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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农户问卷和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方法，对山东省临沂市探沂镇、
南通市开屏村、江苏省南京市锁石村3地农户福祉进行评估，分别研究以经济、生态和政策为主导驱动力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驱动力主导的土地利用转变各具特点，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农民的福祉。经济为主要驱动力时，农户收入的提高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耕地减少带来的严重粮食安全问题；政策为主要驱动力时，农村整体环境质量改善，但是经济发展疲乏与不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带来农户福祉的降低；生态为主要驱动力时，当地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整体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着粮食安全问题。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农民福祉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7）16-0234-04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under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ZHAO Rui， ZHANG Su， CHEN Ru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Using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the town of Tanyi，Suoshi and Kaiping were evaluated.The land use change under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y，ecology and policy was studied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land use changes under the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which could affect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ways，reflecting a variet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When the economy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was at the cost of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erious food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arable land shrinking.When the policy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rural areas was improved，but the wea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nreasonabl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policy caused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decrease.When the ecology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the local ecosystem service capacity got overall improvement，but the food security issue was still existence.
Key wordsLand use change；Driving force；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作者簡介赵瑞（1997—），女，山东费县人，本科生，专业：土地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7-03-29
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地表覆被的变化会改变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土地用途与结构的改变会带来土地边际收益的增减，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变化[1]。人类福祉是一种人们正在享受的有价值的体验，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其由5个方面组成：①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的物质；②健康；③良好的社会关系；④安全；⑤自由权和选择权[2]。
当前我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显著变化，主要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影响，进一步作用于农户的生产生活，对农户福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实行与作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人类，而在诸多土地政策实行之后，农户的福祉如何变化是评价其效益的重要指标。笔者结合不同驱动力下土地利用變化的特点，评价其效益和对农民福祉产生的影响，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系列问题，立足于农民的根本利益对土地利用变化提出合理建议。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1.1.1临沂市探沂镇。探沂镇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县境东部，总面积70 666.67 hm2，总人口5.9万，人均收入5 281元。探沂镇土地利用变化以经济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全镇大力发展木材加工，目前已有木材加工企业1 000余家。这些小工厂的出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违法占用大量农田，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1.2
南通市海安县开屏村。开屏村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城东镇，现有人口4 208人，1 132户，人均收入10 300元。为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当地政府出台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政策，征收大量耕地转变为住宅用地。所以当地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政策因素。 1.1.3
