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堆男人下了班不回家，十几个人关在KTV。”歌手胡彦斌在《男人KTV》里唱出都市人的困惑和寂寞，也唱出了中国KTV市场的繁荣。昏暗的包间内，音箱里传出的旋律，大屏幕上跳动的字幕，麦克风前表演的人群，在这样一幅画面中，KTV俨然已经是都市人必不可少的情感出口。
然而，早就有人质疑，举国上下，千篇一律的“三罐啤酒、两支麦克风、一台电视”的娱乐方式能在多长时间内一直OK？音乐著作权越查越严，加上消费者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中国数十万家KTV是否会好景不在？离开了KTV的都市人，是否已找到新的娱乐？
昔日辉煌今萧条
KTV一词源于日本。K是Karaok（卡拉OK）的简写，TV意为电视。卡拉在日语里是空洞、虚无的意思，OK指无人伴奏的乐队。20世纪60年代，卡拉OK由日本人井上大佑发明，最初只是个人自娱自乐的项目，后来发展成公众娱乐。
目前，KTV主要分为量贩式和商务式两种。“量贩”一词也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超市”的意思，也有大量批发之意。量贩式KTV一般具有规模大，营业时间长，价格灵活多变，消费人群多样化等特征。一般都是包厢的形式，以时间计算费用，非常注重音响品质。量贩式KTV里面附带超市，出售与市场价相差不大的各种食品。商务式KTV的装修则更加豪华，消费多以高档名酒为主，有些还设有陪唱服务。
从90年代开始， KTV在中国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每逢节假日或周末晚上，城市里各种类型的KTV中人满为患，人们挤在大厅内等着“翻台”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发展至今，KTV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
2012年5月中旬的一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附近的麦乐迪富力城店，晚上八九点，本该是KTV的黄金时段，可记者转了一圈后发现，整个店内大概有2/3的房间黑着灯，自助餐区和大厅内也基本没有顾客。店内服务生告诉记者，整个富力城店共有90多个包间，分大中小3个房型，另外还设有一个可容纳50人的超级房。一位领班说，一般晚上10点之后来唱歌的人会多一点，不过上座率也仅在50%左右。现在基本不用预定，只要来就会有包间，即便是在最火爆的周六晚上，也不用担心没包间。
第二天晚上10点之后，记者又走访了一家豪华型的商务KTV，整家店共20个包间，只有一间内有客人。该KTV值班经理告诉记者，来店里消费的人群主要以商务人士为主，且多是熟客，消费价位较高，因此通常人比较少。
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领班也向记者透露，酒店内的KTV包间过去很抢手，现在则非常冷清，“客人入住之后更喜欢去健身房或打保龄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学周边的KTV相对而言会比较赚钱，而且竞争压力小。但记者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采访时却发现，这里的3家小型KTV都在店外挂上了特价促销的招牌。
“喜欢的歌，都找不到了”
KTV产业为何日渐萧条？
罗先生曾是北京各大KTV的常客，七八年前，由于交游广阔，他经常会在同一家KTV的不同包间“串场”。“跟明星走穴似的”，罗先生说，“可时间长了，总唱的就是那些歌，玩的就是那些项目，就渐渐觉得没意思了，我们当初唱歌的那些人现在都改玩别的了。”
与罗先生相比，李女士算是KTV的忠实拥趸，曾创下某KTV的包房时间最长纪录，可最近几个月，她也不怎么去了。采访中，她对记者抱怨道：“我喜欢的歌，都找不到了，服务人员说是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歌，那我还唱什么啊！”
让刚刚大学毕业的“85后”小赵止步KTV的原因则是经济问题。“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偶尔和同学出来唱唱歌，现在开销一下子大了，要自己负担房租、交通费什么的，而且今年房租又涨了。娱乐上的支出，能省就省了吧，在家上网唱唱歌也不错。”小赵说。
