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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为应对形势的发展变化，法共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不断在价值理念、组织队伍建设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然而，法共的变革理论及其具体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共的困境。接二连三的选举失利、不同派别的党内纷争以及党的社会认同和信任感的急剧下降，均使得法共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 全球化信息化 法国共产党 组织发展趋势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3－0019－06
法共成立于1920年12月29日，由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图尔代表大会分裂出来的多数派组成。二战期间，法共积极抵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开展游击战争和地下武装斗争，为法国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战后初期，法共多次在国内大选中占据第一大党地位，一度是法国政坛上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活动能力最强、最富战斗性的政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乃至国际共运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苏东剧变后，法共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不断在价值理念、组织队伍建设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法共在组织建设和制度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法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带来了严峻挑战。
首先，政党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产生新的变化，左右界限逐渐模糊，法共在确立自身意识形态取向方面面临困境。全球化和信息化促使各国综合国力竞争加剧，各国都把发展本国经济、积极走向国际市场、提高综合国力作为首要任务。经济发展为各政党所关注，西方传统的左右两极都在不断调整改革，法国左翼政党向中间靠近，右翼政党向温和方向倾斜，彼此都对自己过去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观点作了修正，政策主张变得更加温和、务实，左右两翼党派的意识形态界限模糊，趋同性增强。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公司、跨国集团、跨国机构对国际和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影响作用上升，相对而言，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党的政治权力和决策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选民主要不是以政党的政治分野和理想主张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愈来愈多地以经济、社会问题及其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政党当政的政绩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因此政党竞选纲领不得不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由于左右趋同，无论哪一个党都很难赢得多数选民，许多西方国家都只能是左中右政党联合组成政府，多党联合执政成为冷战后世界政党制度变化的最显著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法共作为色彩鲜明的左翼政党，在向中间调整自身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党内传统力量的反弹。此外，法共目前未能进入政府，也很难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纲领，以实际政绩吸引选民。
其次，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法共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给西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夕阳工业衰落和第三产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减少，传统工人阶级在法国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38％降到了21世纪初的27％。雇佣劳动者中的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办公室行政人员等所谓“白领”阶层不断扩大，在人口中的比重目前已超过法国的产业工人。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这使得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据以划分的阶级界限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力量被打乱。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以及各类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虽然扩大了雇员队伍，但从业人员工作性质的分散化和个性化，使得雇员利益多元化，工会难以像从前那样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系统，工会力量的明显减弱也对法共的影响力和地位带来负面影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保守党等主流政党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不得不以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奋斗目标，并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法共现在也不再将支持力量局限于传统产业工人，而是将所有雇佣阶层视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把维护全体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作为党的政策取向。但从法共目前的党员人数和组织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措施效果不是很明显。
第三，各种利益群体对权力下放和扩大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等新兴运动的兴起，也对法共造成了一定冲击。随着生产的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众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而对传统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则有所下降，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共同参与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大量涌现的“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对传统政党的冲击加大，形形色色的自助型团体组织并不关心旧的政治，没有提出执政、参政的政治主张，而主要关注其他形式的政治努力和具体事务，开展诸如女权、环境保护、地方主义、公民权利、反全球化、反欧盟等运动，非政府组织虽然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其作用不容忽视。这些新兴运动大多是针对科技革命发展带来的一些超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范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反对污染环境，扩大民主范围，实现男女平等等口号。这些运动符合各阶层群众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使经济的发展更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条件的良好愿望，反映了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也表达了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各种弊病的不满和抗议，因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对新兴的中间阶层有着更强的吸引力。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如绿党的崛起，严重冲击了左翼政党，共产党更是首当其冲。绿党不但与共产党争夺选民，还挖走了不少共产党党员，现在绿党党员中有许多原来就是共产党党员，在一些国家出现红绿交融现象。
