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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外婆九个孩子中唯一长成的孩子，其余的孩子都夭折了。说起母亲，不得不提起外婆。小时候听外婆说，家里很苦，外婆年轻时是从安徽蒙城县被卖到安徽怀远县马城孝义乡我外公家的，就一直跟着外公过日子，过了一辈子。外婆不识字，所以命运对她来说，是没办法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至于外婆的那几个孩子是怎么没的，是男是女，母亲也很少跟我们提起，因为提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
外婆到晚年七八十岁的时候脑子不太好使，她也没有痴呆，就是整天糊里糊涂的，总觉得母亲没有给她吃饱饭。我年少时不理解她，后来成熟些就有些明白，一个女人生下九个孩子，如果只留下来一个，那种伤心的痛是没法向外人道说的，只有憋在心里，但她作为母性的本能和对孩子的情感却不会减少。外婆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带着我们兄妹四个。我们那时候年龄尚幼，尚不能理解大人的苦痛。所以到后来，外婆晚年的脑子有些问题时，就自然觉得顺理成章了。
听母亲说，外婆曾经奶过一对双胞胎，比母亲年龄小，算是养子，但是成年后他们认亲母就回去了，很少来我家看外婆。我都见过，虽算远房，也叫他们舅舅，两个双胞胎舅舅长得很像。
双胞胎舅舅之中的哥哥家，生下来的孩子也是一对双胞胎，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两个很相像，我一直分不清那两个孩子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因为他们的孩子眼窝有点深陷，我们兄妹经常暗地里称呼他们“毛客眼”。这个称呼怎么来的，我也说不清，总之小兄弟俩长得像极了。每次他们跟着舅妈来我家，我们就说“毛客眼”又来了，挺好笑的，但并没有恶意，毕竟我们当时也都是十多岁的孩子。
那时候我们的家境也不好，但是每次舅舅或舅妈来，母亲总要拾掇一些我们穿旧的衣裳让他们带回去给孩子穿。除了那对“毛客眼”，舅舅家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连双胞胎共四个孩子。父辈中的那对双胞胎里，有一个舅舅是我外婆奶大的，不好意思来，每次就让舅妈来。舅妈来我家常常空着手，很少会带礼物。但母亲还是一样，把家里能用的吃的穿的都给她带回去。那些年下来，母亲也算接济着把他们家给带起来了。
这话有点远，但我还是顺便提一下。外婆还曾认养过一个干女儿，我们孩子们管她叫大姨。大姨守寡早，带着一儿一女过日子。虽说是干女儿，但是对外婆很孝顺，每到逢年过节，或者一些有说头的日子，例如六十六岁吃块肉啦之类的日子，大姨都要带上肉呀鱼呀地来看外婆，或者给她做件新衣裳。她一年里会来个四五趟，过得时间长些就顺便带着我们玩。我们见她来，总是没大没小的，爬到她身上去听她讲古。她也没脾气，对我们兄妹们都很好。她手巧，常常顺带做双鞋子，或者缝些冬令棉衣什么的，她到我家一住下来，就把这些活做完再回去。外婆八十岁过世后，她哭得像泪人一样，特意从寿衣店买来纸人做成的侍女，把自己的手指咬破，在纸人的眼睛上滴上鲜血，说是这样就可以睁开眼能使唤侍候外婆了，还给纸人起了个名字叫春兰，说是专门去服侍外婆的。她做这些的时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外婆一生不识字，好饭菜没有吃过几口，没享过多少福，临终时有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干女儿，做到这样，也算欣慰。
