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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格尔泰先生在蒙古语族诸语言、满语、契丹的语言和文字等领域均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对蒙古语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以及蒙古语族亲属语言、文字改革、标准音、语言规范化、语言的发展道路、新词术语的创制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先生与他人合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是我国蒙古语研究起步阶段的重大成果。《现代蒙古语语法》《蒙古语语法》两部专著是先生几十年研究蒙古语语法集大成之作。《契丹小字研究》《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等著作，又将我国的契丹文字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
关键词：清格尔泰；学术生平；蒙古语；契丹语
中图分类号：H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01-06
清格尔泰先生（1924年6月12日—2013年12月27日），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蒙古语言学大师，我国现代蒙古学奠基人之一。先生1939年至1940年就读于呼和浩特蒙古学院；1941年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善邻高等商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和仙台东北帝国大学。1946年参加工作，曾任内蒙古军政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主任、中央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教研室主任、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队长暨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语文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等职。清格尔泰先生长期从事蒙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在蒙古语族诸语言、满语、契丹的语言和文字等领域均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对蒙古语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以及蒙古语族亲属语言、文字改革、标准音、语言规范化、语言的发展道路、新词术语的创制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学术著作《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语法》《契丹小字研究》（合著）《土族语话语材料》《土族语和蒙古语》等在学界均有重要影响。清格尔泰先生的学风、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作为当代优秀的学术遗产之一，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
一、蒙古语研究起步阶段的清格尔泰先生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我国蒙古语研究正式步入起步阶段。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同年秋，内蒙古军政大学成立蒙古语文研究室，清格尔泰先生即是成员之一。先生不仅参与编写蒙古语教材和相关工具书，还去呼伦贝尔等地进行蒙古语调查。进入50年代，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设立了蒙古语文工作处，由清格尔泰先生主持工作。1953年5月，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第一次蒙古语文工作会议，正是在蒙古语文工作处的具体筹备下进行的。会议确定了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还涉及我国蒙古语基础方言、标准音等问题[1]。围绕这次会议，清格尔泰先生相继撰寫了《进一步加强蒙古语文工作以适应自治区的建设需要》《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关于1953年蒙古语文工作会议前后情况综述》《蒙文工作宣传材料》《继续认真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等文章，就名词术语的统一和创造、方言与共同语、外来语与混合语、新文字与旧文字等问题发表意见，为蒙古语文工作指明方向[2]。
1955年与1956年，清格尔泰先生领导中国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对蒙古语族诸语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在分析比较了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从1957年第11期起，清格尔泰先生在《蒙古语文》杂志（蒙古文版）上连载综合性研究论文《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及其方言概述》。文章将国内蒙古语划分为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西部、中部、东部等五个方言区。之后，先生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一些补充调查。最终于1979年发表《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一文，将我国境内蒙古语方言划分为卫拉特方言、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和内蒙古方言三种，目前多数人赞同三分法[3]。1959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一文，并在同年乌兰巴托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蒙古学学者大会上宣读，从语音、词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巴林土语与各方言土语之间关系和特点，以及与书面语言之间关系和特点。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极大反响，被译成英文，在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1961年第8期上发表[4]。同年，先生还与确精札布合作，发表《关于蒙语辅音》一文，分析了蒙语辅音的特点及其发音规律[5]。《对蒙古语文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详细阐述了先生关于新词术语、“混合语”、学习汉语和学习蒙古语、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增加祖国各民族语言共同成分等问题的看法[6]。