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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褚遂良的人品和书品一直为后人所称赞，后人对其政治生活很少触及，这与他晚年的政治悲剧有很大的关系，其政治命运的悲剧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言谏在皇权制度下的局限。
关键词：褚遂良；言谏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62-02
褚遂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政治家、史学家。他以精妙的书法造诣被魏征推荐给唐太宗李世民，由于受到李世民的赏识，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后又升为黄门侍郎，中书令等职，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因此，褚遂良成为继魏征之后，曾在唐朝政坛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说到褚遂良，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而对其在政治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却很少提及，这与他晚年的政治悲剧有很大的关系。
一、褚遂良的生平介绍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散骑常侍褚亮之子。隋炀帝大业末年，薛举在陇西称帝，褚遂良被任用为通事舍人。后来薛举及其子薛仁杲在进攻长安时与李世民作战失败，其旧部都归入了李世民的麾下，就这样，褚遂良到了秦王府任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负责记载皇帝的起居言行。十二年，虞世南逝世，任“侍书”，代替了虞世南的位置，成为皇帝近臣。十五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十八年，任黄门侍郎，开始参与朝政。二十二年，任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病危，将太子托付给他，与长孙无忌一起成为顾命大臣。永徽元年，封授河南郡公，后世又称“褚河南”。三年，任吏部尚书，与长孙无忌一起兼修国史。四年，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执掌朝政大权，这是其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六年，因强烈反对立武昭仪为后，与高宗产生了尖锐矛盾，同年被贬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又被贬为桂州都督。不久，又贬为爱州刺史。第二年，死于任上，年六十三。
二、褚遂良晚年的政治悲剧
褚遂良晚年的政治悲剧，主要是在强烈反对立武昭仪为后的问题上。永徽六年，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右仆射褚遂良筹议废后一事，褚遂良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甚至“解巾叩头流血。”[1]卷八十最后高宗在李勣“此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2]卷一零五的支持下，逐出褚遂良，其后，褚遂良更是遭遇一次次的谪贬，饮恨而终。
皇后废立虽然涉及皇室家事，但同样也涉及到外廷的争夺，因为废立的背后都有双方的亲属、朋友介入，这关系到彼此的政治前途，这就不单单是家事这么简单了，而是国家大事了。褚遂良与长孙无忌、李勣同为太宗临终时的顾命大臣，本应同气连枝，结果却出现了褚遂良的强谏，长孙无忌背后的默默支持和李勣的托病避嫌三种情况。而为什么褚遂良的言辞会如此激烈呢？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褚遂良作为唐朝的三朝文官，历史上的文官阶层一直秉承儒家文化中替天行道的政治抱负，肩负儒家思想中兴邦治国之责。[3]而儒家文化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把它引用到政治生活中。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只有十几岁的武则天进入后宫，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然而，她的美貌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年老太宗的喜欢，同时也得到后来的高宗李治的爱恋。这是有违封建纲常伦理的。因此，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这本来就不合礼法，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
另外，中国传统儒学讲究“天人合一”。帝王受命于天的条件本身就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限制，其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天道”。帝王欲承天命，必须有德、有道，大臣们则借助“天道”以进谏。褚遂良敢于进谏，就得益于儒家思想中“尊道而非尊君”的理念，正是这种思想，才使褚遂良敢于去“触龙颜”、“逆龙鳞”。
（二）褚遂良个人性格所致。