话又回来说，母亲这样九子一成就成了独养女儿，外公那时候家境贫困，老弟兄四个，也就只活她一个孩子。母亲几岁到祖父家开始做童养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母亲是做童养媳到父亲家的。祖父家有些田地，我曾祖（我们称呼太太）是乡绅，家里有宅院私塾什么的。家族里穿衣特别讲究，母亲说平日里穿得也像登台（家乡俗话，就是像唱戏出场一样隆重），我祖父到九十岁了还见新不穿旧，倒是能体现一些祖上遗风。
母亲和父亲的家都在一个乡里，两家住的地方不是太远，隔三四里地，母亲还是可以经常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等到母亲成年，和父亲有了第一个孩子即我的哥哥时，父亲就当兵去了。
母亲年幼时读书成绩很好，她只读过三年书，那时候时兴跳级。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再跳到五年级。上到五年级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她把试卷都做完了，以为老师还是会像往年一样，到每个学生的座位上去收卷子。她是第一个交卷，做完后把考卷放在座位上就走了。结果其他同学的试卷都交上去了，她的考卷没人收。最后只有她没有考试分数，再加上外公外婆是上岁数了才养的她，外公外婆在家里也没人照顾，母亲就此结束了学业。母亲提起这事的时候，看上去轻描淡写的，我总感觉她心里也是十分的难受，但当时家里的条件就这样，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母亲的聪慧还是得到了乡邻的认可。母亲十八岁时开始做安徽怀远县孝义乡的乡长。她说那时候下乡基本是骑马，到老乡家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哪像现在不给钱就随便吃人家的。大饥荒的时候，母亲每次检查工作回来都很晚，常常是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吃上饭。粮食本来就少，再加上供应不够，回来晚了没饭吃就只能让肚子饿着。母亲的人缘好，十里八乡都知道母亲的为人，乡亲们都敬重她。回来晚了，食堂的阿姨偷偷地把馒头藏在怀里递给她，她说那年月，就是靠这些馒头活了下来。有次下雪天，她忙完工作，连夜提着一袋米给住在山里的外公送去，因为没吃的，外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她说如果没有这袋米，外公怕是要饿死了。
以前听母亲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想，年轻时候的母亲一定受过不少苦，但她骑在马上的样子一定也很威风。母亲生得端庄，年轻时很俊秀，虽说穿得素朴，但衣裳穿起来显得人很俏。家里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和父亲在一起，父亲身穿戎装笔挺地站着，手上戴着一副白手套;母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实在是好看。
但母亲受的苦难却是刚刚开始。年轻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母亲的身上。记得母亲说起她把父亲从上海的医院里乘火车往老家安徽运回的时候，父亲已然过世。那年月路途远，母亲没有其他法子把父亲运回家，只能乘火车。那是1973年，母亲带着父亲一起坐火车，但又不能让人知道他已经过世，只能忍住眼泪，强撑着把父亲一路带回老家。一路上她把父亲用过的脸盆用具都扔了，回到家里，母亲这才哭出声来。 自那以后，抚养我们四个未成年孩子的重担就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母亲都不吃饭，自己跑到房间去，问她，她说困了要睡一会儿，其实是在偷偷地哭，不想让我们知道。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妹中最大的哥哥才十二岁，我最小六虚岁。我们没法理解母亲那时的艰难和悲苦。
