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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国回望是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创作的一个主要母题。她以一个在美华人的特殊身份,以一种真正自由的创作姿态,书写着她所思、所感、所理解、所记忆的大陆。在这类作品中,有对“文革”的历史怀旧和人性反思,有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观照,还有对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迷雾中个体生命的极大关注。在这些依凭大陆展开的文学世界里,“人性”始终是她要探寻的重要话题。
关键词:历史记忆 现实观照 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故国回望是所有移民文学的主要母题,“相对于50-70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创作的题材较为集中在表现中国人与北美社会的‘交集’及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心理震荡、文化冲突、种族碰撞、无根感和荒原感,80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重点放在表现自己曾有过的‘大陆经验’上。这些作家虽然身在北美,但创作的作品却不以‘北美经验’为唯一或主要的内容,相反,他们倒是对自己过去的大陆经验有着十分浓烈的兴趣。”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赴美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也始终有着强烈的“大陆”气质。甚至在很多时候,她能在融合北美和大陆经验的基础上跳出区域界限,去探究一种普适的人性。正是这种对普遍人性体验的关注使她的小说创作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
一 对“文革”的历史怀旧和人性反思
严歌苓出国后写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是国内题材,不少还是“文革”题材。她对“文革”题材的爱好,一是因为“文革”伴随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成年后的她对这一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二是因为“文革”这一特殊的环境,最有利于展现人性的阴暗面。她说:
“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人们平时不会展现出的互相伤害、攻击、背叛、摧残美丽等人格缺陷都在这个反常的社会里爆发了。
《白蛇》中,著名女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时遭到了非人的待遇。革命群众以集体的名义,无端强制禁闭她;为了给她扣上“间谍”的罪名,对她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要她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她和捷克舞蹈家的“腐化”过程;为了“检验”她是否和假特派员徐群山(舞迷徐群珊的化名)有不正当关系,竟然运用暴力强制对她进行妇科检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自律失控了,大家无所节制地释放着个人内心本来被压抑着的权力欲、窥视欲、破坏欲,对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践踏和毁灭。一代名角朱依锦在年幼的穗子眼中是“全世界第一仙女”,连走路都像在舞着水袖。但“文革”来了,朱依锦不仅不能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还被革命小将戴高帽批斗。当她自尽未遂被送到医院后,受到了更多的集体凌辱。在病床上,她一丝不挂地成为了“示众”的材料,曾经倾城的美貌成了众人意淫的对象:
“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
在“文革”这个荒诞的年代,成人世界的种种深远、神秘的因子被激发出来,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折射到一个孩子身上时,或深深地镌刻在了孩子年幼的心灵中时,又会是什么模样呢?在《穗子物语》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严歌苓通过穗子这个孩童的视角,来表现大时代中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影响。自诩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引发了穗子的嫉妒心,她偷了从乡下来的柳腊姐的私房钱(《养媳妇》);在萍子被带走时,穗子趁着混乱揪了一下萍子的头发,以验证人们对麻风病者“头发像是种在沙土上的青葱,轻轻一拔就是一把”的道听途说(《梨花疫》);穗子还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商量怎样才能揭开耿荻的真实性别(《拖鞋大队》);她们还偷窥小顾,抖出她的私生活(《小顾艳情》)……“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人世界在孩童身上留下的是扭曲变形的投影。穗子们在缺乏管教又受到大人负面刺激的日子里,生长出了蓬蓬勃勃的恶毒、龌龊心理,一步步离纯真善良越来越远。
