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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家苏童的小说《黄雀记》中主人公仙女身上充满了时代气息，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作品中仙女悲惨的人生经历令人唏嘘不已。可以说，仙女的人生充满悲剧色彩。
关键词：《黄雀记》 女性 悲剧
苏童说：“《黄雀记》里的白小姐（仙女），大概是我作品中最接‘地气’的一个女性形象。”仙女身上体现着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过程中消费化、娱乐化的潮流，人物形象生动饱满，显得真实。与此同时，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映射、社会的缩影。
一、仙女人生的双重悲剧
（一）外在世界的冲击
仙女的人生，从出生之日起，就是悲剧。首先，仙女的出身悲惨：惨遭原生家庭遺弃，又被收养在来自穷乡僻壤、代沟大的家庭。她这种被命运安排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悲剧性。其次，仙女被收养在经济条件差、生活贫苦的家庭，无法得到对物质强烈渴望的满足，对于仙女来说，也是悲剧。再次，仙女的家是精神病院的一隅，她所接触的事物是病态的。她将兔子当玩伴，以药片为糖果。非正常的成长大环境，又是一个悲剧。
外在世界对于仙女的伤害没有止步于悲剧的出身与成长环境，下一个悲剧——强奸案便接踵而至，它是仙女人生的转折点。从保润的捆绑到柳生的强奸，仙女的肉体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作者细致地描写了捆绑给仙女的肉体带来的痛苦，而并未书写紧随其后的强奸案对仙女造成的伤害。但众所周知，后者比前者伤害更大。花季少女惨遭侵害，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害者人生的悲剧。
悲剧与悲剧环环相扣，强奸案扭转了仙女的人生走向，将其本就不甚光亮的前途装点得更加乌云密布。在仙女的人生道路上，堕落的职业选择也是悲剧。强奸案后，仙女再次出场时，已经是一名公关小姐。在众人的猜测中，可窥知仙女之前的职业经历。“有人信誓旦旦地指称，白小姐就是世纪夜总会那个草裙女王，亦歌亦舞，妖魅奔放，号称世纪夜总会的当家歌手”，“又有人打听到白小姐曾经在深圳生活多年，做过一个香港商人的二奶，是著名的二奶村里最年轻的二奶，香港商人后来又包养了三奶，三奶比她还年轻，她一气之下离开了深圳”。无论是舞女、歌手、第三者还是公关小姐，这种充满暧昧与交易的人生不会是任何一个女孩的首选，也不会是仙女心甘情愿的选择。看似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无奈，只有仙女知道。于她而言，出卖肉体的苟且偷生，包含着命不由己的悲剧感。
外在世界的冲击，让仙女在人生重要的节点上做出了糟糕的跳跃，从出生就开始的悲剧，能让读者发自内心地同情这个人物。但在旁人看不到的部分——仙女的内心世界，伴随着她一生的精神折磨，无疑是另一重悲剧。
（二）内心世界的困境
仙女的成长道路上，她的内心世界一直处在畸形、压迫的非正常状态。精神饱受折磨，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
仙女是孤独的，与世界始终有隔阂。“仙女从小时候被父母抛弃到长大后被一个个男人抛弃，终究都是孤独者的化身，无法摆脱命运的她最终迷失在了这繁华的世界里。”少年时代，“一颗粉红色药片导致的昏睡，颠覆了她对世界的信任”。长大后，孤苦无依，徘徊于男人之间，迷失自我，过着为人所不齿的生活。声色之下，更不会有真情的流露。而来自他人的恶意揣测，更是让她得不到该有的同情与尊重。内心的无奈、心酸，没有可以诉说的人听。这种孤独感笼罩着仙女的精神世界，始终无法散去。
仙女是不安的。这种不安，不仅有对外界的不信任，也有来自良心的拷问，有来自心底的忏悔。在强奸案后，面对物质的诱惑，仙女诬陷保润是杀人凶手，使保润丧失了十年的自由。她虽身处社会，内心依然饱受炼狱般的煎熬。作者虽未直接描写她内心的忏悔，但这种情感，通过一句话即可体现。在与柳生重逢后，她的第一句话是：“告诉我，那个国际大傻子，现在怎么样了？”可见仙女一直在牵挂着因为自己而无辜入狱的保润，内心也一直有所愧疚。这种愧疚经历了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这是巨大的折磨。十年中，保润身体不得自由，仙女灵魂不得自由。
仙女的精神世界被困在孤独与不安之中，与外界始终有着疏离感。无法宣泄的情绪给她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折磨着她，生活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快乐，这无疑是悲剧的。
二、悲剧发生的原因初探
（一）成长氛围影响下错误的价值观
仙女的命运悲剧与自身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成长的道路上，仙女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个体生活在世界主要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五种需要。家庭是这些需要最初的提供者，家庭对孩子需求的满足影响着孩子的一生。老花匠夫妇在物质上无法满足仙女对于时髦生活的追求，在精神上没有真正了解仙女，这从保润讨债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保润向仙女要债，仙女的奶奶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扫帚就轰;仙女的爷爷听后并不相信，认为仙女不敢做这种事情。从二人护短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来仙女家确实贫困，二来老花匠夫妇并不真正了解青春期少女的内心变化，没有发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让仙女放大了物质世界的重要性，忽视了精神世界的构建，从而产生一种唯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观念。而在成长的转折点，老花匠夫妇没有给予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缺失的家庭教育使得仙女最终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将其引向了迷失自我的深渊。