家里在吃饭的时候，母亲常常都离我们远远的自己吃，因为菜不够。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所以吃咸菜的时候很多，母亲给它起个名字叫“打不离硬上”。一旦哪天煮了鱼，我们四个孩子很快就把鱼身子给抢着吃了，母亲看着盘子就说，我爱吃鱼头。几十年后，母亲才说，鱼太少不够孩子们吃，她只能吃鱼头。
尽管这样，母亲还是会伸出援手帮助别人。母亲所在的单位是水利局下属的仓库，是一个小规模的转运站，离附近农村很近。有时候单位大门开着，就会有人进来卖些零杂东西什么的。
有次来了一位要饭的妇女，我印象很深，她约摸三十岁的年纪，一张黝黑瘦削的脸，身子骨单薄得很，穿件土蓝色的衣裳。她来的时候总背着半麻袋干硬的馒头和谷米之类的食物，她跟母亲说，这些都是她要饭要来的，吃不完，能不能用这些干馒头给她换点钱，她跑了很多家都没卖掉，她真的很需要钱。母亲就拿出秤把干粮称上，称完后给她一点钱，她就千恩万谢地走了。过些日子她还来，还是半麻袋左右的馊馒头干稻谷什么的，母亲还给买下来，切切剁碎，用来喂鸡，这样干粮也不致糟蹋。如此，要饭的妇女不间断地过来，我们家的鸡也喂得肥肥的。要饭的妇女这样持续了有一年半之久，就再没来过，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母亲说过此事，她说别人要饭不容易，要看人脸色，要受人欺负，还担心狗咬。要多了馒头干了馊了都没法吃，如果不是穷，谁愿意去要饭呢？她想多要饭多换钱，就给她换点吧。
这样我们每到中秋，母亲养的鸡，也是我们孩子们期盼很久的鸡就可以宰着吃了。我们再也不用想办法把鸡塞到石头缝里，等待雨天，说鸡淋雨淋死了;也不用扔进河里说鸡淹死了。为了想吃一只鸡，我们绞尽脑汁，想尽了招数。现在这些鸡可以让母亲的善心得到回报。我们回家还可以吃到肥肥的老母鸡下的鸡蛋，母亲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着生活的美好。
母亲的单位每到年终的时候或者过几年都会给职工评级，母亲有两次机会都可以上调一级工资，但她都让给了别人。同事问她为什么，她说让给的那个人家里困难，平时工作积极，踏实、任劳任怨，我当干部的，理应把这些让给他们。何况多点钱，别人也可以养家小，都不容易，我们的日子不都是亲戚邻居帮衬着过来的吗？不能忘了这些。后来还有一次调级机会，母亲也让给了别人。我知道母亲有几次调级机会都让给了别人，对她来说都习惯了。她始终没有忘记的是党费，她按时交，从未落下过。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母亲是，她十八岁入党，始终忠诚于自己的良心和品格。
渐渐地我们都长大了，母亲看到哥哥姐姐都一天天成熟起来，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就调到一个新单位，负责行政后勤，也就是当时热门的行政部门，分管福利分房。
我记得刚搬到新单位的时候，每到晚上家里总会不断地有人前来送礼，但母亲都是婉言谢绝，一个不收。有的人则在背后说母亲的闲话，说三道四;还有耍横的，找茬找到我家，看我母亲软弱打了起来，外婆看不过，上前劝架，结果外婆被打得鼻青眼肿，躺了好多天，母亲只能忍气吞声。等到大家的房子分配下来，很多人对母亲的看法大为改观，从敌视到尊敬，母亲再次赢得了新单位同事的尊重。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眼眶禁不住湿润润的，也许到今天我才懂得自己的母亲。我那时养的猫在母亲分房期间被人扔进水池里，让我伤心了好些天，它是我养了多年的好伙伴，叫咪咪。从那以后我就不愿再养猫了，因为受不了失去的痛。
母亲和父亲去世多年后的一件事也令人称奇。母亲多年一直很少到父亲的坟前，尽管每到清明我们会去给父亲烧纸钱。母亲说父亲不该丢下她和一群孩子自己先走。这样，母亲在二十多年后，快到退休的时候，就是五十九岁那年的某一天，她晚上做梦，梦到父亲给她送来一沓钱。早晨醒来她把梦里的事情说给姐姐听，姐姐说这只是梦而已。两日后，母亲去买彩票，两元一张的那种体育彩票，买了三张，其中一张中了一台拖拉机，卖掉后有了一万元。母亲说这是父亲送给她的钱，从此后，母亲的生活不再拮据。