严歌苓从个体经验出发来重构关于历史的记忆。她放弃了通常所见的轰轰烈烈的“文革”场景来描摹乱世,而是巧妙地构筑了一个儿童世界,来与成人世界相对照。在儿童的视角中, “文革”的喧闹简化为一些意象,如:来回跑动的黄色解放鞋、院子里不断贴上又撕掉的大字报、无法理解的自杀等。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是通过未曾历经世事的儿童眼光,来直指成人世界的混乱;二是有意减少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揭露,而把重点放在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严歌苓对“文革血泪史”是持反感态度的:
“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来形容此类历史,或者‘血泪斑斑’等词汇。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这类词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各种失真和煽情的腔调已让我听怕了。我觉得‘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干净。”
对严歌苓这样的移民作家来说,对“文革”的感情并不仅仅只是经历了岁月沉淀、拉开时间距离后的一种回忆或怀旧,更重要的是它的着眼点在一个崭新的异质平台上。这样的平台更有利于作家走出原先的框架,把“文革”只是当作一个乱世背景,重点表现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反常行为和心理。就像她自己所说的:
“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唯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
因此,严歌苓对“文革”的书写并没有刻意去描摹那个时代的背景,也没有受难者和迫害者之间直接的血淋淋的批斗场景出现。“文革”的记忆对于她而言,就是那些人性张力下产生的扭曲和痛苦,使人产生广泛的怜悯和同情。在“文革”乱世,所有人们在正常时日不会做的事情,都可能在这没有规范的年月里乖张地呈现出来,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变得混乱不堪,道德伦理也逐渐在消退。那么,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去看待?严歌苓在刻画人性、追问人性的过程中,引导读者对“文革”进行了反思。相对于“反思文学”仅从政治、社会环境等层面来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严歌苓对历史、人性的反思更具有理性,也更凸显作家的主体性。
二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游子来说一向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是作家精神的营养和想象的资源。“五四”前后,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是孰非的争论中,不少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时,有感于造成中国停滞落后的原因正是沉淀于民族意识中的落后的文化心理,因此对传统的批判立场较为鲜明,如老舍的《二马》。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湾赴欧美的留学生作家则由于时代的变更,感受到的不再是祖国被列强宰割的民族耻辱,而是强烈的文化失落。外来文化的冲击激起的文化认同危机,促使他们由蓦然回首凝眸中国传统转向民族情感的回归。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陈若曦的《纸婚》等。那一代人失去了和故国的血肉联系,精神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过于沉重,中国文化和文明成为他们情感深处对理想过去、对永恒古典的无边向往,成为他们逃避美国物质文化污染的精神家园。他们似乎已经顾不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怀疑了。
新移民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世界经济格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必然也给他们的文化观念带来了不同于前人的冲击。面对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全球化语境,新移民作家以一种更为平等的心态和开放的胸襟深入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并在和西方观念的磨擦、较量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精神价值与观念,这就是他们与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就严歌苓来说,出了国门,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时间和空间的迁移给了她观看事物的独特角度。当严歌苓用她在美国生活所获得的某些理念来回望故国时,发现曾经在中国生活的一切是那样的啼笑皆非,又是那么的沉重。中国文化传统中曾经公认为是美德的东西,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下,似乎变了味。
