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面对耕地保护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各地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开展了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实践.其中,土地指标是改革探索的核心抓手,并孕育出土地开发权和土地发展权两项新型权利.土地开发权归属于土地产权人,是土地用途变更的权源.基于此,土地发展权为相关增值利益确定归属:指标发送区宅基地的增值利益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益由地方政府、集体和集体成员共享.在土地指标接收区,集体成员对宅基地有优先开发权,地方政府可分得该收益;其他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由集体、集体成员和地方政府共享.
【机 构】
：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233030
【基金项目】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法律制度研究"(2018BFX00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面对耕地保护与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各地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开展了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实践.其中,土地指标是改革探索的核心抓手,并孕育出土地开发权和土地发展权两项新型权利.土地开发权归属于土地产权人,是土地用途变更的权源.基于此,土地发展权为相关增值利益确定归属:指标发送区宅基地的增值利益属于宅基地使用权人,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益由地方政府、集体和集体成员共享.在土地指标接收区,集体成员对宅基地有优先开发权,地方政府可分得该收益;其他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由集体、集体成员和地方政府共享.
其他文献
后殖民思潮和理论的兴起不仅为传统的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对理解当代的信息技术实践也有启发意义.围绕信息技术实践产生了两套存在张力的叙事模式:以普适计算和网络精神为代表的解放与赋能叙事,以及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压制和掠夺的反向叙事.后殖民学者提供的反向叙事认为,数字普遍主义不仅屏蔽了地方性差异和多元文化带来的张力,还生产了数字时代的结构性不平等与社会排斥,并对数字他者进行控制与规训.信息技术的去殖民化,以及寻求符合地方性需求与文化特征的包容性发展成为后殖民学者呼吁的目标.这也有助于中国理解
"内卷化"本来是一个用于描述特定的稻作农业生产模式的社会学术语,目前却在以一种泛化的方式被使用,泛指任何过度竞争的社会现象.这种泛化使用面临着如下理论风险:在社会学家使用"内卷化"的原始语境中,对于"内卷化"的克服往往是以市场经济对于自然经济的替代为媒介的,而在当代社会的很多所谓"内卷化"现象,却恰恰就是资本逻辑运作的衍生后果.因此,对于目前所谓的诸多"内卷化"现象的正确诊断,就必须采用别的话语框架.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数字拜物教"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将为这一话
在中国超大规模的领土空间上,大一统体制的长期维系与不断重建展现了中国的国家韧性,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大一统体制权力一统、制度一统和文化一统的特征,与大规模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天然的张力.教化是将道德、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教化,大一统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得以彰显和推广.经由学校教化、礼乐教化、民间教化和家庭教化的具体路径,教化形成了对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巩固了基层治理秩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弥合了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间的张力,最终塑造了大规模治理下的
指标是当代社会生活、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中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具有决策工具与治理技术两重属性.作为决策工具,指标的产生源于人类生活中内含的价值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无法在不同选项间作出理性的选择.出于理性决策的需要,人们就发明了指标,通过指标来对所有选项进行通约、比较和排序,进而作出符合计算式理性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指标获得了承认式权威,并由此从决策工具变成了治理技术.作为决策技术,指标通常由技术专家发明,却超越了技术专家的控制;它们由某些具体治理关系中的治理者使用,但这些治理者往往也受其他
晚清时期,由于中国自身的古今差异以及异质的西方文明的东来,传统普遍历史的有效性面临巨大挑战.出自张之洞士人圈的《劝学篇》以三纲为贯通古今中西的基本文明原则,对内强调三代与秦汉以降诸王朝的历史连续性,对外主张中国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明同质性,普遍历史则被视为三纲原则创立、落实、传播与衰败的历史.这与其说是强调中西文明差异的中体西用论,不如说是以中西同体为前提的文明普遍论.而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则与《劝学篇》版的普遍历史内容相同而价值观相反,二者共同构成儒学历史观现代转型的普遍主义一翼,与以文明多元论为前提
社会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自组织力量,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客观存在,并因之发展变化,国家权力也不过是社会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让渡和更高级的形态。从"国家—社会"的历史视角看,社会权力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其演化过程分为社会权力的产生和部分演化出国家权力时期、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融合交锋时期、社会权力被国家权力全面压制时期和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分离再生长时期。对社会权力历史演化的考察有利于发现蕴含其中的社会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
社区物业治理体现着国家治理基层逻辑的一般性特征与独特的地方要素,不同治理主体的运行逻辑、活动内容及其行动交互关系,构成了共同体的基本网络和行动框架。H街道政府代管、市场供给、社会自营、多方合作的四种社区物业治理结构和形态,演绎和呈现出一种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组合而生的共同体动态关系。相关行动者在"互补-嵌入-协同"的政治互动过程中进行角色转换与行为调整,以推动和实现社区物业治理的组织再造、关系建构和秩序平衡,成功地建立起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多方主体互补互构与资源力量共建共治的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进一
要深入把握当下西方以右翼民粹主义为表征的民主危机,需转向"民主社会学"视角.西方民主危机之产生,与其阶层融合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有着较为切近的关系.这是因为相互接纳构成了基于沟通理性的公共商谈的前提,而社会不平等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并直接影响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接纳.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这两大区隔机制在全球化时代"结构耦合"并相互建构、互相制约的产物.西方国家超克民主危机的出路,端赖于重塑其政治团结的社会基础.这既需要促进国内层面的分配正义,也需通过"国际政治经济法"的创制
《民法典》对于智能社会的调整限度应被重视.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催生了人工智能法治研究由有效环境下法治如何影响个人,到法治所寻求的有效环境如何影响法治的转向.遵循传统民法形成的"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原则)-民事责任"的精神主线,探究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图景愈加紧迫.即便通过"拟制"证成人工智能体的主体地位,仍需要以意志能力为要件;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同时引发了比特空间的组织变革.智能合约若有精确数值即可能符合法律合同的构造,但其解释受制于分布式记账与加密技术,传统规范主义解释路径可能遭遇困难.通证及其背后的
21世纪以来,与量子力学、相对论相关的理论、概念与假说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幻想类流行文艺中,特别是在中国网络文艺作品中.后牛顿时代艰深的物理理论被转译为生动的文学表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