也许母亲的含辛茹苦感动了上天。我们的一位老邻居说，这要在从前，像你母亲这样，是要树贞洁牌坊的。时代过去了，但操守还在，真情不变。
母亲退休后，日子过得比较悠闲。我每次问她，你后悔吗？她说不后悔，她说两袖清风，活得踏实。这是母亲晚年的写照，她只是中国千千万万母亲中的一位，我爱我的母亲，我为母亲骄傲！
责任编辑 王 童
外婆到晚年七八十岁的时候脑子不太好使，她也没有痴呆，就是整天糊里糊涂的，总觉得母亲没有给她吃饱饭。我年少时不理解她，后来成熟些就有些明白，一个女人生下九个孩子，如果只留下来一个，那种伤心的痛是没法向外人道说的，只有憋在心里，但她作为母性的本能和对孩子的情感却不会减少。外婆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带着我们兄妹四个。我们那时候年龄尚幼，尚不能理解大人的苦痛。所以到后来，外婆晚年的脑子有些问题时，就自然觉得顺理成章了。
听母亲说，外婆曾经奶过一对双胞胎，比母亲年龄小，算是养子，但是成年后他们认亲母就回去了，很少来我家看外婆。我都见过，虽算远房，也叫他们舅舅，两个双胞胎舅舅长得很像。
双胞胎舅舅之中的哥哥家，生下来的孩子也是一对双胞胎，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两个很相像，我一直分不清那两个孩子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因为他们的孩子眼窝有点深陷，我们兄妹经常暗地里称呼他们“毛客眼”。这个称呼怎么来的，我也说不清，总之小兄弟俩长得像极了。每次他们跟着舅妈来我家，我们就说“毛客眼”又来了，挺好笑的，但并没有恶意，毕竟我们当时也都是十多岁的孩子。
那时候我们的家境也不好，但是每次舅舅或舅妈来，母亲总要拾掇一些我们穿旧的衣裳让他们带回去给孩子穿。除了那对“毛客眼”，舅舅家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连双胞胎共四个孩子。父辈中的那对双胞胎里，有一个舅舅是我外婆奶大的，不好意思来，每次就让舅妈来。舅妈来我家常常空着手，很少会带礼物。但母亲还是一样，把家里能用的吃的穿的都给她带回去。那些年下来，母亲也算接济着把他们家给带起来了。
这话有点远，但我还是顺便提一下。外婆还曾认养过一个干女儿，我们孩子们管她叫大姨。大姨守寡早，带着一儿一女过日子。虽说是干女儿，但是对外婆很孝顺，每到逢年过节，或者一些有说头的日子，例如六十六岁吃块肉啦之类的日子，大姨都要带上肉呀鱼呀地来看外婆，或者给她做件新衣裳。她一年里会来个四五趟，过得时间长些就顺便带着我们玩。我们见她来，总是没大没小的，爬到她身上去听她讲古。她也没脾气，对我们兄妹们都很好。她手巧，常常顺带做双鞋子，或者缝些冬令棉衣什么的，她到我家一住下来，就把这些活做完再回去。外婆八十岁过世后，她哭得像泪人一样，特意从寿衣店买来纸人做成的侍女，把自己的手指咬破，在纸人的眼睛上滴上鲜血，说是这样就可以睁开眼能使唤侍候外婆了，还给纸人起了个名字叫春兰，说是专门去服侍外婆的。她做这些的时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外婆一生不识字，好饭菜没有吃过几口，没享过多少福，临终时有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干女儿，做到这样，也算欣慰。
话又回来说，母亲这样九子一成就成了独养女儿，外公那时候家境贫困，老弟兄四个，也就只活她一个孩子。母亲几岁到祖父家开始做童养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母亲是做童养媳到父亲家的。祖父家有些田地，我曾祖（我们称呼太太）是乡绅，家里有宅院私塾什么的。家族里穿衣特别讲究，母亲说平日里穿得也像登台（家乡俗话，就是像唱戏出场一样隆重），我祖父到九十岁了还见新不穿旧，倒是能体现一些祖上遗风。