在《人寰》中,“我”、“我”的父亲和贺叔叔,这三个人物之间交织着的是关于政治、伦理、情欲等多种复杂的关系。贺叔叔是现代中国政治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出身农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解放后进入城市,转业到“我”父亲所在的艺术家协会当书记。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他对文学有着特别的爱好。在“反右”运动中,贺叔叔的职权保护了“我”的父亲,使“我”的全家在他提供的政治和生活保障下苟且偷生下来,并且活得有模有样。父亲出于感恩,主动提出替贺叔叔写一部长篇小说。为此,他付出了整整四年的心血。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成书后,署名只有贺叔叔一人。父亲四年的生命痕迹就这样被轻轻地抹杀了。可以说,在贺叔叔和父亲的友谊背后,有着理不清、道不明的更为复杂的关系。表面看来,贺叔叔保全了“我”全家,父亲理所当然要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应该就是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大美德。因此,父亲的动机和行为更多地是遵循了东方的伦理。但这样的关系被叙事者在美国用英语重新讲述了一遍以后,就显示出了它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贺叔叔的侠义、援救行为背后,是否隐藏了他借助政治权力和手段来控制、利用并剥夺他人劳动的成分?而父亲的报恩行为,是否也有着对政治保护伞不失时机的利用的因素?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父亲可能会一直这样匿名地、不满而又不懈地写下去,但“文革”给了他一个改变这种关系的契机:贺叔叔被打倒,成了人人批判的目标。父亲压抑在心头多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冲上台去当众打了贺叔叔一记耳光。这一下,暴露出了父亲人性中的阴暗面。他从报恩者变成了背叛者,良心受到了道德的谴责,处于深深的忏悔中。于是,在平反后,父亲本来可以享受自由,不用再牵制在那种似友谊又不像友谊,似主仆又不是主仆的模棱两可的关系中,却因为那一记耳光,因为他要弥补内心的愧疚,而把那种关系自愿主动地延续了下去。在这里,严歌苓借助美国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对东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友谊”、“报恩”、“弱者”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价值、道德判断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援救”、“报恩”等伦理、道德因素的掩盖下,人的个体尊严、对个性的尊重、对平等、民主、自由等的追求……似乎都被忽视了。援救的侠义行为给予施恩者的竟是某种道德优势的心理;亘古以来的社会价值观念让我们报恩,培养的却是我们的奴性心理。报恩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认同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当然,严歌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她更多地是趋向于一种反思。“援救”、“报恩”等文化心理中,自然包含着某些真诚的情分,只不过由于掺入了其它太多的因素,而变得不单纯了。
三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关注
出国后,严歌苓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也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管怎样,确实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前进了一大截。这样的现实对每个心系中华大地的人来说,都是极为无奈和痛楚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但这过程中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是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忽视的问题。因此,当严歌苓的笔触深入到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故国时,目光就会变得纵横交错、复杂万分。
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媒体和乡间流言等多种渠道的共同作用,向乡村的男男女女们谱写了一幅商业时代的美丽图景。城里的一切不仅激活了女性的人生想象,也勾起了男性的欲望。但城市并不能帮他们实现梦想:巧巧还没见到大城市深圳的影子,就在半路上被卖到了甘肃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谁家有女初养成》);为了挽留住被城市拜金主义习气影响的女朋友,老实巴交的小军官刘粮库到司务长的办公室进行偷窃,并失手打死了他(《少尉之死》);靠爷爷拾荒得以过上好日子的小臭儿,在成为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后,却把仍以拾荒为生计的爷爷拒之门外(《审丑》)……在这些对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中,严歌苓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有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金钱至上、传统父子伦理被颠覆等多种问题,还有专制、不人道、法制不健全等与现代化相左的一些问题。
在《少尉之死》中,刘粮库因打死了司务长而被判处死刑。但是从整个故事来看,刘粮库可以说基本上是属于过失杀人,他连一丝一毫杀人的动机都没有。而且就连整个审讯都带有一种欺骗色彩:
“你……你们,”少尉听着自己嗡嗡的声音:“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全都坦白,说实话,你们就不判我死刑吗?”
