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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画门、乌龟门到故居被盗，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遗产一次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条长长的遗产争夺链条中，王如、方咸如的偷盗行为其实只是受利益驱使的很小的一部分
5月11日，当被告人王如、方咸如被带入法庭的那一刻，关于季羡林遗产的争夺也再次白热化。
至今，处在风口浪尖的主要嫌疑偷书人王如，被问及最多的问题仍然是：她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与季羡林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盗取季羡林故居的书籍？
王如是谁
开庭当天，王如先是迅速脱掉了自己的号服，同时嘴里振振有词地念叨：“我没有罪，凭什么让我穿这个？”随后她昂首阔步，手脚齐舞，一阵风般地扭到审判席。众多媒体记者也因她狂妄不羁的举动发出一阵唏嘘声。
这就是王如，一出现便雷倒了参加庭审的所有人。
现年49岁的王如自称是西安交大的副教授、北大哲学系的访问学者，北大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和第二任秘书长的推荐人选。
检方出示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的证明显示，王如师专毕业，曾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被聘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的编辑。但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并没有被交大聘用上岗，停发了工资，随即王如离开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而北京大学声称，王如和北大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王如又是如何接近了一代国学大师？
其中最为关键的线索是，王如的另一重身份——季羡林生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由于这层关系，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季羡林，并称自己是季羡林的御用記者。
而起诉书显示，被告人王如，曾用名王茹，无业。
“乌龟门”中的白衣女子
王如最早在公众视野中现身，是在季羡林的追悼会上。
2009年7月19日，季羡林送别仪式刚结束，在现场一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尖叫着称要揭露真相。将公众视线从大师逝世的悲伤引到了遗产之争上。
“你们现在就开始争夺财产还行？这是我们给季老的。”白衣女子指着装在一个瓷盆中的两只小乌龟说。原来，季羡林的一名亲戚要将这两只小乌龟拿走，但受到了白衣女子的阻拦。
随后白衣女子指出，想拿走这两只乌龟的并不是季老的亲戚，而是季老的弟子钱文忠。“季老尸骨未寒，他们（指钱文忠和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就迫不及待地抢分财产。我就是要揭露真相的。”
但是，当被问及工作单位和姓名时，她情绪激动：“我是季老的学生。”
白衣女子曾这样介绍自己。她刚认识季老时，大约是1997年，“季老当时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元，冬天的棉衣都很破旧，家里的凳子都快散了，要用绳子捆起来固定住。季老的毛衣、棉衣包括睡衣，都是她给季老从香港带来的。这些年季老遇上事情都让人给她打电话。”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事后指出，神秘白衣女子名叫王如，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
随后，钱文忠连续在其博客发表5篇文章，指责李玉洁侵占季老的财产。钱文忠是上海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如的突然现身，成为季羡林遗产争夺趋于更加白热化的关键。这个事件被媒体称之为“乌龟门”。
季承眼中的双面王如
生活中的王如是什么样子？也像庭审出场时的狂妄不羁吗？
5月12日晚，记者采访了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季承说：“王如在生活中是一个善交际的人，巧舌如簧。不过，她并非那样狂妄不羁，可能是受利益驱使，恼羞成怒了吧。”
季承回忆，他跟王如有着一年多的友好交往。在他刚刚在301医院见到父亲后，王如其实在想方设法讨好他。“2008年早期，王如曾跟我抱怨，李玉洁说季老死后，房子就归李玉洁和我两个人。我虽然作为她的干女儿，但是还是感到很委屈，房子哪能归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季承觉得这个人还是很讲正义的。
此后，王如还给季承在北大庆祝生日，并请来了一些领导和北大图书馆的人。饭钱是由季承来出，“当时我给了她5000元钱，但是，她却只组织了一顿饭和给了我一个北大的乘车证。”此后，王如再无音信。