第四，在媒体的作用下，政党的传统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正在改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媒体对政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是政党、政党领袖与基层组织及选民沟通的桥梁和宣传本党主张、树立自身形象的主要工具，又是政党活动的监督者和制约力量。政党的媒体化趋势使政党不再追求党员人数的多寡，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个人的作用不断被弱化，这使政党有可能失去其发动群众、组织社会斗争的传统职能。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正在改变传统政党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网络技术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境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各种报刊和 电视台借助网络技术，使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总量剧增。在媒体与政党政治的互动中，以“第四种权力”著称的新闻媒体及其网络，开始把西方民主变成“电子民主”，对世界和各国政治事务产生重要影响，也给当代政党政治带来了强大冲击，使政党传统的教育、宣传功能受到限制。现在，“人民基本上是通过大众媒体作为媒介来感知政治的”，越来越多的人把因特网和报刊电视作为获取政治信息、参加政治讨论、施加政治影响的载体。在现代媒体和网络的冲击下，欧洲传统政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传统的宣传方式已越来越难以对其传统“社会群体”施加影响，党的基本纲领对公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急速下降，党组织日益变成选举机器。政党领袖日益倾向于与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宣传其所属政党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借助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为改变政党功能萎缩的被动局面，欧洲各国政党十分重视新闻媒介和因特网的作用，主动利用媒体推进党的各项工作。
二、 法国共产党组织革新和调整的主要内容和具体做法
随着当今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和平、生态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传统政党逐渐向“全民化”方向发展，成员构成极其复杂，也没有固定的社会分层，过去鲜明的阶级特色逐渐消退，全民化趋向明显。“全民化”不只是一种竞选战略，而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思想的变更，是传统政党试图迎合新时代利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反映，在西方具有普遍性。尽管政党作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政治组织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会改变，政党作用也不会消失，但为了赢得选票和保持执政、参政地位，绝大多数政党不断调整政策，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协调全社会的利益，使本阶级和本党利益与全社会利益能取得一致，通过大力拓展本党的社会基础，以寻找新的发挥作用的途径。各国各类政党政策调整有共性的地方，即眼睛向内，以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为重点，政策务实。这一特点表明，政党政治的兴奋点已从过去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逐渐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政治与经济并重，政党作用领域比过去更加宽泛。
冷战后，法国共产党在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纷纷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来变革、改造现行资本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法共还提出要通过革新成为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活力的和民主的新型共产党”，以适应法国社会的新需要，在21世纪起到与法国人民一道建设美好未来的作用。法共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第一，在党内实行党员当家作主的“民主的运转原则”。民主是法共长期追求的理想目标，不仅要求在未来的国家全体国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而且把民主作为党内生活的根本原则，强调“党员个人在党内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无论男女，都是主要的行动者，是党的思想的传播者”。为了在党内实现党员真正当家作主，法共放弃了建党之后实行多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罗贝尔·于接替马歇后，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按民主方式革新共产党，对党的组织进行彻底变革，提出将法共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和民主的党”。根据革新要求，法共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首先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声筒”领导方式，实行党员当家作主。法共在筹备二十九大时，也一改过去自上而下先由中央拟订大会文件草案再交基层党员讨论的传统，转而采取自下而上的做法，先将代表大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交由基层党员进行广泛讨论、修改。在长达四个多月的全党讨论期间，广大党员就自己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共有1232篇个人意见书和2150份讨论纪要提交到全国委员会专设机构，这些材料随后印发给广大党员。全国委员会综合全体党员的想法和意见，起草出大会文件，并就法共政策制定提出全国委员会的建议。并交由各支部、总支和省委大会讨论、修改、补充和表决，最后将讨论修改意见集中，在对其中2／3以上的意见进行吸纳的基础上形成最后文件。这份名为《法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大会文件最终在二十九大上以1090票赞成、43票反对、31票弃权的形式获得通过。法共全国理事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在准备三十三大文件时，也继续了这一做法，会前提出了题为“共产主义目标”的提案，交由全国基层全体党员讨论并投票表决是否可以成为大会筹备文件。这份提案获得63．4％的支持而提交给大会，经与会代表修改、补充和表决后最终作为全党的政治方针确定下来。法共中央所做的重大决策，也并非由少数人或领导人说了算，均需经过全党讨论。如1997年6月就是否参加社会党政府的问题，法共也是在党内广泛征求党员意见，并在得到多数党员同意后才决定的。
罗贝尔·于上台后对法共党代会举行的程序和形式也进行了改革。如法共二十九大取消了以往设置的主席台，领导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按会议安排就座开会，体现了民主和平等。在法共三十大上不论领导人或普通代表只要登记就可以在会上发言，一律限时7分钟。
根据民主运转原则，法共提出增强党的开放性，号召全体党员和社会上广大公民参与重大问题的辩论。法共在2001年5月召开了全国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法共新党章草案》，提出法共“向一切社会运动力量和一切公民力量开放”，向共产党党员、妇女、青年和移民开放，向社会下层的人们和全社会开放，“使法共成为一个为所有那些拒绝被剥夺其干预权和选举权的人服务的政党，成为一个人们无须放弃任何哲学信仰或宗教信仰便可加入，并可以进行无拘束的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政治组织；成为一个把人际关系建立在博爱、互助、尊重他人、促进个人在有效的集体行动中作出贡献和自我肯定的集体；成为一个充分考虑党员工作方法和根本利益的多样性、促进党员创造性的活动场所”。法共表示，向社会开放是一个长久的和首要的问题，不是一时的权宜之策，法共将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一政策。三十二大后，法共以“工作室”的形式试验性地设立了一个“园地”，让更多人参与到对共产主义纲领、战略和组织问题进行的辩论和思考中来。
