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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绅录，又称“搢绅录”，是明清以来对刊刻于京城北京，并流行于官场及民间的全国范围职官名录类文献的总称。《幼学琼林》这样解释，“朝臣皆搢笏于绅间，故曰搢绅”，搢绅为在职官员之代称，而“搢”与“缙”通，此类文献遂统称为“缙绅录”。追溯渊源，缙绅录之雏形为南宋之《班朝录》；到明朝，其编纂已颇为流行；至清代，传世数量众多，蔚为大观，遂为清代北京地方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一、缙绅录为清代北京必有之文献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作为都城，清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亦为最大的官场信息集散地，这种地域和人文资源优势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发展，并催化出一批带有鲜明京城色彩的出版物。清人戴璐有言，“题名碑录、馆选录、御史题名、文武缙绅，并为京师必有之书”。所谓“文武缙绅”，即指缙绅录，分别为文官名录和武官名录。实际上，上述几种书籍均与科举仕宦相关，恰是都城北京政治、文化职能的重要体现。在京城举行的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殿试以及在职官员的除授、迁调、罢黜以及官缺信息的发布构成了有利的官场信息资源优势，并以相应的文献编纂的形式反映出来，故而有清一代，京城北京缙绅录的编纂十分发达。
编纂于清代北京的缙绅录数量浩繁，内容丰富。就版本来说，有官刻与坊刻之分。据《清史稿》，“任官之法，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故官刻本缙绅录，编纂于吏部和兵部。文缙绅，即文职官员名册，其编纂出自吏部之文选清吏司。清代吏部设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官吏任免升调等，由文选司掌管，在职官员名录的编纂，亦由该部门承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文选清吏司正式设缙绅处，掌管进呈月折、循环簿、四季缙绅录，并设经承以办理事务。至清末，吏部事务调整，情况又有所变化。编纂缙绅录的事务，曾由会议政务处统一管理。到宣统三年（1911）六月，内阁负责接收吏部印信文件，并分别归并其事务，缙绅录的编纂又被划归印铸局管理。
吏部刊刻的官刻本缙绅录，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亦有称《爵秩新本》者，现存官刻本缙绅录，还有《内务府爵秩全览》，是专门针对内务府衙门在职官员的记录。由于吏部铨选文官，因此《爵秩全览》只开列全国范围的文职在职官员，顺序上先京官后外官，在京的中央政府各衙门以及北京城属的官府衙门是开列的首要内容，其次遍及各地方官员。具体的开列内容包括：官员的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核定养廉银数额，等等。外官部分还在各省、府、厅、州、县之下，分别注明疆域地理、行政结构、财政赋税、风俗物产等相关信息。武缙绅，即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中枢”是兵部的别称，因武职官员由兵部铨选，故名。其内容与文缙绅相类似，不一一赘述。总体来说，官刻缙绅录版式较为开阔，刻工、装潢均严整考究，字迹疏朗清晰，显示出官府出版物的气派。当然，吏部、兵部所纂缙绅录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官府内部。
二、清代北京琉璃厂的缙绅老铺
清代琉璃厂，是都城经济文化的缩影，为都门及都外人士流连之地。这里活跃着一批依靠刊售缙绅录谋利，并进而维持生存的缙绅书铺。
