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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宣布，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长期以来，史学界在阐述此事时，基本上众口一词，即：1937年夏天，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形成僵局，遵照毛泽东“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指示，从庐山返途中在沪上见到叶挺，考虑到脱离中共十年的叶挺或许是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的领导中共南方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来“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答应，并提议将这支部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当年北伐时的“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此后，叶挺便开始通过国民党军队中的老同学、老上级的关系积极活动以促成此事。国民党军队在南方“围剿”红军3年之久，师老无功，不得不承认这支队伍的客观存在。随着淞沪前线战事的日益吃紧，国民党当局对由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来改编中共在南方的武装力量，调虎离山，尽快开赴抗日前线作战，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在陈诚、张发奎、冯玉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举荐下，此事最终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于是遂有对叶挺的任命。1987年7月，笔者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第7期发表的《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一文即持此说。
然而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最新资料，发现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掌管新四军，除了上述背景之外，还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早已被任命为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2010年4月，我在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文献档案时，查到193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的侍秘第5196号手令，文曰：“军委会徐主任，本会高级参谋如有缺额，请委黄琪翔与叶挺二员补充，此事请与辞修便商之。中正。篠未机。”手令中提及的辞修，是陈诚的字，浙江青田人，保定军校第八期生，为叶挺的学弟，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徐永昌接到蒋介石手令不敢怠慢，即以最快速度与陈诚联系后办理此事。仅隔了一天，他便向蒋介石复呈曰：“篠未机电敬悉。黄琪翔、叶挺二员名义事，已遵与辞修兄商委，拟委为本会中将高级参谋，各月支薪五百元。谨电呈核。”此后，蒋介石即批示“如拟”。以此看来，早在周恩来请他出来“编游击队”之前的1937年4月，叶挺就已经得到蒋介石的亲自关照，担任了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按说，叶挺很早就加入中共，又系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流亡海外期间又涉足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建党活动，还曾回国参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起的福建事变，始终没有停止过反蒋活动。对叶挺这样不折不扣的反蒋宿敌，蒋介石为何要加以如此青睐呢？
昔年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对北伐名将叶挺的军事才能不可能视而不见。“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铁蹄从关外到关内步步紧逼，全国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业已停止内战，正在酝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政治呈现出一派团结向上的氛围。以全国抗日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对彼此之间有着十年血仇的国共矛盾尚且都能化解，对李济深、黄琪翔、叶挺这些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当然更要竭尽收买笼络之能事，以图揽入囊中，为我所用。如此国内发生且正在变化的形势，是蒋介石决定起用叶挺的历史背景。
主动要求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足以直接引起蒋介石对叶挺的好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消息传出，震动朝野，举国哗然。南京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主张组织讨逆军出兵潼关，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谓非如此强硬不能使张、杨屈服，亦不能解救蒋委员长。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叶挺恰在上海访友。他从大局考虑，认为当此外敌入侵、寇深祸亟之际，唯有蒋介石才可能统率三军，号令全国，因此十分关心蒋的命运，极力反对南京方面诉诸武力讨伐张、杨，于是在12月13日登门拜访北伐时的第四军老长官张发奎。两人自南昌起义分道扬镳以来已近十年未谋面，张发奎还以为叶挺是受中共派遣来找他的。当时叶挺向他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亲赴西安尽力斡旋，向各方交涉，努力营救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发奎在晚年回忆道：“我相信他一定是奉中共的指示来找我转圜，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我叫他在上海等候，我坐夜车去南京，一到，我就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报告叶挺找我谈话的内容。我问他是否想见叶挺。何说：‘好，让他来南京。’我打电话给叶，叫他立即进京。他搭乘当晚的火车。秘密警察一定接到通知，暂勿骚扰他。当我带叶挺去见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能找出营救蒋先生的法子。何应钦向共产党强硬地表态，说中共休想以劫持蒋先生来左右政局、逼迫政府屈服。他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听到何应钦的话，见到他的坚定态度，叶挺不同我告别就悄悄离开南京。”
鉴于叶挺以往的中共经历，在张发奎、何应钦看来，叶挺提出前往西安从中调解，必定受中共中央的指使；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话不投机，何应钦还不至对叶挺贸然下手。其实此时已经离党十年的叶挺与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并无电讯联络；而因西安捉蒋事发突然，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指令前，中共中央在如何处理蒋介石问题上也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说，叶挺冒着生命危险赴南京面见何应钦，绝非是受中共指派，纯属个人行为。