法共三十三大进一步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作用，大会文件指出，“党内民主是保证集体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不是空话，而需要加以落实，成为各级党组织运作的一个明确现实”。为此，法共提倡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尊重党内多样性。三十三大认为，“民主也意味着进行针锋相列的辩论及对多样性的尊重，多样性能反映出社会斗争以及党本身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它是产生活力的有利条件，是对法共共同财富的贡献”。
第二，实行结盟和开放政策，加强党同民众的联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作用。从“新共产主义”发展的要求出发，法共还对其联盟政策作出了相应调整。自20世纪80年代初与社会党的联合 执政破裂后，法共对同属左翼阵营的社会党一直怀有抵触情绪。90年代中期后，面对右翼总统的上台和国内左右力量对比的变动，法共开始对其联盟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把各种左翼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左翼进步力量新联盟的策略，认为“只有实现法国人民的多数联合，实现左翼、进步力量和生态党派那种尊重多元化和拒绝任何领导权的联盟，才能实行真正的变革”。1994年，罗贝尔·于提出在公民之间、在公民与左翼政党之间建立“进步联合协议”，同社会党、公民运动、左翼激进党等进行对话和会晤。与此同时，法共对参政问题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建设性参政”的方针，即参加社会党政府，但保持相对独立性，并积极促进政府采取社会变革政策。法共二十九大制定了左翼进步力量联盟和参政方针，强调“真正的左翼政策没有法共的参与是无法想像的”。正是根据这一方针，法共在1997年参加了以社会党人若斯潘为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四名法共成员入阁。在五年(1997年6月－2002年6月)“建设性参政”期内，法共试图通过参政来影响左翼政府的政策，从而推动各项结构性改革，减少社会不平等。2006年，法共三十三大重新肯定法共的联盟政策，提出“法共积极参与欧洲左翼党的活动并希望建立一支欧洲变革的政治力量”，号召“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治，实现变革的大联合”。法共还特别强调，要避免过去那种“第三国际式”的可能“将左翼运动引向死胡同和失败的”运动模式，拒绝统一的领导权，以尊重分歧、观点明确和有透明度的方式建立左翼进步力量的新联盟。2006年，法共在三十三大上将反对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更加突出党的左翼色彩和革命性。同时，法共还强调与群众运动的进一步结合，突破工人阶级政党的局限性，扩大社会基础，将自身建成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活力的和民主的新型共产党”。
在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方面，法共加大了向社会其他阶层开放的步伐，主张其阶级基础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整个雇佣劳动者。除了广大雇佣劳动者是法共的依靠力量外，经理阶层和那些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资本主义和市场压制的中小资产阶级也是法共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法共还提出向女权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生态学派以及和平主义者等一切社会运动和公民开放。法共在其最新修改的党章中规定，“党员有义务改善并建立与周围不同感情、不同国籍、不同辈份(在职或退休)者的组织、交流、聚会和互动关系”；“建立与所有国内外以多样性和创造力表达解放要求的力量之间的联系”；“紧紧抓住青年一代的要求和妇女解放的要求”。
在发挥党的作用方面，法共认为应该变革有关党的作用的传统观念，不宜再自称是“领导党”、“先锋党”，党必须适应新形势的挑战，同所有希望改造现行社会的组织和个人对话，在增强人民的自由参与能力和争取文明的新进步中起推动作用。法共强调，要从“领导党”向“工具党”转变，力争使更多的人承认共产党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有益”工具。认为现代共产党人的职能绝不是包打天下，而是要成为一支进行毫不含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一支证明政治可以有所作为的、能够提出建议的力量。共产党的作用就是激发反资本主义人民运动的活力，在为实现目标和社会变革的行动中建立起和人们的联系，为今天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千百万公民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同法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人道和博爱的社会而斗争。
法共三十三大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适当安排部分少数派人士参加党的领导机构，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主张党要同群众运动联合，把积极参与群众运动作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主要手段。
第三，调整党的领导机构。法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修改党章，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全国领导机构进行改革，实现了马歇和罗贝尔·于的新老总书记的交替，取消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改设全国委员会、全国局和全国书记处，党的总书记改称全国书记；确立了党的高层领导年轻化、男女人数对等、代表广泛化等原则。法共在筹备二十九大的方式上进行改革，改变了过去实行的那种由中央决定一切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首次实行了先从基层党员中提出问题，经过全党上下多次反复讨论和表决的新方式。2000年的三十大和2001年的三十一大继续对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革，设立全国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来取代全国委员会和全国局，全国书记不再由全国委员会而改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理事会由264名成员组成，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履行党的政治领导机构的职能；执行委员会由全国理事会内部选举产生的包括全国书记在内的46名成员组成，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为了改变党员年龄老化、组织形式僵化等弊端，三十大将一大批妇女、青年、知识分子、新社会运动领导人选进领导机构，其中有1／3在55岁以下。三十一大时法共再次修改党章，增设党的主席一职，实行了由党的主席罗贝尔·于与全国书记玛丽－乔治·比费共同负责的双重领导制。但是，这些机构改革的结果却与“变革派”预期的目标相反，导致领导权的分散和混乱、党内派别斗争加剧以及法共全国领导机构与广大基层的矛盾。
第四，利用现代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党的宣传工作，以灵活的组织形式发展新党员。为扩大党的影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法共积极利用现代传媒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除了办好《人道报》、《视野》、《土地》等党报党刊外，法共还设有自己的网站。民众通过访问其网页，可以随时了解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情况，从而缩小党“中央”与各省区委之间的距离；通过网络来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内讨论，在网上组织党的领导人与基层党员及支持者的实时见面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使互联网成为法共进行宣传、交流和党内讨论的政治工具；法共还在网上办理程序简便的入党手续，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其他人士加入党组织。法共领导人还十分重视党与民众联系形式的创新，法共全国书记比费认为，随着阶级社会结构的演变，党与民众的联系方式也应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应有所创新，法共应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多下功夫。除利用网络系统外，法共在支部之外还成立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小组，讨论基层党员和民众关心的问题。还利用专题研讨会和党报节来宣传党的政策，吸引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入党。法共采取的这些组织宣传新措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中央与基层党员及公民的联系和沟通渠道。
