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实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处于不完整和系统性，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性地影响我国的金融改革效率。深入研究其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对于如何提高金融效率，破解在新常态下，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难题，有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使金融体系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提供便利，使金融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与核心。笔者从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为切入点，研究如何提升中国金融改革效率方法入手，分析金融改革的状态，提出了破解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的研究方法，进而致力于推动我国金融改革科学遵循“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基本原则，从而建立多样化金融机构体系，更好地提升金融效率，有效服务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提供建议。
【关键词】金融改革 市场效率 体制障碍 政策变革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实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处于不完整和系统性，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性地影响我国的金融改革效率。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实现金融管理转型和升级，有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使金融体系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提供便利，使金融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在“十三五”期间必须解决的行政问题。
一、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由于地产融资困境，直接转化为政府的收入，形成政府的金融“黑洞”。而金融机构的高管基于官本位的思想体系，不能从市场和金融规律角度科学地破解地产经济瓶颈。这导致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效率低下，金融效益对经济局面有着深长的不利影响。在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下，中国政府都会在相对稳定且固定的货币增长目标条件下，极力地把资金更多地分配到更多的体制内。而且是通过没有被严格监管的软预算约束体系，支持了许多业绩不佳、循环能力不强的国有资产，因而降低了国家资本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因此，金融改革如果不能摆脱以下两个现实，可持续金融将很难延续。
（一）体制障碍
目前，中国的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新兴企业之间的结构，都存在诸多结构性失衡，产业链条和适应性资产配置都相对独立，没有实现政府的有效配置和管理。核心特质是金融的非市场性自由化，导致国有资本市场的缺陷。从理论层面讲，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严重体制性缺陷。因为这些特也是西方一些国家在排除政治因素外的根本原因。正如李克强总理说，“我们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历史经验表明，在金融机构的市场容量和存量上，数量和质量性问题应由市场来决定，但目前由于我国政府的审批进入，又缺少市场化的竞争与退出机制管理，还有乱象存在，影响金融发展之外还有社会稳定的潜在不利影响。正是体制的缺陷和不完整，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此外，还有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等问题也是体制管理的瓶颈。
（二）政策误区
当前，银监会对各类资本进入银行业，在标准、门槛和条件上虽然没有歧视性规定。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银行机构门槛依然是“糊涂账”，缺乏更为细化、规范的操作规程和管理体系，金融监管依然停留在宏观层面。再者，由于地方政府政策性地增加了服务于小贷公司的担保公司。使得本来就生存困难的小微企业风险提高。还有，就是由于这些企业的社会稳定性差，其获得贷款难形成了似乎是正常的市场规律，模糊了金融改革的本象。同时，还有贷款公司的不规范套筛选机制以及后期的风险管理体系，政府放任靠担保公司来控制风险，导致了次生的“高利贷”。在政策层面，实际上是给高利贷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二、提升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方法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出发，金融业的低水平发展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之一。可以说，构建稳定而高效的社会主义特有的金融体系，一直是我国政府金融管理的决心和方向，而且需要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和出发点。
（一）目前中国改革的金融效率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需要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提升金融供给效率。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自然是要全面深化金融体系改革。通过金融体制的机制性改革，科学增加政府的金融供给，提升供给侧的金融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当前，“营改增”后金融行业适用6%的税率，较原来5%的营业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樊勇表示，表面上看，“营改增”后金融行业名义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但这并不代表实际税负会加重。从中长期金融效率上来看，所有企业的税负都会是下降的。如果进一步完善金融供给，更好地助力供给侧改革，则需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到允许金融企业将外购房产、设备及服务中所含的增值税税金进行抵扣，企业缴纳流转环节的税收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但个别企业由于外购可抵扣项目处于改革不同时点，会存在可抵扣项目少而出现增税的现象。则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序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还需要以建设世界级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可以预期，随着资产证券化、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的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未来金融存量资源将得以有效盘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将显著提升。
（二）金融改革的作用结果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的传统增长动能在不断减弱，新增长动能正在培育。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从外部看，全球各行业的经济脆弱性上升，而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给我国的金融改革带来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金融风险急剧增加；从内部看，产业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压力不减，产业性问题越积越多，金融的体系性问题、安全性风险也逐渐增多。特别是人民币利率问题，以其无形的力量成为了主宰金融改革的风向标。 2015年10月，中国基本放开利率管制，使得在各银行层面的资金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有力促进了从银行到企业，即金融机构到实体经济之间传导，利率走廊的形成与完善成为金融改革加油站。理论上，利率走廊体系能够保障国家的中央银行目标利率实现，并实现在此基础上向实体经济的传导。目前，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还需进一步确定合理的政策利率，如以银行间拆借利率或回购利率为基准。还有就是要进一步完善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机制，构建利率走廊的下限并在更大程度上进行推广。