当时在西北地区，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达成停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国民党内，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认贼为父，频频散发“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的投降言论以蛊惑人心，而大小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则割据一方，各有所谋。在此关键时期，蒋介石一旦遭遇不测，其结果必然是讨逆军向张、杨两部与红军组成的联军燃起大规模内战烽火，卖国求荣的亲日派很可能乘机上台，全国将陷入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乱局，而这样的乱局只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利。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从叶挺的南京之行，足见其在面临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突发事件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置生死于度外的浩然勇气。 最终，宋美龄力排众议飞赴西安，中共中央亦派出周恩来赶往西安斡旋，迫使蒋介石口头承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蒋介石回到南京获悉叶挺此事后，对叶挺定然会存有极好的印象，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回到南京4个月后即任命叶挺为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也不难理解他后来接受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极大地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叶挺后来回忆道：“在上海战斗的危急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受命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的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在蒋介石发表谈话后5天，即9月28日，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一事尚未具体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成立。
表示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蒋介石任用叶挺，除了欣赏他的为人和才干，不排除存有利用叶挺来统制和改造这支中共武装的企图。但是，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光是由国民党单方面下达任命，叶挺还不能上任，毕竟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当时在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驻军谈判改编的过程中，发生过多起反共事件，严酷的现实，使延安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不得不抱着十分警惕和审慎的态度。
起初，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当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国民政府的任命后，首先的反应就是怀疑这可能是蒋介石变换手法，企图“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来拔掉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又一个阴谋，于是一面向此时在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等人，指出“叶挺须来延安”，“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1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中共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表示，如果上面几项能够办到的话，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
博古、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表示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并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叶挺，向他详细分析国内外形势，解释中共在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当面征求了他对恢复中共党籍的意见。叶挺表示愿在党的组织外，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还特意在中央党校举行欢迎叶挺大会。
在延安，叶挺还与中共内定的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离开延安后，叶挺带回了在延安商定的新四军干部名单，但该名单却遭到蒋介石否决。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叶挺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时明确表示：新四军“不能按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并拒绝了叶挺关于增拨新四军军费的合理要求，还强调南方红军游击队“决不能在江南”，“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威胁之余，又挑拨叶挺同中共的关系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性命危险。”气得叶挺愤而向蒋介石当面辞职，但被拒绝。蒋介石为了转圜，推诿说具体问题可与陈诚商量解决。
毛泽东指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在日军侵华、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方面在新四军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妥协，国民党也作出了让步，国共双方的谈判终于取得了迅速进展。
担任三年军长，却有一半时间辞职在外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部队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发展方向作出具体布置外，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深有含义，实际上是提醒项英，不要把叶挺看作外人，而要以“同志”相待。
但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中，并没有注意搞好同叶挺的团结。正如代军长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陈毅对项英的专断一直记忆犹新，1955年4月，他谈及新四军往昔时还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在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叶挺在新四军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原来司令部参谋处与叶挺在一起，后来也移到项英住处。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跑到大食堂吃饭，撇下叶挺一个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其他干部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孤独的叶挺经常手持相机在军部驻地周围四处溜达摄影，借以排遣心中的块垒。
叶挺满腔热血出任新四军军长，为的是率军杀敌，抗日报国，一展抱负，实际上却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受到项英的排挤，这在他是始料未及的，终于在1938年10月提出辞职，负气出走广东。对此，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晚年回忆道：“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李一氓还提供了一个细节：1938年秋，叶挺“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虽说叶挺经国共两党首肯，才得以出任新四军军长，但因其既有中共胎记却又非中共党员的身份，不仅遭老蒋猜忌，而且受项英排挤，深感自己如同两个轮子中间的砂子，两边受气，因此在担任军长三年期间，总共只在皖南军部待了一年多时间。他曾数次提出辞职，中间有两次长时间离开军部，第一次由周恩来亲自陪同回到皖南云岭，第二次是周恩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重庆把军长接回军部。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包围于泾县茂林地区。在项英动摇离队的情况下，叶挺临危受命，负起军事指挥重任，最终为保全部属下山谈判，被蒋介石长期囚禁，其间有“四次辞呈，三年军长，一朝革职，无期徒刑”的叹谓，此是后话。