三、 法国共产党组织革新和调整取得的成效及问题
应该肯定的是，法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共产主义”变革，在探索适应时代变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内容、新模式方面，提出了许多 新的主张，这是法共在苏东剧变后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法国国内普通民众和法共的普通党员对法共的努力也是充分肯定的，认为通过变革，已使共产主义思想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将对法共2l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法共在组织上进行的多方面调整和改革，给法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是完善了党的高层领导权力的分配，加快了党的各级领导年轻化的步伐，推动了党内民主和制度建设，健全了党内民主机制，党的民主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法共通过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增强了决策的民主性。法共在制定党代会文件和作出重要决定前，都放手让广大党员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力求在讨论与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实现党的统一意志。二是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提高了应对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应对信息社会的对话能力、应对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和应对个性化社会的组织能力。通过利用网络和现代媒体等工具，法共积极尝试开放、灵活和新的工作模式，以扩大党的联系范围。通过多种形式的直接联系，法共努力动员广泛的支持力量，推动并积极参与对话，以期制定出能赢得多数选民支持的行动纲领，使法共更具生机和活力。三是对党的活动采取灵活方式，扩大与基层党员及公民的联系与沟通渠道，共同就一些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与斗争，借以扩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四是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对参加各级政府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将参政看作是促进政府执行有利于社会公正和进步的政策、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的重要途径。通过精心组织、踊跃参与社会运动，特别是通过参政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以维护劳动群众利益，促进社会进步。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共力量和影响持续下降，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从1946年的28．6％的历史高点开始下降，到1997年跌到9．88％，2002年跌到4.82％，2007年只有4．29％。法共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得票率下降更快，从历史最高的26．1％，下降到2007年的1．93％。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到，法共的变革理论及其具体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共的困境。接二连三的选举失利、不同派别的党内纷争以及党的社会认同和信任感的急剧下降，均使法共陷入深刻的危机。面对法共力量和影响力逐年下滑的趋势，法共进行的共产主义变革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受到批评。比费主持工作以后，不再提变革。而是突出党的战斗性和政策的独立性，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进一步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
从目前形势看，法共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 思想理论没有鲜明特色，选民队伍流失，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共“超越”传统原则较多，变革幅度较大，如何在打破传统的同时建立起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纲领，而不是拼凑成分庞杂、含糊不清的理论混合物，是法共突破传统、实行变革后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法共由于放弃传统原则较多，被部分选民认为与其他政党没有明显的不同。法共过去那种“左翼中的左翼”的身份已模糊不清，社会认同急剧下降。这样，法共不仅难以从其他政党那里争取到新选民，而且还会丧失自己的传统支持者。与此同时，法国的传统左翼政党如社会党通过纲领政策的改革，加大了对工人群众、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度，许多在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徘徊的左翼选民最终投入了社会党的怀抱；而一些新兴左翼势力如托派共产主义革命联盟针对近年来法国失业率上升的形势而提出了反对股市失业(因金融波动而造成的失业)等具体措施，也赢得了相当数量没有归属感的选民的好感。在这些左翼力量的竞争压力面前，法共的选民队伍大量流失，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2002年法国大选时，法共的一些传统支持者转投其他政党的票，有的甚至投了极右翼政党的票，以表示对法共含混折中的纲领和政策的不满。法共在这次选举中，同社会党一起遭受了严重的失利。在2007年大选中，以全国书记比费为首的多数派主张积极参与和领导当前反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从而重新树立法共作为中下层民众利益代言人的形象，扩大党的影响，以重新赢得左翼选民的信任。但由于变革幅度较大，传统资源已失去，短期内恢复很困难，这次选举仍没有阻止选票下降的趋势，得票率再创新低。
2． 党内分裂、派别争斗问题突出。法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主张，但在党内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民众中同样未能获得多数认可。罗贝尔·于倡导的理论和政策调整，由于一些做法不够稳妥，在党内引起很大争议，不仅未能收到积极成效，而且造成党内思想混乱，难以形成团结一致的氛围，党内派别斗争不断，党的战斗力也遭到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在党的革新、联盟策略等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法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路线的矛盾和斗争。总的来看，当前法共党内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派别：一是以罗贝尔·于和玛丽一乔治·比费为核心的革新派，主张以“新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法共进行全面革新，以把法共变革成为一个“21世纪的共产党”；二是乔治·哈吉领导的传统主义派(正统派)，坚持传统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寻求建立一个“既非社会民主党也非极左翼”的共产党；三是以历史学家罗歇·马尔泰利以及布拉乌泽克等为代表的重建派，坚持激进主义立场，主张放弃与托派共产主义革命联盟的争论，解散法共，进行新的左翼重组。随着坚持“新共产主义”变革的主流革新派在接连几次选举中惨遭失利，法共党内不同派别围绕着“变革”问题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反对进行“变革”的人甚至认为，变革政策是造成法共选举失败的根本原因，法共的失利是“这一失败策略的结果”，是“法共臣服于社会党政府的一个标志性失败”。在这部分人的压力下，法共现任全国书记比费不得不降低变革的调门，将“新共产主义”提法改为“21世纪共产主义”，高举反自由主义旗帜，重新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这一策略的变化能否缓和党内派别争斗，还有待观察。
