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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上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主办方一共卖出了1570册中英文版《三体》。由于书不够，不得不“限号限购”。
刘慈欣在两小时里签了近千次名字，到最后看起来手指都有些僵硬了。他仍然是那副平头、圆脸和黑框眼镜的样子，牛仔衬衫胸前别了一个很小的长条形胸针——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的形状跟雨果奖奖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雨果奖被提名作家才能得到的胸针。
8月23日下午，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得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也是亚洲科幻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消息在国内传开之后不到两小时，《三体》系列作品就登顶中国亚马逊销量第一位。
在《三体》之前，科幻小说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日子并不好过。“从战乱、运动到批判，中国科幻的发展道路非常坎坷。” 67岁的科幻作家王晋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中国科幻小说完全是“野生野长”起来的。而经过多年累积，刘慈欣才终于踢出了“临门一脚”。
目前，《三体》电影正在进行后期制作。书迷们对电影颇为关注，但又对片方制作水平没有信心。签售会开始前，刘慈欣被问：《三体》那么火，怎么不转让给好莱坞、大导演？
“5年前你们这些人在哪？”他回答，“那时候《三体》改编权无人问津，《三体》连载五年，只有这家影视公司来。所以这是历史原因。”
1980年代初，刘慈欣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幻迷。1981年冬天，他看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激动不已。很多年后，他在博客里写，自己当时出门仰望星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那几年，他可以从好几本杂志上看到国内的科幻小说，除了当时刊名还叫《科幻文艺》的《科幻世界》，还有《科幻海洋》《科学时代》《科学画报》，以及黑龙江出版的《科幻小说报》。一些大型丛书把每年的科幻小说收集到一块，出版成《科学神话》。他甚至还能在主流文学的一些刊物上找到科幻作品，比如《人民文学》和《十月》。
到现在，还有一些做科幻研究的学者把改革开放头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西方科幻小说在1900年代初就引入中国，但连续受到战争和文革影响，其发展数次“断流”。
改革开放后，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科幻小说迎来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发展时期。叶永烈1961年写完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直到1978年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但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
科幻迷们总算有机会阅读他们喜欢的小说了。当时生活条件差，刘慈欣买不起太多杂志；学校的图书馆很小，没有几本科幻杂志，“准入门槛”也很高。那些年他正念大学，往往是谁有一本杂志，一个班里的人就传着看，“着急地等着人家看完，然后抢过来看，” 刘慈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被同学们抢来抢去，轮到你时往往已经被翻得很旧了。”
在他的印象里，那时候的科幻小说“100%都是用来普及科学知识的少儿科幻”。科幻文学在清朝末年被引进中国时，就肩负着普及科学知识、改造中国的使命，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它的科普功能已经成为主导性认识。
刘慈欣记得很清楚，当时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说是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它几乎跟另一篇《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抢手，而且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们同学第二天都在谈论这篇小说，这种景象在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刘慈欣回忆。
科幻读多了，刘慈欣也技痒难耐，试着写了几篇，主题有外星人入侵，有环境保护，也有关于军事的题材。这些手稿现在还都在，其中包括十几年后被重新修改发表的两篇小说《带上她的眼睛》和《地火》。大多数他现在“不好意思拿出来”，“年龄在那儿，人生阅历在那儿，知识积累也不行。” 他说。
那几年，他写得正起劲，但热情突然被一场变故浇灭了。1984年以后，科幻在中国遭到质疑：它传播的是不是科学？一些人认为，科幻是科普的一部分，只该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那些想象的部分被定位为“精神污染”。
接下来，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批判科幻小说的社论，“结果所有的科幻小说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掉，就是在一夜之间，”刘慈欣重复了一遍，“第二天它们就全部消失了。”
科幻文学由十分繁荣的状态一下子清零，对刘慈欣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他“低沉、失落，心灰意冷”，好像“心里面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他停下了科幻短篇创作，“也没地方发表，你还写它干吗？”2002年底，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悲观地写道：“新生代的中国科幻是没有资格回忆过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去。”
