本文所考察的47篇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共发表在28种期刊上。在这28种期刊中，发文量在2篇以上（包括2篇）的期刊有11种，这11种期刊的发文情况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发文在2篇（包括2篇）以上的11种期刊均为语言学专业期刊。作为主要发表语言学理论的期刊，《当代语言学》发表语义地图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达到6篇，这与该刊的办刊宗旨和学术取向是相符的。除《当代语言学》外，语言教学类期刊所发表的语义地图研究论文数量也位居前列，如《世界汉语教学》《华文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等。语义地图研究论文在语言教学类期刊发表较多的原因，可能与语义地图理论基于跨语言和跨方言的研究视角有关，因为跨语言和跨方言的研究成果在语言教学中更具有应用价值。 （四）发文机构统计
相关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和质量，是衡量这个机构学术倾向与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通过论文的数据指标，也可反映出这一研究机构的学术位置或学术影响力。统计表明，本文所讨论的47篇语义地图研究论文共来自28个学术机构，其中，19个机构的发文数量为1篇，发文数量在2篇（包括2篇）以上的学术机构有9个，这9个发文机构的统计，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重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可以说这三家学术机构是独领风骚。“上海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也是语义地图研究的重要基地。在28个发文机构中，9个居于前列的发文机构共发文28篇，占总数的59.6%，凸显出这些发文机构在语义地图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二、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热点主题
在本文所探讨的47篇语义地图研究论文中，如果从主题内容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跨语言、跨方言、汉语本体和语义地图理论等板块。其中，“跨语言”板块的论文最多，共有19篇;其次是“语义地图理论”板块，有14篇;接下来的板块依次是“跨方言”8篇，“汉语本体”6篇。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在47篇语义地图研究论文中，“跨语言”和“跨方言”的论文合计为27篇，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与语义地图理论的基本宗旨相吻合。语义地图理论的主要目标是用来解决跨语言和跨方言方面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问题，因此，“跨语言”和“跨方言”论文占较大比例是合情合理的。表4还显示，“语义地图理论”类论文数量也比较多，有14篇，这主要因为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的研究历史不长，理论的引介和评价理所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任何一种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所必经的过程。此外，一些专门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在解决汉语特殊词类和范畴的多功能性方面也引入语义地图理论，并取得重要收获，为汉语本体研究注入一股新活力。
（一）跨语言比较下的语义地图研究
在国内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中，跨语言比较的论文数量最多。此类跨语言比较的论文主要从语义地图模型的角度解决一些特殊词语的多功能性问题，如林华勇、吴雪钰的《语义地图模型与多功能词“到”的习得顺序》（2013），张定的《“追逐”动词语义图》《“穿戴”动词语义图》（2016、2017），陈前瑞、胡亚的《词尾和句尾“了”的多功能模式》（2016），赵果的《类型学视野下“头”的共词化分析》（2017），闻静的《浪速语工具格助词的多功能性及语法化路径》（2018），韩畅、荣晶的《动词“坐”的词汇类型学研究》（2019），唐贤清、王巧明的《语义图视角下广西车田苗族“人话”“是”的多功能性研究》（2019）等。这类论文，有的是通过语义地图模型来分析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如谭方方的《英汉“转折”与“对比”的关系及其语义地图解释》（2016）、陈前瑞的《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2016）等;还有的是通过语义地图模型来研究某些构式，如罗思明、查如荣、江晶晶的《英汉“NA表量构式”中形容词制约的语料库与类型学研究》（2014）等。
（二）跨方言比较下的语义地图研究
跨方言比较与跨语言比较基本思路是一致的，这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以及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来考察某些词语、语言范畴等的多功能性问题。从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看，这方面成果主要有盛益民的《绍兴柯桥话多功能虚词“作”的语义演变——兼论太湖片吴语受益者标记来源的三种类型》（2010），陈前瑞、王继红的《南方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2010），范晓蕾的《基于汉语方言的惯常范畴研究》（2017），宗守云的《张家口方言副词“倒”的多功能性及其内在关联》（2018）等。跨方言比较与跨语言比较所遵循的基本精神、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一致的，這两种视角都是语义地图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都是通过比较的方式，探寻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绘制相关语法形式的多功能语义地图模型。
（三）语义地图理论的介绍和评述