KTV经营者则向记者表示，日趋严格的版权管理、KTV较高的成本投入和同行间的恶性竞争，都给经营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在传媒大学附近开KTV的张宇（化名）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开店快5年了，刚开始因为价钱便宜，环境好，生意还算不错。但后来，卡拉OK版权的问题查得越来越严，不缴费就根本放不了歌。“好多歌都没有，想点点不上，谁还来你这里唱啊？”迫于无奈，张宇主动找到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的缴费网点，办理了缴费手续，根据店面规模等情况，他每年要交8万元的版权费。
记者随后从音著协卡拉OK运营部了解到，国家版权局在2006年1号公告中规定，卡拉OK场所收费标准为12元/房间/天，同时公告还提出“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目前，对北京市采取的标准是每个服务终端每天11元，按一个营业单位大概有100个包间，也就是100个服务终端计算，一年就是40万元。目前，钱柜、麦乐迪、乐圣等大型量贩式KTV均已缴纳了费用。
“开KTV是个投入挺大的生意，但前几年还比较好做，好多人都争着开，结果，标准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小。”张宇告诉记者，经营成本的上升和客源分流，都是令他头疼的问题。据了解，新开一家拥有 50 个包间的量贩式KTV，包括店址选择、装潢设计、设备购买与维护、食品酒水成本、工作人员费用等在内，至少需要500万元左右。除了高投入之外，营业税差不多占到了KTV固定运营成本的1/10，每个月的店租则占营业额的1/3。
而另一方面，就这两年，张宇店的附近，KTV越来越多，很多大型KTV也纷纷在这里开连锁，多的时候，一条街上有七八家。张宇说：“这个行业面临的最大竞争压力就是分蛋糕的竞争对手太多，结果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替代性产品的出现，也威胁着专业KTV的生存空间。娱乐城、夜总会、酒吧等也大多具备了卡拉OK功能，这些场所的经营利润更加丰厚。网上卡拉OK平台的出现，更是受到“宅男”、“宅女”们的青睐，让实体KTV变得非常尴尬。“我喜欢安静，也图方便，什么时候想唱就可以唱，也不需要配合朋友的时间。”热衷于在网上唱歌的李华对记者说。这些网上平台根据演唱者的年龄和心情，分设了很多网上房间，网友可以自主选择进入哪一房间。有些人会申请成为某些房间的“室主”，为了其所在房间更加红火，他们一般会支付“包房费”，价格在每年300—500元不等。
香港KTV变身“RTV”
KTV日渐萧条的现状不止存在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日本等地的KTV产业也都在经历着由盛转衰的阵痛。不同的是，他们的KTV衰落得更早，自救得也更早。
在香港，KTV单一的唱歌功能被扩展延伸，商务会谈、观赏电影、吃饭休息等副业，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位香港媒体同行告诉记者，对香港人来说，KTV可以改名叫“RTV”了。开头的一个“R”代表“RELAX”，放松、休闲之意，顾名思义，“RTV”是集娱乐、饮食于一体的休闲娱乐场所，是一种悠闲轻松又强调餐饮文化的新理念。这位同行说：“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发生过很多变化，唯独吃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既然光靠唱，挣钱越来越难，不如就加上吃，甚至把吃变成重头戏。”近年来，香港传统的KTV里确实是把饮食当成了其主要卖点，争相推出价廉味美的特色美食，“唱K品美食”成了香港人休闲娱乐的一大潮流。
“在日本，对音乐著作权要求更为严格，而且，近些年，日本经济不景气，年轻人消费也越来越谨慎，各家KTV不得不想出更多新花样。”环球人物杂志驻日本的一位特约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卡拉OK的发源地日本，KTV甚至被赋予了减肥的功能。在日本有专门计算卡路里的KTV店，引导人们在唱歌的同时消耗一定热量。热衷于减肥的日本年轻人，去KTV后，就加入了两项竞赛，今天谁唱得最多，谁又减得最多。
日本还有些KTV，推出了动画片对白的卡拉OK游戏项目。顾客通过KTV里播放的动画片段，配合字幕，便可体验为自己喜欢的动漫影片配音的乐趣。在配音结束后，还可回放片段，参照原声调整不满意的配音。这个项目的费用与普通卡拉OK无异，大受欢迎。
在中国，一些KTV也意识到要改变原来单一的功能，比较成功的是改为商务休闲一条龙服务。一位私营企业主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那种具备商务功能的KTV。他白天在公司处理大小事务，把与客户的合作方案写完，晚上就把客人约到KTV去。先是在商务区说服客户认可方案、签单。接着到餐饮区吃一顿丰盛的大餐，然后去包房里唱歌消遣。他说，KTV能让人放松下来，容易亲近，大家玩得开心，自然就事半功倍了，不像严肃的商务谈判场所，让人拘束。