“杀人偿命,无论你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80年代末的法庭上,居然还会出现“杀人偿命”这样带有原始农耕文明时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性理念。这种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千年古训,在今天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深深的烙印。这样的现实不禁让我们忧心忡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重情的,其中也不乏人道情感。但在这里,个体生命完全没有得到尊重,人本关怀、人道主义更不知在何处。在小说中,作家的情感价值取向在于以“小我”的个体命运与情绪去指控“大我”,关注的焦点依然是人物个体的抗争和命运。
四 以女性个人视阀书写历史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个体生命对历史的感受,注重从民间的独特视角来反思历史,尤其喜欢以一个女性在特定年代的细腻感受来表现历史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这类纯粹的“大陆故事”中。
在《第九个寡妇》中,历史在严歌苓的小说里第一次有了一个异常清晰的脉络:从40年代的抗日战争、国共混战,到“土改”、“反右”、大炼钢铁、大饥荒、“四清”、知青下乡,再到“文革”结束的80年代初,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文本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上演。而如此风云变幻的历史,则是通过一个女人——王葡萄——的传奇来完成的。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的王葡萄,因丈夫在战争中惨遭杀害而沦为寡妇;在“土改”中,公爹孙怀清被错判执行枪刑,幸而未死。王葡萄把公爹从坟场上的死人堆里背了回来,藏在家里的红薯窖里,一藏就是20多年。在这期间,王葡萄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她的全部身家性命去保护公爹。她始终恪守最朴素的原则,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啥也没人重要。死了都没理,活着都有理”。简单朴实的话语蕴含了最基本的道理:活着比啥都重要。其它的,任凭你外面怎样天翻地覆,似乎都统统不值一提。因此,所谓的“历史”在王葡萄眼里,只是她在门缝里瞥见的一条条腿,是街上乱哄哄的队伍,她搞不清楚这是哪支队伍哪一个阶级哪一出运动,也不屑于搞清;“历史”就是“进进出出”、“匆匆一过”之后,“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历史就是孙二大说的“世道变了一回、两回”背后的“季节变化、花落花开、树枯树荣”……这般长流不息的历史轮回之感,就像萧红的《呼兰河传》所描写的那样:生命的泯灭与消失,如尘埃落地,悄无声息,众生的生命与生活并不因此而有一丝一毫的牵动,人们仍然一如往常般生活,展现出生命的踏实、恒定、坚忍与自足。
如果说,王葡萄身上更多呈现出的是民间性的女性生命个体,那么,《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可是“红色历史”中的“革命者”形象:她16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演了无数的“刘胡兰”、“江姐”,其现实生活理应时时刻刻笼罩着变幻莫测的时代历史风云。但是,小说中的田苏菲就像王葡萄一样,在红色的历史年代里,也是游离于潮流之外的人物。她的一生是为了维护爱而“笨拙”地努力的一生,任凭历史风云变幻,她始终死死地、“爱得太笨了”地爱着欧阳萸。困难年代里,她努力地演戏、拼力去争取主角位置,目的就是要获得“主角的白糖、伙食补助”,“她的浪漫就是看见欧阳萸很得意地吃她做的豆沙包、芝麻汤圆”;她争取做名角好演员,目的只是为唤起欧阳萸对她的重视和注意。她与陈益群的一段感情小插曲,也只是想引起丈夫的嫉妒。爱欧阳萸就是她生命的一切,虽然从始至终她都没能和欧阳萸站在同等的位置上对话。所有不平常的历史年代和生活事件,田苏菲都是以这样一种女性的视域去感受去领会的。至于那些政治上演的诸多形式,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她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可以让她安安心心地守在欧阳萸的身边:“索性搬到一个僻静的村落,看你们还能把他往多低去贬。……你们别理我们吧,让我守着他安安静静享几年清福……”
可见,在《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大陆题材的作品中,严歌苓把历来用宏大视角书写的政治事件,完全附着在一个女人的传奇/爱情长河上,却又不动声色地展示了整个时代的轰轰烈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我是‘志不在此’。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只是我所写的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
在小说中,严歌苓没有刻意去渲染、铺张历史感,也没有竭力去搜寻“宏大”“意义”,而是从历史生活中人物的际遇、存在状态去感受生命的实在性和鲜活性。这才是她最为关注的东西。
萨义德认为离开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所以会在不同观念、经验的“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严歌苓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赴美的新移民作家,无疑也具有了萨义德所说的这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它使得作家拥有两个观察的平台,既可以置身其中,又可以拉开距离,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思考。可以说,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了严歌苓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书写资源的极大自由。