实际上，官场任职情况的变动是影响历朝历代政坛的核心内容，而官场信息的发布则一直向着更加透明化、公开化的方向发展。从历史上看，吏部编纂的缙绅录在明代就已流入民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万历十二年春季“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刊刻的《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是现存最早的坊刻本缙绅录，可见，至迟从明代中后期起，民间坊刻本缙绅录就已经问世。但无疑，清代北京的琉璃厂拥有数量更多、历史更悠久的缙绅书铺。
从现存清代缙绅录的版本和数量状况来看，坊刻本的存世数量远远多于官刻本。北京琉璃厂经营缙绅录的书铺，有文宝斋、本立堂、同升阁、来鹿堂、宝名堂、松竹斋、秀英堂、荣宝斋、荣庆堂、荣禄堂、荣觐堂、荣华堂、荣锦书屋、贵名堂、顺济局、崇寿堂、斌升堂、善成堂等数十家。因缙绅录是出都官吏送人的礼品和入都人士识途之书，故销量可观，仅靠售卖缙绅录，书铺即可以维持生计，比如同升阁就是一家专门刻印缙绅、爵禄全书的作坊。甚至，一些经营缙绅录的书铺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确可称为缙绅老铺了。
现存清代缙绅录大部分为民间书坊刊刻。坊刻本往往将文职官员名册与武职官员名册合成一函。各家书坊封面题签不一，有《满汉爵秩新本》、《满汉缙绅新本》、《大清仕籍全编》、《爵秩全函》、《大清搢绅全书》等多种名称。坊刻本封面的颜色亦有所不同，有黄色、蓝色，但主要为红色，故而民间又把缙绅录称为“红面”。封面上一般都贴有书坊的版权标识以及本册的简明目录，甚至将书坊所在琉璃厂的确切位置都细致描述。封里除标注书名、书坊版权字样外，还多标有“日新月异，校对无讹”字样。一般来说，坊刻缙绅录刻工、装潢都显粗糙，且多为袖珍本。从内容来看，坊刻本比官刻本载录更为丰富，添加了诸如官阶品级、顶服俸禄、职名总目、铨选则例、官员相见仪注、赴任凭限及路程等内容。由于此类内容非官刻所载，无统一程式，各家书坊刊刻的缙绅录面目各异，增录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较比官刻本，坊刻本所增内容更切实际，更为实用，故而有广泛的市场。
坊刻缙绅录以四季为期，分春、夏、秋、冬四时刊行，每到一季，旧的自动废止，新的立即刊行，颇类似于现代的季刊。按四季循环刊印，不仅反映了清代官场信息变化更新的频率，吏部收集和处理官员任职信息的时限，也反映出琉璃厂的缙绅老铺经营的智慧。鉴于缙绅录是一种信息更新速度较快，一年之中可以四次更新获利的书籍产品，书铺往往将其视为长销书。书铺老板在刊售实践中还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的经营方法以有效降低刊印成本。缙绅录四季发行，每三个月即有变动，对坊刻本来说，最主要的成本支出来自刻版的费用。而琉璃厂的缙绅老铺很少重新刻版，往往采取改造旧版的方式来更新信息。因三月之间，官场信息必有变动，但关涉的内容不会影响书版的主体，故新印缙绅录通过采取涂抹、挖改旧版等方式，即可以完成信息的变更，从而有效降低成本。正因如此，现存坊刻本缙绅录因版片老化，多有字迹漫灭模糊，质量不佳，但因价格较廉、销售量大，书铺生意自然不错。为此，靠刊售缙绅，琉璃厂的缙绅老铺虽本小利薄，却能在书籍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三、京城北京与缙绅录的时空传播
从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定都北京，到1911年宣统帝逊位，北京一直是清王朝的都城。稳定的都城氛围赋予了北京缙绅录独特的资源优势。从现有史料来看，清代缙绅录的编纂大约始于顺治丙戌年，即顺治三年（1646），直至清朝灭亡。清王朝官方两百余年不间断地编纂，琉璃厂数十家书铺年复一年地四季刊售，在时间维度上赋予缙绅录以优越的传播条件。据统计，现存缙绅录约计上百函数千册，其编纂持续时间之长与现今存世数量之多，在存世文献中均属罕见。
从地理位置来看，清代北京为全国的交通枢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四通八达的中外交通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辐射状文化传播路径，代表着北京地方文化特色，以及清代官场文化风貌的缙绅录，凭借京城有利的交通条件，在空间上实现了国际性的文化传播。
