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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猜不透瑞典人聪明的脑瓜里在想什么，这或许和他们总在公众场合保持沉默有关。
整个北欧版图辽阔，人口密度在世界排倒数，但瑞典人宁可从后院多绕三个街区的距离，也不情愿与恰好出门的邻居寒暄一句。
在瑞典，没有人会随意和陌生人搭话，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总是礼貌、隐忍而克制的，仿佛对彼此之间的“秘密”心知肚明。
他们甚至极力避免与陌生人共处一室，等公交的时间就交给沉默去统治，而一起搭乘电梯，共处一个窄小的空间，那尴尬感更是不言而喻。
在北欧五国里，丹麦人往往自诩“最风趣、最平易近人、最擅长休闲娱乐”。但在西欧人和波罗的海居民眼中，丹麦人对自身言过其实。
可是就连丹麦人都觉得，瑞典“没什么可说的”—沉闷、呆板、缺乏幽默感、死板地守规矩—这些就是他们对瑞典人的刻板印象。而这样的刻板印象，如今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
尽管我们知道，高福利的瑞典社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品牌、一段又一段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一部又一部电影艺术片，但往往谈起瑞典人，我们却总先想到：“哦，是的，我知道，那个自杀率很高的有钱的国家。”
没错，瑞典的自杀率高得出奇。
2015年全球自杀数据统计图中，北欧是重灾区，瑞典和芬兰高居欧洲榜前三，平均10万人里有15.4人用自杀了结此生。如此看来，似乎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幸福指数方面也没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有一个留学丹麦的同学曾说，在冬季，她曾多次因地铁故障而无法按时到校上课，故障原因则是有不止三人试图卧轨自杀—这听上去仿佛天方夜谭，但又确确实实发生在北欧这片神秘之地，而且连全世界幸福指数排正数第二的丹麦也未能幸免。
忧郁的人格特质，与北欧地区阴郁漫长的寒冬不无关系。诡异的是，瑞典人尤其具有矛盾特质。一方面，他们害怕麻烦，竭尽所能地逃避无意义的社交。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以“受虐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美名，享誉世界。
英国的文化研究者迈克尔·布斯称，瑞典人排斥社交，是由于他们共同处于“高语境社会”的环境中。也就是说，每个瑞典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他们的观念、预期和愿望都十分相似。这意味着，即使是最简单基本的沟通，他们也能清晰准确地判断对方的心中所想。
“人格同质化”的背后，揭示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模型。
在北欧国家社会结构中，每个人必须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彼此相互独立、平等，在国家权力编织的密集网络中占据等量的位置，像一张平摊开的桌布上平均分布的一个个“原子”。每个原子享受国家福利，为个人的福祉而工作和生活，但是彼此之间保持独立。
这是一种极致的平衡状态。在平衡状态下，社交意味着“依赖”，而“依赖”则等于“不自由”。而最大的平衡则意味着最终极的“自由”，即不受拘束的状态，不仅是社会关系网的扁平和简单化，在深层次也意味着，个人拥有自主决定生死的平等权利。
而当平衡状态被打破，比如在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中，劫匪能够决定人质生死时，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原子”，而是深深的依附关系，即由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存亡。此時，人质对劫匪的情感变成了奴隶对主人的依赖感。