南京市江宁区锁石社区。锁石社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镇阳山脚下，成立于2004年，总面积453.33 hm2，户籍人口1 865人，人均收入15 803元。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前提下，当地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以生态友好型发展为驱动力，并在此基础上修建蔬菜采摘园、草莓园等发展生态旅游业。
1.2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2016年临沂市探沂镇、南通市海安县开屏村与南京市江宁区锁石村的农户调研数据，通过问卷询问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前后各项福祉计量指标的变化。在这3个样本地区中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和调研员的主观判断，以调查时实际在家的每户1位居民为调查对象，并保证总样本的性别和年龄分布相对均衡。各样本区原定调查50人，由于问卷调查期间锁石村民多外出，实际每个样本区调查30人，样本总数为130。
数据收集工作在2016年7月展开并于8月完成，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结合面对面访谈，获得有效问卷130份，对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经济社会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直接决定调研过程的难易程度和问卷结果的可靠性，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在样本地区占多数。中老年调查者更具代表性，保证真实反映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前后的农户意愿。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类型主要涉及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及农用地，对应3个样本地区在不同驱动力下分别进行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发展工业、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的土地利用变化方式。
1.3研究方法
1.3.1
参与式农村评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是一种针对农户群体、能快速搜集农村信息资料，了解村民意愿的有效途径，广泛用于农村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农户生活状况的调查以及生态系统评估等方面[2]。该研究主要运用PRA中的半结构访谈法，访谈前拟定粗线条提纲，访谈中围绕主题展开开放式提问，并结合农户回答等实际情况做出必要调整，引导被访谈者表达建议、看法和态度，有助于补充封闭式调查问卷中未涉及信息。
该研究中访谈结合问卷调查展开。根据访谈得到的资料补充了3个样本地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社会经济背景和转变过程的部分细节，并大致了解土地利用变化后各区村民面临的一般问题。
1.3.2
农户福祉度量指标的选择。福祉是多维概念，是指对物品消费所产生效用的满意程度，主客观福祉本质都是主观感知，主观福祉（SWB）作为主流研究对象，即是幸福感，满意度[3]。该研究中以主观满意度为农户福祉表征指标，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体系（MA），结合3个样本地区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显著改变特征，选取经济、社会关系、安全和环境4大因素层下的13个满意度因子组成福祉评价体系。
多指标综合评价根据权重确定方法的不同分为主观赋權法和客观赋权法[4]。该研究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AHP），有效统一对现实的主观判断和对特征向量的客观一致性检验分析。在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中，认为经济因素与福祉的相關性最为显著，安全和环境因素次之且这两者同样重要，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最低。根据判断矩阵A得到特征向量W，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到一、二级指标权重（图1）。
1.3.3
农民福祉计算方法。量化人类福祉的一般过程是先对人类福祉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重，然后根据问卷调查、主观评价等方法对每项指标进行打分，最后将各项得分进行加总并通过标准化等方法计算出福祉的数字代表。王大尚等[5]研究密云水库流域时，全部采用客观福祉进行量化，代光烁等[6]对内蒙古高原锡林郭勒草原研究时采用了主观赋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蔡国英等[7]则是对主观福祉通过PRA访谈的方法确定其权重和分值。
依据受访者主观评价，将满意度指标分5档赋值：0=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在计算3个样本地农民福祉过程中，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前后满意度数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不同，统一取两者最值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处理后再按照二级指标权重累计到一级指标，最后根据一级指标权重叠加，得到3个样本地土地利用变化前后农户的总福祉。
2结果及分析
2.1农户福祉的空间分布异同
在3个调查地点的调查结果中发现，农民在休闲娱乐资源、村庄绿化程度以及对生活废弃物的处理方面的满意度都有显著上升，然而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普遍处于低水平，表现出了对食品安全的强烈担忧。
比较不同地区农户福祉的差异，从总体来看，3个样本地的福祉都未达到较高水平。探沂镇当前的福祉水平相对较高，锁石村次之，而开屏村的福祉水平最低。在当地土地利用发生变化之后，只有锁石村的福祉水平相对于变化之前是有所提高的，而另外两地，尤其是探沂镇的福祉下降比例高达8.23%（表2）。
从经济要素来看，探沂镇在经济驱动下的土地转变带来了农户福祉的显著提升，其收入满意度达到了锁石村的两倍。而社会因素中指标的高低与经济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经济带动下探沂镇的家庭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都有明显较高。由于探沂镇和开屏村的土地利用强度大，耕地大面积流失转变为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因此这两地的安全因素福祉远远低于生态友好型的锁石社区。最后在环境因素层面，除探沂镇在旅游业方面没有发展以外，3个地区的各项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表3）。
由表4可知，导致不同地区农民福祉的差异有以下3个方面原因。