缙绅录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京城内外在职官员的姓名、籍贯、官职等基本信息，就其功能而言，则可谓清代官场的风向标和入门指南，每隔三个月，官员任职的变化就会反映在缙绅录上，满足了人们结交、办事、谋缺等需求。对在职官员来说，缙绅录详载本人的职务变动信息，有纪念意义。而一些官场信息，如官员薪俸、州县地方基本情况、新增官职、税目等，还可为熟悉和办理事务打开方便之门。一书在手，如同获得一部实用的官场指南。对来京谋职者而言，缙绅录提供了沟通关系的渠道，以及现存官缺的状况，可供钻营，亦可供参考。因此，在京官宦、士子、商人等都内人士，以及进京赶考的士子、等待引见的各地官员等都外人士，是购买和传播缙绅录的主要群体。
由于缙绅录记录官场信息广泛，在社会交往中实用价值极高，故其读者群不断扩大。旧的缙绅录虽然官场信息价值丧失，如昨日黄花，但对研究官制的参考价值则相对提升，有清一代不少学者以收藏年代久远的缙绅录为荣，著名学者、藏书家如王士禛、杨凤苞、纪昀、阮元、潘祖荫等，均曾收藏缙绅录。学者关注的毕竟只是缙绅录的研究价值，比较而言，其官场实用价值更为功利人士所重。龚自珍曾经指出，一些擅长投机钻营者只读“五色书”。所谓“五色书”，称“红面”者即指缙绅录，“黄面”指京报，“黑面”指禀帖，“白面”指知会，“蓝面”指账簿。晚清时代，即便不学无术之人，家中也必有数册“红面”。可见，缙绅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被视为常见之书和市侩之书。实际上，缙绅录的读者群体甚至还扩充至最下层的贩夫走卒。小说《如此京华》中，就塑造了一位熟知缙绅录的车夫，如其所言，“那京里的车夫别件事没长处，只缙绅录是记熟在肚子里的，不要说常去过的，便是没去过时，只要晓得是车主人的朋友，没有不认识的。”
不仅如此，在清代社会历史变动关头，一些缙绅录的读者群体还曾利用这种文献，使其发挥出乎意料的作用。如太平天国起事时，农民军攻取一地后曾利用缙绅录关于该地方钱粮的记录，作为管理该地并加以征税的标准。邹容撰写《革命军》，曾以缙绅录仅录汉官缺，不列满官缺为例，说明满汉等级差异以及清代社会的不平等。1910年，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利用邮政，根据缙绅录寄出27万余张广告单，以扩大其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影响。这些，均说明缙绅录使用人群之广以及空间传播之普遍。
另外，不仅清朝统治区域内，谋官求禄者将缙绅录视若珍宝，来京的外国使臣亦格外看重缙绅录提供的官场信息。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商团，亦为缙绅录的重要读者群。虽然，因内容涉及朝廷内部信息，所以对外，缙绅录是禁止出售的，但外国来使总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缙绅录。如当时朝鲜使者为收集清朝军政财经等情报，对于地图、军政典章、缙绅录，及上谕、题本等文献着力搜求，鉴于这些书籍均为禁卖书册，所以他们往往通过译官贿赂会同馆通事代购。在《李朝实录》以及朝鲜使者所著燕行录中，有不少此类内容的载述。如清康熙十二年（朝鲜显宗十四年，1673年）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楠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大清国时，得见清之《缙绅便览》（即指缙绅录），知道大清国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提醒国王注意清修《明史》关于朝鲜国君的记述和评价问题，并为此展开对清交涉。朝鲜使者洪大荣在其所著《湛轩书外集》中，还详细说明了清代缙绅录的使用方法。在洪大荣看来，利用缙绅录既可搜集信息，又可编织人脉。他在入京后倾慕吴姓、彭姓两位翰林，但不知其名，利用缙绅录则很快查知二人姓名，并获知其里居，从而开始交往。
此外，传教士也是缙绅录的读者群，经由各国传教士之手，清代北京的缙绅录流传海外。如俄罗斯传教士比丘林携带回国的汉文文献书目中，就有缙绅录。目前，海外不少收藏机构藏有清代的缙绅录，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等等。可以说，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来华使团、商人、传教士等人群促进了清代缙绅录的国际传播。
