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特朗普;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政策偏好
Key words：
摘要：通过对特朗普的两本自传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整体密度较小、绝对中心地位和一定的小团体特征。特朗普从商期间确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影响了“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其一，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与“退群”行为密切相关;其二，小团体特征导致其决策中较强的“内群体偏好”，体现为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与派系林立;其三，强个人中心度塑造了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但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可被牺牲的;其四，早期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府角色促使特朗普政府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学界对他的研究就不断增加。在宏观层面上，对特朗普当选原因的分析主要包括舆论宣传和民粹主义等方面：或将其归为美国右翼新闻网站在相对封闭信息体系内对“误导性信息”的海量传播[1];或将其归为较多地利用了新媒体，实行“推特选举” [2];或将其归为美国选民长期以来的“无知”现象[3]。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究大多从政治人格、政治认知和精神分析角度入手，认为特朗普的人格结构由不羁善变、精干有为、助力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五个方面构成[4];或认为特朗普具有合作倾向、高转变倾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总体特征体现为一个“不稳定的合作者”形象[5];或认为特朗普自负狂妄、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我行我素、高度自恋[6]。
目前，学界对特朗普宏观层面的分析过于笼统地集中在权力结构变化等政治大环境中，将“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战胜建制派的显著表象进行分析，没有关注特朗普作为独特个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微观层面的分析则过度关注特朗普的性格、认知、精神等个人内在特征，没有将特朗普作为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社会人”进行考虑，将其政策行为与政治偏好简单归因于其人格与先天倾向，忽視了其作为坐拥特朗普大厦、特朗普球场、特朗普广场等在内的特朗普集团的具有鲜明曼哈顿色彩的成功商人的身份，“自恋”仅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无法解释其全部行为动机与逻辑，也忽视了客观环境、成长历程与人际交往等社会性因素对其政治行为、理念和偏好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比较中观的角度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回溯性研究，将外部环境的作用与其内在人格特征相结合，立足早期作为“曼哈顿商人”的特朗普的“朋友圈”，在一个较小的社会网络中分析其主要人际关系、社会资本与交往特征，探索其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全面把握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进一步探究其对特朗普政策偏好的影响，本文选取两本于2016年出版的特朗普自传《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本自传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这两本书能够全面展现特朗普在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之前的从商生涯，囊括了其在纽约房地产业务上的开发、建设和全盛的历程，也涉及其在橄榄球运动、高尔夫球场修建、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以及与政府的相处交往等多方面的经历。其对于整体了解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这两本书是从特朗普本人的视角，以自著或自述的方式展开的第一手资料，能够从中窥见和分析特朗普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和商人理念。
再次，其自传的特性为特朗普人际关系梳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供了基础，其本人在有限篇幅中提到的朋友、伙伴和同事等，必定是与其关系紧密、联系密切，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个体。
最后，与“总统特朗普”推特的碎片化、随意化文本相比，“商人特朗普”的自传不涉及政治或国家机密，会更加完整充分地展示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在无法准确获知“总统特朗普”日常工作与“朋友圈”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基于社会网络对行为塑造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对经商时期特朗普的回溯性研究，
运用“代理变量”的思路探讨“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可操作性强。基于此，本文选择特朗普的两本自传进行分析，在剔除重复个体后，得到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208名个体行动者。对于个体社会网络分析而言，该数据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用于刻画和分析社会关系模式，说明群体内部结构、社会互动或人际关系等单一的微观网络特征[7]。社会网络分为个体中心或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络[8]14，前者也称为主体网络，是指网络中存在某一主体行动者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行动者，一般用来探究该主体网络的结构性质对主体行动者的物质情感帮助、社会支持与属性影响;后者也称为社会中心网络，即整个网络由联系较为密切的群体与圈子构成，不存在某一显著突出的中心行动者。本文立足特朗普自传，将特朗普作为主体行动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特朗普早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意在探究其早期社会关系模式对“商人特朗普”的社会支持，进而剖析其与“总统特朗普”的行动模式、政策偏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208名个体行动者在特朗普所著《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中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以208名个体行动者作为节点的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进而构建“商人特朗普”的二值无向社会网络关系模型。采用二值法赋值的方式对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如果两个行动者之间存在互相来往、电话交流等互动关系，则将其对应的矩阵元素赋值为“1”，否则即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关系，或存在能够忽略不计的“弱关系”，将其赋值为“0”。由此，得到208×208的特朗普群体网络的邻接矩阵，并报告该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结合特朗普政府政策偏好对报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645支持了本文的数据分析。 3.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论，按照布迪厄的解释，社会资本有两大特征：其一，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其二，社会网络是以互相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9]。