1989年，一个梦让刘慈欣得到了创作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的某种灵感。这年，刘慈欣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他一个人住在华北电力局招待所的三人间，梦到一片无际的雪原， “狂风卷起道道雪尘，天上有一颗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的东西，发出剌目的蓝光……雪原上行进着一支由孩子组成的方阵，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整齐地行进着……”他一身冷汗地醒来，心悸不已。
第二年，他开始用老式电脑DOS下的WORDSTAR软件写作这部小说《超新星纪元》，描绘一个灾难后只剩下孩子的世界，孩子们在南极大陆上进行血腥的战斗与厮杀。由于当时科幻文学的环境，他没法把小说写成一部纯粹的科幻小说，刘慈欣只能把科幻内容“像做贼似地加进去”。这部作品一共改了五稿，12年后才得以发表。
44岁那年，河南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意外地成了一个科幻小说家。
青年时代，他是文学爱好者，但算不上一个标准的“科幻迷”。他看主流文学作品更多：海明威、张贤亮、苏童，虽然也看凡尔纳、叶永烈和郑文光，但并不特别着迷。 1978年，他考上西安交通大学，一边学动力工程，一边写一些纯文学小作品。毕业后工作一忙，写作的事就放下了。但在少年时代，他的确感受到过科学的魅力：一次看一本科学读物，他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七彩颜色其实就是频率不同的电磁波，“很受震撼”，觉得这样的原理竟然如此“简洁、美妙、放之四海而皆准”。
1992年，儿子10岁，缠着王晋康讲故事，他随口编了几个科幻故事，没想到儿子很喜欢。得到鼓励，他干脆把故事写成了小说，取名为《亚当回归》。可他对科幻类读物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往哪里投稿。一天，他偶然在地摊上找到一本《科幻世界》，于是蹲下来抄下编辑部地址，把小说寄了过去。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科幻类读物也就剩下《科幻世界》一本。那几年，批判科幻小说的余波尚在，科幻作家青黄不接——老一辈作家叶永烈成了一个写四人帮传记的传记文学作家，郑文光则在1984年 “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后中风半瘫。《科幻世界》的销量只有几千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收到《亚当回归》来稿后，编辑部马上给王晋康回了两封信，表明这篇小说文笔立意都不错，他们准备刊登；但彼时杂志刚刚改刊——原来面向的是高中和初中，现在准备改为面向中小学。“这个作品太深了，能不能把它改得浅显一些？” 信里写道。
按照要求，王晋康把一万多字的作品缩到三四千字，可《科幻世界》方面发现，缩减后的作品“没那个味儿”，最后还是原文发表。后来，《科幻世界》没有走“面向中小学生”的道路，而王晋康则收到了200块钱稿费。
“王晋康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个时代甚至可以用‘王晋康时代’来命名。” 近20年之后，《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在王晋康作品集《转生的巨人》序言里这样评价当时的情景。他形容，王晋康初一闯入科幻界时“便显现出明星般的光芒”。
在《亚当回归》之后，王晋康频频投稿，屡次获奖。1995年，《科幻世界》发表了他的小说《生命之歌》，读者十分喜欢，杂志又登了满满两页读者来信。王晋康“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定把科幻小说写下去。
1997年，几则科技新闻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克隆羊多莉，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对战计算机“深蓝”， “火星探路者”在火星着陆，科幻似乎在一夜之间走进了民众生活。《科幻世界》邀请了美国、俄罗斯的宇航员和一些科幻作家，在北京开了一个“国际科幻大会”，很多年轻科幻迷兴致勃勃地参会，媒体也纷纷报道。
科技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这也影响到了王晋康的创作。一些评论指出，王晋康“特别善于把生物学的前沿知识融合到小说中”。2001年，他就在《替天行道》里关注过“转基因食品”。在小说里，美国一个公司商业化地销售带有“自杀基因”的种子，这些种子只能种一年，第二年必须向他们重新购买。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为了吃饱饭，转基因避免不了，还是得往前走。但转基因让农作物“断子绝孙”了，我总觉得有点过。很多事情从一个层面看是正确的，从另一个层面看有可能就是不正确的，人类社会短期的合理是不是符合长期的合理？我当时很矛盾。”现在，还有一些读者在网上感慨：“太可怕了，（《替天行道》的内容）正在被现实化。”
在克隆技术成为流行概念和热议话题之后，王晋康还写过一部以克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癌人》，他的想法更进一步——癌细胞克隆。在《癌人》里，癌细胞成为了人体内的细胞叛逆者，科幻作家何夕评价：“癌基因居然成长为比人类更擅长生存也更强大的个体，这其中的意义既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
2007年，王晋康还写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蚁生》：文革期间有一位科学家把蚂蚁身上的某种特殊物质“蚁素” 提取出来，喷到人身上，催生人们的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蚁素”建立了一个看似乌托邦的社会，但后来还是崩溃了。
“它类似西方的《发条橙子》，探讨以减除人性恶来建立乌托邦方式的可能性，”《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曾评价，“西方科幻小说中涉及到的题材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里几乎都有，包括过去没有的反乌托邦类型。”
中国科幻小说在题材上得到拓展是王晋康和韩松、何夕等一批作家共同完成的，也包括1999年开始在《科幻世界》发表短篇作品的刘慈欣。那时候，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奇特的是，在这批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生活在中心城市：刘慈欣在山西娘子关电厂，王晋康在河南南阳，何夕在四川自贡。