注:本文系盐城工学院科研项目“跨文化的中国叙事研究”,编号:XKY2009114。
参考文献:
[1] 饶子、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严歌苓:《从魔幻说起——在Williams College演讲之中文版》,《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5] 严歌苓:《呆下来,活下去(创作谈)》,《北京文学》,2002年第11期。
[6] 严歌苓:《王葡萄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
[7]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作者简介:奚志英,女,1979—,江苏江阴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历史记忆 现实观照 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故国回望是所有移民文学的主要母题,“相对于50-70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创作的题材较为集中在表现中国人与北美社会的‘交集’及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心理震荡、文化冲突、种族碰撞、无根感和荒原感,80年代以后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作家群,更愿意把自己的创作重点放在表现自己曾有过的‘大陆经验’上。这些作家虽然身在北美,但创作的作品却不以‘北美经验’为唯一或主要的内容,相反,他们倒是对自己过去的大陆经验有着十分浓烈的兴趣。”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赴美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也始终有着强烈的“大陆”气质。甚至在很多时候,她能在融合北美和大陆经验的基础上跳出区域界限,去探究一种普适的人性。正是这种对普遍人性体验的关注使她的小说创作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
一 对“文革”的历史怀旧和人性反思
严歌苓出国后写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是国内题材,不少还是“文革”题材。她对“文革”题材的爱好,一是因为“文革”伴随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成年后的她对这一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二是因为“文革”这一特殊的环境,最有利于展现人性的阴暗面。她说:
“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人们平时不会展现出的互相伤害、攻击、背叛、摧残美丽等人格缺陷都在这个反常的社会里爆发了。
《白蛇》中,著名女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时遭到了非人的待遇。革命群众以集体的名义,无端强制禁闭她;为了给她扣上“间谍”的罪名,对她无休止地进行批斗,要她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她和捷克舞蹈家的“腐化”过程;为了“检验”她是否和假特派员徐群山(舞迷徐群珊的化名)有不正当关系,竟然运用暴力强制对她进行妇科检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自律失控了,大家无所节制地释放着个人内心本来被压抑着的权力欲、窥视欲、破坏欲,对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践踏和毁灭。一代名角朱依锦在年幼的穗子眼中是“全世界第一仙女”,连走路都像在舞着水袖。但“文革”来了,朱依锦不仅不能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还被革命小将戴高帽批斗。当她自尽未遂被送到医院后,受到了更多的集体凌辱。在病床上,她一丝不挂地成为了“示众”的材料,曾经倾城的美貌成了众人意淫的对象:
“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
在“文革”这个荒诞的年代,成人世界的种种深远、神秘的因子被激发出来,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折射到一个孩子身上时,或深深地镌刻在了孩子年幼的心灵中时,又会是什么模样呢?在《穗子物语》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严歌苓通过穗子这个孩童的视角,来表现大时代中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影响。自诩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引发了穗子的嫉妒心,她偷了从乡下来的柳腊姐的私房钱(《养媳妇》);在萍子被带走时,穗子趁着混乱揪了一下萍子的头发,以验证人们对麻风病者“头发像是种在沙土上的青葱,轻轻一拔就是一把”的道听途说(《梨花疫》);穗子还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商量怎样才能揭开耿荻的真实性别(《拖鞋大队》);她们还偷窥小顾,抖出她的私生活(《小顾艳情》)……“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人世界在孩童身上留下的是扭曲变形的投影。穗子们在缺乏管教又受到大人负面刺激的日子里,生长出了蓬蓬勃勃的恶毒、龌龊心理,一步步离纯真善良越来越远。