对于习惯了充分自由的瑞典人而言，与他人的联结也意味着，自己无需再为自己负责。这是从反面案例证明了，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或许会走向自我封闭，它的开口又将是人与人的联结，不论这种联结的实现是否简单粗暴。
有了上述对瑞典人的简单勾勒，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一个逃避社交甚至逃避生命的瑞典人，竟能写诗。
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是如此。
19世纪90年代末，瑞典的现代诗歌才兴起，比小说和戏剧晚了十多年。但是，与此同时，欧洲的广阔诗域，是象征主义和白银诗人早已兢兢业业开垦过的富饶土地。
瑞典人的诗歌尝试，差不多也是随象征主义之大流慢啃慢咽，到20世纪20年代，才终于搭上表现主义的顺风车。
朴素和明快，是瑞典语诗歌的一大特质。尽管象征主义对“美”的追求，借晦涩陌生的词以渲染，而表现主义对“真”的质询，借夸张暗喻的形象以幻化，但是瑞典语诗歌别具一格，力求在象征与表现二者之间，寻求简单的“折衷处理法”。
最为典型的是，雅尔马尔·古尔贝里（1898﹣1961）的一首闻名遐迩的诗《他看见了玫瑰》：
从大海蓝色的午睡中，废墟提起
我们在它破碎的祭盆里洗浴的肢体
仅有一只蝴蝶在正午的暑热中飞舞
—忽然他在你的乳头停息
他看见了倾毁的大理石柱上的玫瑰
“末日情怀”是表现主义最显著的特色，诗歌以一种“狰狞的面目和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描绘灾难降临前的可怕预感。在混乱的氛围中，有着苦闷、绝望和本能的抗拒。而成为表现主义开先河之作的是，挪威画家蒙克（看，又是一个北欧人！）的画作《呐喊》。 在古尔贝里的《他看见了玫瑰》这首诗里，类似的末日景象以“废墟”“祭盆”的象征物出现，诗人古尔贝里并不直接描写人在面对残垣、漂泊海上时孤绝的状态，反而将一只蝴蝶放入人的孤独中。
其中，“大理石柱”是理性和文明的象征，但在现代人漂泊的海上，这二者都倾颓失序。只有蝴蝶，象征着梦境和回忆的生灵，为孤独的人带来希望，而它看见的希望是“玫瑰”，“玫瑰”是诗歌和爱情的象征。
在理性和科学失效之后，是爱情和文学，使现代人绝处逢生。看见玫瑰的那个“他”，不仅仅是“蝴蝶”，亦是透过蝴蝶的眼睛看见希望的那个“人”。
古尔贝里后期的诗歌，表现了现代人受压抑和没有归宿的伤感，而通过爱情摆脱苦恼，也是他诗歌创作中非常常见的主题。
语言简单，风格明快，意象毫不复杂，但是瑞典诗人的“简单之诗”，却能表达深厚的时代之精神。
在瑞典诗歌中，对自然风貌和宗教慰藉的寄托、对人类普遍的精神境况的担忧、对现代工业文明和战争恶果的反思，甚至对诗人团体风貌的展现，都屡见不鲜。但是，唯独缺少诗人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互动”。
在绝大多数的瑞典诗歌中，我们找不到互诉衷肠的两个具体的人。诗人（或诗歌中的“人”）的欲望，缺乏一个具体可感的对象，他们往往在企求触及欲望本身。
当我死去的一天，终将有集中我的想法的自由。或至少远离这里，我将重新发现自己。我，刚刚抵达，漫步在那座大城市里，在一百二十五号街上，在垃圾飞舞的刮风的街上。我喜欢闲逛并消失在人群里，一个字母T的浩瀚的词海中。
这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对一封信的回答》。作为维京人后代，以托马斯为代表的瑞典诗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着对自然的深深敬畏。他们热衷于凝视自然，那不是观察，而是沉浸在自然风貌的独特魅力之中。
因而，瑞典人看待自身的態度，也是合乎自然理念的。正如诗中所说，人所经历的一生，是“重新发现自己”的旅程，而非“重新塑造自己”的修炼。在他们的人生观中，“我”本身的状态就是最纯粹无瑕的。
瑞典人认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礼物本身就是最好的，不需后天雕琢就能变得更好。因而，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可以管教，但别约束。
从小学入学开始，瑞典的小孩子们都拥有自己制定的课程，并有自我学习的权利。这种自由发展、创新精神，和诺贝尔奖故乡的传统氛围，一直延续，最终塑造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
它是伯格曼电影里镜头漫长、场景单调、演员稀少的冷清瑞典，是发明家、科学家的创新瑞典，还是“小甜甜”布兰妮、席琳·迪翁、后街男孩的金曲发源地的潮流瑞典，更是与宜家家居简单实用之理念相符、以不变应万变的中立国瑞典。