因此，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中的精英个体能够使用他们之间的联系进行特权的再生产。而主体行动者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方式对其行动方式及其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到特朗普，早期“商人特朗普”嵌入社会网络的模式和逻辑逐渐固化，这不仅对其当下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且对其后续行为及其行为逻辑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也就是说，“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和行为模式同“总统特朗普”相比，必然存在内在一致性和相似度。与其他总统相比，特朗普的归属动机明显偏高[10]，而根据温特政治动机理论，强归属动机的人极有可能是成功的商人，可见“总统特朗普”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商人特朗普”的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模式来探讨“总统特朗普”的行动逻辑和政策偏好。
二、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特朗普关系的邻接矩阵，分别从整体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凝聚子群三个方面对“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密度较小、中心度较大和凝聚子群相对明显的特征。
1.较小的社会网络密度
密度是指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其反映的是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程度，等于社会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理论关系数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该群体联系越紧密。将特朗普群体邻接矩阵导入Ucinet 6.645软件进行密度分析，结果为：“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密度为0.028 2，标准化后密度为0.165 4，密度较低。由此可以认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不够紧密，较为松散。虽然其表面上具有较为丰富繁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实际上其社会关系的密度较小，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交集较少，联系较弱。
2.“明星图”式的中心度
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心度越大，表示与之相关联的人越多，该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主导地位，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中心度分为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三个测度指标。
点度中心度能够刻画网络中某节点的局部中心性，从而判断在该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的活跃程度，并获得社会网络中位于中心性位置与领导地位的个体行动者及其相关特征。点度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社会网络中越居于核心地位。由于特朗普自传对其社会关系中“出”和“入”的陈述较为模糊，判断不明，因此对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邻接矩阵为二值无向关系矩阵，不对网络中个体行动者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进行区别考虑。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特朗普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显著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平均点度中心度为206，几乎同其社会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其余行动者中，哈里·亚瑟的点度中心度为[11]，包括罗伯特·特朗普和梅拉尼娅·特朗普在内的特朗普亲属的点度中心度约在12至14之间。由此可见，以上行动者与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较为频繁，是该非正式组织中相对积极和活跃的行动者。
将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可以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分布的无向图（见图1）。由图1可知，位于绝对中心点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其与其他各个行动者几乎都具有直接联系，其他行动者互相间的联系明显弱于其同特朗普的联系，特朗普作为中心人物，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显著的权力与声望。
中间中心度，也称间距中心度，用来衡量发挥“中间人”作用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控场能力，即某个节点在社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罗纳德·伯特运用“结构洞”[8]16概念对此进行解释，认为具有较高中间中心度的节点相当于组织中的“缓冲器”与“绝缘体”，这些节点能够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重复关系人联结起来，使得两个非重复关系人向网络贡献的利益是可累加的而非重叠的[11]。运用Ucinet 6.645對“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邻接矩阵进行中间中心度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特朗普的绝对中间中心度为41 204.770，标准中间中心度为97.572，是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各行动者进行沟通与联系的最重要“桥梁”，对该网络中信息传达、资源流动与交流互通发挥着核心作用。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梅拉尼娅·特朗普、罗伯特·特朗普、约翰·巴西特、皮特·罗泽尔和吉沃尔特·邓肯，成为较多关系中的“结构洞”，在网络内部发挥着主要的信息互通作用。而其余绝大部分行动者的中间中心度较低，获取信息与人际交流对以上节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紧密中心度，又称为接近中心度，其主要通过测量各节点在网络中的总距离和紧密性来衡量中心度，用以表示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行动者的总距离越短，则该网络的紧密中心度就越高，该行动者就越处于中心位置。运用Ucinet 6.645分析“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唐纳德·特朗普具有最小的紧密中心度，意味着他与其他许多行动者的联系都较为紧密，再次证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明星”位置。
3.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凝聚子群分析能够通过迭代得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若干子群。凝聚子群是行动者的若干子集合，同整体社会网络相比，每个子集合内行动者之间都具有更强、更直接、更紧密的积极关系。为掌握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小团体和派系情况，运用Ucinet 6.645对“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该社会关系网络存在5个较大子群（另外两个子群凝聚密度为0，图中未显示），即“小团体”。如果将其自上而下分别命名为小团体1至5，那么特朗普小团体1的行动者成员最多。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小团体密度矩阵见表4。 由表4可知，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密度为0.445，在[-1，1]数值分布区间内，如果统计数值更接近1，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数值更接近-1，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并不明显，无显著派系林立现象。因此，可以认为，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凝聚子群密度并不足够大，使得这些小团体之间存在完全的隔绝和屏障，拒绝与小团体外部的沟通和联系，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派系林立现象，使得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不够紧密。