严歌苓从个体经验出发来重构关于历史的记忆。她放弃了通常所见的轰轰烈烈的“文革”场景来描摹乱世,而是巧妙地构筑了一个儿童世界,来与成人世界相对照。在儿童的视角中, “文革”的喧闹简化为一些意象,如:来回跑动的黄色解放鞋、院子里不断贴上又撕掉的大字报、无法理解的自杀等。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是通过未曾历经世事的儿童眼光,来直指成人世界的混乱;二是有意减少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揭露,而把重点放在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严歌苓对“文革血泪史”是持反感态度的:
“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来形容此类历史,或者‘血泪斑斑’等词汇。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这类词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各种失真和煽情的腔调已让我听怕了。我觉得‘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干净。”
对严歌苓这样的移民作家来说,对“文革”的感情并不仅仅只是经历了岁月沉淀、拉开时间距离后的一种回忆或怀旧,更重要的是它的着眼点在一个崭新的异质平台上。这样的平台更有利于作家走出原先的框架,把“文革”只是当作一个乱世背景,重点表现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反常行为和心理。就像她自己所说的:
“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唯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
因此,严歌苓对“文革”的书写并没有刻意去描摹那个时代的背景,也没有受难者和迫害者之间直接的血淋淋的批斗场景出现。“文革”的记忆对于她而言,就是那些人性张力下产生的扭曲和痛苦,使人产生广泛的怜悯和同情。在“文革”乱世,所有人们在正常时日不会做的事情,都可能在这没有规范的年月里乖张地呈现出来,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变得混乱不堪,道德伦理也逐渐在消退。那么,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去看待?严歌苓在刻画人性、追问人性的过程中,引导读者对“文革”进行了反思。相对于“反思文学”仅从政治、社会环境等层面来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严歌苓对历史、人性的反思更具有理性,也更凸显作家的主体性。
二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游子来说一向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是作家精神的营养和想象的资源。“五四”前后,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是孰非的争论中,不少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时,有感于造成中国停滞落后的原因正是沉淀于民族意识中的落后的文化心理,因此对传统的批判立场较为鲜明,如老舍的《二马》。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湾赴欧美的留学生作家则由于时代的变更,感受到的不再是祖国被列强宰割的民族耻辱,而是强烈的文化失落。外来文化的冲击激起的文化认同危机,促使他们由蓦然回首凝眸中国传统转向民族情感的回归。如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陈若曦的《纸婚》等。那一代人失去了和故国的血肉联系,精神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过于沉重,中国文化和文明成为他们情感深处对理想过去、对永恒古典的无边向往,成为他们逃避美国物质文化污染的精神家园。他们似乎已经顾不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怀疑了。
新移民作家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世界经济格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必然也给他们的文化观念带来了不同于前人的冲击。面对这样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全球化语境,新移民作家以一种更为平等的心态和开放的胸襟深入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并在和西方观念的磨擦、较量中相互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精神价值与观念,这就是他们与前辈作家的不同之处。就严歌苓来说,出了国门,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时间和空间的迁移给了她观看事物的独特角度。当严歌苓用她在美国生活所获得的某些理念来回望故国时,发现曾经在中国生活的一切是那样的啼笑皆非,又是那么的沉重。中国文化传统中曾经公认为是美德的东西,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下,似乎变了味。
在《人寰》中,“我”、“我”的父亲和贺叔叔,这三个人物之间交织着的是关于政治、伦理、情欲等多种复杂的关系。贺叔叔是现代中国政治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他出身农民,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解放后进入城市,转业到“我”父亲所在的艺术家协会当书记。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他对文学有着特别的爱好。在“反右”运动中,贺叔叔的职权保护了“我”的父亲,使“我”的全家在他提供的政治和生活保障下苟且偷生下来,并且活得有模有样。父亲出于感恩,主动提出替贺叔叔写一部长篇小说。为此,他付出了整整四年的心血。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成书后,署名只有贺叔叔一人。父亲四年的生命痕迹就这样被轻轻地抹杀了。可以说,在贺叔叔和父亲的友谊背后,有着理不清、道不明的更为复杂的关系。