整个北欧版图辽阔，人口密度在世界排倒数，但瑞典人宁可从后院多绕三个街区的距离，也不情愿与恰好出门的邻居寒暄一句。
在瑞典，没有人会随意和陌生人搭话，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总是礼貌、隐忍而克制的，仿佛对彼此之间的“秘密”心知肚明。
他们甚至极力避免与陌生人共处一室，等公交的时间就交给沉默去统治，而一起搭乘电梯，共处一个窄小的空间，那尴尬感更是不言而喻。
瑞典人格
在北欧五国里，丹麦人往往自诩“最风趣、最平易近人、最擅长休闲娱乐”。但在西欧人和波罗的海居民眼中，丹麦人对自身言过其实。
可是就连丹麦人都觉得，瑞典“没什么可说的”—沉闷、呆板、缺乏幽默感、死板地守规矩—这些就是他们对瑞典人的刻板印象。而这样的刻板印象，如今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
尽管我们知道，高福利的瑞典社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国际品牌、一段又一段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一部又一部电影艺术片，但往往谈起瑞典人，我们却总先想到：“哦，是的，我知道，那个自杀率很高的有钱的国家。”
没错，瑞典的自杀率高得出奇。
2015年全球自杀数据统计图中，北欧是重灾区，瑞典和芬兰高居欧洲榜前三，平均10万人里有15.4人用自杀了结此生。如此看来，似乎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幸福指数方面也没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有一个留学丹麦的同学曾说，在冬季，她曾多次因地铁故障而无法按时到校上课，故障原因则是有不止三人试图卧轨自杀—这听上去仿佛天方夜谭，但又确确实实发生在北欧这片神秘之地，而且连全世界幸福指数排正数第二的丹麦也未能幸免。
忧郁的人格特质，与北欧地区阴郁漫长的寒冬不无关系。诡异的是，瑞典人尤其具有矛盾特质。一方面，他们害怕麻烦，竭尽所能地逃避无意义的社交。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以“受虐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美名，享誉世界。
英国的文化研究者迈克尔·布斯称，瑞典人排斥社交，是由于他们共同处于“高语境社会”的环境中。也就是说，每个瑞典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他们的观念、预期和愿望都十分相似。这意味着，即使是最简单基本的沟通，他们也能清晰准确地判断对方的心中所想。
“人格同质化”的背后，揭示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模型。
在北欧国家社会结构中，每个人必须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彼此相互独立、平等，在国家权力编织的密集网络中占据等量的位置，像一张平摊开的桌布上平均分布的一个个“原子”。每个原子享受国家福利，为个人的福祉而工作和生活，但是彼此之间保持独立。
这是一种极致的平衡状态。在平衡状态下，社交意味着“依赖”，而“依赖”则等于“不自由”。而最大的平衡则意味着最终极的“自由”，即不受拘束的状态，不仅是社会关系网的扁平和简单化，在深层次也意味着，个人拥有自主决定生死的平等权利。
而当平衡状态被打破，比如在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中，劫匪能够决定人质生死时，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彼此独立的“原子”，而是深深的依附关系，即由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存亡。此時，人质对劫匪的情感变成了奴隶对主人的依赖感。
对于习惯了充分自由的瑞典人而言，与他人的联结也意味着，自己无需再为自己负责。这是从反面案例证明了，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或许会走向自我封闭，它的开口又将是人与人的联结，不论这种联结的实现是否简单粗暴。
瑞典表达