1960年后，针对蒙古语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清格尔泰先生撰写《论蒙古语文的发展问题》[7]《论蒙古语发展道路上的几个问题》[8]《论现代蒙古语的大发展——为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而作》[9]等文，进一步从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方言土语和共同语的关系、古今关系、内外关系、发展和规范的关系、语言规范和语言使用上6个方面，讨论了现代蒙古语规范化问题。强调文字的改进不能太大，不能改进到面目皆非的地步，应遵循汉字改革方面的“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1963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论蒙古语动词》一文，将蒙古语动词按照其语法作用分为纯动词、形动词、副动词以及名动词，按照其词汇意义和在词的组合中所起的作用分为普通动词、代动词、助动词、关系动词，并分析了动词词干、态和体[10]。同年，先生发表《蒙古语语音系统》一文，论述了语音系统中的一般的长短元音、前化的长短元音、复元音、依附元音（弱化元音）、借用元音、辅音、借用辅音等，并针对元音和谐律与辅音结合律提出自己的看法[11]。
同时，先生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大学蒙古语教材《现代蒙古语》（上下册）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蒙汉词典》的编写工作。1964年，由清格尔泰等先生合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出版，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全面、系统研究蒙古语的著作，包含语音学、语法学、句法学、词汇学、词典学、文字学、修辞学、方言学、蒙古语族语言学及国内外蒙古语研究概况、现代蒙古语的发展与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蒙古语研究起步阶段我国蒙古语言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二、蒙古语研究发展阶段的清格尔泰先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蒙古语研究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文版的清格尔泰先生的《现代蒙语语法》。这部著作是先生在其之前所发表的专题论文和他主编的《现代蒙古语》的基础上编著的，但是《现代蒙语语法》并不是对先前论著的简单归纳汇编，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先生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现代蒙语语法》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蒙古语语音和语法的全貌，全面阐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对应规律，包括语音学、词法、句法、构词法等各个方面。先生注意从语言实际出发，注意把书面语和口语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研究，力求找出二者之间的对应规律。之后先生又于1991年与1999年分别出版了修订后的《蒙古语语法》与《现代蒙古语语法》，堪称集先生数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代表作。①
1981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尔语（土族语）动词特点——以表示语气的i：～a助动词的对立为中心》一文，分析了蒙古尔语动词变化体系、蒙古尔语进行体与完成体的特点、i：～a的对立及其意义，以及助动词i：～a的来源等问题[12]。1983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元音和谐律》一文，指出传统蒙古语语法所说的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的区分在内蒙古察哈尔土语里实际上是元音松紧的对立，在卫拉特方言里是由舌位的前后不同决定的，在科尔沁土语里则是由舌位的高低不同决定的。文章分析了元音唇形和谐的序列性及依附元音的性质。通过对于阿尔泰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一些语言的比较指出：元音和谐律是关于词内部前后音节里的元音之间的求同性、限制性、序列性、制约性的规律，是一个词里元音之间的调和及制约关系的规律[13]。使元音和谐律问题的研究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1985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一文，根据《蒙古秘史》和八思巴字文献材料都不分q与G以及畏吾儿体蒙古文早期文献也分不清q与G的史实，认为蒙古语中q与G原来是不分的，它们曾经是一个音。K与g的情况也类似，只是它们分化得比较早一些，在中期蒙古语文献里已经能看到它们分化的一些情况。东乡语材料则更清楚地表明q与G、k与g分别来源于q和k的分化演变[14]。同年，先生发表《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一文，介绍了蒙古语族各民族的情况、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的情况以及蒙古语族语言研究中的一些新见解[15]。该文于1986年1月提交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世界介绍我国蒙古语研究的最新状况。
1986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句法结构分析——根据蒙古语材料》一文，将先生在197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汉词典》附录语法和1979年2月出版的《现代蒙古语语法》中提出的关于句法方面的考虑，总结为传统语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的结合，也就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16]。
1988年，《土族语话语材料》一书出版。该书是在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土族语调查组和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语文办公室在以互助土族自治县为调查点共同搜集、记录到的话语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写的。该书详细记录了土族语日常用语、故事、诗歌、格言、谚语、词汇等，是研究土族语的重要语言材料[17]。同年，先生还发表《土族语中b辅音的演变》一文[18]。1989年，《土族语话语材料》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图书。
