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精英需要再造，需要塑造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公共意识和责任的精英群体。
新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减速征兆继续不断显现，反映在股市、汇市等诸多方面，这也让国人对经济“新年新气象”的预期暗淡了下来。中国经济的“严冬”似乎还尚未结束。人们不禁要问，当下中国怎么办，是继续全力“拼经济”，还是换种“活法”。
经济慢点不好吗
人类商品经济史表明，一国经济难以摆脱发展周期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连续30余年高速发展，成就了经济史奇迹。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二战后任何国家都未能始终独占鳌头。在不远的将来，人们或许可以看到印度经济增速超越中国，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新领头羊。
经济发展慢下来不好吗？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三部曲（起飞，巩固，成熟）是基本成立的，特别是对于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而言。经历了长期腾飞后，中国经济循序进入巩固发展期，既属必然，也为应然。此时，放缓步子把把脉，舒缓一下浮躁、焦虑的心情，蓄氧充电，整顿好行装再起航，当是时下中国的理性选择。
中国应充分利用经济放缓的倒逼机制，克服经济及政治改革的强大阻力，以提升经济质量，增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整体有机性，在保持适当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调整一下发展重心，将国家生活重心转向社会治理，转向民众的精神需求，转向国人永世栖居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毕竟人的发展需求是多重的，经济发展作为人的物质需求基础，不能长期取代或挤压其他发展需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30余年后，适度兼顾其他领域的发展，实现整个国家诸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不只是国家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当前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且基本之途。
如何慢下来
“慢生活”适逢其时。不过对中国而言，短期实现并非易事。
追求现代化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心结，而中国尤甚。先经千年辉煌，后历百年屈辱，特别是对近代中西对抗中西方坚船利炮物质优势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人追求赶超式物质现代化的坚实民族基础。
此情况下，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经济列车长期高速运行的，其实是政府、民众及整个民族同向合力的结果。
如今若要中国全面转入“慢生活”，就需要主动削弱上述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合力基础。
在民族层面，在为自身30余年经济辉煌而自豪的同时，需要逐渐接受低速发展的现实及未来。需要体现大国情怀，理性控制狭隘民族主义，习惯接受其他国家在经济增速上的后来居上。要逐渐认识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经由增速，到增量，再到增质，是一种社会进化的表现，是一种更为高端的发展，是发展的更高阶段。
在民众层面，需要对物质财富之于人生的价值意义重新审视，改变对物质生活的盲目攀比及无止境追求，轉而重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协调平衡，更多地寻求精神生命的充实，适度将个体发展重心转移到追求身心健康，追求人际和谐，追求绿色生活环境，追求丰富人性的实现上来。
谁来拉慢车
“慢车”并非意味着容易驾驭。若要慢生活成为发展“新常态”，则更多地需要漫长的、和风细雨式的价值重塑工作，需要有新的社会主体来担当，这就是社会精英群体。
在此，有必要对社会精英进行重新界定。广义的社会精英应包括政界、商界、知识界、文艺界以及社会活动等各领域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可以出身于草根，存在于草根社会，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上流社会。一个社会精英可以是物质赤贫却精神发达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既无权力、财富，也无知识优势的社会活动领袖或舆论领袖。
现时代，强调精英与大众的二分，需承担“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但若“不违心”而论，精英与大众的分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时下大众的智识能力已非旧时中国所能比拟，但社会与国家发展仍不能撇开精英的引领。
但作为社会精英，不论身居何种领域，均宜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然而当下中国情形远非如此，更多地呈现出精英的“强强联合”的情况，而非为大众代言或为公益担当。
因此，中国精英需要再造，需要塑造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公共意识和责任的精英群体。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或许无须重建，但传统的“士精神”却必须扎实培育。
结合时代条件，知识精英（确切地说是思想和教育精英）及文艺界精英在引领国家发展转型上至关重要，知识精英需担当起大众“再启蒙”的重任，对民众进行思想和价值的重塑，而文艺精英（明星）则需承担起“生活示范”责任，外在地引导大众生活（价值）取向。
作为知识精英，还需与权力和财富保持适当距离，以挽回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的自身形象。政府亦应放松对舆论的过度管控，实现俞可平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表达自由”，至少应给这个群体以法律范围内的真正的言论自由。
当然，知识精英还需要充分的耐心细致和苦口婆心。因为在日益“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一些知识精英会发现，在自己真心为民付出后，民众并非一律“领情”，网络上的批评、谩骂乃至侮辱也注定是无法避免的，而认可者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此情况下，需要继承鲁迅先生“韧的战斗”，不能一遇挫折便打退堂鼓，或以一点瑕疵为由放弃变革的理想。
文化精英们，则需要首先重塑自身价值理念，对于亿万“粉丝”这些给予自身丰裕生活的“衣食父母”，不宜只以媚俗和煽情放大社会的低级趣味，从而赢得“人气”，而应以积极阳光的生活方式引导大众，作为对社会真正的回报。
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需要大众的共识，而共识需要引领。当下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再造具有真正公共精神的社会精英。在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然存在、也必然需要精英，但只有承担起更大责任和牺牲的精英，而非高高在上藐视大众、自私的精英，才能推动作为精英与大众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的进步。