表面看来,贺叔叔保全了“我”全家,父亲理所当然要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应该就是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大美德。因此,父亲的动机和行为更多地是遵循了东方的伦理。但这样的关系被叙事者在美国用英语重新讲述了一遍以后,就显示出了它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贺叔叔的侠义、援救行为背后,是否隐藏了他借助政治权力和手段来控制、利用并剥夺他人劳动的成分?而父亲的报恩行为,是否也有着对政治保护伞不失时机的利用的因素?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父亲可能会一直这样匿名地、不满而又不懈地写下去,但“文革”给了他一个改变这种关系的契机:贺叔叔被打倒,成了人人批判的目标。父亲压抑在心头多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冲上台去当众打了贺叔叔一记耳光。这一下,暴露出了父亲人性中的阴暗面。他从报恩者变成了背叛者,良心受到了道德的谴责,处于深深的忏悔中。于是,在平反后,父亲本来可以享受自由,不用再牵制在那种似友谊又不像友谊,似主仆又不是主仆的模棱两可的关系中,却因为那一记耳光,因为他要弥补内心的愧疚,而把那种关系自愿主动地延续了下去。在这里,严歌苓借助美国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对东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友谊”、“报恩”、“弱者”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价值、道德判断进行了重新思考。在“援救”、“报恩”等伦理、道德因素的掩盖下,人的个体尊严、对个性的尊重、对平等、民主、自由等的追求……似乎都被忽视了。援救的侠义行为给予施恩者的竟是某种道德优势的心理;亘古以来的社会价值观念让我们报恩,培养的却是我们的奴性心理。报恩的同时其实也就是认同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当然,严歌苓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她更多地是趋向于一种反思。“援救”、“报恩”等文化心理中,自然包含着某些真诚的情分,只不过由于掺入了其它太多的因素,而变得不单纯了。
三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关注
出国后,严歌苓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也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管怎样,确实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前进了一大截。这样的现实对每个心系中华大地的人来说,都是极为无奈和痛楚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但这过程中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是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忽视的问题。因此,当严歌苓的笔触深入到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故国时,目光就会变得纵横交错、复杂万分。
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媒体和乡间流言等多种渠道的共同作用,向乡村的男男女女们谱写了一幅商业时代的美丽图景。城里的一切不仅激活了女性的人生想象,也勾起了男性的欲望。但城市并不能帮他们实现梦想:巧巧还没见到大城市深圳的影子,就在半路上被卖到了甘肃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谁家有女初养成》);为了挽留住被城市拜金主义习气影响的女朋友,老实巴交的小军官刘粮库到司务长的办公室进行偷窃,并失手打死了他(《少尉之死》);靠爷爷拾荒得以过上好日子的小臭儿,在成为一个富裕的城里人后,却把仍以拾荒为生计的爷爷拒之门外(《审丑》)……在这些对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中,严歌苓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有城乡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金钱至上、传统父子伦理被颠覆等多种问题,还有专制、不人道、法制不健全等与现代化相左的一些问题。
在《少尉之死》中,刘粮库因打死了司务长而被判处死刑。但是从整个故事来看,刘粮库可以说基本上是属于过失杀人,他连一丝一毫杀人的动机都没有。而且就连整个审讯都带有一种欺骗色彩:
“你……你们,”少尉听着自己嗡嗡的声音:“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全都坦白,说实话,你们就不判我死刑吗?”
“杀人偿命,无论你坦白也好不坦白也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80年代末的法庭上,居然还会出现“杀人偿命”这样带有原始农耕文明时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性理念。这种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千年古训,在今天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深深的烙印。这样的现实不禁让我们忧心忡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重情的,其中也不乏人道情感。但在这里,个体生命完全没有得到尊重,人本关怀、人道主义更不知在何处。在小说中,作家的情感价值取向在于以“小我”的个体命运与情绪去指控“大我”,关注的焦点依然是人物个体的抗争和命运。