1989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音势结构》一文，指出蒙古语族语言的辅音，根据发音时气流的强弱程度分为三类：强辅音（如p、t、k），中辅音（如b、d、g），弱辅音（如m、n、l）。在一个词里，第一音节首辅音和第二音节首辅音之间，在强弱的配置上有一定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蒙古语族各语言和蒙古语各方言之间有所不同，这样就构成了各语言和方言之间音势对应规律。如甲语言的“强辅音—中辅音”（如k—d）对应于乙语言的“中辅音—强辅音”（如g—t）。音势结构是辅音间互相选择的规律[19]。
1991年，清格尔泰先生又根据搜集到的语音、语法材料，在《土族语话语材料》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土族语和蒙古语》一书。利用丰富的语言材料，系统介绍了土族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现状，同时與蒙古书面语进行比较。还利用了蒙古语口语、蒙古语方言和同语族其他语言材料以及中世纪蒙古语文献材料，将土族语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
这一时期，清格尔泰先生对蒙古语言学情报工作[21]、蒙古文献[22]、语言规范化与发展道路[23]、蒙古语文、②民族文字问题、③阿尔泰语（学）④研究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清格尔泰先生与蒙古语族亲属语言研究
清格尔泰先生对蒙古语族亲属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契丹语、满语等方面。
197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研究业务。当年9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成立了联合研究契丹文字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成员为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三位先生，民族所的刘凤翥、于宝林两位先生。小组从有汉字对译的《郎君行记》入手，对当时传世的9件契丹小字碑刻进行研究，以寻找对译的人名、地名、官名为突破口，从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逐步进入到解读契丹语固有词汇。终于分析整理出契丹小字的原字共370多，释读出300多条契丹小字语词，构拟了130多个原字的音值，使得契丹小字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7年发表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被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教授评价为“划时代的新研究”[24]。
1985年《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包括“契丹小字研究总论”“契丹小字资料总编”两编。《契丹小字研究总论》由《契丹文字概述》《契丹小字研究概况》《我们对契丹小字开展的新研究》《契丹小字字形规范》四章组成；《契丹小字资料总编》由《契丹小字金石资料拓本和照片》《契丹小字资料的整理和释文》《契丹小字研究文献解题》《原字索引》四章组成[25]。《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出版后，先后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举办的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标志着我国契丹文研究步入新的阶段。 1991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契丹小字地支的读音》一文，构拟了龙、羊、狗、兔、鸡、马、虎、蛇、鼠九个地支的读音。1997年，先生又发表《契丹语与蒙古語的十二支》一文，补充余下猪、猴、牛三个地支的读音。至此先生指出，综合契丹小字地支的释读情况，与蒙古语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有：“辰”（龙）、“酉”（鸡）、“午”（马）、“巳”（蛇）、“卯”（兔）、“戌”（狗）、“未”（羊）、“丑”（牛）等8个。“寅”（虎）虽与蒙古语不同，但可以用蒙古语解释。“亥”（猪）、“申”（猴）、“子”（鼠）三个与蒙古语完全不同[26]。
1992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一文，讨论了动词词干附加成分（及物不及物与态）、动词陈述式附加成分（过去时）、形动词附加成分（现在将来时及过去时）、副动词附加成分（分离副动词）[27]。
1996年9月4日至6日，清格尔泰先生应邀参加韩国首尔檀国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亚洲诸民族文字国际学术会议，发言的题目为《契丹文字和形成的特点》。次年以《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为题，发表在韩国口诀学会编辑出版的《亚洲诸民族文字》上[28]。
1997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一文，将契丹小字的原字分为表示单元音和复元音的（其中分阳性、阴性、中性）、表示元音和辅音的（其中有“元音+辅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这些也都有阳性、阴性、中性的区别）、表示辅音的（根据它与什么元音结合也可以分为阳性、阴性、中性）三类[29]。
2002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一文，对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存在的不同意见进行介绍和分析，并根据新发现的契丹小字碑文资料中的几种不同写法，提出自己的释读意见[30]。同年，《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一书出版。该书是先生在1999年至2000年间在日本进行研究工作期间着手编著的，2002年初在内蒙古大学完成，于2002年3月由日本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出版并分发给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全书由前言、第一部分契丹小字研究总论、第二部分契丹小字的释读问题、第三部分资料组成。先生在书中将研究契丹小字的方法总结为以契汉对应的固有名词、汉语借词为突破口，参照史籍上的契丹语资料和亲属语言资料扩大释读范围，研究语音语法规律，进一步扩大释读范围，一个字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也能提供释读线索，综合利用已知的字和词的音义，探求未知的字和词的音义。并述评已释读原字377个，增补13个。该书是先生对此前研究的总结与升华[31]。