最近，王晋康刚刚卖出了《七重外壳》等几个小说的影视版权，虽然“版权费不高”。2012年，在他集结自己几篇最值得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包装成“纸上电影馆”出版之前，他的40余个短篇小说、5部长篇小说的影视版权一个都还没卖出去。
《七重外壳》写于1997年，在故事创意方面跟2011年上映的《盗梦空间》有某些相同之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电影“盗用”了王晋康小说中的构思。
“实际上作品都是互相影响的，我写《七重外壳》时，也是因为看了一个美国电影《十二点零一分》得到了灵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觉得有点可惜，“要是在《盗梦空间》之前拍出来那该多好。”
实际上，中国科幻开始突破小众关注是从《三体》开始的。
刘慈欣写完《三体》系列最后一部作品是在2010年，这时，他已是中国科幻作家里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作家。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做过一次关于中国科幻文学的节目，演播室请来了上百个科幻迷观众，他们在节目里突然大声高呼小说里“地球三体组织”的口号：“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主持人崔永元和王雪纯听得目瞪口呆。
实际上，这样的轰动一开始也仅仅只局限在小圈子里，因为科幻读者大多为在校学生。经过1990年代的复兴，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和境遇仍然没有得到太大改变。
但紧接着，《三体》系列竟然在IT界火了起来。很多互联网企业CEO常常在演讲里用书中的“黑暗森林”类比国内互联网业界的竞争状态，将“维度攻击”视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法则，甚至把小说中的“名句”挂在嘴边：“毁灭你，与你何干？”小米创始人雷军曾四处推荐这部小说，360的董事长周鸿祎则公开称自己是“三体粉”，还在电影《三体》里客串演出了一个角色。 接着《三体》又进入了科技界和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研究宇宙学和弦论的理论物理学家李淼专门写了一本《三体中的物理学》，国家空间技术研究机构邀请刘慈欣作讲座交流；至于长期忽视科幻题材作品的主流文学界，用刘慈欣的话说，“《三体》像一个突然闯入的怪物，让评论家们不知所措、又不得不正视。”
每每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三体》话题都是“黑暗森林”法则——刘慈欣在书中构建出来了一个黑暗而绝望的宇宙：宇宙如同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他们小心潜行，并随时准备着消灭掉那些犯傻的暴露者。在《三体》里，傻乎乎暴露自己的是地球，由此，人类文明面临灭顶之灾。
《三体3：死神永生》里，女主人公程心的人性和善意一次次导致了最坏的结果。刘慈欣曾表示，《三体》是在讨论人类主流价值观、主流道德观放到极端环境下是否成立。
而在2000年之后，除了刘慈欣，很多新时期中国科幻作家也都对宇宙、末日的黑暗进行了描写。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人类未来产生怀疑和忧虑，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被“黑暗化”，人类的未来也显得越来越“阴暗”。
在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里，末日社会产生了极端专制、一夫多妻等与超级灾难相适应的价值和道德体系。韩松的新书《独唱者》则塑造了一个荒诞可怖的国度和许多被文明城市“困住”的人，有深夜唱歌最后死去却无法被确认身份的青年、有迷失在庞大机场失去目标的女人、有一生走在领取报酬路上而不得的老人。
而有趣的是，在上世纪，大量中国科幻作品都是关于科学乐观主义的。“在那个年代，主流官方一直在正面弘扬科学，这种大氛围下科幻当然会有时代印迹；第二，当时科学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例如环保问题，那个时候也有，但不像现在这么迫在眉睫。”刘慈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分析，上个世纪科幻小说的市场意识不像现在这么强，而现在小说的类型化和市场化也是造成科技负面变化的原因。为了写出一个好看的故事、吸引读者，作家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很灰暗的未来。 “其实显而易见，你选个光明的未来、歌颂科学技术的话，故事没有矛盾冲突啊。”他笑着说。
在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看来，中国科幻小说在描述末日题材时表现出来的黑暗与严酷有其他原因。2014年，他来到中国访问时说，这同中华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的遭遇有关——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他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就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事实上，科幻创作主题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的确相关，而整个科幻文学更是一个国家发展情况的“晴雨表”。在大英帝国崛起时期，科幻小说首先在英国诞生、发展，它的第二次黄金年代在是1930到1960年代，这正好又是美国崛起的几十年。
此前，老舍的《猫城记》等带有科幻色彩的作品也曾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除了它们都不是现在西方意义上的主流科幻小说（《猫城记》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科幻来批判现实的作品），可能跟当时的中国国力也有关系。”刘慈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我们的一些科幻在美国获得关注、获得大奖，也与中国国力的上升有关，这个是很深层的一个原因。”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贾立元向《科幻世界》杂志社寄出了一篇自己的作品《皮鞋里的狙击手》，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飞氘”。