要学会差异化生存
一项近期在世界各国开展的休闲娱乐项目调查显示，英国人喜欢去剧院看戏、酒吧喝酒；美国人喜欢露营和做运动；加拿大人最喜欢游泳，其次是网球、高尔夫和棒球，滑雪也是必不可少的冬季娱乐项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尤其喜欢户外运动、赛马和听音乐。而电视以其较少的经济投入和体力消耗、较强的信息传播功能和娱乐性，成为中国人首选的休闲方式，被60％以上的人采用，户外运动方面，中国人喜欢逛街和球类运动。看来卡拉OK并非是当今国人日常休闲娱乐的普遍选择。
金先生今年40岁，回忆起10年前那个KTV火爆的年代，他感慨万千：“当时能供人娱乐的项目实在太少了，所以很多人闲着无聊，都一窝蜂地往KTV里挤。现在，闲着没事我更愿意去郊游或者看看电影。”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认为，上世纪中国KTV开遍全国的市场基础是“需求和求新”。王琪延说：“那时KTV作为一种舶来品，大家都觉得很新奇。而现阶段，版权问题、市场饱和问题已无法规避，‘产品’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国外也是一样，发展到一定阶段，需求也会减少，产业也会萎缩。”
王琪延说，从KTV产业的日渐萧条可以看出，伴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已有的产业如果不求新，不变革，就会萎缩。业内的经营者，要研究这个规律，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产品有新的活力，才会活下去，才会有出路。有一部分竞争力差的商家则应该考虑转型，积极地退出。淘汰不可避免，但是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小KTV，最终能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是那些自己有能力利用差异化的商家。
卡拉OK曾让很多人体验到舞台的感觉、聚会的乐趣和难得的放松，但如今，风光一时的卡拉OK好像有些不OK了。也许，很多年后，这种娱乐活动场所会像交谊舞厅一样，成为人们的一个美好回忆。
编辑：刘心印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
然而，早就有人质疑，举国上下，千篇一律的“三罐啤酒、两支麦克风、一台电视”的娱乐方式能在多长时间内一直OK？音乐著作权越查越严，加上消费者开始出现审美疲劳，中国数十万家KTV是否会好景不在？离开了KTV的都市人，是否已找到新的娱乐？
昔日辉煌今萧条
KTV一词源于日本。K是Karaok（卡拉OK）的简写，TV意为电视。卡拉在日语里是空洞、虚无的意思，OK指无人伴奏的乐队。20世纪60年代，卡拉OK由日本人井上大佑发明，最初只是个人自娱自乐的项目，后来发展成公众娱乐。
目前，KTV主要分为量贩式和商务式两种。“量贩”一词也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超市”的意思，也有大量批发之意。量贩式KTV一般具有规模大，营业时间长，价格灵活多变，消费人群多样化等特征。一般都是包厢的形式，以时间计算费用，非常注重音响品质。量贩式KTV里面附带超市，出售与市场价相差不大的各种食品。商务式KTV的装修则更加豪华，消费多以高档名酒为主，有些还设有陪唱服务。
从90年代开始， KTV在中国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每逢节假日或周末晚上，城市里各种类型的KTV中人满为患，人们挤在大厅内等着“翻台”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发展至今，KTV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
2012年5月中旬的一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附近的麦乐迪富力城店，晚上八九点，本该是KTV的黄金时段，可记者转了一圈后发现，整个店内大概有2/3的房间黑着灯，自助餐区和大厅内也基本没有顾客。店内服务生告诉记者，整个富力城店共有90多个包间，分大中小3个房型，另外还设有一个可容纳50人的超级房。一位领班说，一般晚上10点之后来唱歌的人会多一点，不过上座率也仅在50%左右。现在基本不用预定，只要来就会有包间，即便是在最火爆的周六晚上，也不用担心没包间。