现在，我国的外汇市场突出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与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双重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提高金融效率与效益？
首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要以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重点，即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它们的专利变成产品。通过金融体系为这些新的生产要素重组提供便利，支持创业，支持转型。
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机制，通过管理与协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金融的资产、规模、结构的流动与变化来实现金融市场的科学配置，有效平衡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比。
第三，科学优化信贷结构提升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通过简政放权，对金融资源支配权进行合理下放，科学分权，给地方在信贷改革上有一定的权力。
第四，基于互联网+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必须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体制上的有机结合，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创新金融产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提升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效益。
三、中国金融改革的状态
由于金融基础薄弱的制约以及金融制度的不健全、资本市场不规范和金融机构部门效率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滞后于整个市场体系的改革，而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掣肘因素。再加上一些商业银行的资产效益与质量不高，资金运用与投入的损失率、呆坏账率高，严重损害了金融基础设施，导致并扭曲了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造成金融风险积累及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不高，严重削弱中国金融体系在国际竞争上的竞争力。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换机制是直接原因。国有企业由于对国有银行存在刚性依赖，非国有企业也协同性地刚性依赖，甚至依赖程度更高。同时，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隐含契约关系”，形成了不可避免的“预算软约束”，加之国企经营适应不了金融改革的深度变化，大量的信贷积重，形成大量不良贷款怪圈，配置效率十分低下。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并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性波动。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造成的杠杆问题和经济存量等问题，使金融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并且会逐渐失去动力。在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会使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无法保持。
第三，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对称造成政府融资压力加大。如今，政府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已经“满贯”，而商业银行由于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和自律机制的强化，而普遍存在“惜贷”行为，使间接融资渠道变窄，而直接融资渠道又未能相应拓展，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程发生中梗阻，这些都与政府的储蓄-投资转换管理机制紧密相关。
四、金融改革的目的是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改革而改革
金融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平衡改革与风险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跨境的时候。在政府推进跨境电商金融业务的背景下，以自贸区为切入点的金融战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和资本流动来实现市场的自由管理。当金融风险与效率出现临界值，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干预。因此，我们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时，决不能以牺牲国内金融市场稳定为代价，这一点要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金融改革的经验表明，从战略安全角度和国家经济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管理都是必须的。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和制度，加快科学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的转型发展的关键点。
第一，独立专业的金融法庭或仲裁机构推进金融法治化。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修订《证券法》，推出《期货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第二，建设国际标准的世界金融中心。推动我国的信用体系、会计审计制度、金融监管体制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框架合理、功能完善、统一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要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建设，确立我国在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定价和支付清算方面的国际地位。
第三，完善信息披露系统树立诚信价值观。建立共享的征信管理“单一窗口”，推动社会经营性征信机构的体系化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改变不同部门之间信用信息条块分割、互不相通的局面，并尽快出台《征信法》。
第四，实现支付智能化金融管理体系。通过安全性和可靠性评估，建设先进、稳健的清算支付监管体系，加强对支付宝、银联等支付系统的全面监管，确保安全评估反洗钱信息监测系统、征信系统、跨行信息交换系统等，科学增强突发性金融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新一轮金融改革.
[2]2014年01月03日；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改革驶向深水区：新华网财经频道：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szqh/8.htm柴学武.
[3]中国利率体制的形成逻辑、绩效评价与改革方向——兼析利率市场化改革.
[4]《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43-46页共4页.