（1）工作方式。根据访谈结果，对农户福祉影响最大还是经济因素，尤其是对于工作的满意度。3个地区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之后，当地农户依靠非农生产获得收入的比重有显著上升，锁石村甚至高达70%，其中打工被认为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探沂镇当地工业发达，农户可以选择在当地从事工业生产，而且由于工厂数量多、规模小，对工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条件要求不高，为广大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所以整体满意度较高。相对来说锁石村发展生态旅游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开屏的征地活动则增加失地农民数量，直接带来就业问题。 （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不同会导致地区农业技术、消费水平和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方面的差异。锁石村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居民生活水平本来就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土地利用变化对其农户福祉在经济方面的效应要弱于对探沂的影响程度，而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往往会对农户的切身福祉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3）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改变。3个地区的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导致农户对获取粮食的安全感持续降低。同时探沂镇与开屏村随着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提升，原有生态系统斑块更为破碎，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不再像原生环境一样友好。而锁石村以生态为导向，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涵养水源与景观美化能力有所提升。
2.2不同驱动力下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
每一种土地利用变化都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下的结果，但是各个驱动因素对其影响在程度和层次上有差异，因此此处讨论的驱动力为导致该地土地利用变化最主要、显著和直接的驱动力。按照前文所界定的驱动力以及对调查地点的分析认为，探沂镇的土地利用转变为经济驱动型，开屏村为政策驱动型，锁石社区为生态驱动型。驱动力的差异涉及到土地利用决策者的差异，进而导致土地利用决策中的用途转变、土地利用强度和转变效果的差异。
探沂镇出于最优经济目的，以农户个体为决策主体，将大量耕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土地覆被发生巨大改变，土地的边际收益明显增加。由于土地转变的随意性，当地同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更加破碎，生态系统的供给与调节服务能力明显下降。开屏村与锁石村的土地利用变化都是以集体为主导的，有政策支持的行为，其变化前后的同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相对完整，有整齐的边界。锁石村在保护生态的驱动力下，土地植被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涵养水源与景观美化能力提升，同时，生态旅游的发展也为当地居民增收提供了新的渠道。而开屏村受政策驱动力影响更显著，其政策目的是加强居民点整治，经济指向较弱，并且政府征地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会引起农户的强烈反感。
3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从不同驱动力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入手，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农民福祉度量体系中各项主观满意度指标的变化，并通过探讨不同驱动力下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及3个样本地区的农户福祉空间分布异同，分析农户福祉在不同驱动力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下的影响表征。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框架下构建了新型农户福祉评价体系，凸显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要素的日趋重要，并根据不同驱动力下3个样本区的福祉波动，显现土地利用变化方式的差异会带来的那部分福祉指标的改变，深入了解农民福祉变化的构成。
对探沂鎮、海安县和锁石村土地利用变化年期内各项福祉指标的增减浮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驱动力下探沂镇经济、社会关系和环境福祉都有增加，但资源安全福祉显著降低15%。探沂在由耕地向工业用地转变时经济发展增速快，农户生活水平提高，但工业污染使农户担忧水资源和食品资源安全，建议整合细碎化的中小企业建立工业园区，控制污染物排放。在政策驱动力下，海安县开屏村经过居民点整理，居住条件极大改善，环境条件日益优化，但社会关系和安全福祉分别下降6.0%和1.5%，可见水资源和食品安全问题在耕地减少后不容忽视，甚至在房屋置换和征地补偿过程中也存在社会矛盾，并且开屏村经济福祉增加仅0.7%，说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后当地经济水平停滞，农户工作亟待拉动，当地政府需要完善周边设施，引入企业进驻增加就业机会。由生态驱动力推动的锁石村，经济和环境福祉分别提高2.6%和9.4%，在建设生态休闲农业园区发展旅游业中对资源环境产生正的外部性效应，并积极引领经济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相关福利政策也保障村民生活水平持稳，但锁石的社会关系福祉和安全福祉分别降低7.4%和2.3%，家庭关系矛盾和生活资源安全问题在耕地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园时显现出来，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注意。
总体来看，农户的经济、社会关系、安全和环境福祉在不同驱动力作用下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条件下都产生明显变动，其中探沂镇的变化最显著，相对变化數为8.23%，但只有锁石村农户福祉呈现增长，也仅7.67%，探沂镇和开屏村总福祉都有所下降，这些福祉的下降主要源于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福祉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因此在开展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要重视这三者的协调。
参考文献
[1] 李平，李秀彬，刘学军.我国现阶段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宏观分析[J].地理研究，2001，20（2）：129-138.
[2] 杨莉，甄霖，李芬，等.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初探[J].资源科学，2010，32（5）：849-855.
[3] 申津羽，韩笑，侯一蕾，等.贫困山区的农户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10）：2174-2182.
[4] 宋之杰，高晓红.一种多指标综合评价中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J].燕山大学学报，2002，26（1）：20-22，26.