3． 党的组织混乱，缺乏战斗力。由于取消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过去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一套做法自然不复存在。革新以来，法共党内民主虽然得到加强，但中央的领导作用却受到削弱，基层组织也进一步社会化，党的活动日益融入到社会运动中。法共的一些组织和社会协调功能被其他社会运动所取代。党内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也使党逐渐成为一个清谈俱乐部，很难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的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
(执笔人：柴尚金张光平、王升)
[责任编辑：文心]
[关键词] 全球化信息化 法国共产党 组织发展趋势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3－0019－06
法共成立于1920年12月29日，由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图尔代表大会分裂出来的多数派组成。二战期间，法共积极抵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开展游击战争和地下武装斗争，为法国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战后初期，法共多次在国内大选中占据第一大党地位，一度是法国政坛上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活动能力最强、最富战斗性的政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乃至国际共运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苏东剧变后，法共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不断在价值理念、组织队伍建设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法共在组织建设和制度改革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法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给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带来了严峻挑战。
首先，政党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产生新的变化，左右界限逐渐模糊，法共在确立自身意识形态取向方面面临困境。全球化和信息化促使各国综合国力竞争加剧，各国都把发展本国经济、积极走向国际市场、提高综合国力作为首要任务。经济发展为各政党所关注，西方传统的左右两极都在不断调整改革，法国左翼政党向中间靠近，右翼政党向温和方向倾斜，彼此都对自己过去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观点作了修正，政策主张变得更加温和、务实，左右两翼党派的意识形态界限模糊，趋同性增强。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公司、跨国集团、跨国机构对国际和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影响作用上升，相对而言，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党的政治权力和决策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选民主要不是以政党的政治分野和理想主张作为选择标准，而是愈来愈多地以经济、社会问题及其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政党当政的政绩作为投票选择的依据，因此政党竞选纲领不得不突出经济因素以赢得选民支持。由于左右趋同，无论哪一个党都很难赢得多数选民，许多西方国家都只能是左中右政党联合组成政府，多党联合执政成为冷战后世界政党制度变化的最显著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法共作为色彩鲜明的左翼政党，在向中间调整自身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然引起党内传统力量的反弹。此外，法共目前未能进入政府，也很难提出具体可操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纲领，以实际政绩吸引选民。
其次，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法共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给西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夕阳工业衰落和第三产业、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减少，传统工人阶级在法国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38％降到了21世纪初的27％。雇佣劳动者中的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办公室行政人员等所谓“白领”阶层不断扩大，在人口中的比重目前已超过法国的产业工人。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这使得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据以划分的阶级界限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力量被打乱。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以及各类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虽然扩大了雇员队伍，但从业人员工作性质的分散化和个性化，使得雇员利益多元化，工会难以像从前那样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系统，工会力量的明显减弱也对法共的影响力和地位带来负面影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保守党等主流政党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不得不以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奋斗目标，并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法共现在也不再将支持力量局限于传统产业工人，而是将所有雇佣阶层视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把维护全体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作为党的政策取向。但从法共目前的党员人数和组织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措施效果不是很明显。
第三，各种利益群体对权力下放和扩大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等新兴运动的兴起，也对法共造成了一定冲击。随着生产的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众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增强，而对传统政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则有所下降，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共同参与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大量涌现的“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对传统政党的冲击加大，形形色色的自助型团体组织并不关心旧的政治，没有提出执政、参政的政治主张，而主要关注其他形式的政治努力和具体事务，开展诸如女权、环境保护、地方主义、公民权利、反全球化、反欧盟等运动，非政府组织虽然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其作用不容忽视。这些新兴运动大多是针对科技革命发展带来的一些超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范围的全球性问题，提出反对污染环境，扩大民主范围，实现男女平等等口号。这些运动符合各阶层群众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使经济的发展更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条件的良好愿望，反映了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也表达了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各种弊病的不满和抗议，因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对新兴的中间阶层有着更强的吸引力。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如绿党的崛起，严重冲击了左翼政党，共产党更是首当其冲。绿党不但与共产党争夺选民，还挖走了不少共产党党员，现在绿党党员中有许多原来就是共产党党员，在一些国家出现红绿交融现象。
