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看世界杂志社承办的国际高峰讲坛活动，6月继续第二讲。讲座主讲嘉宾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上海政法学院倪乐雄教授。这次巡回演讲，分别在佛山市图书馆报告厅（6月15日）、广州大学商业中心会议室（6月16日）举行。巡回演讲中，倪乐雄教授深刻地阐述了海权的产生、海洋国家的海权与陆权、海权争夺战经典案例、我国海权战略等内容。以下内容是根据倪教授的演讲整理而成，以馈读者。
　　
　　海权的发生:海外贸易是最根本的动力
　　
　　马汉的“海权论”首先来源于历史实践，其“海权论”并非横空出世的东西，而是人类对海权问题思考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古希腊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把马汉“海权论”的基本原则演绎了一遍。传说中《荷马史诗》的特洛伊远征，实际上是古代的一次登陆作战，阿伽美浓率领的希腊同盟掌握着绝对的制海权。历史上第一次海军会战是科林斯人和科西拉人之间的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664年。从某种意义上看，古希腊的科林斯城邦是近现代海洋强国的一个最早的胚胎。
　　根据历史经验，强大的海上力量或者说海权产生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海外贸易。国家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成分不占相当大比重，也就不存在发展强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础。所以，海权意识产生一般应具有以下几个条件，缺一不可。首先是人类文明状态处于弱肉强食的状况，战争暴力乃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二是国民经济很大比重上依赖于海外贸易;三是国家出现了海上生命线问题。古希腊世界如此，近现代世界也是如此，历史表象千变万化，历史原则千年不变。
　　
　　海权的优势:世界历史就是
　　海权不断战胜陆权的历史
　　
　　当前，学术界有人在讨论“是海权重要，还是陆权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对的，也没有必要。作为海洋国家，海军必然强大，也必然注重海权发展。当然，海权重要也必然带动陆军的发展，不过陆军数量相对要少些。我认为，对海洋国家来说，陆权与海权不是哪种重要的问题，而是不同空间下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两者相互协助的问题。罗马战胜迦太基、斯巴达打灭雅典，被有关学者认为是陆权战胜海权的重要举证。而事实正相反，罗马在同迦太基冲突前是纯粹的陆权国家，罗马在新建的海军打败迦太基海军后，才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使汉尼拔几次辉煌的胜利化为乌有，并使罗马最终获得陆上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罗马战胜迦太基恰恰证明了海权对陆权的优势。
　　从历史经验看，认为陆权优越于海权的看法是片面的，这种看法往往只是抓住一点，而忽视了对全局的考察。历史上的亚历山大东征（编者注:公元前334～前324年）被有关学者认为是陆权胜利的经典案例。但如果仔细考察，事实也并非如此，亚历山大远征是靠海军支援才完成胜利的;再比如，拿破仑之所以战胜不了英国，就在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二战期间的北非战场，根本上是对海上生命线的争夺。北非战争一半以上的兵力是由盟国部队组成的，这是因为英国拥有制海权，所以英国可以调动盟国部队，这就是海权的优势。二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诺曼底登陆，更是彰显海权优势的战役。
　　1962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英国上院演说时提到:“历史的重大教训是，对方实行陆战战略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看，是一场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斗争。”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
　　
　　麦金德理论:预言已被证明破产
　　
　　在国际关系学界，地缘政治的创始人、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迄今都影响世界的名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而所谓的“心脏地带”一般指蒙古、苏联、哈萨克、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一带。这种对地缘政治的看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在古代匈奴征服世界的案例中得到了印证，古匈奴从蒙古草原开始，一直打到意大利乃至巴黎。另外，日尔曼人、斯拉夫人以及蒙古人的崛起，也都符合麦金德的理论。
　　但自从十六七世纪以来，或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如果将世界划为“海权势力”与“陆权势力”的话，我们说前者从此一直在挑战后者，并最终战胜后者。这个过程，首先体现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海军国家与土耳其联合起来，在黑海、爱琴海方向扼住俄罗斯“陆权势力”的进攻，这在海权史上有重大意义。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很难被渗透进来的。但大家知道，一战中德国的失败，标志着“海权势力”战胜“陆权势力”。这里还有一点要提及，“心脏地带”——比如德国与俄罗斯若统一的话，麦金德的理论可能还是适合的，但这种假设根本得不到验证。二战后，苏联地带达到了麦金德所设想的要求，“陆权势力”体现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海权势力”则完全被北约掌握，恰好也是两大阵营的对抗。此后，两大势力在“心脏地带”展开“拉锯战”。对抗的结果是，以苏东国家的崩溃告终。冷战结束后，先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波黑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标志着“海权势力”正渗透至传统的“心脏地带”，而且是从各方向“入侵”。可以看出，到今天为止，“海权势力”基本彻底压倒了“陆权势力”。因此从历史进程看，麦金德所预言的理论是破产的，其地缘学说已经不符合实际。
　　
　　中国的转型:面临几千年来新变局
　　
　　我认为，海洋文明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佳的繁荣富强模式。从古雅典与当今美国的比较中可看出，从宗教、科学、体育、学校与文化各方面，都可进行对比，都有极相似的文化内涵。两国各方面优势的背后，是海权意识或者说海洋国家所具有的开放创新、对外交流与碰撞、商业发达等体制的具体体现。
　　最近1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台独”的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需要。一旦我国“外向型经济”形成，成为一种文明的经济主体时，就必然遭遇海权问题。现代海权是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的必要选择，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力发展起海军，主要在于没有“外向型”经济基础。
　　如今，历史的秘密已不知不觉中在中国展开，中国真正面临3000多年来经济转型的深刻变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向型”经济已经快速向“外向型”经济转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海外贸易经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重大比例的情况——有一个数字可以佐证，中国对外经济的依赖度已达70％，这多少有些类似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英国1830年被称为“世界加工厂”，我国目前也有成为“世界加工厂”的趋向。所以，海洋交通线或国家海上生命线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建立强大海军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中国强大的海权之剑，不会也不应架在别人的脖子上，但要把别人架上来的剑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