（作者系文史学者）
然而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最新资料，发现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掌管新四军，除了上述背景之外，还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早已被任命为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2010年4月，我在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文献档案时，查到193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的侍秘第5196号手令，文曰：“军委会徐主任，本会高级参谋如有缺额，请委黄琪翔与叶挺二员补充，此事请与辞修便商之。中正。篠未机。”手令中提及的辞修，是陈诚的字，浙江青田人，保定军校第八期生，为叶挺的学弟，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徐永昌接到蒋介石手令不敢怠慢，即以最快速度与陈诚联系后办理此事。仅隔了一天，他便向蒋介石复呈曰：“篠未机电敬悉。黄琪翔、叶挺二员名义事，已遵与辞修兄商委，拟委为本会中将高级参谋，各月支薪五百元。谨电呈核。”此后，蒋介石即批示“如拟”。以此看来，早在周恩来请他出来“编游击队”之前的1937年4月，叶挺就已经得到蒋介石的亲自关照，担任了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按说，叶挺很早就加入中共，又系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流亡海外期间又涉足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建党活动，还曾回国参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起的福建事变，始终没有停止过反蒋活动。对叶挺这样不折不扣的反蒋宿敌，蒋介石为何要加以如此青睐呢？
昔年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对北伐名将叶挺的军事才能不可能视而不见。“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铁蹄从关外到关内步步紧逼，全国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业已停止内战，正在酝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政治呈现出一派团结向上的氛围。以全国抗日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对彼此之间有着十年血仇的国共矛盾尚且都能化解，对李济深、黄琪翔、叶挺这些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当然更要竭尽收买笼络之能事，以图揽入囊中，为我所用。如此国内发生且正在变化的形势，是蒋介石决定起用叶挺的历史背景。
主动要求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足以直接引起蒋介石对叶挺的好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消息传出，震动朝野，举国哗然。南京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主张组织讨逆军出兵潼关，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谓非如此强硬不能使张、杨屈服，亦不能解救蒋委员长。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叶挺恰在上海访友。他从大局考虑，认为当此外敌入侵、寇深祸亟之际，唯有蒋介石才可能统率三军，号令全国，因此十分关心蒋的命运，极力反对南京方面诉诸武力讨伐张、杨，于是在12月13日登门拜访北伐时的第四军老长官张发奎。两人自南昌起义分道扬镳以来已近十年未谋面，张发奎还以为叶挺是受中共派遣来找他的。当时叶挺向他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亲赴西安尽力斡旋，向各方交涉，努力营救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发奎在晚年回忆道：“我相信他一定是奉中共的指示来找我转圜，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我叫他在上海等候，我坐夜车去南京，一到，我就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报告叶挺找我谈话的内容。我问他是否想见叶挺。何说：‘好，让他来南京。’我打电话给叶，叫他立即进京。他搭乘当晚的火车。秘密警察一定接到通知，暂勿骚扰他。当我带叶挺去见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能找出营救蒋先生的法子。何应钦向共产党强硬地表态，说中共休想以劫持蒋先生来左右政局、逼迫政府屈服。他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听到何应钦的话，见到他的坚定态度，叶挺不同我告别就悄悄离开南京。”
鉴于叶挺以往的中共经历，在张发奎、何应钦看来，叶挺提出前往西安从中调解，必定受中共中央的指使；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话不投机，何应钦还不至对叶挺贸然下手。其实此时已经离党十年的叶挺与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并无电讯联络；而因西安捉蒋事发突然，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指令前，中共中央在如何处理蒋介石问题上也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说，叶挺冒着生命危险赴南京面见何应钦，绝非是受中共指派，纯属个人行为。
当时在西北地区，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达成停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国民党内，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认贼为父，频频散发“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的投降言论以蛊惑人心，而大小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则割据一方，各有所谋。在此关键时期，蒋介石一旦遭遇不测，其结果必然是讨逆军向张、杨两部与红军组成的联军燃起大规模内战烽火，卖国求荣的亲日派很可能乘机上台，全国将陷入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乱局，而这样的乱局只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利。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从叶挺的南京之行，足见其在面临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突发事件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置生死于度外的浩然勇气。 最终，宋美龄力排众议飞赴西安，中共中央亦派出周恩来赶往西安斡旋，迫使蒋介石口头承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蒋介石回到南京获悉叶挺此事后，对叶挺定然会存有极好的印象，这也可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回到南京4个月后即任命叶挺为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也不难理解他后来接受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爆发，极大地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叶挺后来回忆道：“在上海战斗的危急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受命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的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就在蒋介石发表谈话后5天，即9月28日，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一事尚未具体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成立。
