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鱼翅”讲讲政治，这个可以有。
　　“听讲”的当然不是鱼翅本身，咱没吃过鱼翅也不至于傻到如此。官员滥吃鱼翅，由来已久，在饮食场、交际场，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个“鱼翅江湖”，它才是“被讲”的对象。——当然也不妨这样理解：在“鱼翅”的问题上讲讲政治。鱼翅消费本关乎经济、社会文化，但在我们这里，由于公务接待的“沾染”，情境变得更为复杂。
　　现在，局面突然出现简单化的趋势。既然“公务鱼翅”横行霸道，那就先动它。
　　在近日推出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有着诸多亮点，但无疑，人们最容易记住的是“鱼翅燕窝”。这不是一个高尚的名称，但一定是高贵的字眼，由它，可以涵盖诸多寻常百姓怎么想都想不出的高档食物。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公眾习惯称之为“公务接待新规”。而某种意义上，它的新旧与否，就在于有没有禁止鱼翅。很显然，鱼翅既然成为一种规格或象征，那么高层籍铁规剥夺官员“食翅权”，自然也是释放强烈信号。强硬“治嘴”，提升新规的可操作性，回应民意期待，俱在其中。
　　别忘了，剥夺官员“食翅权”，也是一种政治承诺。2012年6月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明确表示，将在三年内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对这一表态，公众极其感兴趣，视为中央层面开始在“治嘴”问题上具体化、务实化的明确迹象。
　　如今，一年多一点，“禁翅令”就铿锵落地。而提前兑现承诺，又与众多网友“三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意愿合拍。人们如此对“禁翅令”加以十二分期望，源于对官员的饕餮大嘴的憎恶。以“治嘴”视角看，鱼翅的被禁止，肯定不是最难的一件事。当然，“治嘴”无易事，当年“四菜一汤”的无疾而终就是明证，但是在诸多需要发力推动的事体上，“禁翅”有压倒一切的需要。
　　回到前述，我们面对的“鱼翅江湖”，是公款吃喝的最高境界。这不仅是指食欲上的贪得无厌，亦指“抵御”监督上的伎俩无穷。宴必鱼翅，偷吃也欢，不少官员是要靠鱼翅挣面子。
　　今年春节后，商务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自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倡议出台以后，鱼翅营业额下跌70%，鲍鱼和燕窝的销量下降40%。官场之外的鱼翅消费并没有被禁，这个数字，令官员是“翅客”主力军的推测坐实。
　　而今年9月，《参考消息》援引的法新社报道也提到，资源保护组织皮尤慈善基金会的鲨鱼专家安杰洛说，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鱼翅消费都在大幅下滑，“这与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有关”。
　　鱼翅消费者，非贵即富。鱼翅消费的风向，如此受“公务鱼翅”所影响，其实没有出乎意料。
　　当制度的利刃一刀刀刮去消费鱼翅的“流毒”后，我们无法不相信这一点：先予以制度性“治嘴”，直接抓住要害，比运用经济、文化等手段慢慢“调控”，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既然，在中国当下，解决“公务鱼翅”问题就会一下子改变局面，有什么理由不选择让制度马上“披上盔甲”呢？
　　谁都不能否认，在鱼翅消费骤降的情况下，制度的乘胜追击，是一种政治智慧。
　　无疑，国际上，包括国内近年来兴起的“拒吃鱼翅，保护鲨鱼”行动，打上的是非政治性标签。企业家、明星们的奔走呼吁，广告口号“没有消费就没有杀戮”在文化意义上的直指人心，亦见效果。但是就“受众”而言，显然，被我行我素的官场风气所裹挟的爱翅官员不容易听得进去，如果鱼翅能带来仕途帮助和其他利益，他们为什么要听从那些温柔的劝告呢？
　　说到底，官员拒绝吃鱼翅，也应该是一种政治操守。如果他们不能自觉拥有这种品质，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制度的出击。和“鱼翅”讲讲政治，更重要的是向贪婪之嘴亮剑。这和反腐本一个道理。
　　让鱼翅成为“鱼刺”。这种事，想想就很有快感。
　　这不是阴暗的诅咒，而是——制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