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坛中，王安忆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存在。从1981年的《雨，沙沙沙》到2011年的《天香》，三十年来，王安忆始终以安静执着的力量，快乐地书写着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向往。作为一位“深具反思能力”的作家，王安忆虽然“也不免被各种观念冲击得摇摇欲坠”，被“寻根”的热潮所鼓舞以及被“马原式”的现代派的叙事技巧和手法所吸引；但她始终没有把自己真正地交托于哪个思潮和流派，而是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观念和形式不断地突破自身的创作局限。正如方方所说：“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
　　王安忆的文学生涯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而让她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则是创作于80年代初期的“雯雯系列”。这个包括《幻影》《苦果》《广阔天地的一角》《从疾驰的车窗前掠过》《雨，沙沙沙》《命运》等10余部短篇小说的系列作品，在王安忆整个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并不算出色，但是它们却以明快的基调，真切自然的感情表露，纯净明朗的文字，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雯雯系列”作品中，王安忆借助一个个女孩单纯的心灵、热情的目光，表现了文革后的人们尤其是知识青年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感受。作品主体参与意识明确，显示了这一时期作者强烈感受外界的个人体验欲望，带有很强自叙传的性质。在这一时期，王安忆除书写着具有个体自识的作品的同时，也创作过一些与主流话语相呼应的作品，如《墙基》（1981）、《本次列车终点》（1981）。这几部作品可以看作是王安忆对于自己创作风格及目的的一种探索与尝试。而发表于1982年的中篇《流逝》，则是王安忆早期创作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风格的叙述方式、她对某类女性的深层关注、她的趣味取向，初见端倪。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同到美国参加国际笔会，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她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试图从人文积淀深厚的历史中追求新的创作突破，并于1984年发表了引人瞩目的中篇小说《小鲍庄》。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以一个村庄为对象，通过对一群在群体意志压抑下失去自我的无知而麻木的村民群像的刻画，批判了传统文化的“仁义”对个人主体性的压制，反映了作家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小鲍庄》一直为评论家们所重视，并把它作为1985年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思潮的重要收获。而与众多寻根文学中批判意识的完全缺失不同的是，在《小鲍庄》中，王安忆凭着对生活细节的细腻触感和对人性的敏锐把握，始终以冷静超脱的审视的日光关注着乡村生活，关注着底层农民的传统心态。虽然“寻根”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她理性的价值判断，但她并没有完全丢掉批判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小鲍庄》在寻根文学中具有独特地位的原因，而这部中篇小说的成功也标志着王安忆创作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80 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兴起人性探索热潮，凭着女性的直觉和感悟，以及书写女性本真的欲望，王安忆于1986-1989年陆续发表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书写性爱的小说。“在新时期小说中有一个发展过程，认识性是与认识人自身同步深化与成熟起来的，一开始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连爱情都只能写成柏拉图式的，后来写了人有爱的欲望，有性的欲望，但仍然是小心翼翼地躲藏在政治社会的盾牌后面。”“三恋”及《岗上的世纪》，由于洞视了社会属性遮蔽下人的本能欲望的巨大力量，对“性”在人性本原上的意义作了肯定，还原了“性”本身在文学表现及人性内涵中的自在性，而在当时的评论界和读者群中引起轩然大波。在王安忆看来：“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与同时代书写性爱的男性作家不同，王安忆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是剔除了社会政治因素之后纯粹的自然性爱，这种性爱不受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统摄而只受本能力量的支配。正是在这种本能力量驱使下，《小城之恋》里那对县剧团的小儿女在长期练功耳鬓厮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性冲动，无法克制地顺从了欲望的摆布；《荒山之恋》里金巷谷女子和“他”在逢场作戏的偷情中获得了美好的性爱，为规避道德的约束相拥殉情荒山；《岗上的世纪》更使我们看到性的力量之巨大足以跨越一切社会因素的障碍……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以宽容的目光和悲悯情感的笔触写出了现代女性走向自觉、独立自主的艰辛与曲折，探讨了人的自然欲望在人性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与道德、理智、情感的关系。“三恋”等作品，与其说是写性，不如说是写女性的爱和抗争。