2005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文字释读方法研究》一文，进一步将研究契丹小字的“实证法”归纳为用“比较法”开始最初的研究工作，以“已知”求“未知”，验证，在解决矛盾中前进、在深入研究当中完善认识四步。同年，先生发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一文，回顾了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经验，分析了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其局限性，对运用元音和谐律提出几项建议。《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一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从其表达汉语借词方面看，它把汉字声韵学上的“声”和“韵”的概念进行了“字形化”或“字母化”，把“声”以辅音字母表示，把“韵”以元音字母和以元音为主的音节字母来表示；从其表达民族语词方面看，它采取了适当省略民族语词中的元音字母的办法[32]。
2007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小字几个常用原字读音研究》[33]《契丹语动词附加成分的研究》[34]等论文。前者对契丹小字金石资料中一些既不见于汉语借词，也不见于已释读契丹语词中的常用原字的读音提出自己的见解；后者对契丹语动词类变化中的附加成分，包括已经释读的副动词、形动词、陈述式及使动态的附加成分及其读音进行了研究。
此外，清格尔泰先生在满语研究方面亦有极深的造诣，相关成果包括《满洲语口语语音》[35]《关于满洲文字母第六元音的读音》[36]《满文的读音和转写法》[37]《蒙古族与满族的文化联系》[38]等。对满语的音位系统及其重要变体、口语音位和文字的关系、复合元音及音节、词的重音和长音、满语的元音和谐律、元音字母的读音和转写法、辅音字母的读音和转写法、借词音及其拼写法、满文音节表、蒙古文与满文的相互影响等提出重要见解。
四、小结
自1947年以来，在长达66年的学术生涯中，清格尔泰先生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并主编了《蒙汉词典》和《蒙古学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等大型工具书，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先生编写的《蒙文文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蒙古语语法的著作。《现代蒙古语语法》《蒙古语语法》两部专著是先生几十年研究蒙古语语法集大成之作。《契丹小字研究》《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等著作，又将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同时，清格尔泰先生还是著名的教育家，是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先驱者，是我国蒙古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先生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蒙古语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先生亲手参与创建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并成为“蒙古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和“蒙古语言文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
先生的一生，是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一生。在先生之前，中国蒙古语言研究处在语文学阶段，通过先生的坚守，中国蒙古语言文字研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阶段。2012年12月，由中国蒙古学学会设立的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高奖项“中国蒙古学奖”首次颁奖，清格尔泰先生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学者，为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 释：
①清格尔泰.蒙古语语法[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清格尔泰.现代蒙古语语法（修订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清格尔泰.清格尔泰文集（第8卷），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②清格尔泰.蒙古语文研究概况及其展望[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3-5.清格尔泰.蒙古语族，蒙古语言文字及其研究，蒙古语族语言和蒙古族方言土语及其历史概述[A].清格尔泰文集（第9卷）[C].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2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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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清格尔泰；学术生平；蒙古语；契丹语
中图分类号：H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01-06
清格尔泰先生（1924年6月12日—2013年12月27日），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蒙古语言学大师，我国现代蒙古学奠基人之一。先生1939年至1940年就读于呼和浩特蒙古学院；1941年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善邻高等商业学校、东京工业大学和仙台东北帝国大学。1946年参加工作，曾任内蒙古军政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主任、中央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教研室主任、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队长暨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语文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主席等职。清格尔泰先生长期从事蒙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在蒙古语族诸语言、满语、契丹的语言和文字等领域均有着极高的学术造诣，对蒙古语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以及蒙古语族亲属语言、文字改革、标准音、语言规范化、语言的发展道路、新词术语的创制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学术著作《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语法》《契丹小字研究》（合著）《土族语话语材料》《土族语和蒙古语》等在学界均有重要影响。清格尔泰先生的学风、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作为当代优秀的学术遗产之一，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