按照新理论的引进规律来说，在其初期往往会有一些先行者投入很多精力对它进行引介和评价。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理论，语义地图学说在国内兴起时间不长，也有很多理论问题亟需阐明。从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看，国内学者对语义地图理论的介绍和阐述占了相当的分量，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吴福祥、张定的《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2011），吴福祥的《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语义图与语法化》《导语：语义图模型与汉语语义研究》（2011、2014、2017），曹晋的《语义地图理论及方法》（2012），陈振宇、陈振宁的《通过地图分析揭示语法学中的隐性规律——“加权最少边地图”》（2015），范晓蕾的《语义地图的解析度及表征方式——以“能力义为核心的语义地图”为例》（2017），潘秋平、张敏的《语义地图模型与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2017），王红卫的《语义地图模型的新发展》（2018）等。
（四）语义地图视角下的汉语本体研究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领域兴起的一种旨在解决语法形式多功能性问题的新理论，近些年来，随着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越来越深入人心，该理论也被运用到了解决汉语本体诸多疑难问题之中。如原苏荣的《典型事件宾语的形式分类及其认知基础》（2013），龚波的《先秦同源多功能语法形式“若”“如”考察——从语义地图和语法化的角度》（2017），潘海峰的《副词“一定”与“必定”的情态对比及相关问题研究》（2017），赵春利、方甲珂的《语义语法对句末助词研究的理论价值》（2019），王红卫的《汉语能力义情态动词的多功能性研究：语义地图和语法化的视角》（2019）等。由此可见，语义地图理论的引进的确给国内汉语本体研究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该理论在诸多方面已被证明用于汉语本体研究是行之有效的。 三、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特点及未来走势
通过对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十年来国内语义地图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走势：
第一，语义地图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短短十年时间，特别是近五年来，语义地图的研究可谓是突飞猛进，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具体语言问题的探讨，其研究已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与态势。如前所述，它在主题内容方面已涉及到跨语言、跨方言、理论研究和汉语本体研究等诸多领域。
第二，语义地图研究的作者群体逐渐壮大，其研究者有的是外语界出身，有的是汉语界出身，而且出身于汉语界的学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超过外语学界。语义地图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语义地图理论比较契合汉语的实际。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汉语的传统研究也十分重视训诂（语义），因此，语义地图理论的出现与汉语的传统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是促发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语义地图理论之所以在国内蓬勃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对于擅长运用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汉民族来说，语义地图理论具有较强的适切性。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有所差异，它更注重具象系联，语义地图模型的特点恰好符合汉民族的思维特性，因此，该理论引入我国后，立即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并在汉语诸多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决定了语义地图理论势必会成为一个在汉语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理论。
总体上看，语义地图理论的本质特点，决定了这种理论必将在汉语研究中“大显身手”;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语义地图的汉语研究也必将会进一步走向成熟，并迈入独立自主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Anderson，L.B.The ‘Perfect’ as a Universal and as a Language-particular Category[A].In Paul，J.H.（ed.），Tense-aspect：Between Semantics & Pragmatics[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2.
[2]Haspelmath，M.Indefinite Pronou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Stassen，L.Intransitive Predication：An essay in Linguistic Typolog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Croft，W.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5]Croft，W.& Poole，K.T.Inferrin guniversals from grammatical variation：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for typological analysis[J].Theoretical Linguistics，2008，（1）.
[6]Anderson，A.From Vectors to Waves and Streams：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Semantic Maps[J].Stellenbosch Papers in Linguistics，2016，（5）.
[7]張敏.“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A].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语言学论丛（第42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吴福祥，张定.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J].当代语言学，2011，（4）.