作者简介：西安（1972-），男，汉族，黑龙江、中国国门时报辽宁记者站站长、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士、软件工程硕士，金融危机管理和政府金融体制改革。
【关键词】金融改革 市场效率 体制障碍 政策变革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实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处于不完整和系统性，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性地影响我国的金融改革效率。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实现金融管理转型和升级，有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使金融体系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提供便利，使金融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在“十三五”期间必须解决的行政问题。
一、体制障碍与政策误区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由于地产融资困境，直接转化为政府的收入，形成政府的金融“黑洞”。而金融机构的高管基于官本位的思想体系，不能从市场和金融规律角度科学地破解地产经济瓶颈。这导致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效率低下，金融效益对经济局面有着深长的不利影响。在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下，中国政府都会在相对稳定且固定的货币增长目标条件下，极力地把资金更多地分配到更多的体制内。而且是通过没有被严格监管的软预算约束体系，支持了许多业绩不佳、循环能力不强的国有资产，因而降低了国家资本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因此，金融改革如果不能摆脱以下两个现实，可持续金融将很难延续。
（一）体制障碍
目前，中国的国有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新兴企业之间的结构，都存在诸多结构性失衡，产业链条和适应性资产配置都相对独立，没有实现政府的有效配置和管理。核心特质是金融的非市场性自由化，导致国有资本市场的缺陷。从理论层面讲，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严重体制性缺陷。因为这些特也是西方一些国家在排除政治因素外的根本原因。正如李克强总理说，“我们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根本之策，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历史经验表明，在金融机构的市场容量和存量上，数量和质量性问题应由市场来决定，但目前由于我国政府的审批进入，又缺少市场化的竞争与退出机制管理，还有乱象存在，影响金融发展之外还有社会稳定的潜在不利影响。正是体制的缺陷和不完整，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此外，还有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等问题也是体制管理的瓶颈。
（二）政策误区
当前，银监会对各类资本进入银行业，在标准、门槛和条件上虽然没有歧视性规定。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银行机构门槛依然是“糊涂账”，缺乏更为细化、规范的操作规程和管理体系，金融监管依然停留在宏观层面。再者，由于地方政府政策性地增加了服务于小贷公司的担保公司。使得本来就生存困难的小微企业风险提高。还有，就是由于这些企业的社会稳定性差，其获得贷款难形成了似乎是正常的市场规律，模糊了金融改革的本象。同时，还有贷款公司的不规范套筛选机制以及后期的风险管理体系，政府放任靠担保公司来控制风险，导致了次生的“高利贷”。在政策层面，实际上是给高利贷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二、提升中国金融改革效率的方法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出发，金融业的低水平发展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之一。可以说，构建稳定而高效的社会主义特有的金融体系，一直是我国政府金融管理的决心和方向，而且需要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和出发点。
（一）目前中国改革的金融效率
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需要更有效的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提升金融供给效率。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自然是要全面深化金融体系改革。通过金融体制的机制性改革，科学增加政府的金融供给，提升供给侧的金融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当前，“营改增”后金融行业适用6%的税率，较原来5%的营业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樊勇表示，表面上看，“营改增”后金融行业名义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但这并不代表实际税负会加重。从中长期金融效率上来看，所有企业的税负都会是下降的。如果进一步完善金融供给，更好地助力供给侧改革，则需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到允许金融企业将外购房产、设备及服务中所含的增值税税金进行抵扣，企业缴纳流转环节的税收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但个别企业由于外购可抵扣项目处于改革不同时点，会存在可抵扣项目少而出现增税的现象。则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序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还需要以建设世界级金融中心为目标，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可以预期，随着资产证券化、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的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未来金融存量资源将得以有效盘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将显著提升。
（二）金融改革的作用结果
自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的传统增长动能在不断减弱，新增长动能正在培育。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从外部看，全球各行业的经济脆弱性上升，而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给我国的金融改革带来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金融风险急剧增加；从内部看，产业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压力不减，产业性问题越积越多，金融的体系性问题、安全性风险也逐渐增多。特别是人民币利率问题，以其无形的力量成为了主宰金融改革的风向标。 2015年10月，中国基本放开利率管制，使得在各银行层面的资金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有力促进了从银行到企业，即金融机构到实体经济之间传导，利率走廊的形成与完善成为金融改革加油站。理论上，利率走廊体系能够保障国家的中央银行目标利率实现，并实现在此基础上向实体经济的传导。目前，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还需进一步确定合理的政策利率，如以银行间拆借利率或回购利率为基准。还有就是要进一步完善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机制，构建利率走廊的下限并在更大程度上进行推广。
现在，我国的外汇市场突出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与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双重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思考如何提高金融效率与效益？