第二天晚上10点之后，记者又走访了一家豪华型的商务KTV，整家店共20个包间，只有一间内有客人。该KTV值班经理告诉记者，来店里消费的人群主要以商务人士为主，且多是熟客，消费价位较高，因此通常人比较少。
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领班也向记者透露，酒店内的KTV包间过去很抢手，现在则非常冷清，“客人入住之后更喜欢去健身房或打保龄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学周边的KTV相对而言会比较赚钱，而且竞争压力小。但记者在中国传媒大学附近采访时却发现，这里的3家小型KTV都在店外挂上了特价促销的招牌。
“喜欢的歌，都找不到了”
KTV产业为何日渐萧条？
罗先生曾是北京各大KTV的常客，七八年前，由于交游广阔，他经常会在同一家KTV的不同包间“串场”。“跟明星走穴似的”，罗先生说，“可时间长了，总唱的就是那些歌，玩的就是那些项目，就渐渐觉得没意思了，我们当初唱歌的那些人现在都改玩别的了。”
与罗先生相比，李女士算是KTV的忠实拥趸，曾创下某KTV的包房时间最长纪录，可最近几个月，她也不怎么去了。采访中，她对记者抱怨道：“我喜欢的歌，都找不到了，服务人员说是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歌，那我还唱什么啊！”
让刚刚大学毕业的“85后”小赵止步KTV的原因则是经济问题。“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偶尔和同学出来唱唱歌，现在开销一下子大了，要自己负担房租、交通费什么的，而且今年房租又涨了。娱乐上的支出，能省就省了吧，在家上网唱唱歌也不错。”小赵说。
KTV经营者则向记者表示，日趋严格的版权管理、KTV较高的成本投入和同行间的恶性竞争，都给经营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在传媒大学附近开KTV的张宇（化名）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开店快5年了，刚开始因为价钱便宜，环境好，生意还算不错。但后来，卡拉OK版权的问题查得越来越严，不缴费就根本放不了歌。“好多歌都没有，想点点不上，谁还来你这里唱啊？”迫于无奈，张宇主动找到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的缴费网点，办理了缴费手续，根据店面规模等情况，他每年要交8万元的版权费。
记者随后从音著协卡拉OK运营部了解到，国家版权局在2006年1号公告中规定，卡拉OK场所收费标准为12元/房间/天，同时公告还提出“根据全国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地域卡拉OK经营的不同规模和水平，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适当下调。”目前，对北京市采取的标准是每个服务终端每天11元，按一个营业单位大概有100个包间，也就是100个服务终端计算，一年就是40万元。目前，钱柜、麦乐迪、乐圣等大型量贩式KTV均已缴纳了费用。
“开KTV是个投入挺大的生意，但前几年还比较好做，好多人都争着开，结果，标准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小。”张宇告诉记者，经营成本的上升和客源分流，都是令他头疼的问题。据了解，新开一家拥有 50 个包间的量贩式KTV，包括店址选择、装潢设计、设备购买与维护、食品酒水成本、工作人员费用等在内，至少需要500万元左右。除了高投入之外，营业税差不多占到了KTV固定运营成本的1/10，每个月的店租则占营业额的1/3。
而另一方面，就这两年，张宇店的附近，KTV越来越多，很多大型KTV也纷纷在这里开连锁，多的时候，一条街上有七八家。张宇说：“这个行业面临的最大竞争压力就是分蛋糕的竞争对手太多，结果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替代性产品的出现，也威胁着专业KTV的生存空间。娱乐城、夜总会、酒吧等也大多具备了卡拉OK功能，这些场所的经营利润更加丰厚。网上卡拉OK平台的出现，更是受到“宅男”、“宅女”们的青睐，让实体KTV变得非常尴尬。“我喜欢安静，也图方便，什么时候想唱就可以唱，也不需要配合朋友的时间。”热衷于在网上唱歌的李华对记者说。这些网上平台根据演唱者的年龄和心情，分设了很多网上房间，网友可以自主选择进入哪一房间。有些人会申请成为某些房间的“室主”，为了其所在房间更加红火，他们一般会支付“包房费”，价格在每年300—500元不等。
香港KTV变身“RTV”