直到2009年7月19号，王如在季羡林追悼会上演了乌龟门，季承才觉得之前他们之间一年多的“友好”实际上也是耍花招。
而在季羡林的第一任秘书李峥之子李小军看来，王如其实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很狂妄。
“这有个转变的过程。”季承平静地说。
季承分析，王如是靠着李玉洁的关系接近季老的。2006年李玉洁生病，杨锐接替了李玉洁的秘书工作。而这个时候的王如，已经渐渐感觉到了危机。如果没有更加靠得住的大树，她将如何在季老身边继续生存？季承在2008年与父亲重逢后，让王如有了一线希望，所以极力地来讨好季承，希望能从季承那里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表面不说，其实心里是有防范的。”季承说。
2009年7月20号晚，王如深夜致电季承，澄清季羡林追悼会上的所作所为。说她根本没说那些话，媒体都是空穴来风。季承则斩钉截铁地说：“那你就打开手机，对着媒体记者说去。”结果，王如的手机一直关着。
“虽然，我感觉到了王如对我不再友好，但是，并没预料到她会去盗书。”季承说。
季氏父子的恩怨
而围绕着季羡林故居的故事，岂止王如盗书那样简单。
北京大学朗润园十三号公寓201室是季羡林的寓所，地处学校东北角的朗润园，与现有的北京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仅一墙之隔。朗润园共有六所公寓楼，环抱着的是一片湖。十三号公寓得天独厚，直面垂柳与荷塘。如今，正值初夏，“季荷”犹在，季老已是人天两隔。“我有十几年就生活在这里”， 季承说。
很多人都知道，季承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此前父子二人曾13年不见面。而媒体也都称是因为一盆花引发决裂。
王如说季老父子之所以13年未见，是因为季承娶了小季承将近四十岁的家里的小保姆马晓琴。
但季承说：“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季承的母亲彭德华比父亲大4岁，只念过小学，认字不多。但在打理季家日常生活上，却井井有条。对这样一位妻子，季羡林口头上评价颇高，情感上却很平淡。在季承看来，父亲没有把这桩婚姻终止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是我们矛盾激烈化的主要原因，”季承说。
“从1995年，我被父亲赶出了朗润园，但是要见父亲并不难。我每次都和父亲的助手李玉洁交流，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李玉洁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到我父亲身边，我觉得父亲也确实需要照顾，就答应了。”季承说
据了解，季羡林的秘书李峥过世后，他的儿子李小军成了季承联系父亲的主要渠道。李小军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脾气都很倔强。但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
2002年以后，季承开始有强烈的愿望想见父亲。在父亲住院后，他曾多次去医院，和李玉洁多次交涉，希望能见到父亲，都没能如愿。
李玉洁于2006年下半年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此后，杨锐接替李玉洁，开始负责照顾季羡林。
2008年10月底，当季承了解到季羡林藏画被盗时，他再也坐不住，立即联系北大和301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见父亲一面。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理由是，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几番周折过后，2008年11月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分别13年的父子在医院重聚。季承见到父親双膝跪地：我来给您磕头，听您的教训。季羡林说：“你何罪之有？”随后，父子抱头而泣，冰释前嫌。
时至今日，季承也不否认跟季羡林的关系一直存在分歧，比如说养猫。大家都知道季羡林喜欢猫。而在他的晚年，这些猫啊、乌龟啊等小动物更加成为他的精神寄托。而给他护理这些小动物的人，就是王如的同案犯方咸如。
季承说：“我觉得是父亲有一种逆反的感情在里面：我们对猫越恨，他就对猫越爱。父亲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家里头，对猫的态度可以划出左中右。但这并不能阻断我们父子的血脉亲情。”
13号公寓的钥匙该谁掌管
之所以赘述季氏家庭里的纷争，是因为这决定了王如从朗润园13号里拿书的行为是不是偷？换个说话是，13号公寓及其中的遗产属于谁。
在季承的叙述里，季羡林父子相见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季承仍然没有朗润园13号楼的钥匙。钥匙都掌握在学校里，王如和方咸如又都不听他的。“他们只听李玉洁的。”季承说。但当得知他住处的钥匙、工资卡、户口本、存款单据等都不在季承的手里时，季羡林写下了一份委托书：玉洁同志：请你将你保存的我的日记、文稿、书画、钱、礼品等全部物品交给季承、季清二位。季羡林，2008年11月18日。
季承在《我和我的父亲季羡林》中，详细记载了季羡林生前的六份委托，同时，这也成为王如、方咸如是否构成盗窃的佐证。