母亲和父亲的家都在一个乡里，两家住的地方不是太远，隔三四里地，母亲还是可以经常回到自己的家里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等到母亲成年，和父亲有了第一个孩子即我的哥哥时，父亲就当兵去了。
母亲年幼时读书成绩很好，她只读过三年书，那时候时兴跳级。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再跳到五年级。上到五年级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她把试卷都做完了，以为老师还是会像往年一样，到每个学生的座位上去收卷子。她是第一个交卷，做完后把考卷放在座位上就走了。结果其他同学的试卷都交上去了，她的考卷没人收。最后只有她没有考试分数，再加上外公外婆是上岁数了才养的她，外公外婆在家里也没人照顾，母亲就此结束了学业。母亲提起这事的时候，看上去轻描淡写的，我总感觉她心里也是十分的难受，但当时家里的条件就这样，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母亲的聪慧还是得到了乡邻的认可。母亲十八岁时开始做安徽怀远县孝义乡的乡长。她说那时候下乡基本是骑马，到老乡家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哪像现在不给钱就随便吃人家的。大饥荒的时候，母亲每次检查工作回来都很晚，常常是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吃上饭。粮食本来就少，再加上供应不够，回来晚了没饭吃就只能让肚子饿着。母亲的人缘好，十里八乡都知道母亲的为人，乡亲们都敬重她。回来晚了，食堂的阿姨偷偷地把馒头藏在怀里递给她，她说那年月，就是靠这些馒头活了下来。有次下雪天，她忙完工作，连夜提着一袋米给住在山里的外公送去，因为没吃的，外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她说如果没有这袋米，外公怕是要饿死了。
以前听母亲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就想，年轻时候的母亲一定受过不少苦，但她骑在马上的样子一定也很威风。母亲生得端庄，年轻时很俊秀，虽说穿得素朴，但衣裳穿起来显得人很俏。家里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和父亲在一起，父亲身穿戎装笔挺地站着，手上戴着一副白手套;母亲静静地坐在那里，实在是好看。
但母亲受的苦难却是刚刚开始。年轻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母亲的身上。记得母亲说起她把父亲从上海的医院里乘火车往老家安徽运回的时候，父亲已然过世。那年月路途远，母亲没有其他法子把父亲运回家，只能乘火车。那是1973年，母亲带着父亲一起坐火车，但又不能让人知道他已经过世，只能忍住眼泪，强撑着把父亲一路带回老家。一路上她把父亲用过的脸盆用具都扔了，回到家里，母亲这才哭出声来。 自那以后，抚养我们四个未成年孩子的重担就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母亲都不吃饭，自己跑到房间去，问她，她说困了要睡一会儿，其实是在偷偷地哭，不想让我们知道。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妹中最大的哥哥才十二岁，我最小六虚岁。我们没法理解母亲那时的艰难和悲苦。
家里在吃饭的时候，母亲常常都离我们远远的自己吃，因为菜不够。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所以吃咸菜的时候很多，母亲给它起个名字叫“打不离硬上”。一旦哪天煮了鱼，我们四个孩子很快就把鱼身子给抢着吃了，母亲看着盘子就说，我爱吃鱼头。几十年后，母亲才说，鱼太少不够孩子们吃，她只能吃鱼头。