四 以女性个人视阀书写历史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个体生命对历史的感受,注重从民间的独特视角来反思历史,尤其喜欢以一个女性在特定年代的细腻感受来表现历史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这类纯粹的“大陆故事”中。
在《第九个寡妇》中,历史在严歌苓的小说里第一次有了一个异常清晰的脉络:从40年代的抗日战争、国共混战,到“土改”、“反右”、大炼钢铁、大饥荒、“四清”、知青下乡,再到“文革”结束的80年代初,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文本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上演。而如此风云变幻的历史,则是通过一个女人——王葡萄——的传奇来完成的。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的王葡萄,因丈夫在战争中惨遭杀害而沦为寡妇;在“土改”中,公爹孙怀清被错判执行枪刑,幸而未死。王葡萄把公爹从坟场上的死人堆里背了回来,藏在家里的红薯窖里,一藏就是20多年。在这期间,王葡萄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她的全部身家性命去保护公爹。她始终恪守最朴素的原则,那就是:“什么都没有活着重要,啥也没人重要。死了都没理,活着都有理”。简单朴实的话语蕴含了最基本的道理:活着比啥都重要。其它的,任凭你外面怎样天翻地覆,似乎都统统不值一提。因此,所谓的“历史”在王葡萄眼里,只是她在门缝里瞥见的一条条腿,是街上乱哄哄的队伍,她搞不清楚这是哪支队伍哪一个阶级哪一出运动,也不屑于搞清;“历史”就是“进进出出”、“匆匆一过”之后,“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有钱包扁食,没钱吃红薯”;历史就是孙二大说的“世道变了一回、两回”背后的“季节变化、花落花开、树枯树荣”……这般长流不息的历史轮回之感,就像萧红的《呼兰河传》所描写的那样:生命的泯灭与消失,如尘埃落地,悄无声息,众生的生命与生活并不因此而有一丝一毫的牵动,人们仍然一如往常般生活,展现出生命的踏实、恒定、坚忍与自足。
如果说,王葡萄身上更多呈现出的是民间性的女性生命个体,那么,《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可是“红色历史”中的“革命者”形象:她16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演了无数的“刘胡兰”、“江姐”,其现实生活理应时时刻刻笼罩着变幻莫测的时代历史风云。但是,小说中的田苏菲就像王葡萄一样,在红色的历史年代里,也是游离于潮流之外的人物。她的一生是为了维护爱而“笨拙”地努力的一生,任凭历史风云变幻,她始终死死地、“爱得太笨了”地爱着欧阳萸。困难年代里,她努力地演戏、拼力去争取主角位置,目的就是要获得“主角的白糖、伙食补助”,“她的浪漫就是看见欧阳萸很得意地吃她做的豆沙包、芝麻汤圆”;她争取做名角好演员,目的只是为唤起欧阳萸对她的重视和注意。她与陈益群的一段感情小插曲,也只是想引起丈夫的嫉妒。爱欧阳萸就是她生命的一切,虽然从始至终她都没能和欧阳萸站在同等的位置上对话。所有不平常的历史年代和生活事件,田苏菲都是以这样一种女性的视域去感受去领会的。至于那些政治上演的诸多形式,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她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可以让她安安心心地守在欧阳萸的身边:“索性搬到一个僻静的村落,看你们还能把他往多低去贬。……你们别理我们吧,让我守着他安安静静享几年清福……”
可见,在《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大陆题材的作品中,严歌苓把历来用宏大视角书写的政治事件,完全附着在一个女人的传奇/爱情长河上,却又不动声色地展示了整个时代的轰轰烈烈。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我是‘志不在此’。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只是我所写的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
在小说中,严歌苓没有刻意去渲染、铺张历史感,也没有竭力去搜寻“宏大”“意义”,而是从历史生活中人物的际遇、存在状态去感受生命的实在性和鲜活性。这才是她最为关注的东西。
萨义德认为离开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所以会在不同观念、经验的“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如何思考的看法”。严歌苓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赴美的新移民作家,无疑也具有了萨义德所说的这种“局外人”的双重视角。它使得作家拥有两个观察的平台,既可以置身其中,又可以拉开距离,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思考。可以说,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了严歌苓独特的观察视角,并给了她书写资源的极大自由。
注:本文系盐城工学院科研项目“跨文化的中国叙事研究”,编号:XKY2009114。
参考文献:
[1] 饶子、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 严歌苓:《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严歌苓:《从魔幻说起——在Williams College演讲之中文版》,《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5] 严歌苓:《呆下来,活下去(创作谈)》,《北京文学》,2002年第11期。
[6] 严歌苓:《王葡萄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上海文学》,2006年第5期。
[7]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作者简介:奚志英,女,1979—,江苏江阴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