书中强调：“自从我们父子相见，就有大量的事情等着我去做。首先是父亲的内部事务，这已经被搞得一团糟。就在11月15日，父亲就对我说起了前几年两位秘书的作为。他说李玉洁太贪钱，太喜欢钱；XX让我写字，一幅一万元，写了几十幅，可钱都上哪里去了？他们两个都发了财。李玉洁还在北大西门外盖了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没有钱怎么盖得起来（实际上，是用父亲的钱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我现在是穷光蛋，身无分文，皮被剥得就剩一张了，再剥就只有骨头了。于是他说：‘现在，我把钱，两处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保管。’”
按照这几份委托，季承开始处理季羡林遗产的相关后事。直到2009年6月19日，北大清点故居，形成了季羡林财产是确权的分水岭。这一天，北大校方、季承、包括李小军在内的两名见证人，一起对季羡林故居各项进行了清点。将故居交给季承管理。
王如对这种交接行为颇有不满，认为物品应该归北大或是季羡林基金会。这一点也成为王如辩解自己不是盗窃的重要理由。
而在季承看来，第一，父亲在2001年7月曾与北大签署了赠与协议，将他生前的全部文化遗产全部捐献给北大。这一行为属于裸捐，并没有做析产，所以不合法。
第二，父亲的六份委托，证明了他不再捐献的意愿。
第三，北大同父亲在医院里交谈的时候，曾经作出过“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季老想捐就捐，想不捐就不捐。
在家庭内部而言，“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除了我，还有我姐姐的儿子何巍，对于这一点，我是完全明了的。”季承说。
北大校方在保持沉默的同时表示，只要季承拉出季羡林捐献的清单，物品就归还给他。
故居被“盗”
“在清点完朗润园13号公寓之后不久，藏书就被盗了。”季承说。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12月15日20时许，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季羡林故居中，窃取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上述物品价值333万余元。
检方称，王如在得知他人报案后，又与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
王如称，2002年季羡林长期入住301医院后，就由她来照管朗润园13号公寓，方咸如负责具体干活。直到2009年6月，季承突然解雇了方咸如，并换了钥匙。由于她跟方咸如的私人物品仍放在该房间内，且季羡林交代他们誓死捍卫物品，因此他们之前也曾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撬开玻璃窗进入室内。
季承说，北大在清点故居时明确表示，方咸如请他妥善安排。他当时答应给方咸如加两个月的工资，让他回家。因为，故居已经不需要看门人了。但是方咸如不同意，说季羡林生前曾许诺给他一笔可观的安置费。为此，他心存不满，从而参与盗窃。
在电话中得到王如授意后，方咸如破窗而入，当晚就转移到燕南园54号楼很多东西。
王如称，他们二人在学校两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用平板车拉走了物品，拉了十七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才忙完。搬完物品后，她又找人把物品都包装起来，进行了清点和登记造册，然后又联系了中央党校、城乡仓储等多个部门，暂存好转移的物品。
对于盗窃这一经过，多名证人目击或被告知。王如也形容自己是光明正大。因为她认为当时造成满屋狼藉的八成是季承，她需要把物品拉走作为筹码，迫使季承交出他先行拉走的东西，从而保护国有财产。
5月13日下午，在季羡林被盗案开审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透露办案细节。
谈起王如，检察官贾朝阳说，此人交际能力很强，在庭审前与庭审时态度截然不同。“我第一次会见王如时，她说话态度非常温和，还请求办案人员对她公正处理。”但在庭审时，王如始终对检察官指指点点、愤怒不已。这也印证了季承所说的“她恼羞成怒”。
贾朝阳介绍说，王如是利用自己的虚假身份，欺骗北大人员帮她砸窗、运送被盗物品。在盗窃故居时，虽然王如始终没有到现场，但是，她通过打电话遥控方咸如跳窗进入故居，搬走屋里物品。
对于外界多有传言方咸如是季老的“保姆”一说，贾朝阳说，方咸如与季老住在一起只有一年多，在季老住院后，方咸如受王如、李玉洁指派留在故居里，他实际只是个看门人。
庭审时，王如和方咸如都提到存在安置费的问题，但检方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季羡林答应过给方咸如安置费，不过，在北大与季承清点物品时，季羡林曾经建议季承对方咸如妥善处理。该案并未当庭宣判。
事实上，季羡林身后的遗产纷争链条并没有就此扯断。季承现在每个星期都要去北大交涉关于父亲的遗产归还问题。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
他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强调：“今年的8月6日是父亲的诞辰100周年，我会在这个时间段给父亲的文化遗产有个交代，如果北大再不理会，我将诉诸法律。”