首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要以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重点，即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它们的专利变成产品。通过金融体系为这些新的生产要素重组提供便利，支持创业，支持转型。
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机制，通过管理与协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金融的资产、规模、结构的流动与变化来实现金融市场的科学配置，有效平衡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比。
第三，科学优化信贷结构提升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通过简政放权，对金融资源支配权进行合理下放，科学分权，给地方在信贷改革上有一定的权力。
第四，基于互联网+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必须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体制上的有机结合，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创新金融产品，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提升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效益。
三、中国金融改革的状态
由于金融基础薄弱的制约以及金融制度的不健全、资本市场不规范和金融机构部门效率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短期内滞后于整个市场体系的改革，而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掣肘因素。再加上一些商业银行的资产效益与质量不高，资金运用与投入的损失率、呆坏账率高，严重损害了金融基础设施，导致并扭曲了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造成金融风险积累及整个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不高，严重削弱中国金融体系在国际竞争上的竞争力。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换机制是直接原因。国有企业由于对国有银行存在刚性依赖，非国有企业也协同性地刚性依赖，甚至依赖程度更高。同时，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间的“隐含契约关系”，形成了不可避免的“预算软约束”，加之国企经营适应不了金融改革的深度变化，大量的信贷积重，形成大量不良贷款怪圈，配置效率十分低下。
第二，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并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性波动。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造成的杠杆问题和经济存量等问题，使金融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并且会逐渐失去动力。在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下，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会使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运行效率无法保持。
第三，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对称造成政府融资压力加大。如今，政府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已经“满贯”，而商业银行由于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和自律机制的强化，而普遍存在“惜贷”行为，使间接融资渠道变窄，而直接融资渠道又未能相应拓展，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程发生中梗阻，这些都与政府的储蓄-投资转换管理机制紧密相关。
四、金融改革的目的是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并不是简单地为了改革而改革
金融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平衡改革与风险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跨境的时候。在政府推进跨境电商金融业务的背景下，以自贸区为切入点的金融战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放任汇率和资本流动来实现市场的自由管理。当金融风险与效率出现临界值，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干预。因此，我们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时，决不能以牺牲国内金融市场稳定为代价，这一点要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金融改革的经验表明，从战略安全角度和国家经济层面，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管理都是必须的。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和制度，加快科学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的转型发展的关键点。
第一，独立专业的金融法庭或仲裁机构推进金融法治化。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修订《证券法》，推出《期货法》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第二，建设国际标准的世界金融中心。推动我国的信用体系、会计审计制度、金融监管体制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框架合理、功能完善、统一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要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建设，确立我国在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定价和支付清算方面的国际地位。
第三，完善信息披露系统树立诚信价值观。建立共享的征信管理“单一窗口”，推动社会经营性征信机构的体系化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改变不同部门之间信用信息条块分割、互不相通的局面，并尽快出台《征信法》。
第四，实现支付智能化金融管理体系。通过安全性和可靠性评估，建设先进、稳健的清算支付监管体系，加强对支付宝、银联等支付系统的全面监管，确保安全评估反洗钱信息监测系统、征信系统、跨行信息交换系统等，科学增强突发性金融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1]黄志强：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新一轮金融改革.
[2]2014年01月03日；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改革驶向深水区：新华网财经频道：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szqh/8.htm柴学武.
[3]中国利率体制的形成逻辑、绩效评价与改革方向——兼析利率市场化改革.
[4]《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43-46页共4页.
作者简介：西安（1972-），男，汉族，黑龙江、中国国门时报辽宁记者站站长、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士、软件工程硕士，金融危机管理和政府金融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