名字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看上去比较科幻”——“氘”是氢的同位素，可以用来造氢弹，“有爆发力的感觉”。
这个理科男生喜欢写青春文学。他曾向《萌芽》《北京文学》等杂志投稿，但都石沉大海。在《科幻世界》两次刊登了他的故事后，他开始转向科幻小说创作，并决定跨专业考研，目标是北师大文学院——因为这个学院的“儿童文学”专业下设有一个“科幻文学研究”的研究方向。
“这个研究方向现在还只有北师大有。”飞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科幻题材作品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它不属于纯文学范畴，也时常被排挤在通俗文学之外，最多是分散在儿童文学等各类“偏远的”文学流派之中。
但它拥有很多爱好者，“这些年来，关于科幻文学的各种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数量非常大。” 飞氘说。后来，他一边写小说，一边去了清华大学念博士，作晚清时期中国本土科幻方面的研究。
刘慈欣曾在《超新星纪元》出版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自己这拨“60后”是中国的第一代科幻迷。而如今，像飞氘这样的“80后”新一代科幻迷已经长大，并且也开始尝试科幻写作。这些科幻小说家被称为“新新生代”。
其中一些作家正是由《三体》吸引而来的。2010年12月，“80后”北大毕业生李俊以“宝树”为笔名，给《三体》写了整整17天“同人小说”。故事以原作小说里一个被外星文明掳去的人类为主人公，发表在水木清华科幻版和百度刘慈欣贴吧后大受好评，刘慈欣后来也评价，“我想写的都被他写了……宝树确实是个奇人。” 宝树因此声名鹊起，并且成为一个职业科幻作家。
宝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体迷”。从《三体1》在《科幻世界》连载时，他就开始追读，简直看到“血脉贲张、拍案叫绝”。他原本的专业是哲学，学的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后来一想，学哲学和科幻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都是关注一些和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东西，比较终极或宏观，像时空、宇宙，人有没有灵魂，历史的本质，都算是比较务虚的话题。”他说。
小时候，他最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最喜欢的是天文那本——他还记得封面照片就是当时美国探测器拍到的火星照片，经常盯着看很久，想象那个星球上会是什么样的。
跟宝树一样，“新新生代”科幻作家们都是看《十万个为什么》、好莱坞科幻电影和《科幻世界》长大的，他们也受到动漫、港台文化的影响。当刘慈欣住在山西娘子关、只以手机和电子邮件跟外界沟通时，他们手机里会有各种微信群：科幻群、作家群，还有一些粉丝群。跟传统作家不同，现在的读者跟他们几乎是亲密互动的。 对于他们来说，1999年发生了一件重要却又有些诡异和荒诞的事：那一年夏天，全国语文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就在同年7月，《科幻世界》杂志作了一个名为“记忆移植”的专题。于是家长们发现，原来多看科幻类杂志也是对高考有帮助的。“当时很多家长都去给孩子订阅《科幻世界》。”生于1981年的科幻作家陈楸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7年1月，16岁的陈楸帆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诱饵》，并获得“少年凡尔纳奖”一等奖。200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间或发表科幻作品，获了不少奖。毕业后，他先后在Google和百度公司工作，现在又进入一家科技创新公司，公司业务包括“虚拟现实和动作捕捉”。现在，他的微博认证是“业余科幻作家”，平时只用20%的时间写作。
“公司做的东西比较前沿，跟自己的兴趣又比较吻合。”陈揪帆说，“有很多东西跟科幻其实是很接近的。” 对他来说，这个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时代“特别好”，“不出来尝试一下会很可惜”。
与他的主业一样，陈楸帆在科幻创作方面也关注比较前沿的话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最近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主题的科幻电影，比如《her》和《机械姬》。“人工智能是最近这些科幻电影的一个大主题，”他说，“一方面折射出科技圈的动态，一方面也是恐惧心理的投影，人还是非常担忧有可能创作出来的超越人类的智慧形式。”他和另一个年轻科幻作家夏笳都写过几个关于人工智能的作品。
宝树的《时间之墟》也曾被科幻作家韩松评价“包含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量信息和知识，相当前沿”。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时间总是停在一个点上，每天都重复昨天。
在刘慈欣看来，在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新生代”科幻作家们学历更高、知识面更广，最重要的是“思想中的那种条条框框比我们要少得多，更活跃，视角更丰富”。“他们的不足之处就是比较年轻，社会阅历可能少一些，但是这个以后会很快弥补的。”他说。
近些年来，互联网极速发展，IT技术甚至直接催生了一类科幻作品，即“赛伯朋克”。“这类科幻作品以《黑客帝国》为代表，特点就是质疑世界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电脑程序？”刘慈欣说。他没有写过这类东西，但他确实很感兴趣，“我有机会会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楸帆认为，刘慈欣和王晋康受到苏联文学和黄金时期的科幻影响比较大，而韩松受到新浪潮的影响会比较多——整体上来说，几个前辈作家比较“忧国忧民，关注大时代、大命题，甚至是宇宙命运这种宏观的东西”。但像他这样的80后作家，作品跟个人的情感有更多的关系，切口也比较小，更“个人化”。
他们的作品也有了更为商业的包装和运作模式。2011年到2012年，陈奕潞、陈楸帆和宝树、飞氘几个科幻作家先后跟郭敬明的最世文化签约。“（最世）是比较专业的、商业推手的形态，跟传统的国有出版社思路不一样，”陈楸帆说，“销量肯定比以前有所改善。” 从刘慈欣开始，中国科幻正在实现从杂志时代向畅销书时代的过渡，而签约最世文化的几位年轻作家则很有可能会成为畅销小说家。