王如的干娘、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一直住在301医院的普通病房内，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北大校方则选择了沉默，告知记者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明为准。
责任编辑：张羽
5月11日，当被告人王如、方咸如被带入法庭的那一刻，关于季羡林遗产的争夺也再次白热化。
至今，处在风口浪尖的主要嫌疑偷书人王如，被问及最多的问题仍然是：她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与季羡林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盗取季羡林故居的书籍？
王如是谁
开庭当天，王如先是迅速脱掉了自己的号服，同时嘴里振振有词地念叨：“我没有罪，凭什么让我穿这个？”随后她昂首阔步，手脚齐舞，一阵风般地扭到审判席。众多媒体记者也因她狂妄不羁的举动发出一阵唏嘘声。
这就是王如，一出现便雷倒了参加庭审的所有人。
现年49岁的王如自称是西安交大的副教授、北大哲学系的访问学者，北大公共管理中心副主任、季羡林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和第二任秘书长的推荐人选。
检方出示的西安交通大学人事部门和北京大学的证明显示，王如师专毕业，曾是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现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被聘为西安医科大学校报的编辑。但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并没有被交大聘用上岗，停发了工资，随即王如离开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中学。而北京大学声称，王如和北大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王如又是如何接近了一代国学大师？
其中最为关键的线索是，王如的另一重身份——季羡林生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由于这层关系，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近季羡林，并称自己是季羡林的御用記者。
而起诉书显示，被告人王如，曾用名王茹，无业。
“乌龟门”中的白衣女子
王如最早在公众视野中现身，是在季羡林的追悼会上。
2009年7月19日，季羡林送别仪式刚结束，在现场一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尖叫着称要揭露真相。将公众视线从大师逝世的悲伤引到了遗产之争上。
“你们现在就开始争夺财产还行？这是我们给季老的。”白衣女子指着装在一个瓷盆中的两只小乌龟说。原来，季羡林的一名亲戚要将这两只小乌龟拿走，但受到了白衣女子的阻拦。
随后白衣女子指出，想拿走这两只乌龟的并不是季老的亲戚，而是季老的弟子钱文忠。“季老尸骨未寒，他们（指钱文忠和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就迫不及待地抢分财产。我就是要揭露真相的。”
但是，当被问及工作单位和姓名时，她情绪激动：“我是季老的学生。”
白衣女子曾这样介绍自己。她刚认识季老时，大约是1997年，“季老当时的工资只有一千多元，冬天的棉衣都很破旧，家里的凳子都快散了，要用绳子捆起来固定住。季老的毛衣、棉衣包括睡衣，都是她给季老从香港带来的。这些年季老遇上事情都让人给她打电话。”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事后指出，神秘白衣女子名叫王如，是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
随后，钱文忠连续在其博客发表5篇文章，指责李玉洁侵占季老的财产。钱文忠是上海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如的突然现身，成为季羡林遗产争夺趋于更加白热化的关键。这个事件被媒体称之为“乌龟门”。
季承眼中的双面王如
生活中的王如是什么样子？也像庭审出场时的狂妄不羁吗？
5月12日晚，记者采访了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季承说：“王如在生活中是一个善交际的人，巧舌如簧。不过，她并非那样狂妄不羁，可能是受利益驱使，恼羞成怒了吧。”
季承回忆，他跟王如有着一年多的友好交往。在他刚刚在301医院见到父亲后，王如其实在想方设法讨好他。“2008年早期，王如曾跟我抱怨，李玉洁说季老死后，房子就归李玉洁和我两个人。我虽然作为她的干女儿，但是还是感到很委屈，房子哪能归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季承觉得这个人还是很讲正义的。
此后，王如还给季承在北大庆祝生日，并请来了一些领导和北大图书馆的人。饭钱是由季承来出，“当时我给了她5000元钱，但是，她却只组织了一顿饭和给了我一个北大的乘车证。”此后，王如再无音信。
直到2009年7月19号，王如在季羡林追悼会上演了乌龟门，季承才觉得之前他们之间一年多的“友好”实际上也是耍花招。
而在季羡林的第一任秘书李峥之子李小军看来，王如其实一直就是那个样子，很狂妄。