表示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蒋介石任用叶挺，除了欣赏他的为人和才干，不排除存有利用叶挺来统制和改造这支中共武装的企图。但是，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光是由国民党单方面下达任命，叶挺还不能上任，毕竟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当时在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驻军谈判改编的过程中，发生过多起反共事件，严酷的现实，使延安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不得不抱着十分警惕和审慎的态度。
起初，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清楚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详情。当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国民政府的任命后，首先的反应就是怀疑这可能是蒋介石变换手法，企图“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来拔掉南方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又一个阴谋，于是一面向此时在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询问原委，一面致电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等人，指出“叶挺须来延安”，“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并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1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叶剑英，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叶剑英：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中共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同时表示，如果上面几项能够办到的话，中央可以同意经过叶挺去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
博古、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表示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并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叶挺，向他详细分析国内外形势，解释中共在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当面征求了他对恢复中共党籍的意见。叶挺表示愿在党的组织外，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还特意在中央党校举行欢迎叶挺大会。
在延安，叶挺还与中共内定的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见了面，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离开延安后，叶挺带回了在延安商定的新四军干部名单，但该名单却遭到蒋介石否决。11月21日，蒋介石在接见叶挺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时明确表示：新四军“不能按照第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并拒绝了叶挺关于增拨新四军军费的合理要求，还强调南方红军游击队“决不能在江南”，“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威胁之余，又挑拨叶挺同中共的关系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性命危险。”气得叶挺愤而向蒋介石当面辞职，但被拒绝。蒋介石为了转圜，推诿说具体问题可与陈诚商量解决。
毛泽东指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在日军侵华、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方面在新四军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妥协，国民党也作出了让步，国共双方的谈判终于取得了迅速进展。
担任三年军长，却有一半时间辞职在外
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部队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身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发展方向作出具体布置外，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深有含义，实际上是提醒项英，不要把叶挺看作外人，而要以“同志”相待。
但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工作中，并没有注意搞好同叶挺的团结。正如代军长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陈毅对项英的专断一直记忆犹新，1955年4月，他谈及新四军往昔时还说：“新四军从集中整编起，内部就存在矛盾，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对项英很尊重，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我却支持叶挺。我同项英多次在私下谈，在会上争，总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叶挺在新四军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原来司令部参谋处与叶挺在一起，后来也移到项英住处。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跑到大食堂吃饭，撇下叶挺一个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军部的其他干部也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孤独的叶挺经常手持相机在军部驻地周围四处溜达摄影，借以排遣心中的块垒。
叶挺满腔热血出任新四军军长，为的是率军杀敌，抗日报国，一展抱负，实际上却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受到项英的排挤，这在他是始料未及的，终于在1938年10月提出辞职，负气出走广东。对此，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晚年回忆道：“有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到华南去；也隐隐约约地感觉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李一氓还提供了一个细节：1938年秋，叶挺“曾经下决心离开新四军，不再回来。他在临行时留给我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不是共产党员的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虽说叶挺经国共两党首肯，才得以出任新四军军长，但因其既有中共胎记却又非中共党员的身份，不仅遭老蒋猜忌，而且受项英排挤，深感自己如同两个轮子中间的砂子，两边受气，因此在担任军长三年期间，总共只在皖南军部待了一年多时间。他曾数次提出辞职，中间有两次长时间离开军部，第一次由周恩来亲自陪同回到皖南云岭，第二次是周恩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重庆把军长接回军部。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军包围于泾县茂林地区。在项英动摇离队的情况下，叶挺临危受命，负起军事指挥重任，最终为保全部属下山谈判，被蒋介石长期囚禁，其间有“四次辞呈，三年军长，一朝革职，无期徒刑”的叹谓，此是后话。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