三、社会资本、网络特征影响政策偏好的逻辑与途径
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对个体的行为风格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形塑作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与“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政策选择存在内在一致性。“商人特朗普”密度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热衷“退群”等行为密切相关，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与特朗普政府决策中的“内群体偏好”一脉相承，“类明星图”的强中心度与特朗普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1.社会关系网络密度小与“退群”行为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分析可知，“商人特朗普”的网络平均密度仅为0.028 2，可见，特朗普早期习惯于在一个密度较小、较为松散的弱社会关系结构中活动并取得成就。对特朗普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其提供所必需的资金、人脉等社会资本和资源支持，但也仅限于发挥此类对自己有利的作用。此外，特朗普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并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促成了早期“商人特朗普”的成功。
当然，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
也有其
积极的一面的体现。首先，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有助于保证其应对具体事务时的机动性与创新性，能够充分激发不同网络节点的作用，利用不同节点的资源。特朗普坐拥曼哈顿地产市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与所有关系网络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尤其对于商业活动而言，网络的灵活性与广泛性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新性。其次，较小的网络密度也防止了组织的封闭性，可以使其社会网络内外形成人员有机流动和资源高效互通，使网络整体保持活力。例如，特朗普在经营管理上有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即“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金”[12]36，这也是“商人特朗普”的房地产帝国和商业帝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再次，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规避核心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依赖，保障其自主性与独立性。松散的“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各节点和整个网络的权力和声望都不足以抵消特朗普的权重，因此，特朗普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这种看似碎片化的网络结构实际上强化了核心行动者的作用，为其提升工作效率和发挥商业敏锐度提供了保障。
特朗普的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在政治领域体现在对其独立自主性的把控上，既不依赖来自社会财团的大选资金支持，也不局限于相对熟识的竞选经理的支持，使其被期望能最大程度反映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而不是明显被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所掌控，这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基本面和社会结构性原因。
然而，网络密度较小同时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高脆弱性、高风险性与高不稳定性。关系网络极易因某些外力因素的影响趋于分裂，难以保持稳定与完整，进而无法发挥社会关系网络对各节点的支持和凝聚作用。小密度网络逻辑易忽视团结的、集体的、合作的和凝聚的网络要素，以及较高社会网络密度下“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因此，“总统特朗普”的投机倾向、善变倾向与“不稳定合作者”[6]等特征实质上具有“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依据和根源。这些特征主要反映为特朗普政府频繁、大面积的“退群”行为。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全球移民协议等各类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并声称拟退出，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召回专家。这种明显的外交收缩与孤立主义情绪的战略决策同“商人特朗普”一贯的小密度逻辑相契合，特朗普将各类合作机制视为美国松散“国际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而将美国视为核心行动者与网络中心，对国际形势判断呈消极态度，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原则[10]，一旦行动者对中心的支持作用不能够覆盖中心对其反方向的优势辐射作用，那么对于密度较小的松散网络而言，随时减少或增加某些行动者是其首要行为。
2.决策中“内群体偏好”明显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存在明顯的“内群体偏好”。内群体和外群体最早为社会学家萨姆纳所使用，前者用来定义由“我们的人”所组成的使人们有归属感的“小团体”或类别，后者则相反[13]。内群体偏好或偏见是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看待世界时以自己群体（包括社会、政治、种族）为中心[14]。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特朗普自信优越的自恋型人格使得其只能被同质人群所理解[6]，而无法被小圈子之外异质性更高的人所理解。因此，与特朗普政见不合的政府官员或共和党内成员越来越多被解雇或辞职。然而，仅从特朗普自恋这一精神领域探究其“内群体偏好”过于微观且不够全面，缺乏中观层次的结构性考量。基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统特朗普”决策所体现的“内群体偏好”主要源于对“商人特朗普”较高凝聚子群密度（0.445）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与内群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的运营项目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或来自不同圈子的专业人员具体负责，以特朗普商业集团的最终目标为导向，根据不同的阶段性或模块性任务适时组建不同的临时小团体，并且在项目完成或任务结束时解散或搁置小团体，成为“商人特朗普”涉足不同商业领域的重要方式。