王晋康曾在一次研讨会时说，一线作家中年纪比较大的自己则是站在过去看未来；何夕、韩松、刘慈欣这样的中年科幻作者是从现实看未来；而年轻的科幻作者是从未来看未来。“他们跟现实的距离已经比较远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写《蚁生》时是以经历过文革、下乡那个时代的人的眼光来写科幻。年轻的作家肯定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眼光都是朝前看。”
刘慈欣在两小时里签了近千次名字，到最后看起来手指都有些僵硬了。他仍然是那副平头、圆脸和黑框眼镜的样子，牛仔衬衫胸前别了一个很小的长条形胸针——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的形状跟雨果奖奖杯一模一样：这是一个雨果奖被提名作家才能得到的胸针。
8月23日下午，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得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也是亚洲科幻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
消息在国内传开之后不到两小时，《三体》系列作品就登顶中国亚马逊销量第一位。
在《三体》之前，科幻小说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日子并不好过。“从战乱、运动到批判，中国科幻的发展道路非常坎坷。” 67岁的科幻作家王晋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他看来，中国科幻小说完全是“野生野长”起来的。而经过多年累积，刘慈欣才终于踢出了“临门一脚”。
目前，《三体》电影正在进行后期制作。书迷们对电影颇为关注，但又对片方制作水平没有信心。签售会开始前，刘慈欣被问：《三体》那么火，怎么不转让给好莱坞、大导演？
“5年前你们这些人在哪？”他回答，“那时候《三体》改编权无人问津，《三体》连载五年，只有这家影视公司来。所以这是历史原因。”
“新生代的中国科幻是没有资格回忆过去的”
1980年代初，刘慈欣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幻迷。1981年冬天，他看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激动不已。很多年后，他在博客里写，自己当时出门仰望星空，“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
那几年，他可以从好几本杂志上看到国内的科幻小说，除了当时刊名还叫《科幻文艺》的《科幻世界》，还有《科幻海洋》《科学时代》《科学画报》，以及黑龙江出版的《科幻小说报》。一些大型丛书把每年的科幻小说收集到一块，出版成《科学神话》。他甚至还能在主流文学的一些刊物上找到科幻作品，比如《人民文学》和《十月》。
到现在，还有一些做科幻研究的学者把改革开放头几年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西方科幻小说在1900年代初就引入中国，但连续受到战争和文革影响，其发展数次“断流”。
改革开放后，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科幻小说迎来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发展时期。叶永烈1961年写完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直到1978年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但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
科幻迷们总算有机会阅读他们喜欢的小说了。当时生活条件差，刘慈欣买不起太多杂志；学校的图书馆很小，没有几本科幻杂志，“准入门槛”也很高。那些年他正念大学，往往是谁有一本杂志，一个班里的人就传着看，“着急地等着人家看完，然后抢过来看，” 刘慈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被同学们抢来抢去，轮到你时往往已经被翻得很旧了。”
在他的印象里，那时候的科幻小说“100%都是用来普及科学知识的少儿科幻”。科幻文学在清朝末年被引进中国时，就肩负着普及科学知识、改造中国的使命，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它的科普功能已经成为主导性认识。
刘慈欣记得很清楚，当时引人注目的科幻小说是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它几乎跟另一篇《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抢手，而且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我们同学第二天都在谈论这篇小说，这种景象在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刘慈欣回忆。
科幻读多了，刘慈欣也技痒难耐，试着写了几篇，主题有外星人入侵，有环境保护，也有关于军事的题材。这些手稿现在还都在，其中包括十几年后被重新修改发表的两篇小说《带上她的眼睛》和《地火》。大多数他现在“不好意思拿出来”，“年龄在那儿，人生阅历在那儿，知识积累也不行。” 他说。
那几年，他写得正起劲，但热情突然被一场变故浇灭了。1984年以后，科幻在中国遭到质疑：它传播的是不是科学？一些人认为，科幻是科普的一部分，只该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那些想象的部分被定位为“精神污染”。
接下来，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批判科幻小说的社论，“结果所有的科幻小说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掉，就是在一夜之间，”刘慈欣重复了一遍，“第二天它们就全部消失了。”
科幻文学由十分繁荣的状态一下子清零，对刘慈欣来说，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他“低沉、失落，心灰意冷”，好像“心里面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他停下了科幻短篇创作，“也没地方发表，你还写它干吗？”2002年底，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悲观地写道：“新生代的中国科幻是没有资格回忆过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去。”