第四，在媒体的作用下，政党的传统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正在改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媒体对政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是政党、政党领袖与基层组织及选民沟通的桥梁和宣传本党主张、树立自身形象的主要工具，又是政党活动的监督者和制约力量。政党的媒体化趋势使政党不再追求党员人数的多寡，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个人的作用不断被弱化，这使政党有可能失去其发动群众、组织社会斗争的传统职能。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正在改变传统政党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网络技术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境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各种报刊和 电视台借助网络技术，使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总量剧增。在媒体与政党政治的互动中，以“第四种权力”著称的新闻媒体及其网络，开始把西方民主变成“电子民主”，对世界和各国政治事务产生重要影响，也给当代政党政治带来了强大冲击，使政党传统的教育、宣传功能受到限制。现在，“人民基本上是通过大众媒体作为媒介来感知政治的”，越来越多的人把因特网和报刊电视作为获取政治信息、参加政治讨论、施加政治影响的载体。在现代媒体和网络的冲击下，欧洲传统政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传统的宣传方式已越来越难以对其传统“社会群体”施加影响，党的基本纲领对公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急速下降，党组织日益变成选举机器。政党领袖日益倾向于与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宣传其所属政党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借助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为改变政党功能萎缩的被动局面，欧洲各国政党十分重视新闻媒介和因特网的作用，主动利用媒体推进党的各项工作。
二、 法国共产党组织革新和调整的主要内容和具体做法
随着当今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和平、生态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传统政党逐渐向“全民化”方向发展，成员构成极其复杂，也没有固定的社会分层，过去鲜明的阶级特色逐渐消退，全民化趋向明显。“全民化”不只是一种竞选战略，而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思想的变更，是传统政党试图迎合新时代利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反映，在西方具有普遍性。尽管政党作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政治组织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会改变，政党作用也不会消失，但为了赢得选票和保持执政、参政地位，绝大多数政党不断调整政策，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协调全社会的利益，使本阶级和本党利益与全社会利益能取得一致，通过大力拓展本党的社会基础，以寻找新的发挥作用的途径。各国各类政党政策调整有共性的地方，即眼睛向内，以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为重点，政策务实。这一特点表明，政党政治的兴奋点已从过去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逐渐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政治与经济并重，政党作用领域比过去更加宽泛。
冷战后，法国共产党在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纷纷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来变革、改造现行资本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法共还提出要通过革新成为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活力的和民主的新型共产党”，以适应法国社会的新需要，在21世纪起到与法国人民一道建设美好未来的作用。法共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第一，在党内实行党员当家作主的“民主的运转原则”。民主是法共长期追求的理想目标，不仅要求在未来的国家全体国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而且把民主作为党内生活的根本原则，强调“党员个人在党内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无论男女，都是主要的行动者，是党的思想的传播者”。为了在党内实现党员真正当家作主，法共放弃了建党之后实行多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罗贝尔·于接替马歇后，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按民主方式革新共产党，对党的组织进行彻底变革，提出将法共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和民主的党”。根据革新要求，法共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首先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声筒”领导方式，实行党员当家作主。法共在筹备二十九大时，也一改过去自上而下先由中央拟订大会文件草案再交基层党员讨论的传统，转而采取自下而上的做法，先将代表大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交由基层党员进行广泛讨论、修改。在长达四个多月的全党讨论期间，广大党员就自己关心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共有1232篇个人意见书和2150份讨论纪要提交到全国委员会专设机构，这些材料随后印发给广大党员。全国委员会综合全体党员的想法和意见，起草出大会文件，并就法共政策制定提出全国委员会的建议。并交由各支部、总支和省委大会讨论、修改、补充和表决，最后将讨论修改意见集中，在对其中2／3以上的意见进行吸纳的基础上形成最后文件。这份名为《法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大会文件最终在二十九大上以1090票赞成、43票反对、31票弃权的形式获得通过。法共全国理事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在准备三十三大文件时，也继续了这一做法，会前提出了题为“共产主义目标”的提案，交由全国基层全体党员讨论并投票表决是否可以成为大会筹备文件。这份提案获得63．4％的支持而提交给大会，经与会代表修改、补充和表决后最终作为全党的政治方针确定下来。法共中央所做的重大决策，也并非由少数人或领导人说了算，均需经过全党讨论。如1997年6月就是否参加社会党政府的问题，法共也是在党内广泛征求党员意见，并在得到多数党员同意后才决定的。
罗贝尔·于上台后对法共党代会举行的程序和形式也进行了改革。如法共二十九大取消了以往设置的主席台，领导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按会议安排就座开会，体现了民主和平等。在法共三十大上不论领导人或普通代表只要登记就可以在会上发言，一律限时7分钟。
根据民主运转原则，法共提出增强党的开放性，号召全体党员和社会上广大公民参与重大问题的辩论。法共在2001年5月召开了全国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法共新党章草案》，提出法共“向一切社会运动力量和一切公民力量开放”，向共产党党员、妇女、青年和移民开放，向社会下层的人们和全社会开放，“使法共成为一个为所有那些拒绝被剥夺其干预权和选举权的人服务的政党，成为一个人们无须放弃任何哲学信仰或宗教信仰便可加入，并可以进行无拘束的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政治组织；成为一个把人际关系建立在博爱、互助、尊重他人、促进个人在有效的集体行动中作出贡献和自我肯定的集体；成为一个充分考虑党员工作方法和根本利益的多样性、促进党员创造性的活动场所”。法共表示，向社会开放是一个长久的和首要的问题，不是一时的权宜之策，法共将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一政策。三十二大后，法共以“工作室”的形式试验性地设立了一个“园地”，让更多人参与到对共产主义纲领、战略和组织问题进行的辩论和思考中来。