[5] 王大尚，李屹峰，郑华，等.密云水库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特征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系[J].生态学报，2014，34（1）：70-81.
[6] 代光烁，娜日苏，董孝斌，等.内蒙古草原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动态变化：以锡林郭勒草原为例[J].生态学报，2014，34（9）：2422-2430.
[7] 蔡国英，尹小娟，赵继荣.青海湖流域人类福祉认知及综合评价[J].冰川冻土，2014，36（2）：469-478.
南通市开屏村、江苏省南京市锁石村3地农户福祉进行评估，分别研究以经济、生态和政策为主导驱动力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驱动力主导的土地利用转变各具特点，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农民的福祉。经济为主要驱动力时，农户收入的提高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耕地减少带来的严重粮食安全问题；政策为主要驱动力时，农村整体环境质量改善，但是经济发展疲乏与不合理的征地补偿政策带来农户福祉的降低；生态为主要驱动力时，当地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整体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着粮食安全问题。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农民福祉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7）16-0234-04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under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ZHAO Rui， ZHANG Su， CHEN Ru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5）
AbstractUsing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the town of Tanyi，Suoshi and Kaiping were evaluated.The land use change under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y，ecology and policy was studied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land use changes under the different driving forc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which could affect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in different ways，reflecting a variety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When the economy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was at the cost of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erious food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arable land shrinking.When the policy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rural areas was improved，but the wea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nreasonabl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policy caused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decrease.When the ecology w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the local ecosystem service capacity got overall improvement，but the food security issue was still existence.
Key wordsLand use change；Driving force；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作者簡介赵瑞（1997—），女，山东费县人，本科生，专业：土地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7-03-29
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地表覆被的变化会改变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土地用途与结构的改变会带来土地边际收益的增减，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变化[1]。人类福祉是一种人们正在享受的有价值的体验，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其由5个方面组成：①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的物质；②健康；③良好的社会关系；④安全；⑤自由权和选择权[2]。
当前我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显著变化，主要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影响，进一步作用于农户的生产生活，对农户福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实行与作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人类，而在诸多土地政策实行之后，农户的福祉如何变化是评价其效益的重要指标。笔者结合不同驱动力下土地利用變化的特点，评价其效益和对农民福祉产生的影响，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系列问题，立足于农民的根本利益对土地利用变化提出合理建议。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1.1.1临沂市探沂镇。探沂镇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县境东部，总面积70 666.67 hm2，总人口5.9万，人均收入5 281元。探沂镇土地利用变化以经济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全镇大力发展木材加工，目前已有木材加工企业1 000余家。这些小工厂的出现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另一方面违法占用大量农田，且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1.2