大环境对于一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作品依托的年代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整体朝着消费化、娱乐化转变。人们不再固守保守的心态，逐渐以开放的心理迎接蜂拥而至的新鲜事物。由于长期的封闭，在面对眼花缭乱的物质诱惑时，人们常常无法保持理性，物质欲望被无限放大。于是，金钱就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年代，正如苏童所说：“这是一种生活坠重感下的自我失语，遽变的物欲撕裂了人的精神内核，而使灵魂无所安放。”在渴望金钱的道路上，人便容易唯金钱是论，心灵建构便容易摧毁，从而产生价值观的偏离。仙女也是如此。为了时髦的外表，无视家庭的贫穷，十五岁的年纪却没有意识到对家庭的责任;为了享受流行音乐的美妙感觉，讹保润八十元买录音机，没有是非准则;为了能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在强奸案后轻易被金钱收买，让无辜的人遭受牢狱之灾，丧失道德良知。仙女本来并非如此，一个热爱小动物的活泼女孩，在社会浪潮的冲击下，在对物质的欲望中逐渐被扭曲、异化，道德底线不断降低，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价值观。 （二）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的艰难处境
悲剧层出不穷，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男权话语体系下异性、同性与社会的影响。
权力的主导者——男性有着鲜明的性别优越感，仙女常在这种思想下受男性轻贱。仙女的工作，如舞女、陪酒小姐、女公关等，是充满暖昧的职业;做第三者，结识各路干爹与大哥，是隐含权色交易的选择。这种选择并不仅意味着仙女个人的堕落，而同时也体现着社会中男性的需求。这种肉体交易的需求背后，隐含着男性从心理上对女性社会功能的定位，即将女性视为娱乐消遣与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对女性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男性一方面利用仙女这样的女性来得到生理快感，另一方面又歧视、谴责这样自轻自贱的女子，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是造成女性困窘生存境遇的重要因素。于是，在物欲人欲肆意横流的转型期内，仙女尽管在努力适应社会，但依然徘徊于社会边缘地带。
来自于男性的羞辱体现着仙女的悲哀，来自于同性的歧视则倍增其哀。邵兰英因为柳生车祸住院委婉地怪罪仙女是“扫帚星”，柳生死后，邵兰英当众对仙女进行人身攻击，称其为“狐狸精”。无辜的仙女被邵兰英在主观上视为害死柳生的凶手，男权价值观下荒诞的“红颜祸水”论在女性意识里也被奉为圭臬，仙女艰难的处境就更难改变。
在男权话语体系下，社会对待仙女也薄涼、严苛。仙女遭到强奸，香椿树街上的居民非但不表示同情与关怀，反而表现出事不关己与幸灾乐祸的态度。怀孕的仙女在驻唱时出现妊娠反应，在台上呕吐，同事、客人、老板没有表现出对她的关怀，而是以躲避、嘲笑与辞退来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仙女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娱乐的工具，没有人将她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而在男权话语为主导体系下的仙女，为了能有生存的一席之地，常常要忍受着这种不公与无情，无力改变社会，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
来自于男权话语体系下的鄙薄、轻视，让仙女遭受了不应属于自己的评价与攻击，也让她在这种环境中难以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从而逐渐沉沦，导致一系列的命运悲剧。
三、结语
《黄雀记》中仙女的人生悲剧一方面是外界对于她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来自内心的折磨。而这些悲剧发生的原因，除了受自身、家庭、社会的多方影响，也受传统观念、男权的束缚。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如何让女性摆脱悲剧式的命运，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圈
参考文献：
[1]苏童，傅小平.我坚信可以把整个世界搬到香椿树街上[J]黄河文学，2013（ 10）：72.
[2]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辛志蕾.苏童《黄雀记》的寓言式写作[D].河北师范大学，2016.
