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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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规定及理论上，中国实行单一制的民主集权制，并没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一般认为国家的政策、法律应在各地有着基本同样的执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政策是以“放权让利”为起点和重要内容的，特别在财政领域，这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和实践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此有许多深入的探讨，也有许多论者在法学上讨论中央地方关系，以中央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或实践运作为讨论的主题，以宏观或微观的具体法律制度、理论为着眼点，研究这些理论、法律制度对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适当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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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法规定及理论上，中国实行单一制的民主集权制，并没有明确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一般认为国家的政策、法律应在各地有着基本同样的执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政策是以“放权让利”为起点和重要内容的，特别在财政领域，这对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和实践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对此有许多深入的探讨，也有许多论者在法学上讨论中央地方关系，以中央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或实践运作为讨论的主题，以宏观或微观的具体法律制度、理论为着眼点，研究这些理论、法律制度对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适当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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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有关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由于程序正义被普遍认为具有独立于实体正义的价值，而遵守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论证，因此，那种“重实体、轻程序”、“重裁判结果、轻诉讼过程”的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实体
在整个法律科学中，“证据法学”并不具有太高的地位。论学科分类，它至今都不被视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只能依附在三大诉讼法学之中；论学科定位，它至今在官方所定的“基干法学课程”中都没有一席之地。然而，证据问题在诉讼法学中又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证据问题实为诉讼法学之中心问题”。近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陷于日寇，北方各大学纷纷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命令于长沙联合筹设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
1949年下半年，北大法学院在校本科生总计436人，其中法律系人数最多，为190人。政治学系79人，经济学系167人。法律系在校本科生共四个年级，1946级共67人，1947级62人，1948级37人，1949级新生24人。另外法律学研究所于1948和1949年各招收研究生一名，故法律系在校学生共192人。当时的法学院院长为钱端升(汤用彤代)、法律系主任费青(黄觉非代)、政治学系主任王铁崖、经济系主任樊弘。法学院教师共39人，分别是法律系教师13人，政治系教师10人，经济系教师16人。其中，法律系教授6人
新中国的法律传统与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形成了政法不分、互相配合的政法传统。这一传统下形成的信访制度对新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影响深远。缠讼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实务界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现象层面。这种简单的认识无法使我们将缠讼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某些时代、特定地方民间“好讼之风”区别开来；将缠讼与当今社会中受“起诉你的邻人”之鼓动的“滥讼行为”区别开来：将缠讼与西方社会某个历史时期的“诉讼爆炸”区别开来。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颁布近一百年后，世界上又诞生了另一部伟大的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为世界民法典之林增添一部杰作的同时，这部著名的法典也给人平添了一丝侵权行为法领域中的烦恼。因为该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的义务。”从此，侵权行为法学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智慧在“过错(fault；Verschulden)”与“违法性(unlawfialness；Rechtswidrigkeit)”这两个概念之间周旋，
在美国，律师一直是一个令人垂涎的黄金职业。翻阅美国百余年来诸多风云人物的个人档案不难发现，其中大都有过做律师的经历。美国历届总统中有23位、历届州长中的过半数曾做过律师；美国历届参议员中的绝大多数、众议员中的三分之二为律师出身。此外，美国的法官一般要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一般都由持有律师资格的人担任。简而言之，律师构成了美国社会中最为富有、也最具权势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在国会、政府和法院当中占据要职，在商业活动里频频现身，而且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也起着主导作用。以至于有人直截了当地说：当今的美国，乃是律师的国家
对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众多的日本来说，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将如何生存，一直是缠绕在日本政府和国人心头无法释怀的情结。为了提升整个日本社会经济和生产的国际竞争力，为了日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2002年2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Koizurmi)
2002年牡丹江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在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发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控辩双方除了对抗之外居然有基于权利处分的诚信合作，还可以就罪刑问题私下协商，在诉讼中作出有罪妥协：而且，这种具有后结构主义观念的司法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自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立法者与实务界自觉不自觉地作出的许多努力，如确立简易程序、实践普通程序简化审、倡导证据开示制度等等，都是一反“控辩双方誓不两立”之常态，致力于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与正义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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