“这有个转变的过程。”季承平静地说。
季承分析，王如是靠着李玉洁的关系接近季老的。2006年李玉洁生病，杨锐接替了李玉洁的秘书工作。而这个时候的王如，已经渐渐感觉到了危机。如果没有更加靠得住的大树，她将如何在季老身边继续生存？季承在2008年与父亲重逢后，让王如有了一线希望，所以极力地来讨好季承，希望能从季承那里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表面不说，其实心里是有防范的。”季承说。
2009年7月20号晚，王如深夜致电季承，澄清季羡林追悼会上的所作所为。说她根本没说那些话，媒体都是空穴来风。季承则斩钉截铁地说：“那你就打开手机，对着媒体记者说去。”结果，王如的手机一直关着。
“虽然，我感觉到了王如对我不再友好，但是，并没预料到她会去盗书。”季承说。
季氏父子的恩怨
而围绕着季羡林故居的故事，岂止王如盗书那样简单。
北京大学朗润园十三号公寓201室是季羡林的寓所，地处学校东北角的朗润园，与现有的北京地铁四号线圆明园站仅一墙之隔。朗润园共有六所公寓楼，环抱着的是一片湖。十三号公寓得天独厚，直面垂柳与荷塘。如今，正值初夏，“季荷”犹在，季老已是人天两隔。“我有十几年就生活在这里”， 季承说。
很多人都知道，季承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此前父子二人曾13年不见面。而媒体也都称是因为一盆花引发决裂。
王如说季老父子之所以13年未见，是因为季承娶了小季承将近四十岁的家里的小保姆马晓琴。
但季承说：“这里面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季承的母亲彭德华比父亲大4岁，只念过小学，认字不多。但在打理季家日常生活上，却井井有条。对这样一位妻子，季羡林口头上评价颇高，情感上却很平淡。在季承看来，父亲没有把这桩婚姻终止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是我们矛盾激烈化的主要原因，”季承说。
“从1995年，我被父亲赶出了朗润园，但是要见父亲并不难。我每次都和父亲的助手李玉洁交流，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李玉洁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到我父亲身边，我觉得父亲也确实需要照顾，就答应了。”季承说
据了解，季羡林的秘书李峥过世后，他的儿子李小军成了季承联系父亲的主要渠道。李小军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季承和他的父亲一样，脾气都很倔强。但每逢过年过节，季承都会往李小军家里送来大量的山东斋菜，来了以后什么都不说。李小军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老爷子。老爷子心知肚明，因为李小军的父母都不是山东人，做不出这种口味。
2002年以后，季承开始有强烈的愿望想见父亲。在父亲住院后，他曾多次去医院，和李玉洁多次交涉，希望能见到父亲，都没能如愿。
李玉洁于2006年下半年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此后，杨锐接替李玉洁，开始负责照顾季羡林。
2008年10月底，当季承了解到季羡林藏画被盗时，他再也坐不住，立即联系北大和301医院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见父亲一面。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不同意。理由是，2003年季羡林给当时北大外国语学院领导吴新英的一封信的内容甚至被媒体曝光：“季延宗(季承)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
几番周折过后，2008年11月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分别13年的父子在医院重聚。季承见到父親双膝跪地：我来给您磕头，听您的教训。季羡林说：“你何罪之有？”随后，父子抱头而泣，冰释前嫌。
时至今日，季承也不否认跟季羡林的关系一直存在分歧，比如说养猫。大家都知道季羡林喜欢猫。而在他的晚年，这些猫啊、乌龟啊等小动物更加成为他的精神寄托。而给他护理这些小动物的人，就是王如的同案犯方咸如。
季承说：“我觉得是父亲有一种逆反的感情在里面：我们对猫越恨，他就对猫越爱。父亲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家里头，对猫的态度可以划出左中右。但这并不能阻断我们父子的血脉亲情。”
13号公寓的钥匙该谁掌管
之所以赘述季氏家庭里的纷争，是因为这决定了王如从朗润园13号里拿书的行为是不是偷？换个说话是，13号公寓及其中的遗产属于谁。
在季承的叙述里，季羡林父子相见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季承仍然没有朗润园13号楼的钥匙。钥匙都掌握在学校里，王如和方咸如又都不听他的。“他们只听李玉洁的。”季承说。但当得知他住处的钥匙、工资卡、户口本、存款单据等都不在季承的手里时，季羡林写下了一份委托书：玉洁同志：请你将你保存的我的日记、文稿、书画、钱、礼品等全部物品交给季承、季清二位。季羡林，2008年11月18日。
季承在《我和我的父亲季羡林》中，详细记载了季羡林生前的六份委托，同时，这也成为王如、方咸如是否构成盗窃的佐证。