[4]苏童.我的帝王生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关键词：《黄雀记》 女性 悲剧
苏童说：“《黄雀记》里的白小姐（仙女），大概是我作品中最接‘地气’的一个女性形象。”仙女身上体现着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过程中消费化、娱乐化的潮流，人物形象生动饱满，显得真实。与此同时，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映射、社会的缩影。
一、仙女人生的双重悲剧
（一）外在世界的冲击
仙女的人生，从出生之日起，就是悲剧。首先，仙女的出身悲惨：惨遭原生家庭遺弃，又被收养在来自穷乡僻壤、代沟大的家庭。她这种被命运安排的过程，本身就具有悲剧性。其次，仙女被收养在经济条件差、生活贫苦的家庭，无法得到对物质强烈渴望的满足，对于仙女来说，也是悲剧。再次，仙女的家是精神病院的一隅，她所接触的事物是病态的。她将兔子当玩伴，以药片为糖果。非正常的成长大环境，又是一个悲剧。
外在世界对于仙女的伤害没有止步于悲剧的出身与成长环境，下一个悲剧——强奸案便接踵而至，它是仙女人生的转折点。从保润的捆绑到柳生的强奸，仙女的肉体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作者细致地描写了捆绑给仙女的肉体带来的痛苦，而并未书写紧随其后的强奸案对仙女造成的伤害。但众所周知，后者比前者伤害更大。花季少女惨遭侵害，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受害者人生的悲剧。
悲剧与悲剧环环相扣，强奸案扭转了仙女的人生走向，将其本就不甚光亮的前途装点得更加乌云密布。在仙女的人生道路上，堕落的职业选择也是悲剧。强奸案后，仙女再次出场时，已经是一名公关小姐。在众人的猜测中，可窥知仙女之前的职业经历。“有人信誓旦旦地指称，白小姐就是世纪夜总会那个草裙女王，亦歌亦舞，妖魅奔放，号称世纪夜总会的当家歌手”，“又有人打听到白小姐曾经在深圳生活多年，做过一个香港商人的二奶，是著名的二奶村里最年轻的二奶，香港商人后来又包养了三奶，三奶比她还年轻，她一气之下离开了深圳”。无论是舞女、歌手、第三者还是公关小姐，这种充满暧昧与交易的人生不会是任何一个女孩的首选，也不会是仙女心甘情愿的选择。看似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无奈，只有仙女知道。于她而言，出卖肉体的苟且偷生，包含着命不由己的悲剧感。
外在世界的冲击，让仙女在人生重要的节点上做出了糟糕的跳跃，从出生就开始的悲剧，能让读者发自内心地同情这个人物。但在旁人看不到的部分——仙女的内心世界，伴随着她一生的精神折磨，无疑是另一重悲剧。
（二）内心世界的困境
仙女的成长道路上，她的内心世界一直处在畸形、压迫的非正常状态。精神饱受折磨，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
仙女是孤独的，与世界始终有隔阂。“仙女从小时候被父母抛弃到长大后被一个个男人抛弃，终究都是孤独者的化身，无法摆脱命运的她最终迷失在了这繁华的世界里。”少年时代，“一颗粉红色药片导致的昏睡，颠覆了她对世界的信任”。长大后，孤苦无依，徘徊于男人之间，迷失自我，过着为人所不齿的生活。声色之下，更不会有真情的流露。而来自他人的恶意揣测，更是让她得不到该有的同情与尊重。内心的无奈、心酸，没有可以诉说的人听。这种孤独感笼罩着仙女的精神世界，始终无法散去。
仙女是不安的。这种不安，不仅有对外界的不信任，也有来自良心的拷问，有来自心底的忏悔。在强奸案后，面对物质的诱惑，仙女诬陷保润是杀人凶手，使保润丧失了十年的自由。她虽身处社会，内心依然饱受炼狱般的煎熬。作者虽未直接描写她内心的忏悔，但这种情感，通过一句话即可体现。在与柳生重逢后，她的第一句话是：“告诉我，那个国际大傻子，现在怎么样了？”可见仙女一直在牵挂着因为自己而无辜入狱的保润，内心也一直有所愧疚。这种愧疚经历了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这是巨大的折磨。十年中，保润身体不得自由，仙女灵魂不得自由。
仙女的精神世界被困在孤独与不安之中，与外界始终有着疏离感。无法宣泄的情绪给她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折磨着她，生活没有带给她真正的快乐，这无疑是悲剧的。
二、悲剧发生的原因初探
（一）成长氛围影响下错误的价值观
仙女的命运悲剧与自身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成长的道路上，仙女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个体生活在世界主要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五种需要。家庭是这些需要最初的提供者，家庭对孩子需求的满足影响着孩子的一生。老花匠夫妇在物质上无法满足仙女对于时髦生活的追求，在精神上没有真正了解仙女，这从保润讨债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保润向仙女要债，仙女的奶奶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扫帚就轰;仙女的爷爷听后并不相信，认为仙女不敢做这种事情。从二人护短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来仙女家确实贫困，二来老花匠夫妇并不真正了解青春期少女的内心变化，没有发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让仙女放大了物质世界的重要性，忽视了精神世界的构建，从而产生一种唯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观念。而在成长的转折点，老花匠夫妇没有给予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缺失的家庭教育使得仙女最终形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将其引向了迷失自我的深渊。