一、蒙古语研究起步阶段的清格尔泰先生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我国蒙古语研究正式步入起步阶段。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同年秋，内蒙古军政大学成立蒙古语文研究室，清格尔泰先生即是成员之一。先生不仅参与编写蒙古语教材和相关工具书，还去呼伦贝尔等地进行蒙古语调查。进入50年代，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设立了蒙古语文工作处，由清格尔泰先生主持工作。1953年5月，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第一次蒙古语文工作会议，正是在蒙古语文工作处的具体筹备下进行的。会议确定了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还涉及我国蒙古语基础方言、标准音等问题[1]。围绕这次会议，清格尔泰先生相继撰寫了《进一步加强蒙古语文工作以适应自治区的建设需要》《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关于1953年蒙古语文工作会议前后情况综述》《蒙文工作宣传材料》《继续认真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等文章，就名词术语的统一和创造、方言与共同语、外来语与混合语、新文字与旧文字等问题发表意见，为蒙古语文工作指明方向[2]。
1955年与1956年，清格尔泰先生领导中国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对蒙古语族诸语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在分析比较了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从1957年第11期起，清格尔泰先生在《蒙古语文》杂志（蒙古文版）上连载综合性研究论文《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及其方言概述》。文章将国内蒙古语划分为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西部、中部、东部等五个方言区。之后，先生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一些补充调查。最终于1979年发表《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一文，将我国境内蒙古语方言划分为卫拉特方言、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和内蒙古方言三种，目前多数人赞同三分法[3]。1959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一文，并在同年乌兰巴托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蒙古学学者大会上宣读，从语音、词法两个方面分析了巴林土语与各方言土语之间关系和特点，以及与书面语言之间关系和特点。文章发表后引起学界极大反响，被译成英文，在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1961年第8期上发表[4]。同年，先生还与确精札布合作，发表《关于蒙语辅音》一文，分析了蒙语辅音的特点及其发音规律[5]。《对蒙古语文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详细阐述了先生关于新词术语、“混合语”、学习汉语和学习蒙古语、民族语文的使用范围、增加祖国各民族语言共同成分等问题的看法[6]。1960年后，针对蒙古语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清格尔泰先生撰写《论蒙古语文的发展问题》[7]《论蒙古语发展道路上的几个问题》[8]《论现代蒙古语的大发展——为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而作》[9]等文，进一步从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方言土语和共同语的关系、古今关系、内外关系、发展和规范的关系、语言规范和语言使用上6个方面，讨论了现代蒙古语规范化问题。强调文字的改进不能太大，不能改进到面目皆非的地步，应遵循汉字改革方面的“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1963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论蒙古语动词》一文，将蒙古语动词按照其语法作用分为纯动词、形动词、副动词以及名动词，按照其词汇意义和在词的组合中所起的作用分为普通动词、代动词、助动词、关系动词，并分析了动词词干、态和体[10]。同年，先生发表《蒙古语语音系统》一文，论述了语音系统中的一般的长短元音、前化的长短元音、复元音、依附元音（弱化元音）、借用元音、辅音、借用辅音等，并针对元音和谐律与辅音结合律提出自己的看法[11]。
同时，先生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大学蒙古语教材《现代蒙古语》（上下册）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蒙汉词典》的编写工作。1964年，由清格尔泰等先生合编的《现代蒙古语》一书出版，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全面、系统研究蒙古语的著作，包含语音学、语法学、句法学、词汇学、词典学、文字学、修辞学、方言学、蒙古语族语言学及国内外蒙古语研究概况、现代蒙古语的发展与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蒙古语研究起步阶段我国蒙古语言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二、蒙古语研究发展阶段的清格尔泰先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蒙古语研究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文版的清格尔泰先生的《现代蒙语语法》。这部著作是先生在其之前所发表的专题论文和他主编的《现代蒙古语》的基础上编著的，但是《现代蒙语语法》并不是对先前论著的简单归纳汇编，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先生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现代蒙语语法》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蒙古语语音和语法的全貌，全面阐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对应规律，包括语音学、词法、句法、构词法等各个方面。先生注意从语言实际出发，注意把书面语和口语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研究，力求找出二者之间的对应规律。之后先生又于1991年与1999年分别出版了修订后的《蒙古语语法》与《现代蒙古语语法》，堪称集先生数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代表作。①