1989年，一个梦让刘慈欣得到了创作一部长篇科幻小说的某种灵感。这年，刘慈欣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他一个人住在华北电力局招待所的三人间，梦到一片无际的雪原， “狂风卷起道道雪尘，天上有一颗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的东西，发出剌目的蓝光……雪原上行进着一支由孩子组成的方阵，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整齐地行进着……”他一身冷汗地醒来，心悸不已。
第二年，他开始用老式电脑DOS下的WORDSTAR软件写作这部小说《超新星纪元》，描绘一个灾难后只剩下孩子的世界，孩子们在南极大陆上进行血腥的战斗与厮杀。由于当时科幻文学的环境，他没法把小说写成一部纯粹的科幻小说，刘慈欣只能把科幻内容“像做贼似地加进去”。这部作品一共改了五稿，12年后才得以发表。
“新生代”
44岁那年，河南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意外地成了一个科幻小说家。
青年时代，他是文学爱好者，但算不上一个标准的“科幻迷”。他看主流文学作品更多：海明威、张贤亮、苏童，虽然也看凡尔纳、叶永烈和郑文光，但并不特别着迷。 1978年，他考上西安交通大学，一边学动力工程，一边写一些纯文学小作品。毕业后工作一忙，写作的事就放下了。但在少年时代，他的确感受到过科学的魅力：一次看一本科学读物，他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七彩颜色其实就是频率不同的电磁波，“很受震撼”，觉得这样的原理竟然如此“简洁、美妙、放之四海而皆准”。
1992年，儿子10岁，缠着王晋康讲故事，他随口编了几个科幻故事，没想到儿子很喜欢。得到鼓励，他干脆把故事写成了小说，取名为《亚当回归》。可他对科幻类读物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往哪里投稿。一天，他偶然在地摊上找到一本《科幻世界》，于是蹲下来抄下编辑部地址，把小说寄了过去。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科幻类读物也就剩下《科幻世界》一本。那几年，批判科幻小说的余波尚在，科幻作家青黄不接——老一辈作家叶永烈成了一个写四人帮传记的传记文学作家，郑文光则在1984年 “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后中风半瘫。《科幻世界》的销量只有几千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收到《亚当回归》来稿后，编辑部马上给王晋康回了两封信，表明这篇小说文笔立意都不错，他们准备刊登；但彼时杂志刚刚改刊——原来面向的是高中和初中，现在准备改为面向中小学。“这个作品太深了，能不能把它改得浅显一些？” 信里写道。
按照要求，王晋康把一万多字的作品缩到三四千字，可《科幻世界》方面发现，缩减后的作品“没那个味儿”，最后还是原文发表。后来，《科幻世界》没有走“面向中小学生”的道路，而王晋康则收到了200块钱稿费。
“王晋康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个时代甚至可以用‘王晋康时代’来命名。” 近20年之后，《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在王晋康作品集《转生的巨人》序言里这样评价当时的情景。他形容，王晋康初一闯入科幻界时“便显现出明星般的光芒”。
在《亚当回归》之后，王晋康频频投稿，屡次获奖。1995年，《科幻世界》发表了他的小说《生命之歌》，读者十分喜欢，杂志又登了满满两页读者来信。王晋康“感动得热泪盈眶”，决定把科幻小说写下去。
1997年，几则科技新闻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克隆羊多莉，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对战计算机“深蓝”， “火星探路者”在火星着陆，科幻似乎在一夜之间走进了民众生活。《科幻世界》邀请了美国、俄罗斯的宇航员和一些科幻作家，在北京开了一个“国际科幻大会”，很多年轻科幻迷兴致勃勃地参会，媒体也纷纷报道。
科技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这也影响到了王晋康的创作。一些评论指出，王晋康“特别善于把生物学的前沿知识融合到小说中”。2001年，他就在《替天行道》里关注过“转基因食品”。在小说里，美国一个公司商业化地销售带有“自杀基因”的种子，这些种子只能种一年，第二年必须向他们重新购买。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为了吃饱饭，转基因避免不了，还是得往前走。但转基因让农作物“断子绝孙”了，我总觉得有点过。很多事情从一个层面看是正确的，从另一个层面看有可能就是不正确的，人类社会短期的合理是不是符合长期的合理？我当时很矛盾。”现在，还有一些读者在网上感慨：“太可怕了，（《替天行道》的内容）正在被现实化。”
在克隆技术成为流行概念和热议话题之后，王晋康还写过一部以克隆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癌人》，他的想法更进一步——癌细胞克隆。在《癌人》里，癌细胞成为了人体内的细胞叛逆者，科幻作家何夕评价：“癌基因居然成长为比人类更擅长生存也更强大的个体，这其中的意义既惊心动魄又发人深省。”
2007年，王晋康还写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蚁生》：文革期间有一位科学家把蚂蚁身上的某种特殊物质“蚁素” 提取出来，喷到人身上，催生人们的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蚁素”建立了一个看似乌托邦的社会，但后来还是崩溃了。
“它类似西方的《发条橙子》，探讨以减除人性恶来建立乌托邦方式的可能性，”《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曾评价，“西方科幻小说中涉及到的题材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里几乎都有，包括过去没有的反乌托邦类型。”
中国科幻小说在题材上得到拓展是王晋康和韩松、何夕等一批作家共同完成的，也包括1999年开始在《科幻世界》发表短篇作品的刘慈欣。那时候，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奇特的是，在这批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里，大部分人都没有生活在中心城市：刘慈欣在山西娘子关电厂，王晋康在河南南阳，何夕在四川自贡。
科技和社会的晴雨表
最近，王晋康刚刚卖出了《七重外壳》等几个小说的影视版权，虽然“版权费不高”。2012年，在他集结自己几篇最值得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包装成“纸上电影馆”出版之前，他的40余个短篇小说、5部长篇小说的影视版权一个都还没卖出去。
