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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和世界强国兴衰史，经济转型升级始终是永恒的主题，它与社会财富增长、个体福利改善等的共同演进，一并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主要图景。正是在不断转型升级中，人类逐渐摆脱了蛮荒和饥饿，学会了远航和飞翔，启蒙了思想和制度，驱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踏上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一些国家出发得早，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完成，但这并非意味着经济转型就此结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思想，以及新问题、新矛盾的接踵而至，无不是激发转型持续进行的因子。一些国家起步得晚，工业化、城镇化任重道远，人们摆脱贫困愚昧，追求更充足的机会、更体面的生活和国家强盛的梦想，无不是推动转型持续进行的动力。同时，由于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改善，各国之间经济往来的规模频度空前放大，彼此相互依存，联系日益紧密，这使得经济转型成为一个内外相连、动态调整的大系统。当今世界既不存在闭门造车的转型，也没有独善其身的转型，谈经济转型必然要将其放在全球的语境下、动态的情形中，否则便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约束条件。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生的大幅改善，直接受益于宏伟而有效的经济转型。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我们逐渐吸收并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制度，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和转型升级的动力。
无论是从科斯所言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关系调整的角度来分析（周其仁教授在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革的逻辑》中阐述了科斯的思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改革有效地降低了组织成本。），还是从张五常所言的县际竞争产生增长活力的角度来看待（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某种程度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转型升级的趋势。
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某种程度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转型升级的趋势。关于未来如何继续转型升级，我们面临着巨大压力：快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尾大不掉，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根深蒂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客观存在。可以说，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看接下来的转型升级能否成功。
观察是分析的前提，选择适当的观察对象和观察角度至关重要。之所以把最近五年和未来五年定为观察对象，一方面，笔者作为具体组织者、执行者，参与了“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实施和“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起草工作，有真切细微的亲身体会；另一方面，“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繁重，取得的经验弥足珍贵，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之所以选择五年规划作为观察角度，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综合性强、政策性强，既是一张充满理想的蓝图，又是一个付诸行动的方案。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观察体悟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中艰难博弈，如何在历史跌宕和潮流起伏中奋勇前行。
全球经济处于转型阵痛期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严重冲击，全球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此轮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足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比肩，二者并称为工业革命以来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危机。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控制危机蔓延，避免经济直线下滑。应急性的输血止血后，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危机？如何才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前，由于全球贸易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形成了美欧消费、亚洲生产、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地获得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繁荣周期。2000—2007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接近10%，全球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个增长蜜月期。往往当人们认为这样一个模式将长期不变地持续下去时，危机便开始孕育。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负债消费和虚拟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化、经济虚拟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美国个人储蓄率在危机前几乎接近于零，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高达30%左右，2008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到 662%，失业率上升到10%。赚得盆满钵满的华尔街现象诱导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再次信奉这样的道理：市场万能、无需干预，自由放任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逻辑。于是从微观运行、宏观政策、观念认识三个方面形成了危机孕育和自我强化的框架，金融海啸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八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思考和实践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全球经济原有平衡无法维持，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再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平衡机制。二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努力推动经济转型是中短期实现再平衡和中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探索经济转型之路，寻求新的增长源泉。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和世界强国兴衰史，经济转型升级始终是永恒的主题，它与社会财富增长、个体福利改善等的共同演进，一并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主要图景。正是在不断转型升级中，人类逐渐摆脱了蛮荒和饥饿，学会了远航和飞翔，启蒙了思想和制度，驱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踏上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一些国家出发得早，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完成，但这并非意味着经济转型就此结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思想，以及新问题、新矛盾的接踵而至，无不是激发转型持续进行的因子。一些国家起步得晚，工业化、城镇化任重道远，人们摆脱贫困愚昧，追求更充足的机会、更体面的生活和国家强盛的梦想，无不是推动转型持续进行的动力。同时，由于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改善，各国之间经济往来的规模频度空前放大，彼此相互依存，联系日益紧密，这使得经济转型成为一个内外相连、动态调整的大系统。当今世界既不存在闭门造车的转型，也没有独善其身的转型，谈经济转型必然要将其放在全球的语境下、动态的情形中，否则便失去了基本前提和约束条件。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生的大幅改善，直接受益于宏伟而有效的经济转型。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我们逐渐吸收并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制度，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和转型升级的动力。
无论是从科斯所言的组织成本、交易成本关系调整的角度来分析（周其仁教授在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革的逻辑》中阐述了科斯的思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改革有效地降低了组织成本。），还是从张五常所言的县际竞争产生增长活力的角度来看待（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某种程度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转型升级的趋势。
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某种程度地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转型升级的趋势。关于未来如何继续转型升级，我们面临着巨大压力：快速发展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尾大不掉，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根深蒂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客观存在。可以说，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看接下来的转型升级能否成功。
观察是分析的前提，选择适当的观察对象和观察角度至关重要。之所以把最近五年和未来五年定为观察对象，一方面，笔者作为具体组织者、执行者，参与了“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实施和“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起草工作，有真切细微的亲身体会；另一方面，“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繁重，取得的经验弥足珍贵，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之所以选择五年规划作为观察角度，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综合性强、政策性强，既是一张充满理想的蓝图，又是一个付诸行动的方案。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观察体悟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中艰难博弈，如何在历史跌宕和潮流起伏中奋勇前行。
全球经济处于转型阵痛期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严重冲击，全球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此轮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足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比肩，二者并称为工业革命以来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危机。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控制危机蔓延，避免经济直线下滑。应急性的输血止血后，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危机？如何才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前，由于全球贸易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形成了美欧消费、亚洲生产、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地获得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繁荣周期。2000—2007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接近10%，全球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个增长蜜月期。往往当人们认为这样一个模式将长期不变地持续下去时，危机便开始孕育。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负债消费和虚拟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化、经济虚拟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美国个人储蓄率在危机前几乎接近于零，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高达30%左右，2008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到 662%，失业率上升到10%。赚得盆满钵满的华尔街现象诱导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再次信奉这样的道理：市场万能、无需干预，自由放任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逻辑。于是从微观运行、宏观政策、观念认识三个方面形成了危机孕育和自我强化的框架，金融海啸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八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思考和实践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全球经济原有平衡无法维持，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再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平衡机制。二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努力推动经济转型是中短期实现再平衡和中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探索经济转型之路，寻求新的增长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