KTV日渐萧条的现状不止存在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日本等地的KTV产业也都在经历着由盛转衰的阵痛。不同的是，他们的KTV衰落得更早，自救得也更早。
在香港，KTV单一的唱歌功能被扩展延伸，商务会谈、观赏电影、吃饭休息等副业，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位香港媒体同行告诉记者，对香港人来说，KTV可以改名叫“RTV”了。开头的一个“R”代表“RELAX”，放松、休闲之意，顾名思义，“RTV”是集娱乐、饮食于一体的休闲娱乐场所，是一种悠闲轻松又强调餐饮文化的新理念。这位同行说：“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发生过很多变化，唯独吃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既然光靠唱，挣钱越来越难，不如就加上吃，甚至把吃变成重头戏。”近年来，香港传统的KTV里确实是把饮食当成了其主要卖点，争相推出价廉味美的特色美食，“唱K品美食”成了香港人休闲娱乐的一大潮流。
“在日本，对音乐著作权要求更为严格，而且，近些年，日本经济不景气，年轻人消费也越来越谨慎，各家KTV不得不想出更多新花样。”环球人物杂志驻日本的一位特约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卡拉OK的发源地日本，KTV甚至被赋予了减肥的功能。在日本有专门计算卡路里的KTV店，引导人们在唱歌的同时消耗一定热量。热衷于减肥的日本年轻人，去KTV后，就加入了两项竞赛，今天谁唱得最多，谁又减得最多。
日本还有些KTV，推出了动画片对白的卡拉OK游戏项目。顾客通过KTV里播放的动画片段，配合字幕，便可体验为自己喜欢的动漫影片配音的乐趣。在配音结束后，还可回放片段，参照原声调整不满意的配音。这个项目的费用与普通卡拉OK无异，大受欢迎。
在中国，一些KTV也意识到要改变原来单一的功能，比较成功的是改为商务休闲一条龙服务。一位私营企业主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那种具备商务功能的KTV。他白天在公司处理大小事务，把与客户的合作方案写完，晚上就把客人约到KTV去。先是在商务区说服客户认可方案、签单。接着到餐饮区吃一顿丰盛的大餐，然后去包房里唱歌消遣。他说，KTV能让人放松下来，容易亲近，大家玩得开心，自然就事半功倍了，不像严肃的商务谈判场所，让人拘束。
要学会差异化生存
一项近期在世界各国开展的休闲娱乐项目调查显示，英国人喜欢去剧院看戏、酒吧喝酒；美国人喜欢露营和做运动；加拿大人最喜欢游泳，其次是网球、高尔夫和棒球，滑雪也是必不可少的冬季娱乐项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尤其喜欢户外运动、赛马和听音乐。而电视以其较少的经济投入和体力消耗、较强的信息传播功能和娱乐性，成为中国人首选的休闲方式，被60％以上的人采用，户外运动方面，中国人喜欢逛街和球类运动。看来卡拉OK并非是当今国人日常休闲娱乐的普遍选择。
金先生今年40岁，回忆起10年前那个KTV火爆的年代，他感慨万千：“当时能供人娱乐的项目实在太少了，所以很多人闲着无聊，都一窝蜂地往KTV里挤。现在，闲着没事我更愿意去郊游或者看看电影。”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认为，上世纪中国KTV开遍全国的市场基础是“需求和求新”。王琪延说：“那时KTV作为一种舶来品，大家都觉得很新奇。而现阶段，版权问题、市场饱和问题已无法规避，‘产品’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国外也是一样，发展到一定阶段，需求也会减少，产业也会萎缩。”
王琪延说，从KTV产业的日渐萧条可以看出，伴随着新兴产业不断出现，已有的产业如果不求新，不变革，就会萎缩。业内的经营者，要研究这个规律，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产品有新的活力，才会活下去，才会有出路。有一部分竞争力差的商家则应该考虑转型，积极地退出。淘汰不可避免，但是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小KTV，最终能够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是那些自己有能力利用差异化的商家。
卡拉OK曾让很多人体验到舞台的感觉、聚会的乐趣和难得的放松，但如今，风光一时的卡拉OK好像有些不OK了。也许，很多年后，这种娱乐活动场所会像交谊舞厅一样，成为人们的一个美好回忆。
编辑：刘心印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