但当“商人特朗普”的“内群体偏好”和社会关系网络惯性延续到白宫中时，决策团体中派系林立与人事变动频繁的现象便出现了。政府部门不同于私营商业部门，前者并不具有明确清晰的阶段性任务。目标的模糊性无法将小团体集中在部门化与专业化的任务中，发挥其在网络结构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小团体的主要划分依据和认同基础是政见：一方面，政见不同的小团体在政府内部推诿扯皮、消耗组织活力;另一方面，政见不同也成为特朗普排除异己、构建自己内群体的有效借口。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被直接解雇或被迫辞职的政要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国务卿蒂勒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肖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白宫通信联络主任杜布克、海军部长斯潘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等。 显然，“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仍然保持其决策的“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在任人唯亲上。“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显示了其与家庭成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更多，家庭是其早期重要的社会资本。小团体3就是特朗普的家族团体，特朗普认为“母亲是生命中的太阳”[12]78，五个兄弟姐妹是共同艰苦奋斗的关系密切者。在特朗普集团的商业活动中，弟弟罗伯特是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前妻伊万娜掌管特朗普第二家赌场“特朗普城堡”，亲属关系在集团高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网络的强凝聚力对特朗普后续任人唯亲与“裙带政治”的做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特朗普成为易受亲人和朋友影响的归属动机占主导的政治家[10]。这种与在市郊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做中低收入者房地产生意的老特朗普（弗瑞德·特朗普）一脉相承的家族企业式的管理模式延续至“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上，具体表现为：特朗普将女婿库什纳任命为白宫顾问;女儿伊万卡成为联邦政府员工，头衔为“总统助理”。可以看出，“商人特朗普”小团体林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特朗普的塑造使其在白宫依然致力于构建家庭支持网络和嫡系幕僚团队，更加信任内群体。
3.个人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色彩浓厚
特朗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极强的中心度，是网络中的核心与“明星”，这使“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决定具有极强的个人中心倾向，如极具特朗普风格的“推特治国”，便是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个人风格与行为偏好的重要表现。有学者通过对特朗普2016年5月至2018年1月共3478条推特的文本分析，发现其使用代词my，myself，I，me，mine的频率非常高，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14]。本质上，无论是参选时期的宣传策略还是正式上任后的信息发布与传播，特朗普对社交媒体推特前所未有的依赖和推崇是其追求社会关系中高中心度的外在体现。特朗普试图通过推特直接发布政策，绕过并架空传统媒体，将自己置于美国政策信息网络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传统媒体沦为特朗普推特的转发者和分析者。“推特治国”体现出特朗普在极强中心度网络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的行政风格和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无法经过酝酿、系统讨论、试点等科学决策环节，仅为绝对信息中心特朗普的“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甚至存在短期与矛盾政策。
此外，特朗普对信息发布中心地位的追求也符合其对媒体和曝光度一贯的认知。在商人时期，特朗普就同媒体有较多交集，社会关系网络中就存在大量的电视、广播、纸媒等行动者，如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员保罗·戈德伯格和记者迪·魏德迈、《纽约杂志》的负责人蒂娜·布朗、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等。与媒体的交往使特朗普认识到，媒体是喜欢“大事件”的，职业天性使其关注到与众不同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或大胆且饱受争议的人。不论正面还是负面信息，只要经常被报道就能对商业发展产生利大于弊的宣传效果[15]167。因此，总统时期特朗普“推特治国”既能抢占新闻“首发权”的制高点，突破政府采取关键行动所受的媒体制约[15]168，与传统媒体假新闻做斗争，又能够推动传統媒体跟进，增强曝光和话题度，从两个方面保持其信息中心的地位。
强中心度在催生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塑造了其爱国主义。经商时期的特朗普便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曾在斗争后终于获准在位于加州洛杉矶市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场竖起旗杆并升起星条旗，并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旗骄傲地迎风飘扬，你也要永远铭记：有些东西是值得你去为之奋争的，美国国旗自然是其中之一”[12]78。特朗普先后在2016年和2020年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美国伟大”这些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竞选口号。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其个人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二者本质上都内嵌于其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特朗普爱国主义的实质是与其个人中心主义内在契合的美国中心主义，它既是特朗普个人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使得其个人中心主义外化为国家层面的体现，又与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相互强化。无论是爱国色彩浓郁的竞选策略，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的移民政策，抑或是对华贸易战、“制裁”华为和Tiktok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相关政策，都是在以“零和”思维维护美国的中心地位，也都与其早期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第二顺位的，一旦其与个人中心主义相冲突，特朗普的爱国主义就会为其个人中心主义让位，体现为其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牺牲和对自我意识、自我中心的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作为总统的特朗普面对这场全球化时代人类最严重的疫情，没有将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疫情防控，而是一直否认、淡化疫情，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声望[16]，甚至出现反智主义倾向[17]，干预美国疾控中心对疫情的防控和报告[18]，声称新冠病毒是“骗局”，是“大号流感”，“拒绝戴口罩，可以直接向人体注射消毒液”[19]，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敌、维护自信甚至是迎合民粹、为大选拉票的手段。
4.与政府的交往和反建制的根源
特朗普作为零从政经验的“体制外”商人，反秩序、反建制与一定程度的反智特征是其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政策行为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与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有关。在其208个节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关政府的节点数量为22个，占比10.58%。这些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社会关系对后期“总统特朗普”的“反建制主义”和“反政治正确”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经商时期的社会交往经验，特朗普认为政府是低效率的、不善经营的，并且不具有“企业家精神”。例如，在沃尔曼溜冰场修建上，政府耗时7年花费上百万美元仍未竣工。特朗普接手之后，仅历时4个月并以占政府耗资一小部分的成本[15]263就完成了该项目。