褚遂良为人正直，处事不圆滑，也正是这点，使他深受太宗喜欢。无论其在与太宗关于史书记载的问题上，还是在后来是否以武力进攻高丽的问题上，褚遂良都敢于把事情的严重后果表达出来。如在对后者的问题上，他直接指出：“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蹉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1]卷八十一般说来，大战在即最忌讳的就是谈论一些不好的后果，他却敢反其道而行之，直言反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为人，这种性格，再加上本身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鉴古训今，强谏肯定是义不容辞的。他深知高宗生性懦弱，体弱多病，而武昭仪智虑百端，城府极深，饱读史书的他更加深知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局面，相比较而言，王皇后远远不具备吕氏、霍氏的那种才能。因此，他强谏的目的是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三）受太宗朝谏争风气的影响。
唐太宗鉴于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深知君主虽然贵为天子，但在治国方面，是很欠缺的，他曾做过一个比喻说：“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4]卷二太宗基本能做到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而且言谏官员并不局限于谏官。因此，贞观一朝，进谏成风。褚遂良正是受到魏征、王珪等谏臣的影响，肩负着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敢直言进谏，才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格，并延续到了高宗时期。
翻阅历史书籍，我们就会发现，古代帝王在纳谏这一方面，唯有唐太宗是做的最好的，这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太宗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事变”而登上帝位的，尽管他把其性质类比为“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4]卷三但始终无法掩饰其血腥手段的一面，这也成了他内心的一块阴影。他深刻明白，唯有行所谓的周公之道，自己的形象才有可能免于后人指责，史家也才会把笔墨集中于书其善，而不是书其恶。这是促使太宗虚怀纳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说到唐太宗纳谏这一方面，有书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5]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这也是其在太宗后期敢于直谏而没有导致悲剧的原因，但这也助长了褚遂良的谏争意识。 另外，太宗对遂良有知遇之恩，并在病危之时把太子托付给了他，这无疑是对他莫大的信任。“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这就使褚遂良为了太宗，敢效死命，这从其与长孙无忌、李勣和于志宁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7]卷二十二
三、结语
褚遂良，作为贞观朝的一名后起之秀，是在贞观后期才崭露头角的，这并不是他不显山，不露水，而是贞观一朝，人才济济，作为一名文臣，是无法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等人相提并论的。这些人当中，房玄龄、杜如晦是“玄武门之变” 的重要密谋策划者，而魏征、王珪之流，也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谋士。唐太宗在一次次地打败对手后，网罗了一大批降臣，为己所用，这其中就包括褚遂良。只是因为其职位在李世民对手哪里不高，自然很难得到重用，他最后也是靠自己的书法造诣进入了唐朝政治核心，并随着唐朝功臣的不断凋零，才开始在唐朝政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褚遂良，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他集合虞世南和魏征之所长，对唐前历史，尤其是在处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书法的成就助他登上唐朝政治舞台，太宗经常与他讨论书法。其直言劝谏，忠贞和耿直的个性又使太宗看到了魏征的影子，上谏多次被采纳，这都得益于他的才华。当然，他能有如此高的地位跟太宗的喜欢是分不开的。太宗对他曾有过这么一段评述：“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1]卷二十二
褚遂良的政治悲剧说明了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局限。封建社会的官员都由皇帝任命，他们的谏言在皇帝眼里是没有权威的，对皇权的约束是极其微弱的，君主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他们的谏言只是作为一种建议来参考。而皇权始终凌驾于文官制度之上，决定着其成败。如果说唐太宗喜欢褚遂良的忠贞与耿直，又有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把柄留给后人，不得不对起居注官优待的话，那么到了高宗一朝就完全不同了，高宗的皇位继承是名正言顺的，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把柄。而且褚遂良已经离开了起居注官这一官职。在古代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3]刘聪.古代谏官制度对专制皇权的制约作用[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3（3）：125-128.