大环境对于一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作品依托的年代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整体朝着消费化、娱乐化转变。人们不再固守保守的心态，逐渐以开放的心理迎接蜂拥而至的新鲜事物。由于长期的封闭，在面对眼花缭乱的物质诱惑时，人们常常无法保持理性，物质欲望被无限放大。于是，金钱就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年代，正如苏童所说：“这是一种生活坠重感下的自我失语，遽变的物欲撕裂了人的精神内核，而使灵魂无所安放。”在渴望金钱的道路上，人便容易唯金钱是论，心灵建构便容易摧毁，从而产生价值观的偏离。仙女也是如此。为了时髦的外表，无视家庭的贫穷，十五岁的年纪却没有意识到对家庭的责任;为了享受流行音乐的美妙感觉，讹保润八十元买录音机，没有是非准则;为了能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在强奸案后轻易被金钱收买，让无辜的人遭受牢狱之灾，丧失道德良知。仙女本来并非如此，一个热爱小动物的活泼女孩，在社会浪潮的冲击下，在对物质的欲望中逐渐被扭曲、异化，道德底线不断降低，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错误价值观。 （二）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的艰难处境
悲剧层出不穷，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男权话语体系下异性、同性与社会的影响。
权力的主导者——男性有着鲜明的性别优越感，仙女常在这种思想下受男性轻贱。仙女的工作，如舞女、陪酒小姐、女公关等，是充满暖昧的职业;做第三者，结识各路干爹与大哥，是隐含权色交易的选择。这种选择并不仅意味着仙女个人的堕落，而同时也体现着社会中男性的需求。这种肉体交易的需求背后，隐含着男性从心理上对女性社会功能的定位，即将女性视为娱乐消遣与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对女性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男性一方面利用仙女这样的女性来得到生理快感，另一方面又歧视、谴责这样自轻自贱的女子，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是造成女性困窘生存境遇的重要因素。于是，在物欲人欲肆意横流的转型期内，仙女尽管在努力适应社会，但依然徘徊于社会边缘地带。
来自于男性的羞辱体现着仙女的悲哀，来自于同性的歧视则倍增其哀。邵兰英因为柳生车祸住院委婉地怪罪仙女是“扫帚星”，柳生死后，邵兰英当众对仙女进行人身攻击，称其为“狐狸精”。无辜的仙女被邵兰英在主观上视为害死柳生的凶手，男权价值观下荒诞的“红颜祸水”论在女性意识里也被奉为圭臬，仙女艰难的处境就更难改变。
在男权话语体系下，社会对待仙女也薄涼、严苛。仙女遭到强奸，香椿树街上的居民非但不表示同情与关怀，反而表现出事不关己与幸灾乐祸的态度。怀孕的仙女在驻唱时出现妊娠反应，在台上呕吐，同事、客人、老板没有表现出对她的关怀，而是以躲避、嘲笑与辞退来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仙女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娱乐的工具，没有人将她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而在男权话语为主导体系下的仙女，为了能有生存的一席之地，常常要忍受着这种不公与无情，无力改变社会，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
来自于男权话语体系下的鄙薄、轻视，让仙女遭受了不应属于自己的评价与攻击，也让她在这种环境中难以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从而逐渐沉沦，导致一系列的命运悲剧。
三、结语
《黄雀记》中仙女的人生悲剧一方面是外界对于她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来自内心的折磨。而这些悲剧发生的原因，除了受自身、家庭、社会的多方影响，也受传统观念、男权的束缚。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如何让女性摆脱悲剧式的命运，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圈
参考文献：
[1]苏童，傅小平.我坚信可以把整个世界搬到香椿树街上[J]黄河文学，2013（ 10）：72.
[2]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辛志蕾.苏童《黄雀记》的寓言式写作[D].河北师范大学，2016.
[4]苏童.我的帝王生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