Key words：
摘要：通过对特朗普的两本自传中所涉及的人物关系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整体密度较小、绝对中心地位和一定的小团体特征。特朗普从商期间确立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影响了“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其一，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与“退群”行为密切相关;其二，小团体特征导致其决策中较强的“内群体偏好”，体现为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与派系林立;其三，强个人中心度塑造了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但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可被牺牲的;其四，早期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府角色促使特朗普政府具有鲜明的“反建制”色彩。
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学界对他的研究就不断增加。在宏观层面上，对特朗普当选原因的分析主要包括舆论宣传和民粹主义等方面：或将其归为美国右翼新闻网站在相对封闭信息体系内对“误导性信息”的海量传播[1];或将其归为较多地利用了新媒体，实行“推特选举” [2];或将其归为美国选民长期以来的“无知”现象[3]。在微观层面上，已有研究大多从政治人格、政治认知和精神分析角度入手，认为特朗普的人格结构由不羁善变、精干有为、助力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五个方面构成[4];或认为特朗普具有合作倾向、高转变倾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总体特征体现为一个“不稳定的合作者”形象[5];或认为特朗普自负狂妄、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我行我素、高度自恋[6]。
目前，学界对特朗普宏观层面的分析过于笼统地集中在权力结构变化等政治大环境中，将“特朗普现象”作为民粹主义战胜建制派的显著表象进行分析，没有关注特朗普作为独特个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微观层面的分析则过度关注特朗普的性格、认知、精神等个人内在特征，没有将特朗普作为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社会人”进行考虑，将其政策行为与政治偏好简单归因于其人格与先天倾向，忽視了其作为坐拥特朗普大厦、特朗普球场、特朗普广场等在内的特朗普集团的具有鲜明曼哈顿色彩的成功商人的身份，“自恋”仅仅是其外在表现形式，无法解释其全部行为动机与逻辑，也忽视了客观环境、成长历程与人际交往等社会性因素对其政治行为、理念和偏好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比较中观的角度对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回溯性研究，将外部环境的作用与其内在人格特征相结合，立足早期作为“曼哈顿商人”的特朗普的“朋友圈”，在一个较小的社会网络中分析其主要人际关系、社会资本与交往特征，探索其与“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全面把握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进一步探究其对特朗普政策偏好的影响，本文选取两本于2016年出版的特朗普自传《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作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本自传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这两本书能够全面展现特朗普在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之前的从商生涯，囊括了其在纽约房地产业务上的开发、建设和全盛的历程，也涉及其在橄榄球运动、高尔夫球场修建、脱口秀等电视节目以及与政府的相处交往等多方面的经历。其对于整体了解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这两本书是从特朗普本人的视角，以自著或自述的方式展开的第一手资料，能够从中窥见和分析特朗普较为真实的内心想法和商人理念。
再次，其自传的特性为特朗普人际关系梳理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供了基础，其本人在有限篇幅中提到的朋友、伙伴和同事等，必定是与其关系紧密、联系密切，以及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个体。
最后，与“总统特朗普”推特的碎片化、随意化文本相比，“商人特朗普”的自传不涉及政治或国家机密，会更加完整充分地展示特朗普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在无法准确获知“总统特朗普”日常工作与“朋友圈”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基于社会网络对行为塑造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对经商时期特朗普的回溯性研究，
运用“代理变量”的思路探讨“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可操作性强。基于此，本文选择特朗普的两本自传进行分析，在剔除重复个体后，得到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208名个体行动者。对于个体社会网络分析而言，该数据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网络分析。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用于刻画和分析社会关系模式，说明群体内部结构、社会互动或人际关系等单一的微观网络特征[7]。社会网络分为个体中心或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络[8]14，前者也称为主体网络，是指网络中存在某一主体行动者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行动者，一般用来探究该主体网络的结构性质对主体行动者的物质情感帮助、社会支持与属性影响;后者也称为社会中心网络，即整个网络由联系较为密切的群体与圈子构成，不存在某一显著突出的中心行动者。本文立足特朗普自传，将特朗普作为主体行动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特朗普早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意在探究其早期社会关系模式对“商人特朗普”的社会支持，进而剖析其与“总统特朗普”的行动模式、政策偏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基于上述208名个体行动者在特朗普所著《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和《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中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以208名个体行动者作为节点的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进而构建“商人特朗普”的二值无向社会网络关系模型。采用二值法赋值的方式对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处理，如果两个行动者之间存在互相来往、电话交流等互动关系，则将其对应的矩阵元素赋值为“1”，否则即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关系，或存在能够忽略不计的“弱关系”，将其赋值为“0”。由此，得到208×208的特朗普群体网络的邻接矩阵，并报告该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度、中心性、凝聚子群等，结合特朗普政府政策偏好对报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645支持了本文的数据分析。 3.理论基础