　　如果说，从《小鲍庄》到“三恋”，王安忆还是从大的社会及文化意义上做出对人性的探索尝试，那么进入90年代后，她则渐渐开始专注于对个体及复数众生的人性探索，如1990年发表的《叔叔的故事》、1993年的《伤心太平洋》以及之后的《纪实与虚构》，都表达了对于自我的执着寻找，揭示出命运对群体或个体生活的支配地位以及人性在人命运中的表露。王安忆认为，人的精神与灵魂上打着深深的时代的烙印，它塑造着人性，决定了人的精神、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叔叔的故事》是一部精神探索小说，它写的是“叔叔”这个人物的一生经历，前半生充满对于理想的向往与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后半生则在虚幻的荣耀中感受到无法摆脱的挫败感与痛苦。在这个充满了现实与精神的冲突的人生中，王安忆为叔叔安排了一个又一个自设与他设的高尚、睿智与辉煌的神话，然后又一一击碎，让我们看到了神话被解构后露出的真实的人性的面目。“正是在这种疯狂的报复式的对于以往人性欠亏的弥补中，本色的人性暴露无遗，神话的外衣下面是虚伪、卑贱、委琐、屈辱与真实、高尚、理想相混杂着的真实的人性。面对这些让人不能不失望而迷惘：本色的人性竟是这样的斑驳陈杂！”在这种人性本色面前，“叔叔”再也不能快乐了，“我”——这一代人，也无从快乐起来。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转向了生活常态的人和事，作品中再也不见惊世骇俗的姿态，没有了孤独的英雄形象，甚至不再直接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性问题，只是一味地沉入日常生活中。对此，王安忆曾坦言：“随着年长，一些奇峻的东西倒是看得平常了，反是人情之常，方才觉得不易”，而且“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演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没有具体描写发生在城市里惊天动地的政治历史事件，而是着眼于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即使如上海解放和“文革”这样的大事件，也只以李主任的坠机和程先生的跳楼一笔代过，故事随处可见的都是柴米油盐、声色气味的生计。小说开篇的“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的俯瞰上海，看到的正是弄堂——这个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而“流言”、“闺阁”、“王琦瑶”就是活跃在弄堂之上的故事。弄堂的生计循着平常之理，结结实实，却不显粗砺，甚至包容了精致的小情调。如同萨沙在王琦瑶的生活中“体味到一种精雕细作的人生的快乐。这种人生是螺蜘壳里的，还是井底之蛙式的。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这种日子里升腾着“烟火气的感动”。 　　《长恨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王安忆赢得了她创作以来最大的声誉，也使评论界开始有意无意地将王安忆与上海联系在一起。虽然王安忆表示：“《长恨歌》如一个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但上海的确是王安忆写作的宽广背景，如何走出《长恨歌》被经典化的凝固、被符号化的追捧、被归于那些不断蔓延的关于“老上海”的想象，是她开始新的小说创作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对于一个在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家而言，如何在一个娱乐至上、时尚风行的大众文化氛围中，体现自己的精神视野和创作个性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尚符号无法化约也无法抵达的文本：《富萍》（2003）。故事的背景是50年代的上海，女主人公富萍犹如来自扬州田野里的萍叶，流到了上海西区和苏州河边，最后在梅家桥的一间小披屋安了心。梅家桥分明打上了她精神的光芒：“他们一点不腌杂，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这就是王安忆让我们看见的发生在上海50年代的故事。
　　2011年，王安忆推出的新作《天香》依然把目光聚焦在上海，但这个上海不再有现代上海的繁华和当代上海的喧嚣，而是在“上海”形成之前，那个在时光深处充满手工农耕时代市井闲情的“小上海”。故事缘起于上海地方掌故里一种叫做“顾绣”的地方特产，这种在史料中并无太多笔墨介绍的技艺，却借由晚明时期一个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历史，呈现出迷人的遐想空间。
　　从《长恨歌》到《天香》，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风情万种，有繁华喧嚣，有黯淡平常，剥开了上海从繁华万种到黯然平淡的层层肌理，呈现了一个务实的、生活化的上海。正是在这种对于人与城市的相互印证式的描写中，王安忆以平等的姿态、关怀的心理描绘着市井小民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追寻着一种城市生活中的带有众生意义的普通人人性。
　　或许是苦于城市人情无法沟通的隔绝和孤独感，王安忆的人性探索之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作了空间上的转换。继《长恨歌》之后，她开始背离城市消费大众对财富、欲望愈演愈烈的想象性满足，开始集中笔墨叙写自己当年知青生活中亲历的乡村人事风貌，奉献出她的“淮河系列”《姊妹们》《轮渡上》《隐居时代》《喜宴》《王汉芳》以及《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乡镇题材小说。这些作品远离了都市的喧嚣和繁华，逃避了都市人际关系的冷漠与隔阂，呈现出一片自然温和而富有人情味的美好形态，成为王安忆抗拒当下日渐平庸化、世俗化的都市生活的一方精神家园。王安忆曾经在淮北农村有过两年的知青插队生活，后来又考上地区文工团，这段生活一直是她创作的重要题材，当她再次书写那段生活中的人与事时，充满了回望的温情：花园的宣传队员的温厚谦恭和在他们的呵护娇纵下有着天真的风情的小红（《花园的小红》），心灵手巧的孙侠子为开会干部准备丰盛的晚饭的精打细算（《开会》），大方稳重、自尊谦和的农家媳妇王汉芳（《王汉芳》）……落后的农耕文明以它温醇浓酽的人情人性显示出对激烈动荡的城市文明巨大的包容力，使得王安忆的乡村温情书写有别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情感向往，显示出深刻的对城乡二元文化的理性反思能力。
　　如果说“淮河系列”小说以它内敛而富有张力的情感，在对尘封岁月的深情回眸中，发掘出那珍藏已久一度被艰难时世所遮覆的人性内核，使读者感受到一种返璞归真的亲和力，那么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则开始了王安忆新的人性探索之路。小说以一个9岁女孩“秧宝宝”的视线展开叙述，她来到了浙西一座名叫“华舍”的水乡小镇，“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起，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位于城乡结合处的小镇成为王安忆观照现代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何此消彼长的对象，这也是她对城市生活之外，丰富的生活形态的追寻、发现与呈现。
　　纵观王安忆30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发现，她一直在不断突破心灵世界的拘囿，打破大众固有的阅读期待。而随着人性探索空间的渐次拓宽，人性思考的层层深入，王安忆的创作更多带着人到中年后的练达与沧桑历尽后的坦然，呈现出达观、平和、恬静、淡定的创作心态，这是绚烂之极后的冲淡，而这冲淡恰恰是作者理解的本真人性的一种言述方式，是作者用以缓解现代社会的紧张激烈、反拨现实生活的功利庸俗、呼唤人际关系的真诚和谐、回归身心健康的恬适淡泊的一种文化策略。因此，王安忆的小说虽对人性美好的追寻缺少一种令人心灵飞翔的冲动和让人醍醐灌顶的理性升华的力量，但却因为有着对人性观照这个终极而厚实的底本，而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