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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早期诗歌史传中的“美刺”相关记载
美刺之称，源起先秦，而本于《春秋》传家。公羊、谷梁解说经文时多用“褒贬”“美恶”诸词，如“《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1] （p126）“何为卑公也？不复仇而怨不释，刺怨政也”。[1] （p129）《诗经》中有若干篇直接说明作诗目的，其实正关“美刺”之意，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2] （p84）“夫也不良，歌以讯之”。[2] （p111）由此可见，史传有褒贬，诗歌有讽颂，“美”“刺”二者，其实早已名实俱备。
二、孔子对于诗歌“美刺”作用的解释和发挥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非常重视学诗，并对诗的社会功用有着明确的认识。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 （p258）孔子这里提出了“兴、观、群、怨”的理论。这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史上早期出现的重要诗论原则，也是他对西周早期诗歌美刺作用的解释和发挥。
“兴”，孔安国注：“引譬连类。”[4] （p54）朱熹注：“感发志意。”[5] （p202）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4] （p55）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 （p128）的“兴”。诗歌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引起欣赏者精神的奋发。孔子作为志切救国的哲学家，通过正邪之别对诗加以限制，就是书写正当的性情，从而发挥美刺诗社会教化之政治功用。
“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也。”[4] （p56）朱熹注：“考见得失。”[5] （p202）诗歌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可以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其一方面反映出诗歌与时代政治、风土人情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这种对社会政治的认识功能同时也为现实主义古典诗歌发挥其美刺作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也。”[4] （p57）朱熹注：“和而不流。”[5] （p202）通过诗歌的切磋砥砺，人们相互之间得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提高道德修养。孔子在强调文学对于社会具有认识作用的同时，更注重主体情感的表现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功能，从而将诗歌的美善刺恶作用同儒家“主仁”“重礼”思想联系起来。
“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也。”[4] （p58）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批评执政者缺失，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孔子之“怨”，一指对反仁义者之怨，二指讽刺不良政治之怨，三指君子无端遭受诽谤打击而爆发出的个人怨愤之情。
“兴、观、群、怨”以外，诗还可以“事父事君”。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政教服务。由此可见，孔子的诗论带有很强的功用观，其对诗的利用，无时无刻不凌驾于对诗欣赏的情趣之上。
集中代表儒家学派诗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论语》一书明确提出了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3] （p44）朱熹对此解释道：“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惰性之正而已。”[5] （p61）何宴亦谓之“归于正”者。这都说明“思无邪”之旨，当指诗之思想内容、语言音调的中和之美而论，并非专指思想性。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合乎礼仪，要求思想纯正；二是中正和平，强调“文质彬彬”。可见孔子的文学批评，是伦理道德批评，以仁学为基础，以“尽善尽美”为标准，以“中和之美”为审美趣味，强调“止乎礼义”和教化功能，故其批评标准与审美价值取向深刻体现出儒家诗教当应“温柔敦厚”的“中庸之道”。[6] （p25）
三、孔子诗论的历史贡献
孔子能够系统地提出关于诗的社会功用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孔子之前，人们对诗美刺言志和观风俗、知得失的社会功用，已经有所认识。但这些有关诗歌社会功用方面的阐述，较为零碎、简单而不全面，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孔子正是在前代诗歌创作实践和人们逐渐形成起来的对诗歌的一些看法的基础上，认真加以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诗歌的社会功用方面的理论观点。它不仅是春秋末年以前人们零散经验的系统总结，成为人们在理论领域探求文学规律的一个显著标志，而且成为封建社会现实主义诗歌批评理论的源头，给后代的诗学批评和创作以很大的影响。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代表，是孔子对诗社会功用的独特的审美认识和高度概括，也是他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兴、观、怨”说在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与创作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他的诗学批评开创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学批评的先河。当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诗学批评家，他没有自觉地去建立其诗学理论体系，从而有意识地对后世的创作进行指导。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位生活在距今二千四百年前的思想家在古代诗学批评方面作出的贡献。孔子正是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等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他仅能提供而前人又未能系统总结的东西，并以此影响了后代的诗学批评与诗歌创作。王夫之还极高地评价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张荣华，吴根梁，姜义华.周秦汉晋文献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诗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论语[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何晏.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朱熹.四书集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4.