法共三十三大进一步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作用，大会文件指出，“党内民主是保证集体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这一原则不是空话，而需要加以落实，成为各级党组织运作的一个明确现实”。为此，法共提倡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尊重党内多样性。三十三大认为，“民主也意味着进行针锋相列的辩论及对多样性的尊重，多样性能反映出社会斗争以及党本身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它是产生活力的有利条件，是对法共共同财富的贡献”。
第二，实行结盟和开放政策，加强党同民众的联系，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作用。从“新共产主义”发展的要求出发，法共还对其联盟政策作出了相应调整。自20世纪80年代初与社会党的联合 执政破裂后，法共对同属左翼阵营的社会党一直怀有抵触情绪。90年代中期后，面对右翼总统的上台和国内左右力量对比的变动，法共开始对其联盟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把各种左翼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左翼进步力量新联盟的策略，认为“只有实现法国人民的多数联合，实现左翼、进步力量和生态党派那种尊重多元化和拒绝任何领导权的联盟，才能实行真正的变革”。1994年，罗贝尔·于提出在公民之间、在公民与左翼政党之间建立“进步联合协议”，同社会党、公民运动、左翼激进党等进行对话和会晤。与此同时，法共对参政问题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建设性参政”的方针，即参加社会党政府，但保持相对独立性，并积极促进政府采取社会变革政策。法共二十九大制定了左翼进步力量联盟和参政方针，强调“真正的左翼政策没有法共的参与是无法想像的”。正是根据这一方针，法共在1997年参加了以社会党人若斯潘为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四名法共成员入阁。在五年(1997年6月－2002年6月)“建设性参政”期内，法共试图通过参政来影响左翼政府的政策，从而推动各项结构性改革，减少社会不平等。2006年，法共三十三大重新肯定法共的联盟政策，提出“法共积极参与欧洲左翼党的活动并希望建立一支欧洲变革的政治力量”，号召“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治，实现变革的大联合”。法共还特别强调，要避免过去那种“第三国际式”的可能“将左翼运动引向死胡同和失败的”运动模式，拒绝统一的领导权，以尊重分歧、观点明确和有透明度的方式建立左翼进步力量的新联盟。2006年，法共在三十三大上将反对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更加突出党的左翼色彩和革命性。同时，法共还强调与群众运动的进一步结合，突破工人阶级政党的局限性，扩大社会基础，将自身建成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活力的和民主的新型共产党”。
在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方面，法共加大了向社会其他阶层开放的步伐，主张其阶级基础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整个雇佣劳动者。除了广大雇佣劳动者是法共的依靠力量外，经理阶层和那些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资本主义和市场压制的中小资产阶级也是法共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法共还提出向女权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生态学派以及和平主义者等一切社会运动和公民开放。法共在其最新修改的党章中规定，“党员有义务改善并建立与周围不同感情、不同国籍、不同辈份(在职或退休)者的组织、交流、聚会和互动关系”；“建立与所有国内外以多样性和创造力表达解放要求的力量之间的联系”；“紧紧抓住青年一代的要求和妇女解放的要求”。
在发挥党的作用方面，法共认为应该变革有关党的作用的传统观念，不宜再自称是“领导党”、“先锋党”，党必须适应新形势的挑战，同所有希望改造现行社会的组织和个人对话，在增强人民的自由参与能力和争取文明的新进步中起推动作用。法共强调，要从“领导党”向“工具党”转变，力争使更多的人承认共产党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有益”工具。认为现代共产党人的职能绝不是包打天下，而是要成为一支进行毫不含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一支证明政治可以有所作为的、能够提出建议的力量。共产党的作用就是激发反资本主义人民运动的活力，在为实现目标和社会变革的行动中建立起和人们的联系，为今天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千百万公民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同法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人道和博爱的社会而斗争。
法共三十三大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适当安排部分少数派人士参加党的领导机构，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主张党要同群众运动联合，把积极参与群众运动作为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主要手段。
第三，调整党的领导机构。法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修改党章，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全国领导机构进行改革，实现了马歇和罗贝尔·于的新老总书记的交替，取消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改设全国委员会、全国局和全国书记处，党的总书记改称全国书记；确立了党的高层领导年轻化、男女人数对等、代表广泛化等原则。法共在筹备二十九大的方式上进行改革，改变了过去实行的那种由中央决定一切的、自上而下的方式，首次实行了先从基层党员中提出问题，经过全党上下多次反复讨论和表决的新方式。2000年的三十大和2001年的三十一大继续对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革，设立全国理事会、执行委员会来取代全国委员会和全国局，全国书记不再由全国委员会而改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理事会由264名成员组成，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履行党的政治领导机构的职能；执行委员会由全国理事会内部选举产生的包括全国书记在内的46名成员组成，负责党的日常工作；为了改变党员年龄老化、组织形式僵化等弊端，三十大将一大批妇女、青年、知识分子、新社会运动领导人选进领导机构，其中有1／3在55岁以下。三十一大时法共再次修改党章，增设党的主席一职，实行了由党的主席罗贝尔·于与全国书记玛丽－乔治·比费共同负责的双重领导制。但是，这些机构改革的结果却与“变革派”预期的目标相反，导致领导权的分散和混乱、党内派别斗争加剧以及法共全国领导机构与广大基层的矛盾。
第四，利用现代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党的宣传工作，以灵活的组织形式发展新党员。为扩大党的影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法共积极利用现代传媒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除了办好《人道报》、《视野》、《土地》等党报党刊外，法共还设有自己的网站。民众通过访问其网页，可以随时了解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情况，从而缩小党“中央”与各省区委之间的距离；通过网络来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内讨论，在网上组织党的领导人与基层党员及支持者的实时见面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使互联网成为法共进行宣传、交流和党内讨论的政治工具；法共还在网上办理程序简便的入党手续，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其他人士加入党组织。法共领导人还十分重视党与民众联系形式的创新，法共全国书记比费认为，随着阶级社会结构的演变，党与民众的联系方式也应发生变化。在新形势下，党群关系应有所创新，法共应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多下功夫。除利用网络系统外，法共在支部之外还成立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小组，讨论基层党员和民众关心的问题。还利用专题研讨会和党报节来宣传党的政策，吸引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入党。法共采取的这些组织宣传新措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中央与基层党员及公民的联系和沟通渠道。
三、 法国共产党组织革新和调整取得的成效及问题