新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减速征兆继续不断显现，反映在股市、汇市等诸多方面，这也让国人对经济“新年新气象”的预期暗淡了下来。中国经济的“严冬”似乎还尚未结束。人们不禁要问，当下中国怎么办，是继续全力“拼经济”，还是换种“活法”。
经济慢点不好吗
人类商品经济史表明，一国经济难以摆脱发展周期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连续30余年高速发展，成就了经济史奇迹。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二战后任何国家都未能始终独占鳌头。在不远的将来，人们或许可以看到印度经济增速超越中国，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新领头羊。
经济发展慢下来不好吗？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三部曲（起飞，巩固，成熟）是基本成立的，特别是对于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而言。经历了长期腾飞后，中国经济循序进入巩固发展期，既属必然，也为应然。此时，放缓步子把把脉，舒缓一下浮躁、焦虑的心情，蓄氧充电，整顿好行装再起航，当是时下中国的理性选择。
中国应充分利用经济放缓的倒逼机制，克服经济及政治改革的强大阻力，以提升经济质量，增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整体有机性，在保持适当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调整一下发展重心，将国家生活重心转向社会治理，转向民众的精神需求，转向国人永世栖居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毕竟人的发展需求是多重的，经济发展作为人的物质需求基础，不能长期取代或挤压其他发展需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30余年后，适度兼顾其他领域的发展，实现整个国家诸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不只是国家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当前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且基本之途。
如何慢下来
“慢生活”适逢其时。不过对中国而言，短期实现并非易事。
追求现代化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心结，而中国尤甚。先经千年辉煌，后历百年屈辱，特别是对近代中西对抗中西方坚船利炮物质优势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国人追求赶超式物质现代化的坚实民族基础。
此情况下，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经济列车长期高速运行的，其实是政府、民众及整个民族同向合力的结果。
如今若要中国全面转入“慢生活”，就需要主动削弱上述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合力基础。
在民族层面，在为自身30余年经济辉煌而自豪的同时，需要逐渐接受低速发展的现实及未来。需要体现大国情怀，理性控制狭隘民族主义，习惯接受其他国家在经济增速上的后来居上。要逐渐认识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经由增速，到增量，再到增质，是一种社会进化的表现，是一种更为高端的发展，是发展的更高阶段。
在民众层面，需要对物质财富之于人生的价值意义重新审视，改变对物质生活的盲目攀比及无止境追求，轉而重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协调平衡，更多地寻求精神生命的充实，适度将个体发展重心转移到追求身心健康，追求人际和谐，追求绿色生活环境，追求丰富人性的实现上来。
谁来拉慢车
“慢车”并非意味着容易驾驭。若要慢生活成为发展“新常态”，则更多地需要漫长的、和风细雨式的价值重塑工作，需要有新的社会主体来担当，这就是社会精英群体。
在此，有必要对社会精英进行重新界定。广义的社会精英应包括政界、商界、知识界、文艺界以及社会活动等各领域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可以出身于草根，存在于草根社会，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上流社会。一个社会精英可以是物质赤贫却精神发达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既无权力、财富，也无知识优势的社会活动领袖或舆论领袖。
现时代，强调精英与大众的二分，需承担“政治不正确”的风险。但若“不违心”而论，精英与大众的分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时下大众的智识能力已非旧时中国所能比拟，但社会与国家发展仍不能撇开精英的引领。
但作为社会精英，不论身居何种领域，均宜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然而当下中国情形远非如此，更多地呈现出精英的“强强联合”的情况，而非为大众代言或为公益担当。
因此，中国精英需要再造，需要塑造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公共意识和责任的精英群体。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或许无须重建，但传统的“士精神”却必须扎实培育。
结合时代条件，知识精英（确切地说是思想和教育精英）及文艺界精英在引领国家发展转型上至关重要，知识精英需担当起大众“再启蒙”的重任，对民众进行思想和价值的重塑，而文艺精英（明星）则需承担起“生活示范”责任，外在地引导大众生活（价值）取向。
作为知识精英，还需与权力和财富保持适当距离，以挽回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的自身形象。政府亦应放松对舆论的过度管控，实现俞可平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表达自由”，至少应给这个群体以法律范围内的真正的言论自由。
当然，知识精英还需要充分的耐心细致和苦口婆心。因为在日益“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一些知识精英会发现，在自己真心为民付出后，民众并非一律“领情”，网络上的批评、谩骂乃至侮辱也注定是无法避免的，而认可者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此情况下，需要继承鲁迅先生“韧的战斗”，不能一遇挫折便打退堂鼓，或以一点瑕疵为由放弃变革的理想。
文化精英们，则需要首先重塑自身价值理念，对于亿万“粉丝”这些给予自身丰裕生活的“衣食父母”，不宜只以媚俗和煽情放大社会的低级趣味，从而赢得“人气”，而应以积极阳光的生活方式引导大众，作为对社会真正的回报。
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需要大众的共识，而共识需要引领。当下中国最急迫的任务是再造具有真正公共精神的社会精英。在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然存在、也必然需要精英，但只有承担起更大责任和牺牲的精英，而非高高在上藐视大众、自私的精英，才能推动作为精英与大众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