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校园体育蓬勃发展，对操场、跑道的需求日益增加。市场蛋糕大了，不具备资格的企业马上“杀进来”——在聚氨酯厂商里，国际田联认证的全国有十几家，中国田协审定的也是十几家，但实际在做的有数千家，去年就新增了近3000家。一窝蜂涌现的厂商，或许就包括央视揭露的“黑作坊”。
　　“黑作坊”之“黑”不仅体现在作坊主心黑，更代表了一种几近原始的市场生态：安全标准的滞后，生产厂家与施工队的资质混乱，招标环节“劣币驱逐良币”，验收环节走过场……不无讽刺的是，被赋予现代化象征意义的塑胶跑道，其监管标准和监督体系、生产工艺、责任意识，都还处于“黑作坊”时代。
　　在毒奶粉、毒胶囊等类似公共安全事件中，我们都曾看到“黑作坊”的身影。然而，管理失范、监管松懈，必定造成市场失控。与其说“黑作坊”是一条导火索，不如说是社会积弊培育出的畸形之果。人们不得不一次次承受“互害社会”的代价。报道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一位生产塑胶颗粒的老板称，现场施工的时候，他基本不去，都是交给工人干，因为这些黑色的塑胶垃圾和胶水混合在一起，“是有毒的”。
　　塑胶跑道的流行，与学校提升硬件设施的需要直接相关。对“毒跑道”的反思，也多侧重于标准、材料、施工的问题。但历史地看，其中也可能存在某种目的的跑偏。有安全之虞的塑胶跑道建设为什么不能停？除了有对塑胶跑道的现代象征意义的过度推崇，是否亦有其他的利益关联？
　　在学界，塑胶跑道的安全性有争议；在业界，塑胶跑道的“毒性”更是公开的秘密。但却没有引发有关部门应有的警觉与警惕。这些加工工业废料的黑窝点离北京不到200公里，却长期未被取缔。直到无数孩子的身体出现“反应”，“毒跑道”问题才以公共事件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社会之于孩子有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这样的问题恐怕比单纯的标准为何缺失更需要有关方面直面回答。
　　类似事件发生后，我们习惯去探究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发达国家无非是把社会安全的底线托得高一点，标准能跟上，监管不缺位，责任承担不虚化，各方各司其职。如此，我们才能真正配得上拥有“现代生活”。
　　（摘自2016年6月23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