《七重外壳》写于1997年，在故事创意方面跟2011年上映的《盗梦空间》有某些相同之处，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电影“盗用”了王晋康小说中的构思。
“实际上作品都是互相影响的，我写《七重外壳》时，也是因为看了一个美国电影《十二点零一分》得到了灵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觉得有点可惜，“要是在《盗梦空间》之前拍出来那该多好。”
实际上，中国科幻开始突破小众关注是从《三体》开始的。
刘慈欣写完《三体》系列最后一部作品是在2010年，这时，他已是中国科幻作家里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小说作家。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做过一次关于中国科幻文学的节目，演播室请来了上百个科幻迷观众，他们在节目里突然大声高呼小说里“地球三体组织”的口号：“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主持人崔永元和王雪纯听得目瞪口呆。
实际上，这样的轰动一开始也仅仅只局限在小圈子里，因为科幻读者大多为在校学生。经过1990年代的复兴，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和境遇仍然没有得到太大改变。
但紧接着，《三体》系列竟然在IT界火了起来。很多互联网企业CEO常常在演讲里用书中的“黑暗森林”类比国内互联网业界的竞争状态，将“维度攻击”视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法则，甚至把小说中的“名句”挂在嘴边：“毁灭你，与你何干？”小米创始人雷军曾四处推荐这部小说，360的董事长周鸿祎则公开称自己是“三体粉”，还在电影《三体》里客串演出了一个角色。 接着《三体》又进入了科技界和主流文学界的视野。研究宇宙学和弦论的理论物理学家李淼专门写了一本《三体中的物理学》，国家空间技术研究机构邀请刘慈欣作讲座交流；至于长期忽视科幻题材作品的主流文学界，用刘慈欣的话说，“《三体》像一个突然闯入的怪物，让评论家们不知所措、又不得不正视。”
每每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三体》话题都是“黑暗森林”法则——刘慈欣在书中构建出来了一个黑暗而绝望的宇宙：宇宙如同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他们小心潜行，并随时准备着消灭掉那些犯傻的暴露者。在《三体》里，傻乎乎暴露自己的是地球，由此，人类文明面临灭顶之灾。
《三体3：死神永生》里，女主人公程心的人性和善意一次次导致了最坏的结果。刘慈欣曾表示，《三体》是在讨论人类主流价值观、主流道德观放到极端环境下是否成立。
而在2000年之后，除了刘慈欣，很多新时期中国科幻作家也都对宇宙、末日的黑暗进行了描写。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和人类未来产生怀疑和忧虑，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被“黑暗化”，人类的未来也显得越来越“阴暗”。
在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里，末日社会产生了极端专制、一夫多妻等与超级灾难相适应的价值和道德体系。韩松的新书《独唱者》则塑造了一个荒诞可怖的国度和许多被文明城市“困住”的人，有深夜唱歌最后死去却无法被确认身份的青年、有迷失在庞大机场失去目标的女人、有一生走在领取报酬路上而不得的老人。
而有趣的是，在上世纪，大量中国科幻作品都是关于科学乐观主义的。“在那个年代，主流官方一直在正面弘扬科学，这种大氛围下科幻当然会有时代印迹；第二，当时科学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例如环保问题，那个时候也有，但不像现在这么迫在眉睫。”刘慈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分析，上个世纪科幻小说的市场意识不像现在这么强，而现在小说的类型化和市场化也是造成科技负面变化的原因。为了写出一个好看的故事、吸引读者，作家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很灰暗的未来。 “其实显而易见，你选个光明的未来、歌颂科学技术的话，故事没有矛盾冲突啊。”他笑着说。
在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看来，中国科幻小说在描述末日题材时表现出来的黑暗与严酷有其他原因。2014年，他来到中国访问时说，这同中华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的遭遇有关——作为一个加拿大人，他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就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事实上，科幻创作主题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的确相关，而整个科幻文学更是一个国家发展情况的“晴雨表”。在大英帝国崛起时期，科幻小说首先在英国诞生、发展，它的第二次黄金年代在是1930到1960年代，这正好又是美国崛起的几十年。
此前，老舍的《猫城记》等带有科幻色彩的作品也曾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除了它们都不是现在西方意义上的主流科幻小说（《猫城记》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科幻来批判现实的作品），可能跟当时的中国国力也有关系。”刘慈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我们的一些科幻在美国获得关注、获得大奖，也与中国国力的上升有关，这个是很深层的一个原因。”
“新新生代”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贾立元向《科幻世界》杂志社寄出了一篇自己的作品《皮鞋里的狙击手》，并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飞氘”。
名字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看上去比较科幻”——“氘”是氢的同位素，可以用来造氢弹，“有爆发力的感觉”。
这个理科男生喜欢写青春文学。他曾向《萌芽》《北京文学》等杂志投稿，但都石沉大海。在《科幻世界》两次刊登了他的故事后，他开始转向科幻小说创作，并决定跨专业考研，目标是北师大文学院——因为这个学院的“儿童文学”专业下设有一个“科幻文学研究”的研究方向。