1981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尔语（土族语）动词特点——以表示语气的i：～a助动词的对立为中心》一文，分析了蒙古尔语动词变化体系、蒙古尔语进行体与完成体的特点、i：～a的对立及其意义，以及助动词i：～a的来源等问题[12]。1983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元音和谐律》一文，指出传统蒙古语语法所说的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的区分在内蒙古察哈尔土语里实际上是元音松紧的对立，在卫拉特方言里是由舌位的前后不同决定的，在科尔沁土语里则是由舌位的高低不同决定的。文章分析了元音唇形和谐的序列性及依附元音的性质。通过对于阿尔泰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一些语言的比较指出：元音和谐律是关于词内部前后音节里的元音之间的求同性、限制性、序列性、制约性的规律，是一个词里元音之间的调和及制约关系的规律[13]。使元音和谐律问题的研究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1985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一文，根据《蒙古秘史》和八思巴字文献材料都不分q与G以及畏吾儿体蒙古文早期文献也分不清q与G的史实，认为蒙古语中q与G原来是不分的，它们曾经是一个音。K与g的情况也类似，只是它们分化得比较早一些，在中期蒙古语文献里已经能看到它们分化的一些情况。东乡语材料则更清楚地表明q与G、k与g分别来源于q和k的分化演变[14]。同年，先生发表《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一文，介绍了蒙古语族各民族的情况、蒙古语族语言研究的情况以及蒙古语族语言研究中的一些新见解[15]。该文于1986年1月提交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向世界介绍我国蒙古语研究的最新状况。
1986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句法结构分析——根据蒙古语材料》一文，将先生在197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汉词典》附录语法和1979年2月出版的《现代蒙古语语法》中提出的关于句法方面的考虑，总结为传统语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的结合，也就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16]。
1988年，《土族语话语材料》一书出版。该书是在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土族语调查组和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族语文办公室在以互助土族自治县为调查点共同搜集、记录到的话语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写的。该书详细记录了土族语日常用语、故事、诗歌、格言、谚语、词汇等，是研究土族语的重要语言材料[17]。同年，先生还发表《土族语中b辅音的演变》一文[18]。1989年，《土族语话语材料》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图书。
1989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蒙古语族语言中的音势结构》一文，指出蒙古语族语言的辅音，根据发音时气流的强弱程度分为三类：强辅音（如p、t、k），中辅音（如b、d、g），弱辅音（如m、n、l）。在一个词里，第一音节首辅音和第二音节首辅音之间，在强弱的配置上有一定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蒙古语族各语言和蒙古语各方言之间有所不同，这样就构成了各语言和方言之间音势对应规律。如甲语言的“强辅音—中辅音”（如k—d）对应于乙语言的“中辅音—强辅音”（如g—t）。音势结构是辅音间互相选择的规律[19]。
1991年，清格尔泰先生又根据搜集到的语音、语法材料，在《土族语话语材料》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土族语和蒙古语》一书。利用丰富的语言材料，系统介绍了土族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现状，同时與蒙古书面语进行比较。还利用了蒙古语口语、蒙古语方言和同语族其他语言材料以及中世纪蒙古语文献材料，将土族语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
这一时期，清格尔泰先生对蒙古语言学情报工作[21]、蒙古文献[22]、语言规范化与发展道路[23]、蒙古语文、②民族文字问题、③阿尔泰语（学）④研究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清格尔泰先生与蒙古语族亲属语言研究
清格尔泰先生对蒙古语族亲属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契丹语、满语等方面。
197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研究业务。当年9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成立了联合研究契丹文字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成员为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三位先生，民族所的刘凤翥、于宝林两位先生。小组从有汉字对译的《郎君行记》入手，对当时传世的9件契丹小字碑刻进行研究，以寻找对译的人名、地名、官名为突破口，从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逐步进入到解读契丹语固有词汇。终于分析整理出契丹小字的原字共370多，释读出300多条契丹小字语词，构拟了130多个原字的音值，使得契丹小字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7年发表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重视，被日本著名学者、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教授评价为“划时代的新研究”[24]。
1985年《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包括“契丹小字研究总论”“契丹小字资料总编”两编。《契丹小字研究总论》由《契丹文字概述》《契丹小字研究概况》《我们对契丹小字开展的新研究》《契丹小字字形规范》四章组成；《契丹小字资料总编》由《契丹小字金石资料拓本和照片》《契丹小字资料的整理和释文》《契丹小字研究文献解题》《原字索引》四章组成[25]。《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出版后，先后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举办的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标志着我国契丹文研究步入新的阶段。 1991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契丹小字地支的读音》一文，构拟了龙、羊、狗、兔、鸡、马、虎、蛇、鼠九个地支的读音。1997年，先生又发表《契丹语与蒙古語的十二支》一文，补充余下猪、猴、牛三个地支的读音。至此先生指出，综合契丹小字地支的释读情况，与蒙古语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有：“辰”（龙）、“酉”（鸡）、“午”（马）、“巳”（蛇）、“卯”（兔）、“戌”（狗）、“未”（羊）、“丑”（牛）等8个。“寅”（虎）虽与蒙古语不同，但可以用蒙古语解释。“亥”（猪）、“申”（猴）、“子”（鼠）三个与蒙古语完全不同[26]。