尽管这样，母亲还是会伸出援手帮助别人。母亲所在的单位是水利局下属的仓库，是一个小规模的转运站，离附近农村很近。有时候单位大门开着，就会有人进来卖些零杂东西什么的。
有次来了一位要饭的妇女，我印象很深，她约摸三十岁的年纪，一张黝黑瘦削的脸，身子骨单薄得很，穿件土蓝色的衣裳。她来的时候总背着半麻袋干硬的馒头和谷米之类的食物，她跟母亲说，这些都是她要饭要来的，吃不完，能不能用这些干馒头给她换点钱，她跑了很多家都没卖掉，她真的很需要钱。母亲就拿出秤把干粮称上，称完后给她一点钱，她就千恩万谢地走了。过些日子她还来，还是半麻袋左右的馊馒头干稻谷什么的，母亲还给买下来，切切剁碎，用来喂鸡，这样干粮也不致糟蹋。如此，要饭的妇女不间断地过来，我们家的鸡也喂得肥肥的。要饭的妇女这样持续了有一年半之久，就再没来过，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母亲说过此事，她说别人要饭不容易，要看人脸色，要受人欺负，还担心狗咬。要多了馒头干了馊了都没法吃，如果不是穷，谁愿意去要饭呢？她想多要饭多换钱，就给她换点吧。
这样我们每到中秋，母亲养的鸡，也是我们孩子们期盼很久的鸡就可以宰着吃了。我们再也不用想办法把鸡塞到石头缝里，等待雨天，说鸡淋雨淋死了;也不用扔进河里说鸡淹死了。为了想吃一只鸡，我们绞尽脑汁，想尽了招数。现在这些鸡可以让母亲的善心得到回报。我们回家还可以吃到肥肥的老母鸡下的鸡蛋，母亲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着生活的美好。
母亲的单位每到年终的时候或者过几年都会给职工评级，母亲有两次机会都可以上调一级工资，但她都让给了别人。同事问她为什么，她说让给的那个人家里困难，平时工作积极，踏实、任劳任怨，我当干部的，理应把这些让给他们。何况多点钱，别人也可以养家小，都不容易，我们的日子不都是亲戚邻居帮衬着过来的吗？不能忘了这些。后来还有一次调级机会，母亲也让给了别人。我知道母亲有几次调级机会都让给了别人，对她来说都习惯了。她始终没有忘记的是党费，她按时交，从未落下过。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母亲是，她十八岁入党，始终忠诚于自己的良心和品格。
渐渐地我们都长大了，母亲看到哥哥姐姐都一天天成熟起来，想到未来的工作问题，就调到一个新单位，负责行政后勤，也就是当时热门的行政部门，分管福利分房。
我记得刚搬到新单位的时候，每到晚上家里总会不断地有人前来送礼，但母亲都是婉言谢绝，一个不收。有的人则在背后说母亲的闲话，说三道四;还有耍横的，找茬找到我家，看我母亲软弱打了起来，外婆看不过，上前劝架，结果外婆被打得鼻青眼肿，躺了好多天，母亲只能忍气吞声。等到大家的房子分配下来，很多人对母亲的看法大为改观，从敌视到尊敬，母亲再次赢得了新单位同事的尊重。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眼眶禁不住湿润润的，也许到今天我才懂得自己的母亲。我那时养的猫在母亲分房期间被人扔进水池里，让我伤心了好些天，它是我养了多年的好伙伴，叫咪咪。从那以后我就不愿再养猫了，因为受不了失去的痛。
母亲和父亲去世多年后的一件事也令人称奇。母亲多年一直很少到父亲的坟前，尽管每到清明我们会去给父亲烧纸钱。母亲说父亲不该丢下她和一群孩子自己先走。这样，母亲在二十多年后，快到退休的时候，就是五十九岁那年的某一天，她晚上做梦，梦到父亲给她送来一沓钱。早晨醒来她把梦里的事情说给姐姐听，姐姐说这只是梦而已。两日后，母亲去买彩票，两元一张的那种体育彩票，买了三张，其中一张中了一台拖拉机，卖掉后有了一万元。母亲说这是父亲送给她的钱，从此后，母亲的生活不再拮据。
也许母亲的含辛茹苦感动了上天。我们的一位老邻居说，这要在从前，像你母亲这样，是要树贞洁牌坊的。时代过去了，但操守还在，真情不变。
母亲退休后，日子过得比较悠闲。我每次问她，你后悔吗？她说不后悔，她说两袖清风，活得踏实。这是母亲晚年的写照，她只是中国千千万万母亲中的一位，我爱我的母亲，我为母亲骄傲！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