南通市海安县开屏村。开屏村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城东镇，现有人口4 208人，1 132户，人均收入10 300元。为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当地政府出台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政策，征收大量耕地转变为住宅用地。所以当地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政策因素。 1.1.3
南京市江宁区锁石社区。锁石社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镇阳山脚下，成立于2004年，总面积453.33 hm2，户籍人口1 865人，人均收入15 803元。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前提下，当地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以生态友好型发展为驱动力，并在此基础上修建蔬菜采摘园、草莓园等发展生态旅游业。
1.2数据来源
该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是2016年临沂市探沂镇、南通市海安县开屏村与南京市江宁区锁石村的农户调研数据，通过问卷询问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前后各项福祉计量指标的变化。在这3个样本地区中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和调研员的主观判断，以调查时实际在家的每户1位居民为调查对象，并保证总样本的性别和年龄分布相对均衡。各样本区原定调查50人，由于问卷调查期间锁石村民多外出，实际每个样本区调查30人，样本总数为130。
数据收集工作在2016年7月展开并于8月完成，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结合面对面访谈，获得有效问卷130份，对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经济社会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直接决定调研过程的难易程度和问卷结果的可靠性，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在样本地区占多数。中老年调查者更具代表性，保证真实反映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前后的农户意愿。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类型主要涉及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及农用地，对应3个样本地区在不同驱动力下分别进行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发展工业、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的土地利用变化方式。
1.3研究方法
1.3.1
参与式农村评估。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是一种针对农户群体、能快速搜集农村信息资料，了解村民意愿的有效途径，广泛用于农村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农户生活状况的调查以及生态系统评估等方面[2]。该研究主要运用PRA中的半结构访谈法，访谈前拟定粗线条提纲，访谈中围绕主题展开开放式提问，并结合农户回答等实际情况做出必要调整，引导被访谈者表达建议、看法和态度，有助于补充封闭式调查问卷中未涉及信息。
该研究中访谈结合问卷调查展开。根据访谈得到的资料补充了3个样本地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社会经济背景和转变过程的部分细节，并大致了解土地利用变化后各区村民面临的一般问题。
1.3.2
农户福祉度量指标的选择。福祉是多维概念，是指对物品消费所产生效用的满意程度，主客观福祉本质都是主观感知，主观福祉（SWB）作为主流研究对象，即是幸福感，满意度[3]。该研究中以主观满意度为农户福祉表征指标，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体系（MA），结合3个样本地区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显著改变特征，选取经济、社会关系、安全和环境4大因素层下的13个满意度因子组成福祉评价体系。
多指标综合评价根据权重确定方法的不同分为主观赋權法和客观赋权法[4]。该研究采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AHP），有效统一对现实的主观判断和对特征向量的客观一致性检验分析。在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中，认为经济因素与福祉的相關性最为显著，安全和环境因素次之且这两者同样重要，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最低。根据判断矩阵A得到特征向量W，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到一、二级指标权重（图1）。
1.3.3
农民福祉计算方法。量化人类福祉的一般过程是先对人类福祉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重，然后根据问卷调查、主观评价等方法对每项指标进行打分，最后将各项得分进行加总并通过标准化等方法计算出福祉的数字代表。王大尚等[5]研究密云水库流域时，全部采用客观福祉进行量化，代光烁等[6]对内蒙古高原锡林郭勒草原研究时采用了主观赋权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蔡国英等[7]则是对主观福祉通过PRA访谈的方法确定其权重和分值。
依据受访者主观评价，将满意度指标分5档赋值：0=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在计算3个样本地农民福祉过程中，由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前后满意度数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不同，统一取两者最值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处理后再按照二级指标权重累计到一级指标，最后根据一级指标权重叠加，得到3个样本地土地利用变化前后农户的总福祉。
2结果及分析
2.1农户福祉的空间分布异同
在3个调查地点的调查结果中发现，农民在休闲娱乐资源、村庄绿化程度以及对生活废弃物的处理方面的满意度都有显著上升，然而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普遍处于低水平，表现出了对食品安全的强烈担忧。
比较不同地区农户福祉的差异，从总体来看，3个样本地的福祉都未达到较高水平。探沂镇当前的福祉水平相对较高，锁石村次之，而开屏村的福祉水平最低。在当地土地利用发生变化之后，只有锁石村的福祉水平相对于变化之前是有所提高的，而另外两地，尤其是探沂镇的福祉下降比例高达8.23%（表2）。
从经济要素来看，探沂镇在经济驱动下的土地转变带来了农户福祉的显著提升，其收入满意度达到了锁石村的两倍。而社会因素中指标的高低与经济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经济带动下探沂镇的家庭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都有明显较高。由于探沂镇和开屏村的土地利用强度大，耕地大面积流失转变为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因此这两地的安全因素福祉远远低于生态友好型的锁石社区。最后在环境因素层面，除探沂镇在旅游业方面没有发展以外，3个地区的各项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表3）。