1992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一文，讨论了动词词干附加成分（及物不及物与态）、动词陈述式附加成分（过去时）、形动词附加成分（现在将来时及过去时）、副动词附加成分（分离副动词）[27]。
1996年9月4日至6日，清格尔泰先生应邀参加韩国首尔檀国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亚洲诸民族文字国际学术会议，发言的题目为《契丹文字和形成的特点》。次年以《关于契丹文字的特点》为题，发表在韩国口诀学会编辑出版的《亚洲诸民族文字》上[28]。
1997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一文，将契丹小字的原字分为表示单元音和复元音的（其中分阳性、阴性、中性）、表示元音和辅音的（其中有“元音+辅音”“辅音+元音”“辅音+元音+辅音”，这些也都有阳性、阴性、中性的区别）、表示辅音的（根据它与什么元音结合也可以分为阳性、阴性、中性）三类[29]。
2002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一文，对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存在的不同意见进行介绍和分析，并根据新发现的契丹小字碑文资料中的几种不同写法，提出自己的释读意见[30]。同年，《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一书出版。该书是先生在1999年至2000年间在日本进行研究工作期间着手编著的，2002年初在内蒙古大学完成，于2002年3月由日本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出版并分发给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全书由前言、第一部分契丹小字研究总论、第二部分契丹小字的释读问题、第三部分资料组成。先生在书中将研究契丹小字的方法总结为以契汉对应的固有名词、汉语借词为突破口，参照史籍上的契丹语资料和亲属语言资料扩大释读范围，研究语音语法规律，进一步扩大释读范围，一个字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也能提供释读线索，综合利用已知的字和词的音义，探求未知的字和词的音义。并述评已释读原字377个，增补13个。该书是先生对此前研究的总结与升华[31]。
2005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文字释读方法研究》一文，进一步将研究契丹小字的“实证法”归纳为用“比较法”开始最初的研究工作，以“已知”求“未知”，验证，在解决矛盾中前进、在深入研究当中完善认识四步。同年，先生发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问题》一文，回顾了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经验，分析了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其局限性，对运用元音和谐律提出几项建议。《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一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契丹小字原字的性质。从其表达汉语借词方面看，它把汉字声韵学上的“声”和“韵”的概念进行了“字形化”或“字母化”，把“声”以辅音字母表示，把“韵”以元音字母和以元音为主的音节字母来表示；从其表达民族语词方面看，它采取了适当省略民族语词中的元音字母的办法[32]。
2007年，清格尔泰先生发表《契丹小字几个常用原字读音研究》[33]《契丹语动词附加成分的研究》[34]等论文。前者对契丹小字金石资料中一些既不见于汉语借词，也不见于已释读契丹语词中的常用原字的读音提出自己的见解；后者对契丹语动词类变化中的附加成分，包括已经释读的副动词、形动词、陈述式及使动态的附加成分及其读音进行了研究。
此外，清格尔泰先生在满语研究方面亦有极深的造诣，相关成果包括《满洲语口语语音》[35]《关于满洲文字母第六元音的读音》[36]《满文的读音和转写法》[37]《蒙古族与满族的文化联系》[38]等。对满语的音位系统及其重要变体、口语音位和文字的关系、复合元音及音节、词的重音和长音、满语的元音和谐律、元音字母的读音和转写法、辅音字母的读音和转写法、借词音及其拼写法、满文音节表、蒙古文与满文的相互影响等提出重要见解。
四、小结
自1947年以来，在长达66年的学术生涯中，清格尔泰先生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并主编了《蒙汉词典》和《蒙古学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等大型工具书，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先生编写的《蒙文文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蒙古语语法的著作。《现代蒙古语语法》《蒙古语语法》两部专著是先生几十年研究蒙古语语法集大成之作。《契丹小字研究》《契丹小字释读问题》等著作，又将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推向了世界前沿。同时，清格尔泰先生还是著名的教育家，是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先驱者，是我国蒙古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先生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蒙古语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先生亲手参与创建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并成为“蒙古语言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和“蒙古语言文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
先生的一生，是把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一生。在先生之前，中国蒙古语言研究处在语文学阶段，通过先生的坚守，中国蒙古语言文字研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阶段。2012年12月，由中国蒙古学学会设立的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高奖项“中国蒙古学奖”首次颁奖，清格尔泰先生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学者，为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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