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论，按照布迪厄的解释，社会资本有两大特征：其一，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其二，社会网络是以互相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9]。因此，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中的精英个体能够使用他们之间的联系进行特权的再生产。而主体行动者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方式对其行动方式及其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到特朗普，早期“商人特朗普”嵌入社会网络的模式和逻辑逐渐固化，这不仅对其当下行为模式产生影响，而且对其后续行为及其行为逻辑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也就是说，“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人际关系特征和行为模式同“总统特朗普”相比，必然存在内在一致性和相似度。与其他总统相比，特朗普的归属动机明显偏高[10]，而根据温特政治动机理论，强归属动机的人极有可能是成功的商人，可见“总统特朗普”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商人特朗普”的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和嵌入模式来探讨“总统特朗普”的行动逻辑和政策偏好。
二、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特朗普关系的邻接矩阵，分别从整体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凝聚子群三个方面对“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商人特朗普”的社会网络具有密度较小、中心度较大和凝聚子群相对明显的特征。
1.较小的社会网络密度
密度是指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其反映的是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程度，等于社会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理论关系数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该群体联系越紧密。将特朗普群体邻接矩阵导入Ucinet 6.645软件进行密度分析，结果为：“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平均密度为0.028 2，标准化后密度为0.165 4，密度较低。由此可以认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不够紧密，较为松散。虽然其表面上具有较为丰富繁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实际上其社会关系的密度较小，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交集较少，联系较弱。
2.“明星图”式的中心度
中心度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心度越大，表示与之相关联的人越多，该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主导地位，拥有越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力。中心度分为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三个测度指标。
点度中心度能够刻画网络中某节点的局部中心性，从而判断在该社会网络中各行动者的活跃程度，并获得社会网络中位于中心性位置与领导地位的个体行动者及其相关特征。点度中心度越大，表明该节点在社会网络中越居于核心地位。由于特朗普自传对其社会关系中“出”和“入”的陈述较为模糊，判断不明，因此对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邻接矩阵为二值无向关系矩阵，不对网络中个体行动者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进行区别考虑。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排名前十位的行动者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特朗普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居于显著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平均点度中心度为206，几乎同其社会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其余行动者中，哈里·亚瑟的点度中心度为[11]，包括罗伯特·特朗普和梅拉尼娅·特朗普在内的特朗普亲属的点度中心度约在12至14之间。由此可见，以上行动者与唐纳德·特朗普及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较为频繁，是该非正式组织中相对积极和活跃的行动者。
将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可以得到其社会关系网络分布的无向图（见图1）。由图1可知，位于绝对中心点的是唐纳德·特朗普，其与其他各个行动者几乎都具有直接联系，其他行动者互相间的联系明显弱于其同特朗普的联系，特朗普作为中心人物，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显著的权力与声望。
中间中心度，也称间距中心度，用来衡量发挥“中间人”作用的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控场能力，即某个节点在社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罗纳德·伯特运用“结构洞”[8]16概念对此进行解释，认为具有较高中间中心度的节点相当于组织中的“缓冲器”与“绝缘体”，这些节点能够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非重复关系人联结起来，使得两个非重复关系人向网络贡献的利益是可累加的而非重叠的[11]。运用Ucinet 6.645對“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邻接矩阵进行中间中心度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特朗普的绝对中间中心度为41 204.770，标准中间中心度为97.572，是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各行动者进行沟通与联系的最重要“桥梁”，对该网络中信息传达、资源流动与交流互通发挥着核心作用。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梅拉尼娅·特朗普、罗伯特·特朗普、约翰·巴西特、皮特·罗泽尔和吉沃尔特·邓肯，成为较多关系中的“结构洞”，在网络内部发挥着主要的信息互通作用。而其余绝大部分行动者的中间中心度较低，获取信息与人际交流对以上节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紧密中心度，又称为接近中心度，其主要通过测量各节点在网络中的总距离和紧密性来衡量中心度，用以表示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行动者的总距离越短，则该网络的紧密中心度就越高，该行动者就越处于中心位置。运用Ucinet 6.645分析“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中心度，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唐纳德·特朗普具有最小的紧密中心度，意味着他与其他许多行动者的联系都较为紧密，再次证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明星”位置。
3.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