由表4可知，导致不同地区农民福祉的差异有以下3个方面原因。
（1）工作方式。根据访谈结果，对农户福祉影响最大还是经济因素，尤其是对于工作的满意度。3个地区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之后，当地农户依靠非农生产获得收入的比重有显著上升，锁石村甚至高达70%，其中打工被认为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探沂镇当地工业发达，农户可以选择在当地从事工业生产，而且由于工厂数量多、规模小，对工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条件要求不高，为广大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所以整体满意度较高。相对来说锁石村发展生态旅游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开屏的征地活动则增加失地农民数量，直接带来就业问题。 （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不同会导致地区农业技术、消费水平和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方面的差异。锁石村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居民生活水平本来就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土地利用变化对其农户福祉在经济方面的效应要弱于对探沂的影响程度，而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往往会对农户的切身福祉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3）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改变。3个地区的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导致农户对获取粮食的安全感持续降低。同时探沂镇与开屏村随着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提升，原有生态系统斑块更为破碎，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不再像原生环境一样友好。而锁石村以生态为导向，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涵养水源与景观美化能力有所提升。
2.2不同驱动力下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
每一种土地利用变化都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下的结果，但是各个驱动因素对其影响在程度和层次上有差异，因此此处讨论的驱动力为导致该地土地利用变化最主要、显著和直接的驱动力。按照前文所界定的驱动力以及对调查地点的分析认为，探沂镇的土地利用转变为经济驱动型，开屏村为政策驱动型，锁石社区为生态驱动型。驱动力的差异涉及到土地利用决策者的差异，进而导致土地利用决策中的用途转变、土地利用强度和转变效果的差异。
探沂镇出于最优经济目的，以农户个体为决策主体，将大量耕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土地覆被发生巨大改变，土地的边际收益明显增加。由于土地转变的随意性，当地同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更加破碎，生态系统的供给与调节服务能力明显下降。开屏村与锁石村的土地利用变化都是以集体为主导的，有政策支持的行为，其变化前后的同一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相对完整，有整齐的边界。锁石村在保护生态的驱动力下，土地植被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涵养水源与景观美化能力提升，同时，生态旅游的发展也为当地居民增收提供了新的渠道。而开屏村受政策驱动力影响更显著，其政策目的是加强居民点整治，经济指向较弱，并且政府征地政策的不合理之处会引起农户的强烈反感。
3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从不同驱动力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入手，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农民福祉度量体系中各项主观满意度指标的变化，并通过探讨不同驱动力下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及3个样本地区的农户福祉空间分布异同，分析农户福祉在不同驱动力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下的影响表征。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框架下构建了新型农户福祉评价体系，凸显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要素的日趋重要，并根据不同驱动力下3个样本区的福祉波动，显现土地利用变化方式的差异会带来的那部分福祉指标的改变，深入了解农民福祉变化的构成。
对探沂鎮、海安县和锁石村土地利用变化年期内各项福祉指标的增减浮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驱动力下探沂镇经济、社会关系和环境福祉都有增加，但资源安全福祉显著降低15%。探沂在由耕地向工业用地转变时经济发展增速快，农户生活水平提高，但工业污染使农户担忧水资源和食品资源安全，建议整合细碎化的中小企业建立工业园区，控制污染物排放。在政策驱动力下，海安县开屏村经过居民点整理，居住条件极大改善，环境条件日益优化，但社会关系和安全福祉分别下降6.0%和1.5%，可见水资源和食品安全问题在耕地减少后不容忽视，甚至在房屋置换和征地补偿过程中也存在社会矛盾，并且开屏村经济福祉增加仅0.7%，说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后当地经济水平停滞，农户工作亟待拉动，当地政府需要完善周边设施，引入企业进驻增加就业机会。由生态驱动力推动的锁石村，经济和环境福祉分别提高2.6%和9.4%，在建设生态休闲农业园区发展旅游业中对资源环境产生正的外部性效应，并积极引领经济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相关福利政策也保障村民生活水平持稳，但锁石的社会关系福祉和安全福祉分别降低7.4%和2.3%，家庭关系矛盾和生活资源安全问题在耕地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园时显现出来，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注意。
总体来看，农户的经济、社会关系、安全和环境福祉在不同驱动力作用下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条件下都产生明显变动，其中探沂镇的变化最显著，相对变化數为8.23%，但只有锁石村农户福祉呈现增长，也仅7.67%，探沂镇和开屏村总福祉都有所下降，这些福祉的下降主要源于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福祉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因此在开展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要重视这三者的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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