[9]郭锐.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语言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J].对外汉语研究（第十三期），2012.
[10]潘秋平，张敏.语义地图模型与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J].当代语言学，2017，（4）.
[11]王红卫.语义地图模型的新发展[J].外语学刊，2018， （6）.
[12]张定.“穿戴”动词语义图[J].当代语言学，2017，（4）.
[13]陈前瑞.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6）.
[14]范晓蕾.语义地图的解析度及表征方式——以“能力义为核心的语义地图”为例[J].世界汉语教学，2017，（2）.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typology in China， the semantic map theory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CSSCI） literature resources， after conducting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semantic map research pape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semantic map CSSCI papers have been distributed by chronology， core authors， journals， and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n hot spots. Topics and other aspects present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ing the trend of semantic map research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CSSCI paper;semantic map;development
关键词：CSSCI论文;语义地图;发展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领域新兴的一种研究视角，最早由Anderson（1982）提出[1]。它旨在通过几何图形来表征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揭示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语义地图理论的奠基人是Anderson，在他之后，Haspelmath（1997）[2]、Stassen（1997）[3]、Croft（2001）[4]、Croft & Poole（2008）[5]等，都对语义地图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近一时期，语义地图理论研究又获得重要突破，最值得关注的是Anderson（2016）对传统语义地图做了重要改进[6]，即在语法化路径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定量的或频率的信息;二是环境的信息。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语义地图理论越来越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汉语学界引进语义地图理论主要用于解决跨语言和跨方言方面语法形式的多功能问题，主要目标是通过绘制语义地图模型，揭示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特征。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中，张敏（2010）[7]、吴
福祥、张定（2011）[8]、郭锐（2012）[9]、潘秋平、张敏（2017）[10]、王红卫（2018）[11]、张定（2017）[12]、
陈前瑞（2016）[13]、范晓蕾（2017）[1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应该说，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已生根发芽，特别是最近几年该理论在汉语学界已经获得广泛认同，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在国内已开始向纵深推进，并逐渐结合汉语具体实际，逐步迈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是在最近十年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客观地说，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虽然历史不长，但发展非常迅速，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质量，都颇为令人瞩目。就此而言，总结这些研究成果、提取其中有价值的因素，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不过时至今日，学术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与全面评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年来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范围是：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为基础，包括CSSCI 数据库中的来源期刊与扩展版期刊，但不包括来源集刊。具体操作步骤是：在中国知网资源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的高级检索中，选定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并以“语义地图”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论文时间“不限”。通过检索，共得到相关论文66篇。我们对这些文献逐篇进行人工鉴别，共剔除不相关或相关性不强的论文19篇，最终得到有效论文47篇。下文将以这47篇论文为中心展开研究。
一、国内语义地图的研究状况
（一）论文发表年度分布
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还可窥视出相关研究的大致走势，这对于科学地评估和指导相关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我们将检索到的47篇CSSCI论文，按照发表年份进行了数量统计，具体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发文篇数。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的检索情况来看，运用语义地图研究汉语问题的论文从2010年开始出现，在2010～2015年期间，发文数量基本维持在较为低位的水平，在这六年间，年均发文量大致维持在两三篇的水平;从2016年开始，该类论文的发文数量迅速增加，从2016年到2019年，年均发文量均在6篇以上。