应该肯定的是，法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共产主义”变革，在探索适应时代变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内容、新模式方面，提出了许多 新的主张，这是法共在苏东剧变后极端困难条件下对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进行的积极探索。法国国内普通民众和法共的普通党员对法共的努力也是充分肯定的，认为通过变革，已使共产主义思想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将对法共2l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法共在组织上进行的多方面调整和改革，给法共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是完善了党的高层领导权力的分配，加快了党的各级领导年轻化的步伐，推动了党内民主和制度建设，健全了党内民主机制，党的民主形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法共通过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增强了决策的民主性。法共在制定党代会文件和作出重要决定前，都放手让广大党员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力求在讨论与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实现党的统一意志。二是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提高了应对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力、应对信息社会的对话能力、应对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和应对个性化社会的组织能力。通过利用网络和现代媒体等工具，法共积极尝试开放、灵活和新的工作模式，以扩大党的联系范围。通过多种形式的直接联系，法共努力动员广泛的支持力量，推动并积极参与对话，以期制定出能赢得多数选民支持的行动纲领，使法共更具生机和活力。三是对党的活动采取灵活方式，扩大与基层党员及公民的联系与沟通渠道，共同就一些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与斗争，借以扩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四是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对参加各级政府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将参政看作是促进政府执行有利于社会公正和进步的政策、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的重要途径。通过精心组织、踊跃参与社会运动，特别是通过参政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以维护劳动群众利益，促进社会进步。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共力量和影响持续下降，在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从1946年的28．6％的历史高点开始下降，到1997年跌到9．88％，2002年跌到4.82％，2007年只有4．29％。法共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得票率下降更快，从历史最高的26．1％，下降到2007年的1．93％。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到，法共的变革理论及其具体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共的困境。接二连三的选举失利、不同派别的党内纷争以及党的社会认同和信任感的急剧下降，均使法共陷入深刻的危机。面对法共力量和影响力逐年下滑的趋势，法共进行的共产主义变革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受到批评。比费主持工作以后，不再提变革。而是突出党的战斗性和政策的独立性，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进一步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
从目前形势看，法共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 思想理论没有鲜明特色，选民队伍流失，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共“超越”传统原则较多，变革幅度较大，如何在打破传统的同时建立起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纲领，而不是拼凑成分庞杂、含糊不清的理论混合物，是法共突破传统、实行变革后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法共由于放弃传统原则较多，被部分选民认为与其他政党没有明显的不同。法共过去那种“左翼中的左翼”的身份已模糊不清，社会认同急剧下降。这样，法共不仅难以从其他政党那里争取到新选民，而且还会丧失自己的传统支持者。与此同时，法国的传统左翼政党如社会党通过纲领政策的改革，加大了对工人群众、中间阶层的吸引力度，许多在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徘徊的左翼选民最终投入了社会党的怀抱；而一些新兴左翼势力如托派共产主义革命联盟针对近年来法国失业率上升的形势而提出了反对股市失业(因金融波动而造成的失业)等具体措施，也赢得了相当数量没有归属感的选民的好感。在这些左翼力量的竞争压力面前，法共的选民队伍大量流失，社会基础进一步缩小。2002年法国大选时，法共的一些传统支持者转投其他政党的票，有的甚至投了极右翼政党的票，以表示对法共含混折中的纲领和政策的不满。法共在这次选举中，同社会党一起遭受了严重的失利。在2007年大选中，以全国书记比费为首的多数派主张积极参与和领导当前反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从而重新树立法共作为中下层民众利益代言人的形象，扩大党的影响，以重新赢得左翼选民的信任。但由于变革幅度较大，传统资源已失去，短期内恢复很困难，这次选举仍没有阻止选票下降的趋势，得票率再创新低。
2． 党内分裂、派别争斗问题突出。法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主张，但在党内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民众中同样未能获得多数认可。罗贝尔·于倡导的理论和政策调整，由于一些做法不够稳妥，在党内引起很大争议，不仅未能收到积极成效，而且造成党内思想混乱，难以形成团结一致的氛围，党内派别斗争不断，党的战斗力也遭到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在党的革新、联盟策略等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法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路线的矛盾和斗争。总的来看，当前法共党内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派别：一是以罗贝尔·于和玛丽一乔治·比费为核心的革新派，主张以“新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法共进行全面革新，以把法共变革成为一个“21世纪的共产党”；二是乔治·哈吉领导的传统主义派(正统派)，坚持传统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寻求建立一个“既非社会民主党也非极左翼”的共产党；三是以历史学家罗歇·马尔泰利以及布拉乌泽克等为代表的重建派，坚持激进主义立场，主张放弃与托派共产主义革命联盟的争论，解散法共，进行新的左翼重组。随着坚持“新共产主义”变革的主流革新派在接连几次选举中惨遭失利，法共党内不同派别围绕着“变革”问题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反对进行“变革”的人甚至认为，变革政策是造成法共选举失败的根本原因，法共的失利是“这一失败策略的结果”，是“法共臣服于社会党政府的一个标志性失败”。在这部分人的压力下，法共现任全国书记比费不得不降低变革的调门，将“新共产主义”提法改为“21世纪共产主义”，高举反自由主义旗帜，重新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这一策略的变化能否缓和党内派别争斗，还有待观察。
3． 党的组织混乱，缺乏战斗力。由于取消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过去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一套做法自然不复存在。革新以来，法共党内民主虽然得到加强，但中央的领导作用却受到削弱，基层组织也进一步社会化，党的活动日益融入到社会运动中。法共的一些组织和社会协调功能被其他社会运动所取代。党内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也使党逐渐成为一个清谈俱乐部，很难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的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
(执笔人：柴尚金张光平、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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