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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重考验,但形势或不及1998年严峻。政府部门可运用的资源更加丰富,能够为经济改革和转型提供“镇痛剂”。
当前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虽然极富挑战,但远没有1998-2002年时那样危险和困难。我们从经济运行状态、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政府部门可动用的资源等方面将当前与1998-2002年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了对比,目前中国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远比当年更为稳固。
首先,1998-2002年间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尤甚当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其中部分邻国对美元贬值近50%。因此,在1997至1998年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约20%;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再被动升值15%。
对比当下,我们测算人民币大约高估了3%-8%,远不及1998-2002年的高估程度。另一方面,199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450亿美元,大致为当年GDP的14%,而如今外汇储备已上升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2%。
其次,国有企业及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当年。1998年,工业企业总体的亏损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亏损总额达到1737亿元,较同年的利润总额高出19%。1998年的35个工业行业中有5个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而目前的41个工业行业中仅有1个行业全面亏损。
更重要的是,1998年的亏损行业占比较高——从业人员占全体制造业从业人员的29%,收入则占到20%。相比之下,现在工业部门的总体状况要好得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作为唯一亏损的行业,约有360万从业人员,占全部制造业从业人员的4%;同时该行业收入占工业企业总收入的6%。即使加总现今所有的产能过剩行业,其占制造业收入的比重也只有18%。
第三,私营部门已逐步发展壮大,无论是以收入,还是以其创造的就业机会而言,都成为了当下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在第二产业内(不包括建筑业),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数量自1997年以来增加了近3倍,目前达到了34万家,而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97年的7.4万家减少至1.9万家。更重要的是,私营部门更有活力且效率更高,在生产及就业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私营企业在工业企业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98年的48%上升至2015年的近80%。同时,目前私营企业提供了83%的城镇就业岗位,而1998年该比例还不到50%。
第四,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1997-2002年间,约3000万劳工从国有企业流出,为当时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近七分之一。时至2015年,产能过剩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为1270万人,仅相当于目前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3%左右。
第五,当前银行业的财务状况远远优于当年。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后的几年里,共有2.8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被清理,这相当于1997年人民币贷款总量的37%和GDP的35%。
虽然有部分比较悲观的投资者认为当前银行业的状况与1998-2002年时类似,但实际上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当时可控。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规模。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过去十年来公共部门的资源大幅增加。与1998-2002年类似,本轮的供给端改革可能也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公共部门资源的投入。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资源无可比拟。
总的来说,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重考验,但形势或不及1998年严峻。政府部门可运用的资源更加丰富,能够为经济改革和转型提供“镇痛剂”。虽然市场普遍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前景较为黯淡,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不应忽视中国实行供给端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
当前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虽然极富挑战,但远没有1998-2002年时那样危险和困难。我们从经济运行状态、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政府部门可动用的资源等方面将当前与1998-2002年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了对比,目前中国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远比当年更为稳固。
首先,1998-2002年间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尤甚当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贸易伙伴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其中部分邻国对美元贬值近50%。因此,在1997至1998年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约20%;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再被动升值15%。
对比当下,我们测算人民币大约高估了3%-8%,远不及1998-2002年的高估程度。另一方面,199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450亿美元,大致为当年GDP的14%,而如今外汇储备已上升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2%。
其次,国有企业及产能过剩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当年。1998年,工业企业总体的亏损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亏损总额达到1737亿元,较同年的利润总额高出19%。1998年的35个工业行业中有5个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而目前的41个工业行业中仅有1个行业全面亏损。
更重要的是,1998年的亏损行业占比较高——从业人员占全体制造业从业人员的29%,收入则占到20%。相比之下,现在工业部门的总体状况要好得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作为唯一亏损的行业,约有360万从业人员,占全部制造业从业人员的4%;同时该行业收入占工业企业总收入的6%。即使加总现今所有的产能过剩行业,其占制造业收入的比重也只有18%。
第三,私营部门已逐步发展壮大,无论是以收入,还是以其创造的就业机会而言,都成为了当下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在第二产业内(不包括建筑业),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数量自1997年以来增加了近3倍,目前达到了34万家,而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97年的7.4万家减少至1.9万家。更重要的是,私营部门更有活力且效率更高,在生产及就业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私营企业在工业企业总收入中的占比从1998年的48%上升至2015年的近80%。同时,目前私营企业提供了83%的城镇就业岗位,而1998年该比例还不到50%。
第四,当前的就业压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1997-2002年间,约3000万劳工从国有企业流出,为当时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近七分之一。时至2015年,产能过剩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为1270万人,仅相当于目前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3%左右。
第五,当前银行业的财务状况远远优于当年。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此后的几年里,共有2.8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被清理,这相当于1997年人民币贷款总量的37%和GDP的35%。
虽然有部分比较悲观的投资者认为当前银行业的状况与1998-2002年时类似,但实际上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当时可控。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规模。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过去十年来公共部门的资源大幅增加。与1998-2002年类似,本轮的供给端改革可能也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公共部门资源的投入。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资源无可比拟。
总的来说,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重考验,但形势或不及1998年严峻。政府部门可运用的资源更加丰富,能够为经济改革和转型提供“镇痛剂”。虽然市场普遍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前景较为黯淡,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不应忽视中国实行供给端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