同時，结合论文内容来看，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大致有10余年的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发展较为迅速。特别是近五年来，语义地图理论的汉语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开始向纵深推进，并逐渐迈向本土化进程。
（二）核心作者统计
CSSCI期刊是目前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权威评价期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CSSCI期刊的作者群往往也能反映某个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我们对本文所探讨的47篇论文进行了数量统计，发现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共有6位，他们分别是吴福祥、范晓蕾、陈前瑞、潘秋平、王红卫和张定，这些作者实际上就是语义地图理论汉语研究的核心作者。这6位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如表1所示：
发文数量居前的作者往往是该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学者，通过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吴福祥、范晓蕾、陈前瑞、潘秋平、王红卫和张定在语义地图的汉语研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三）发文期刊分统计
从期刊的发文情况，同样可以窥视出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像CSSCI这样的权威期刊。同时，从期刊所刊发的论文内容，也能反映出这一期刊的办刊特色和学术取向。统计显示，本文所考察的47篇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共发表在28种期刊上。在这28种期刊中，发文量在2篇以上（包括2篇）的期刊有11种，这11种期刊的发文情况统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发文在2篇（包括2篇）以上的11种期刊均为语言学专业期刊。作为主要发表语言学理论的期刊，《当代语言学》发表语义地图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达到6篇，这与该刊的办刊宗旨和学术取向是相符的。除《当代语言学》外，语言教学类期刊所发表的语义地图研究论文数量也位居前列，如《世界汉语教学》《华文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等。语义地图研究论文在语言教学类期刊发表较多的原因，可能与语义地图理论基于跨语言和跨方言的研究视角有关，因为跨语言和跨方言的研究成果在语言教学中更具有应用价值。 （四）发文机构统计
相关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和质量，是衡量这个机构学术倾向与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通过论文的数据指标，也可反映出这一研究机构的学术位置或学术影响力。统计表明，本文所讨论的47篇语义地图研究论文共来自28个学术机构，其中，19个机构的发文数量为1篇，发文数量在2篇（包括2篇）以上的学术机构有9个，这9个发文机构的统计，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重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可以说这三家学术机构是独领风骚。“上海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也是语义地图研究的重要基地。在28个发文机构中，9个居于前列的发文机构共发文28篇，占总数的59.6%，凸显出这些发文机构在语义地图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二、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热点主题
在本文所探讨的47篇语义地图研究论文中，如果从主题内容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跨语言、跨方言、汉语本体和语义地图理论等板块。其中，“跨语言”板块的论文最多，共有19篇;其次是“语义地图理论”板块，有14篇;接下来的板块依次是“跨方言”8篇，“汉语本体”6篇。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知，在47篇语义地图研究论文中，“跨语言”和“跨方言”的论文合计为27篇，占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与语义地图理论的基本宗旨相吻合。语义地图理论的主要目标是用来解决跨语言和跨方言方面语法形式的多功能性问题，因此，“跨语言”和“跨方言”论文占较大比例是合情合理的。表4还显示，“语义地图理论”类论文数量也比较多，有14篇，这主要因为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的研究历史不长，理论的引介和评价理所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任何一种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所必经的过程。此外，一些专门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在解决汉语特殊词类和范畴的多功能性方面也引入语义地图理论，并取得重要收获，为汉语本体研究注入一股新活力。
（一）跨语言比较下的语义地图研究
在国内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中，跨语言比较的论文数量最多。此类跨语言比较的论文主要从语义地图模型的角度解决一些特殊词语的多功能性问题，如林华勇、吴雪钰的《语义地图模型与多功能词“到”的习得顺序》（2013），张定的《“追逐”动词语义图》《“穿戴”动词语义图》（2016、2017），陈前瑞、胡亚的《词尾和句尾“了”的多功能模式》（2016），赵果的《类型学视野下“头”的共词化分析》（2017），闻静的《浪速语工具格助词的多功能性及语法化路径》（2018），韩畅、荣晶的《动词“坐”的词汇类型学研究》（2019），唐贤清、王巧明的《语义图视角下广西车田苗族“人话”“是”的多功能性研究》（2019）等。这类论文，有的是通过语义地图模型来分析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如谭方方的《英汉“转折”与“对比”的关系及其语义地图解释》（2016）、陈前瑞的《完成体与经历体的类型学思考》（2016）等;还有的是通过语义地图模型来研究某些构式，如罗思明、查如荣、江晶晶的《英汉“NA表量构式”中形容词制约的语料库与类型学研究》（2014）等。
（二）跨方言比较下的语义地图研究
跨方言比较与跨语言比较基本思路是一致的，这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以及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来考察某些词语、语言范畴等的多功能性问题。从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看，这方面成果主要有盛益民的《绍兴柯桥话多功能虚词“作”的语义演变——兼论太湖片吴语受益者标记来源的三种类型》（2010），陈前瑞、王继红的《南方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2010），范晓蕾的《基于汉语方言的惯常范畴研究》（2017），宗守云的《张家口方言副词“倒”的多功能性及其内在关联》（2018）等。跨方言比较与跨语言比较所遵循的基本精神、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一致的，這两种视角都是语义地图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都是通过比较的方式，探寻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绘制相关语法形式的多功能语义地图模型。