综上可知，清代都城北京为缙绅录的编纂、刊售和传播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反之，缙绅录的出现亦丰富并促进了都城经济、文化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资助明德青年学者项目“清代北京历史文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XNJ020）
一、缙绅录为清代北京必有之文献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作为都城，清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亦为最大的官场信息集散地，这种地域和人文资源优势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发展，并催化出一批带有鲜明京城色彩的出版物。清人戴璐有言，“题名碑录、馆选录、御史题名、文武缙绅，并为京师必有之书”。所谓“文武缙绅”，即指缙绅录，分别为文官名录和武官名录。实际上，上述几种书籍均与科举仕宦相关，恰是都城北京政治、文化职能的重要体现。在京城举行的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殿试以及在职官员的除授、迁调、罢黜以及官缺信息的发布构成了有利的官场信息资源优势，并以相应的文献编纂的形式反映出来，故而有清一代，京城北京缙绅录的编纂十分发达。
编纂于清代北京的缙绅录数量浩繁，内容丰富。就版本来说，有官刻与坊刻之分。据《清史稿》，“任官之法，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故官刻本缙绅录，编纂于吏部和兵部。文缙绅，即文职官员名册，其编纂出自吏部之文选清吏司。清代吏部设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官吏任免升调等，由文选司掌管，在职官员名录的编纂，亦由该部门承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文选清吏司正式设缙绅处，掌管进呈月折、循环簿、四季缙绅录，并设经承以办理事务。至清末，吏部事务调整，情况又有所变化。编纂缙绅录的事务，曾由会议政务处统一管理。到宣统三年（1911）六月，内阁负责接收吏部印信文件，并分别归并其事务，缙绅录的编纂又被划归印铸局管理。
吏部刊刻的官刻本缙绅录，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亦有称《爵秩新本》者，现存官刻本缙绅录，还有《内务府爵秩全览》，是专门针对内务府衙门在职官员的记录。由于吏部铨选文官，因此《爵秩全览》只开列全国范围的文职在职官员，顺序上先京官后外官，在京的中央政府各衙门以及北京城属的官府衙门是开列的首要内容，其次遍及各地方官员。具体的开列内容包括：官员的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核定养廉银数额，等等。外官部分还在各省、府、厅、州、县之下，分别注明疆域地理、行政结构、财政赋税、风俗物产等相关信息。武缙绅，即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中枢”是兵部的别称，因武职官员由兵部铨选，故名。其内容与文缙绅相类似，不一一赘述。总体来说，官刻缙绅录版式较为开阔，刻工、装潢均严整考究，字迹疏朗清晰，显示出官府出版物的气派。当然，吏部、兵部所纂缙绅录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官府内部。
二、清代北京琉璃厂的缙绅老铺
清代琉璃厂，是都城经济文化的缩影，为都门及都外人士流连之地。这里活跃着一批依靠刊售缙绅录谋利，并进而维持生存的缙绅书铺。
实际上，官场任职情况的变动是影响历朝历代政坛的核心内容，而官场信息的发布则一直向着更加透明化、公开化的方向发展。从历史上看，吏部编纂的缙绅录在明代就已流入民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的万历十二年春季“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刊刻的《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是现存最早的坊刻本缙绅录，可见，至迟从明代中后期起，民间坊刻本缙绅录就已经问世。但无疑，清代北京的琉璃厂拥有数量更多、历史更悠久的缙绅书铺。