[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美刺之称，源起先秦，而本于《春秋》传家。公羊、谷梁解说经文时多用“褒贬”“美恶”诸词，如“《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1] （p126）“何为卑公也？不复仇而怨不释，刺怨政也”。[1] （p129）《诗经》中有若干篇直接说明作诗目的，其实正关“美刺”之意，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2] （p84）“夫也不良，歌以讯之”。[2] （p111）由此可见，史传有褒贬，诗歌有讽颂，“美”“刺”二者，其实早已名实俱备。
二、孔子对于诗歌“美刺”作用的解释和发挥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非常重视学诗，并对诗的社会功用有着明确的认识。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 （p258）孔子这里提出了“兴、观、群、怨”的理论。这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史上早期出现的重要诗论原则，也是他对西周早期诗歌美刺作用的解释和发挥。
“兴”，孔安国注：“引譬连类。”[4] （p54）朱熹注：“感发志意。”[5] （p202）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4] （p55）这也就是孔子自己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 （p128）的“兴”。诗歌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引起欣赏者精神的奋发。孔子作为志切救国的哲学家，通过正邪之别对诗加以限制，就是书写正当的性情，从而发挥美刺诗社会教化之政治功用。
“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也。”[4] （p56）朱熹注：“考见得失。”[5] （p202）诗歌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可以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其一方面反映出诗歌与时代政治、风土人情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这种对社会政治的认识功能同时也为现实主义古典诗歌发挥其美刺作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也。”[4] （p57）朱熹注：“和而不流。”[5] （p202）通过诗歌的切磋砥砺，人们相互之间得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提高道德修养。孔子在强调文学对于社会具有认识作用的同时，更注重主体情感的表现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化功能，从而将诗歌的美善刺恶作用同儒家“主仁”“重礼”思想联系起来。
“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也。”[4] （p58）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批评执政者缺失，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孔子之“怨”，一指对反仁义者之怨，二指讽刺不良政治之怨，三指君子无端遭受诽谤打击而爆发出的个人怨愤之情。
“兴、观、群、怨”以外，诗还可以“事父事君”。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政教服务。由此可见，孔子的诗论带有很强的功用观，其对诗的利用，无时无刻不凌驾于对诗欣赏的情趣之上。
集中代表儒家学派诗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论语》一书明确提出了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3] （p44）朱熹对此解释道：“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惰性之正而已。”[5] （p61）何宴亦谓之“归于正”者。这都说明“思无邪”之旨，当指诗之思想内容、语言音调的中和之美而论，并非专指思想性。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合乎礼仪，要求思想纯正；二是中正和平，强调“文质彬彬”。可见孔子的文学批评，是伦理道德批评，以仁学为基础，以“尽善尽美”为标准，以“中和之美”为审美趣味，强调“止乎礼义”和教化功能，故其批评标准与审美价值取向深刻体现出儒家诗教当应“温柔敦厚”的“中庸之道”。[6] （p25）
三、孔子诗论的历史贡献
孔子能够系统地提出关于诗的社会功用的主张，并不是偶然的。孔子之前，人们对诗美刺言志和观风俗、知得失的社会功用，已经有所认识。但这些有关诗歌社会功用方面的阐述，较为零碎、简单而不全面，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孔子正是在前代诗歌创作实践和人们逐渐形成起来的对诗歌的一些看法的基础上，认真加以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关于诗歌的社会功用方面的理论观点。它不仅是春秋末年以前人们零散经验的系统总结，成为人们在理论领域探求文学规律的一个显著标志，而且成为封建社会现实主义诗歌批评理论的源头，给后代的诗学批评和创作以很大的影响。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教”文艺观的代表，是孔子对诗社会功用的独特的审美认识和高度概括，也是他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兴、观、怨”说在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与创作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他的诗学批评开创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学批评的先河。当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诗学批评家，他没有自觉地去建立其诗学理论体系，从而有意识地对后世的创作进行指导。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位生活在距今二千四百年前的思想家在古代诗学批评方面作出的贡献。孔子正是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等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他仅能提供而前人又未能系统总结的东西，并以此影响了后代的诗学批评与诗歌创作。王夫之还极高地评价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肯定了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张荣华，吴根梁，姜义华.周秦汉晋文献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诗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论语[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4]何晏.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朱熹.四书集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4.
[6]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