（三）语义地图理论的介绍和评述
按照新理论的引进规律来说，在其初期往往会有一些先行者投入很多精力对它进行引介和评价。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理论，语义地图学说在国内兴起时间不长，也有很多理论问题亟需阐明。从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看，国内学者对语义地图理论的介绍和阐述占了相当的分量，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吴福祥、张定的《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2011），吴福祥的《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语义图与语法化》《导语：语义图模型与汉语语义研究》（2011、2014、2017），曹晋的《语义地图理论及方法》（2012），陈振宇、陈振宁的《通过地图分析揭示语法学中的隐性规律——“加权最少边地图”》（2015），范晓蕾的《语义地图的解析度及表征方式——以“能力义为核心的语义地图”为例》（2017），潘秋平、张敏的《语义地图模型与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2017），王红卫的《语义地图模型的新发展》（2018）等。
（四）语义地图视角下的汉语本体研究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领域兴起的一种旨在解决语法形式多功能性问题的新理论，近些年来，随着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越来越深入人心，该理论也被运用到了解决汉语本体诸多疑难问题之中。如原苏荣的《典型事件宾语的形式分类及其认知基础》（2013），龚波的《先秦同源多功能语法形式“若”“如”考察——从语义地图和语法化的角度》（2017），潘海峰的《副词“一定”与“必定”的情态对比及相关问题研究》（2017），赵春利、方甲珂的《语义语法对句末助词研究的理论价值》（2019），王红卫的《汉语能力义情态动词的多功能性研究：语义地图和语法化的视角》（2019）等。由此可见，语义地图理论的引进的确给国内汉语本体研究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该理论在诸多方面已被证明用于汉语本体研究是行之有效的。 三、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特点及未来走势
通过对CSSCI语义地图研究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十年来国内语义地图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走势：
第一，语义地图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十分迅速。短短十年时间，特别是近五年来，语义地图的研究可谓是突飞猛进，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具体语言问题的探讨，其研究已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与态势。如前所述，它在主题内容方面已涉及到跨语言、跨方言、理论研究和汉语本体研究等诸多领域。
第二，语义地图研究的作者群体逐渐壮大，其研究者有的是外语界出身，有的是汉语界出身，而且出身于汉语界的学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已经超过外语学界。语义地图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语义地图理论比较契合汉语的实际。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汉语的传统研究也十分重视训诂（语义），因此，语义地图理论的出现与汉语的传统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是促发语义地图理论在国内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语义地图理论之所以在国内蓬勃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对于擅长运用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汉民族来说，语义地图理论具有较强的适切性。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有所差异，它更注重具象系联，语义地图模型的特点恰好符合汉民族的思维特性，因此，该理论引入我国后，立即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并在汉语诸多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决定了语义地图理论势必会成为一个在汉语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理论。
总体上看，语义地图理论的本质特点，决定了这种理论必将在汉语研究中“大显身手”;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语义地图的汉语研究也必将会进一步走向成熟，并迈入独立自主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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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typology in China， the semantic map theory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CSSCI） literature resources， after conducting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semantic map research pape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semantic map CSSCI papers have been distributed by chronology， core authors， journals， and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n hot spots. Topics and other aspects present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ing the trend of semantic map research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CSSCI paper;semantic map;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