“这个研究方向现在还只有北师大有。”飞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科幻题材作品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它不属于纯文学范畴，也时常被排挤在通俗文学之外，最多是分散在儿童文学等各类“偏远的”文学流派之中。
但它拥有很多爱好者，“这些年来，关于科幻文学的各种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数量非常大。” 飞氘说。后来，他一边写小说，一边去了清华大学念博士，作晚清时期中国本土科幻方面的研究。
刘慈欣曾在《超新星纪元》出版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自己这拨“60后”是中国的第一代科幻迷。而如今，像飞氘这样的“80后”新一代科幻迷已经长大，并且也开始尝试科幻写作。这些科幻小说家被称为“新新生代”。
其中一些作家正是由《三体》吸引而来的。2010年12月，“80后”北大毕业生李俊以“宝树”为笔名，给《三体》写了整整17天“同人小说”。故事以原作小说里一个被外星文明掳去的人类为主人公，发表在水木清华科幻版和百度刘慈欣贴吧后大受好评，刘慈欣后来也评价，“我想写的都被他写了……宝树确实是个奇人。” 宝树因此声名鹊起，并且成为一个职业科幻作家。
宝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体迷”。从《三体1》在《科幻世界》连载时，他就开始追读，简直看到“血脉贲张、拍案叫绝”。他原本的专业是哲学，学的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雅克·德里达。后来一想，学哲学和科幻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都是关注一些和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东西，比较终极或宏观，像时空、宇宙，人有没有灵魂，历史的本质，都算是比较务虚的话题。”他说。
小时候，他最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最喜欢的是天文那本——他还记得封面照片就是当时美国探测器拍到的火星照片，经常盯着看很久，想象那个星球上会是什么样的。
跟宝树一样，“新新生代”科幻作家们都是看《十万个为什么》、好莱坞科幻电影和《科幻世界》长大的，他们也受到动漫、港台文化的影响。当刘慈欣住在山西娘子关、只以手机和电子邮件跟外界沟通时，他们手机里会有各种微信群：科幻群、作家群，还有一些粉丝群。跟传统作家不同，现在的读者跟他们几乎是亲密互动的。 对于他们来说，1999年发生了一件重要却又有些诡异和荒诞的事：那一年夏天，全国语文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就在同年7月，《科幻世界》杂志作了一个名为“记忆移植”的专题。于是家长们发现，原来多看科幻类杂志也是对高考有帮助的。“当时很多家长都去给孩子订阅《科幻世界》。”生于1981年的科幻作家陈楸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7年1月，16岁的陈楸帆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诱饵》，并获得“少年凡尔纳奖”一等奖。200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间或发表科幻作品，获了不少奖。毕业后，他先后在Google和百度公司工作，现在又进入一家科技创新公司，公司业务包括“虚拟现实和动作捕捉”。现在，他的微博认证是“业余科幻作家”，平时只用20%的时间写作。
“公司做的东西比较前沿，跟自己的兴趣又比较吻合。”陈揪帆说，“有很多东西跟科幻其实是很接近的。” 对他来说，这个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时代“特别好”，“不出来尝试一下会很可惜”。
与他的主业一样，陈楸帆在科幻创作方面也关注比较前沿的话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最近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主题的科幻电影，比如《her》和《机械姬》。“人工智能是最近这些科幻电影的一个大主题，”他说，“一方面折射出科技圈的动态，一方面也是恐惧心理的投影，人还是非常担忧有可能创作出来的超越人类的智慧形式。”他和另一个年轻科幻作家夏笳都写过几个关于人工智能的作品。
宝树的《时间之墟》也曾被科幻作家韩松评价“包含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量信息和知识，相当前沿”。小说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时间总是停在一个点上，每天都重复昨天。
在刘慈欣看来，在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新生代”科幻作家们学历更高、知识面更广，最重要的是“思想中的那种条条框框比我们要少得多，更活跃，视角更丰富”。“他们的不足之处就是比较年轻，社会阅历可能少一些，但是这个以后会很快弥补的。”他说。
近些年来，互联网极速发展，IT技术甚至直接催生了一类科幻作品，即“赛伯朋克”。“这类科幻作品以《黑客帝国》为代表，特点就是质疑世界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电脑程序？”刘慈欣说。他没有写过这类东西，但他确实很感兴趣，“我有机会会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楸帆认为，刘慈欣和王晋康受到苏联文学和黄金时期的科幻影响比较大，而韩松受到新浪潮的影响会比较多——整体上来说，几个前辈作家比较“忧国忧民，关注大时代、大命题，甚至是宇宙命运这种宏观的东西”。但像他这样的80后作家，作品跟个人的情感有更多的关系，切口也比较小，更“个人化”。
他们的作品也有了更为商业的包装和运作模式。2011年到2012年，陈奕潞、陈楸帆和宝树、飞氘几个科幻作家先后跟郭敬明的最世文化签约。“（最世）是比较专业的、商业推手的形态，跟传统的国有出版社思路不一样，”陈楸帆说，“销量肯定比以前有所改善。” 从刘慈欣开始，中国科幻正在实现从杂志时代向畅销书时代的过渡，而签约最世文化的几位年轻作家则很有可能会成为畅销小说家。
王晋康曾在一次研讨会时说，一线作家中年纪比较大的自己则是站在过去看未来；何夕、韩松、刘慈欣这样的中年科幻作者是从现实看未来；而年轻的科幻作者是从未来看未来。“他们跟现实的距离已经比较远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写《蚁生》时是以经历过文革、下乡那个时代的人的眼光来写科幻。年轻的作家肯定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眼光都是朝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