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坛规整而有序，知识分子们做事情大多妥妥帖帖，在宋初欧阳文忠公大公无私提携后人的风气影响下，有宋一代的文人“相轻”之举少了很多;在赵匡胤立碑为誓不杀文人和直谏者之后，知识分子受到了尊重和优待，文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放言说真话的胆量也都增大了，很多文人敢于放言不避大忌。从北宋初开始，科举选材数量大大增加，知识分子们一旦考取，拿着政府给的优厚待遇，投身于“兴文教、抑武事”事业当中，办书院、整理典籍、建言献策，忙得不亦乐乎，只想把大宋建设好。直到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大家才真正意识到“国破家亡”意识到“中原已失”，一直坚持着“理学”统系的宋人，在意识上非常明确地有传承汉族文化根系的使命感，经历此变，很多忠臣义士敢于作为、敢于发声，种种事迹尤为后人景仰。
　　提起抗金，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岳飞，一曲《满江红》，多么地悲壮。还有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集结民间力量抗金，归依朝廷后被屡屡排挤，却仍不忘献策进言力主收复中原的辛弃疾。
　　我们这里说的这位敢于直言杀掉秦桧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似乎名气并不大，但却是南宋“主战派”的坚定力量，他的一生是抗敌爱国的一生，是南宋前期抗金的一面旗帜。朱熹评价胡铨说：“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朱熹模仿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对胡铨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可见其影响。
　　如果未逢乱世，胡铨应该也会有所成就的，他出身普通，家里好几代都没出过做官的，但他天资聪颖，又从小刻苦，二十岁时参加太学考试，博得了众位太学博士的青睐。两年之后参加南宋政权建立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在扬州科场，胡铨秉承北宋文人敢于说话的传统，大胆陈词，揭露时弊，写道“天下大体已坏”“今宰相非晏殊，枢密、参政非韩琦、杜衍、范仲淹”。这样的言辞使他失去了榜首的位置，但也得中第五名，随后被任命为抚州军事判官。但就在他即将赴任之时，金国军队又开始对南宋大举进攻，胡铨老家庐陵芗城，属吉州，被攻破。吉州太守随隆裕太后逃到虔州。胡铨义愤填膺，勇担重任暂代吉州军务，组织乡民和剩余部队配合，竟夺回了吉州城。但由于兵力悬殊，吉州城又被金人夺去，胡铨用地利人和的优势与之周旋，几失几得之后，金军彻底退走，吉州保住了。也是因为这次英勇抗敌，胡铨直接被任命为转承直郎，摄吉州通判。
　　这时朝廷中的爱国志士也频频发出爱国呼声，献言献策。就在胡铨以为自己可以稳稳步入仕途，继续和这些有识之士为家国效力的时候，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却采取了对内镇压、对外投降以求苟且偷生的方针，用屈膝的姿态来换取偷安于江南。这样主战主和之争就成为了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胡铨就成为了这场斗争中坚定的主战派。
　　胡铨的父亲病逝，他丁忧在家期间研读史书，也时刻关注时政。在主和派的对外不作为和对内镇压政策之下，他看到了战乱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民生活痛苦，看到了恢复中原遥遥无期，他又提笔上书给地方长官，直言揭露黑暗。在他无情揭露下，我们看到州县选官就是“势高多金者则得之”，官府治理盗贼就是“往往假讨贼之名，残州破县，掠无辜赤子，以要赏级”。而这些被掠去视为“盗”的无辜平民则又在威逼之下“株引牵连，十室而九”，更有甚者能株连一乡。这些话句句像针，刺中时弊，让统治者心惊肉跳，让为臣子者深深感到此时已不复北宋的开明风气。而胡铨最在乎的还是抗金大业，平定中原、班师回朝国家才能真正安稳。
　　1137年，在兵部尚书吕祉的举荐下，胡铨出任枢密院编修，其后的一年，宋高宗为了打击主战派，重用秦桧，秦桧派出心腹王伦与金人交涉。金国的条件是若南宋屈膝称臣、岁岁纳贡，便送还徽钦二帝，归还河南旧地。更可恨之举是，王伦把金国使者私带入南宋，以“诏喻江南”的名义让高宗跪拜，“江南”二字可见金统治者并不承认南宋。消息传出，百姓议论纷纷以此为奇耻大辱，主战派更是上书请愿，拒绝议和。可是面对这些抗议之声，宋高宗严词拒绝，秦桧则以小人手段驱逐爱国志士。在这风口浪尖上，胡铨又推一巨石入海，他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呈上《戊午上高宗封事》。
　　《戊午上高宗封事》不仅仅是一篇奏章，还是一篇声讨秦桧投降派的战斗檄文。整篇文章火药味十足，奏章开篇指出金人之所以答应南宋求和，不外乎是想让高宗做第二个刘豫，当他们的傀儡，可以用之即立、不用即废。“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胡铨以三岁小儿和皇帝作比，大胆忠告连小儿都知羞耻的“拜犬豕”您堂堂皇帝如何就是不能懂呢！接下来又直接驳斥王伦的议和之说，主和派每每拿好话糊弄高宗，而事实却一件一件清晰表明“敌之情伪可知矣”，在这些教训面前，胡铨叹道：“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接着又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有条理、有远见的分析体现了胡铨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他的实干精神。他从后人对皇帝的看法、金人“变诈百出”和王伦“以奸邪济之”三个角度出发，充分论证，得出了结论：“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決不可得。” 甚至 “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 ，天子百姓只能“痛哭流涕长太息矣”。这段论述层层推进，有理有据，有不可挡之势。

　　在奏书最后，胡铨点名提出主和阵容中的投降派：秦桧、王伦和孙近，并毅然表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并且为了鼓舞三军士气、安抚百姓，应该“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否则“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嫉恶如仇、敢怒敢言，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至今读起来都让人敬佩。奏章一经传出，天下皆震动，民间到处刊刻传诵，世人皆知胡铨之忠义不畏死，连金人也暗中以千金购买，且读后大惊失色连呼“南朝有人”。
　　但铮铮铁骨和一腔爱国热血带给胡铨的却是大半生的坎坷和颠沛流离，上书之后被逐出京，又屡遭贬谪，晚年竟被看押至海南，他虽然活了七十九岁，但直到秦桧死后五年才恢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