凝聚子群分析能够通过迭代得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若干子群。凝聚子群是行动者的若干子集合，同整体社会网络相比，每个子集合内行动者之间都具有更强、更直接、更紧密的积极关系。为掌握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小团体和派系情况，运用Ucinet 6.645对“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该社会关系网络存在5个较大子群（另外两个子群凝聚密度为0，图中未显示），即“小团体”。如果将其自上而下分别命名为小团体1至5，那么特朗普小团体1的行动者成员最多。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小团体密度矩阵见表4。 由表4可知，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凝聚子群的密度为0.445，在[-1，1]数值分布区间内，如果统计数值更接近1，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较为严重;如果数值更接近-1，则表明该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现象并不明显，无显著派系林立现象。因此，可以认为，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凝聚子群密度并不足够大，使得这些小团体之间存在完全的隔绝和屏障，拒绝与小团体外部的沟通和联系，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派系林立现象，使得其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不够紧密。
三、社会资本、网络特征影响政策偏好的逻辑与途径
个体的社会资本及其嵌入社会网络的方式对个体的行为风格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形塑作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特征与“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偏好、政策选择存在内在一致性。“商人特朗普”密度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总统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热衷“退群”等行为密切相关，较明显的“凝聚子群现象”与特朗普政府决策中的“内群体偏好”一脉相承，“类明星图”的强中心度与特朗普的个人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1.社会关系网络密度小与“退群”行为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分析可知，“商人特朗普”的网络平均密度仅为0.028 2，可见，特朗普早期习惯于在一个密度较小、较为松散的弱社会关系结构中活动并取得成就。对特朗普而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其提供所必需的资金、人脉等社会资本和资源支持，但也仅限于发挥此类对自己有利的作用。此外，特朗普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并不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促成了早期“商人特朗普”的成功。
当然，松散的社会关系网络
也有其
积极的一面的体现。首先，较小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度有助于保证其应对具体事务时的机动性与创新性，能够充分激发不同网络节点的作用，利用不同节点的资源。特朗普坐拥曼哈顿地产市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与所有关系网络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尤其对于商业活动而言，网络的灵活性与广泛性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新性。其次，较小的网络密度也防止了组织的封闭性，可以使其社会网络内外形成人员有机流动和资源高效互通，使网络整体保持活力。例如，特朗普在经营管理上有一个重要而简单的原则，即“用高价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最好的员工，并且根据他们的表现付给奖金”[12]36，这也是“商人特朗普”的房地产帝国和商业帝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再次，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能够规避核心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依赖，保障其自主性与独立性。松散的“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各节点和整个网络的权力和声望都不足以抵消特朗普的权重，因此，特朗普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这种看似碎片化的网络结构实际上强化了核心行动者的作用，为其提升工作效率和发挥商业敏锐度提供了保障。
特朗普的小密度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在政治领域体现在对其独立自主性的把控上，既不依赖来自社会财团的大选资金支持，也不局限于相对熟识的竞选经理的支持，使其被期望能最大程度反映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而不是明显被利益集团和游说机构所掌控，这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基本面和社会结构性原因。
然而，网络密度较小同时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高脆弱性、高风险性与高不稳定性。关系网络极易因某些外力因素的影响趋于分裂，难以保持稳定与完整，进而无法发挥社会关系网络对各节点的支持和凝聚作用。小密度网络逻辑易忽视团结的、集体的、合作的和凝聚的网络要素，以及较高社会网络密度下“共建共商共享”的理念。因此，“总统特朗普”的投机倾向、善变倾向与“不稳定合作者”[6]等特征实质上具有“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依据和根源。这些特征主要反映为特朗普政府频繁、大面积的“退群”行为。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伊朗核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全球移民协议等各类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并声称拟退出，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召回专家。这种明显的外交收缩与孤立主义情绪的战略决策同“商人特朗普”一贯的小密度逻辑相契合，特朗普将各类合作机制视为美国松散“国际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而将美国视为核心行动者与网络中心，对国际形势判断呈消极态度，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原则[10]，一旦行动者对中心的支持作用不能够覆盖中心对其反方向的优势辐射作用，那么对于密度较小的松散网络而言，随时减少或增加某些行动者是其首要行为。
2.决策中“内群体偏好”明显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行为和政策偏好存在明顯的“内群体偏好”。内群体和外群体最早为社会学家萨姆纳所使用，前者用来定义由“我们的人”所组成的使人们有归属感的“小团体”或类别，后者则相反[13]。内群体偏好或偏见是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看待世界时以自己群体（包括社会、政治、种族）为中心[14]。有学者将其归因于特朗普自信优越的自恋型人格使得其只能被同质人群所理解[6]，而无法被小圈子之外异质性更高的人所理解。因此，与特朗普政见不合的政府官员或共和党内成员越来越多被解雇或辞职。然而，仅从特朗普自恋这一精神领域探究其“内群体偏好”过于微观且不够全面，缺乏中观层次的结构性考量。基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统特朗普”决策所体现的“内群体偏好”主要源于对“商人特朗普”较高凝聚子群密度（0.445）社会关系网络的路径依赖。
在“商人特朗普”社会关系网络中，小团体与内群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的运营项目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或来自不同圈子的专业人员具体负责，以特朗普商业集团的最终目标为导向，根据不同的阶段性或模块性任务适时组建不同的临时小团体，并且在项目完成或任务结束时解散或搁置小团体，成为“商人特朗普”涉足不同商业领域的重要方式。