从现存清代缙绅录的版本和数量状况来看，坊刻本的存世数量远远多于官刻本。北京琉璃厂经营缙绅录的书铺，有文宝斋、本立堂、同升阁、来鹿堂、宝名堂、松竹斋、秀英堂、荣宝斋、荣庆堂、荣禄堂、荣觐堂、荣华堂、荣锦书屋、贵名堂、顺济局、崇寿堂、斌升堂、善成堂等数十家。因缙绅录是出都官吏送人的礼品和入都人士识途之书，故销量可观，仅靠售卖缙绅录，书铺即可以维持生计，比如同升阁就是一家专门刻印缙绅、爵禄全书的作坊。甚至，一些经营缙绅录的书铺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确可称为缙绅老铺了。
现存清代缙绅录大部分为民间书坊刊刻。坊刻本往往将文职官员名册与武职官员名册合成一函。各家书坊封面题签不一，有《满汉爵秩新本》、《满汉缙绅新本》、《大清仕籍全编》、《爵秩全函》、《大清搢绅全书》等多种名称。坊刻本封面的颜色亦有所不同，有黄色、蓝色，但主要为红色，故而民间又把缙绅录称为“红面”。封面上一般都贴有书坊的版权标识以及本册的简明目录，甚至将书坊所在琉璃厂的确切位置都细致描述。封里除标注书名、书坊版权字样外，还多标有“日新月异，校对无讹”字样。一般来说，坊刻缙绅录刻工、装潢都显粗糙，且多为袖珍本。从内容来看，坊刻本比官刻本载录更为丰富，添加了诸如官阶品级、顶服俸禄、职名总目、铨选则例、官员相见仪注、赴任凭限及路程等内容。由于此类内容非官刻所载，无统一程式，各家书坊刊刻的缙绅录面目各异，增录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较比官刻本，坊刻本所增内容更切实际，更为实用，故而有广泛的市场。
坊刻缙绅录以四季为期，分春、夏、秋、冬四时刊行，每到一季，旧的自动废止，新的立即刊行，颇类似于现代的季刊。按四季循环刊印，不仅反映了清代官场信息变化更新的频率，吏部收集和处理官员任职信息的时限，也反映出琉璃厂的缙绅老铺经营的智慧。鉴于缙绅录是一种信息更新速度较快，一年之中可以四次更新获利的书籍产品，书铺往往将其视为长销书。书铺老板在刊售实践中还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的经营方法以有效降低刊印成本。缙绅录四季发行，每三个月即有变动，对坊刻本来说，最主要的成本支出来自刻版的费用。而琉璃厂的缙绅老铺很少重新刻版，往往采取改造旧版的方式来更新信息。因三月之间，官场信息必有变动，但关涉的内容不会影响书版的主体，故新印缙绅录通过采取涂抹、挖改旧版等方式，即可以完成信息的变更，从而有效降低成本。正因如此，现存坊刻本缙绅录因版片老化，多有字迹漫灭模糊，质量不佳，但因价格较廉、销售量大，书铺生意自然不错。为此，靠刊售缙绅，琉璃厂的缙绅老铺虽本小利薄，却能在书籍市场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三、京城北京与缙绅录的时空传播
从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定都北京，到1911年宣统帝逊位，北京一直是清王朝的都城。稳定的都城氛围赋予了北京缙绅录独特的资源优势。从现有史料来看，清代缙绅录的编纂大约始于顺治丙戌年，即顺治三年（1646），直至清朝灭亡。清王朝官方两百余年不间断地编纂，琉璃厂数十家书铺年复一年地四季刊售，在时间维度上赋予缙绅录以优越的传播条件。据统计，现存缙绅录约计上百函数千册，其编纂持续时间之长与现今存世数量之多，在存世文献中均属罕见。
从地理位置来看，清代北京为全国的交通枢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四通八达的中外交通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辐射状文化传播路径，代表着北京地方文化特色，以及清代官场文化风貌的缙绅录，凭借京城有利的交通条件，在空间上实现了国际性的文化传播。
缙绅录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京城内外在职官员的姓名、籍贯、官职等基本信息，就其功能而言，则可谓清代官场的风向标和入门指南，每隔三个月，官员任职的变化就会反映在缙绅录上，满足了人们结交、办事、谋缺等需求。对在职官员来说，缙绅录详载本人的职务变动信息，有纪念意义。而一些官场信息，如官员薪俸、州县地方基本情况、新增官职、税目等，还可为熟悉和办理事务打开方便之门。一书在手，如同获得一部实用的官场指南。对来京谋职者而言，缙绅录提供了沟通关系的渠道，以及现存官缺的状况，可供钻营，亦可供参考。因此，在京官宦、士子、商人等都内人士，以及进京赶考的士子、等待引见的各地官员等都外人士，是购买和传播缙绅录的主要群体。