有了上述对瑞典人的简单勾勒，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一个逃避社交甚至逃避生命的瑞典人，竟能写诗。
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是如此。
19世纪90年代末，瑞典的现代诗歌才兴起，比小说和戏剧晚了十多年。但是，与此同时，欧洲的广阔诗域，是象征主义和白银诗人早已兢兢业业开垦过的富饶土地。
瑞典人的诗歌尝试，差不多也是随象征主义之大流慢啃慢咽，到20世纪20年代，才终于搭上表现主义的顺风车。
朴素和明快，是瑞典语诗歌的一大特质。尽管象征主义对“美”的追求，借晦涩陌生的词以渲染，而表现主义对“真”的质询，借夸张暗喻的形象以幻化，但是瑞典语诗歌别具一格，力求在象征与表现二者之间，寻求简单的“折衷处理法”。
最为典型的是，雅尔马尔·古尔贝里（1898﹣1961）的一首闻名遐迩的诗《他看见了玫瑰》：
从大海蓝色的午睡中，废墟提起
我们在它破碎的祭盆里洗浴的肢体
仅有一只蝴蝶在正午的暑热中飞舞
—忽然他在你的乳头停息
他看见了倾毁的大理石柱上的玫瑰
“末日情怀”是表现主义最显著的特色，诗歌以一种“狰狞的面目和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描绘灾难降临前的可怕预感。在混乱的氛围中，有着苦闷、绝望和本能的抗拒。而成为表现主义开先河之作的是，挪威画家蒙克（看，又是一个北欧人！）的画作《呐喊》。 在古尔贝里的《他看见了玫瑰》这首诗里，类似的末日景象以“废墟”“祭盆”的象征物出现，诗人古尔贝里并不直接描写人在面对残垣、漂泊海上时孤绝的状态，反而将一只蝴蝶放入人的孤独中。
其中，“大理石柱”是理性和文明的象征，但在现代人漂泊的海上，这二者都倾颓失序。只有蝴蝶，象征着梦境和回忆的生灵，为孤独的人带来希望，而它看见的希望是“玫瑰”，“玫瑰”是诗歌和爱情的象征。
在理性和科学失效之后，是爱情和文学，使现代人绝处逢生。看见玫瑰的那个“他”，不仅仅是“蝴蝶”，亦是透过蝴蝶的眼睛看见希望的那个“人”。
古尔贝里后期的诗歌，表现了现代人受压抑和没有归宿的伤感，而通过爱情摆脱苦恼，也是他诗歌创作中非常常见的主题。
语言简单，风格明快，意象毫不复杂，但是瑞典诗人的“简单之诗”，却能表达深厚的时代之精神。
瑞典精神
在瑞典诗歌中，对自然风貌和宗教慰藉的寄托、对人类普遍的精神境况的担忧、对现代工业文明和战争恶果的反思，甚至对诗人团体风貌的展现，都屡见不鲜。但是，唯独缺少诗人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互动”。
在绝大多数的瑞典诗歌中，我们找不到互诉衷肠的两个具体的人。诗人（或诗歌中的“人”）的欲望，缺乏一个具体可感的对象，他们往往在企求触及欲望本身。
当我死去的一天，终将有集中我的想法的自由。或至少远离这里，我将重新发现自己。我，刚刚抵达，漫步在那座大城市里，在一百二十五号街上，在垃圾飞舞的刮风的街上。我喜欢闲逛并消失在人群里，一个字母T的浩瀚的词海中。
这是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对一封信的回答》。作为维京人后代，以托马斯为代表的瑞典诗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着对自然的深深敬畏。他们热衷于凝视自然，那不是观察，而是沉浸在自然风貌的独特魅力之中。
因而，瑞典人看待自身的態度，也是合乎自然理念的。正如诗中所说，人所经历的一生，是“重新发现自己”的旅程，而非“重新塑造自己”的修炼。在他们的人生观中，“我”本身的状态就是最纯粹无瑕的。
瑞典人认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礼物本身就是最好的，不需后天雕琢就能变得更好。因而，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可以管教，但别约束。
从小学入学开始，瑞典的小孩子们都拥有自己制定的课程，并有自我学习的权利。这种自由发展、创新精神，和诺贝尔奖故乡的传统氛围，一直延续，最终塑造了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
它是伯格曼电影里镜头漫长、场景单调、演员稀少的冷清瑞典，是发明家、科学家的创新瑞典，还是“小甜甜”布兰妮、席琳·迪翁、后街男孩的金曲发源地的潮流瑞典，更是与宜家家居简单实用之理念相符、以不变应万变的中立国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