但当“商人特朗普”的“内群体偏好”和社会关系网络惯性延续到白宫中时，决策团体中派系林立与人事变动频繁的现象便出现了。政府部门不同于私营商业部门，前者并不具有明确清晰的阶段性任务。目标的模糊性无法将小团体集中在部门化与专业化的任务中，发挥其在网络结构的积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小团体的主要划分依据和认同基础是政见：一方面，政见不同的小团体在政府内部推诿扯皮、消耗组织活力;另一方面，政见不同也成为特朗普排除异己、构建自己内群体的有效借口。自特朗普上任以来，被直接解雇或被迫辞职的政要不计其数，其中包括国务卿蒂勒斯、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肖布、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白宫通信联络主任杜布克、海军部长斯潘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等。 显然，“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仍然保持其决策的“内群体偏好”，主要体现在任人唯亲上。“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显示了其与家庭成员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更多，家庭是其早期重要的社会资本。小团体3就是特朗普的家族团体，特朗普认为“母亲是生命中的太阳”[12]78，五个兄弟姐妹是共同艰苦奋斗的关系密切者。在特朗普集团的商业活动中，弟弟罗伯特是特朗普集团的副总裁，前妻伊万娜掌管特朗普第二家赌场“特朗普城堡”，亲属关系在集团高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网络的强凝聚力对特朗普后续任人唯亲与“裙带政治”的做法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使特朗普成为易受亲人和朋友影响的归属动机占主导的政治家[10]。这种与在市郊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做中低收入者房地产生意的老特朗普（弗瑞德·特朗普）一脉相承的家族企业式的管理模式延续至“总统特朗普”的人事任命上，具体表现为：特朗普将女婿库什纳任命为白宫顾问;女儿伊万卡成为联邦政府员工，头衔为“总统助理”。可以看出，“商人特朗普”小团体林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对特朗普的塑造使其在白宫依然致力于构建家庭支持网络和嫡系幕僚团队，更加信任内群体。
3.个人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色彩浓厚
特朗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极强的中心度，是网络中的核心与“明星”，这使“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决定具有极强的个人中心倾向，如极具特朗普风格的“推特治国”，便是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个人风格与行为偏好的重要表现。有学者通过对特朗普2016年5月至2018年1月共3478条推特的文本分析，发现其使用代词my，myself，I，me，mine的频率非常高，具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14]。本质上，无论是参选时期的宣传策略还是正式上任后的信息发布与传播，特朗普对社交媒体推特前所未有的依赖和推崇是其追求社会关系中高中心度的外在体现。特朗普试图通过推特直接发布政策，绕过并架空传统媒体，将自己置于美国政策信息网络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传统媒体沦为特朗普推特的转发者和分析者。“推特治国”体现出特朗普在极强中心度网络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的行政风格和政策偏好。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无法经过酝酿、系统讨论、试点等科学决策环节，仅为绝对信息中心特朗普的“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甚至存在短期与矛盾政策。
此外，特朗普对信息发布中心地位的追求也符合其对媒体和曝光度一贯的认知。在商人时期，特朗普就同媒体有较多交集，社会关系网络中就存在大量的电视、广播、纸媒等行动者，如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女士、《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员保罗·戈德伯格和记者迪·魏德迈、《纽约杂志》的负责人蒂娜·布朗、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等。与媒体的交往使特朗普认识到，媒体是喜欢“大事件”的，职业天性使其关注到与众不同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或大胆且饱受争议的人。不论正面还是负面信息，只要经常被报道就能对商业发展产生利大于弊的宣传效果[15]167。因此，总统时期特朗普“推特治国”既能抢占新闻“首发权”的制高点，突破政府采取关键行动所受的媒体制约[15]168，与传统媒体假新闻做斗争，又能够推动传統媒体跟进，增强曝光和话题度，从两个方面保持其信息中心的地位。
强中心度在催生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塑造了其爱国主义。经商时期的特朗普便具有爱国主义情怀，他曾在斗争后终于获准在位于加州洛杉矶市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场竖起旗杆并升起星条旗，并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旗骄傲地迎风飘扬，你也要永远铭记：有些东西是值得你去为之奋争的，美国国旗自然是其中之一”[12]78。特朗普先后在2016年和2020年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美国伟大”这些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竞选口号。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特朗普的爱国主义与其个人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二者本质上都内嵌于其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特朗普爱国主义的实质是与其个人中心主义内在契合的美国中心主义，它既是特朗普个人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使得其个人中心主义外化为国家层面的体现，又与特朗普个人中心主义相互强化。无论是爱国色彩浓郁的竞选策略，还是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墙”的移民政策，抑或是对华贸易战、“制裁”华为和Tiktok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相关政策，都是在以“零和”思维维护美国的中心地位，也都与其早期高中心度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个人中心主义之上的爱国主义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和第二顺位的，一旦其与个人中心主义相冲突，特朗普的爱国主义就会为其个人中心主义让位，体现为其对国家中心主义的牺牲和对自我意识、自我中心的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作为总统的特朗普面对这场全球化时代人类最严重的疫情，没有将美国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疫情防控，而是一直否认、淡化疫情，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声望[16]，甚至出现反智主义倾向[17]，干预美国疾控中心对疫情的防控和报告[18]，声称新冠病毒是“骗局”，是“大号流感”，“拒绝戴口罩，可以直接向人体注射消毒液”[19]，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敌、维护自信甚至是迎合民粹、为大选拉票的手段。
4.与政府的交往和反建制的根源
特朗普作为零从政经验的“体制外”商人，反秩序、反建制与一定程度的反智特征是其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政策行为的重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与早期“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有关。在其208个节点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有关政府的节点数量为22个，占比10.58%。这些在“商人特朗普”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社会关系对后期“总统特朗普”的“反建制主义”和“反政治正确”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经商时期的社会交往经验，特朗普认为政府是低效率的、不善经营的，并且不具有“企业家精神”。例如，在沃尔曼溜冰场修建上，政府耗时7年花费上百万美元仍未竣工。特朗普接手之后，仅历时4个月并以占政府耗资一小部分的成本[15]263就完成了该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