书中强调：“自从我们父子相见，就有大量的事情等着我去做。首先是父亲的内部事务，这已经被搞得一团糟。就在11月15日，父亲就对我说起了前几年两位秘书的作为。他说李玉洁太贪钱，太喜欢钱；XX让我写字，一幅一万元，写了几十幅，可钱都上哪里去了？他们两个都发了财。李玉洁还在北大西门外盖了一个三层楼的房子，没有钱怎么盖得起来（实际上，是用父亲的钱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我现在是穷光蛋，身无分文，皮被剥得就剩一张了，再剥就只有骨头了。于是他说：‘现在，我把钱，两处房子以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保管。’”
按照这几份委托，季承开始处理季羡林遗产的相关后事。直到2009年6月19日，北大清点故居，形成了季羡林财产是确权的分水岭。这一天，北大校方、季承、包括李小军在内的两名见证人，一起对季羡林故居各项进行了清点。将故居交给季承管理。
王如对这种交接行为颇有不满，认为物品应该归北大或是季羡林基金会。这一点也成为王如辩解自己不是盗窃的重要理由。
而在季承看来，第一，父亲在2001年7月曾与北大签署了赠与协议，将他生前的全部文化遗产全部捐献给北大。这一行为属于裸捐，并没有做析产，所以不合法。
第二，父亲的六份委托，证明了他不再捐献的意愿。
第三，北大同父亲在医院里交谈的时候，曾经作出过“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季老想捐就捐，想不捐就不捐。
在家庭内部而言，“父亲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除了我，还有我姐姐的儿子何巍，对于这一点，我是完全明了的。”季承说。
北大校方在保持沉默的同时表示，只要季承拉出季羡林捐献的清单，物品就归还给他。
故居被“盗”
“在清点完朗润园13号公寓之后不久，藏书就被盗了。”季承说。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9年12月15日20时许，方咸如在王如的唆使下，采用破窗入室的方式进入季羡林故居中，窃取书籍、塑像等大量物品。经鉴定，上述物品价值333万余元。
检方称，王如在得知他人报案后，又与方咸如将所盗财物转移至他处。
王如称，2002年季羡林长期入住301医院后，就由她来照管朗润园13号公寓，方咸如负责具体干活。直到2009年6月，季承突然解雇了方咸如，并换了钥匙。由于她跟方咸如的私人物品仍放在该房间内，且季羡林交代他们誓死捍卫物品，因此他们之前也曾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撬开玻璃窗进入室内。
季承说，北大在清点故居时明确表示，方咸如请他妥善安排。他当时答应给方咸如加两个月的工资，让他回家。因为，故居已经不需要看门人了。但是方咸如不同意，说季羡林生前曾许诺给他一笔可观的安置费。为此，他心存不满，从而参与盗窃。
在电话中得到王如授意后，方咸如破窗而入，当晚就转移到燕南园54号楼很多东西。
王如称，他们二人在学校两名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用平板车拉走了物品，拉了十七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才忙完。搬完物品后，她又找人把物品都包装起来，进行了清点和登记造册，然后又联系了中央党校、城乡仓储等多个部门，暂存好转移的物品。
对于盗窃这一经过，多名证人目击或被告知。王如也形容自己是光明正大。因为她认为当时造成满屋狼藉的八成是季承，她需要把物品拉走作为筹码，迫使季承交出他先行拉走的东西，从而保护国有财产。
5月13日下午，在季羡林被盗案开审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透露办案细节。
谈起王如，检察官贾朝阳说，此人交际能力很强，在庭审前与庭审时态度截然不同。“我第一次会见王如时，她说话态度非常温和，还请求办案人员对她公正处理。”但在庭审时，王如始终对检察官指指点点、愤怒不已。这也印证了季承所说的“她恼羞成怒”。
贾朝阳介绍说，王如是利用自己的虚假身份，欺骗北大人员帮她砸窗、运送被盗物品。在盗窃故居时，虽然王如始终没有到现场，但是，她通过打电话遥控方咸如跳窗进入故居，搬走屋里物品。
对于外界多有传言方咸如是季老的“保姆”一说，贾朝阳说，方咸如与季老住在一起只有一年多，在季老住院后，方咸如受王如、李玉洁指派留在故居里，他实际只是个看门人。
庭审时，王如和方咸如都提到存在安置费的问题，但检方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季羡林答应过给方咸如安置费，不过，在北大与季承清点物品时，季羡林曾经建议季承对方咸如妥善处理。该案并未当庭宣判。
事实上，季羡林身后的遗产纷争链条并没有就此扯断。季承现在每个星期都要去北大交涉关于父亲的遗产归还问题。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
他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强调：“今年的8月6日是父亲的诞辰100周年，我会在这个时间段给父亲的文化遗产有个交代，如果北大再不理会，我将诉诸法律。”
王如的干娘、季羡林的秘书李玉洁，一直住在301医院的普通病房内，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北大校方则选择了沉默，告知记者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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