由于缙绅录记录官场信息广泛，在社会交往中实用价值极高，故其读者群不断扩大。旧的缙绅录虽然官场信息价值丧失，如昨日黄花，但对研究官制的参考价值则相对提升，有清一代不少学者以收藏年代久远的缙绅录为荣，著名学者、藏书家如王士禛、杨凤苞、纪昀、阮元、潘祖荫等，均曾收藏缙绅录。学者关注的毕竟只是缙绅录的研究价值，比较而言，其官场实用价值更为功利人士所重。龚自珍曾经指出，一些擅长投机钻营者只读“五色书”。所谓“五色书”，称“红面”者即指缙绅录，“黄面”指京报，“黑面”指禀帖，“白面”指知会，“蓝面”指账簿。晚清时代，即便不学无术之人，家中也必有数册“红面”。可见，缙绅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被视为常见之书和市侩之书。实际上，缙绅录的读者群体甚至还扩充至最下层的贩夫走卒。小说《如此京华》中，就塑造了一位熟知缙绅录的车夫，如其所言，“那京里的车夫别件事没长处，只缙绅录是记熟在肚子里的，不要说常去过的，便是没去过时，只要晓得是车主人的朋友，没有不认识的。”
不仅如此，在清代社会历史变动关头，一些缙绅录的读者群体还曾利用这种文献，使其发挥出乎意料的作用。如太平天国起事时，农民军攻取一地后曾利用缙绅录关于该地方钱粮的记录，作为管理该地并加以征税的标准。邹容撰写《革命军》，曾以缙绅录仅录汉官缺，不列满官缺为例，说明满汉等级差异以及清代社会的不平等。1910年，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利用邮政，根据缙绅录寄出27万余张广告单，以扩大其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影响。这些，均说明缙绅录使用人群之广以及空间传播之普遍。
另外，不仅清朝统治区域内，谋官求禄者将缙绅录视若珍宝，来京的外国使臣亦格外看重缙绅录提供的官场信息。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商团，亦为缙绅录的重要读者群。虽然，因内容涉及朝廷内部信息，所以对外，缙绅录是禁止出售的，但外国来使总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缙绅录。如当时朝鲜使者为收集清朝军政财经等情报，对于地图、军政典章、缙绅录，及上谕、题本等文献着力搜求，鉴于这些书籍均为禁卖书册，所以他们往往通过译官贿赂会同馆通事代购。在《李朝实录》以及朝鲜使者所著燕行录中，有不少此类内容的载述。如清康熙十二年（朝鲜显宗十四年，1673年）二月，朝鲜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楠上疏国王，提及他们出使大清国时，得见清之《缙绅便览》（即指缙绅录），知道大清国设明史纂修官，已经开馆修史，提醒国王注意清修《明史》关于朝鲜国君的记述和评价问题，并为此展开对清交涉。朝鲜使者洪大荣在其所著《湛轩书外集》中，还详细说明了清代缙绅录的使用方法。在洪大荣看来，利用缙绅录既可搜集信息，又可编织人脉。他在入京后倾慕吴姓、彭姓两位翰林，但不知其名，利用缙绅录则很快查知二人姓名，并获知其里居，从而开始交往。
此外，传教士也是缙绅录的读者群，经由各国传教士之手，清代北京的缙绅录流传海外。如俄罗斯传教士比丘林携带回国的汉文文献书目中，就有缙绅录。目前，海外不少收藏机构藏有清代的缙绅录，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等等。可以说，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来华使团、商人、传教士等人群促进了清代缙绅录的国际传播。
综上可知，清代都城北京为缙绅录的编纂、刊售和传播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反之，缙绅录的出现亦丰富并促进了都城经济、文化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资助明德青年学者项目“清代北京历史文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XNJ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