[4]吴兢.《贞观政要》[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5]崔瑞德、鲁惟（英）、费正清（美） .《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陈秀平、贾孔会.古代权力制约理论及启示—从中西方权力制约理论来看[J].法制与社会，2008（1）：284-285.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朱灵岩（1987—），男，汉族，山西临汾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专业区域社会史方向。
关键词：褚遂良；言谏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62-02
褚遂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政治家、史学家。他以精妙的书法造诣被魏征推荐给唐太宗李世民，由于受到李世民的赏识，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后又升为黄门侍郎，中书令等职，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因此，褚遂良成为继魏征之后，曾在唐朝政坛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说到褚遂良，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而对其在政治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却很少提及，这与他晚年的政治悲剧有很大的关系。
一、褚遂良的生平介绍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散骑常侍褚亮之子。隋炀帝大业末年，薛举在陇西称帝，褚遂良被任用为通事舍人。后来薛举及其子薛仁杲在进攻长安时与李世民作战失败，其旧部都归入了李世民的麾下，就这样，褚遂良到了秦王府任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负责记载皇帝的起居言行。十二年，虞世南逝世，任“侍书”，代替了虞世南的位置，成为皇帝近臣。十五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十八年，任黄门侍郎，开始参与朝政。二十二年，任中书令。二十三年，太宗病危，将太子托付给他，与长孙无忌一起成为顾命大臣。永徽元年，封授河南郡公，后世又称“褚河南”。三年，任吏部尚书，与长孙无忌一起兼修国史。四年，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依旧知政事，执掌朝政大权，这是其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六年，因强烈反对立武昭仪为后，与高宗产生了尖锐矛盾，同年被贬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又被贬为桂州都督。不久，又贬为爱州刺史。第二年，死于任上，年六十三。
二、褚遂良晚年的政治悲剧
褚遂良晚年的政治悲剧，主要是在强烈反对立武昭仪为后的问题上。永徽六年，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和右仆射褚遂良筹议废后一事，褚遂良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甚至“解巾叩头流血。”[1]卷八十最后高宗在李勣“此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2]卷一零五的支持下，逐出褚遂良，其后，褚遂良更是遭遇一次次的谪贬，饮恨而终。
皇后废立虽然涉及皇室家事，但同样也涉及到外廷的争夺，因为废立的背后都有双方的亲属、朋友介入，这关系到彼此的政治前途，这就不单单是家事这么简单了，而是国家大事了。褚遂良与长孙无忌、李勣同为太宗临终时的顾命大臣，本应同气连枝，结果却出现了褚遂良的强谏，长孙无忌背后的默默支持和李勣的托病避嫌三种情况。而为什么褚遂良的言辞会如此激烈呢？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褚遂良作为唐朝的三朝文官，历史上的文官阶层一直秉承儒家文化中替天行道的政治抱负，肩负儒家思想中兴邦治国之责。[3]而儒家文化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把它引用到政治生活中。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只有十几岁的武则天进入后宫，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然而，她的美貌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年老太宗的喜欢，同时也得到后来的高宗李治的爱恋。这是有违封建纲常伦理的。因此，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这本来就不合礼法，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
另外，中国传统儒学讲究“天人合一”。帝王受命于天的条件本身就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限制，其行为举止必须符合“天道”。帝王欲承天命，必须有德、有道，大臣们则借助“天道”以进谏。褚遂良敢于进谏，就得益于儒家思想中“尊道而非尊君”的理念，正是这种思想，才使褚遂良敢于去“触龙颜”、“逆龙鳞”。
（二）褚遂良个人性格所致。
褚遂良为人正直，处事不圆滑，也正是这点，使他深受太宗喜欢。无论其在与太宗关于史书记载的问题上，还是在后来是否以武力进攻高丽的问题上，褚遂良都敢于把事情的严重后果表达出来。如在对后者的问题上，他直接指出：“兵既渡辽，指期克捷，万一蹉跌，无以威示远方，若再发忿兵，则安危难测。”[1]卷八十一般说来，大战在即最忌讳的就是谈论一些不好的后果，他却敢反其道而行之，直言反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为人，这种性格，再加上本身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鉴古训今，强谏肯定是义不容辞的。他深知高宗生性懦弱，体弱多病，而武昭仪智虑百端，城府极深，饱读史书的他更加深知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局面，相比较而言，王皇后远远不具备吕氏、霍氏的那种才能。因此，他强谏的目的是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三）受太宗朝谏争风气的影响。
唐太宗鉴于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深知君主虽然贵为天子，但在治国方面，是很欠缺的，他曾做过一个比喻说：“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4]卷二太宗基本能做到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而且言谏官员并不局限于谏官。因此，贞观一朝，进谏成风。褚遂良正是受到魏征、王珪等谏臣的影响，肩负着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敢直言进谏，才逐渐形成了这么一种风格，并延续到了高宗时期。
翻阅历史书籍，我们就会发现，古代帝王在纳谏这一方面，唯有唐太宗是做的最好的，这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太宗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事变”而登上帝位的，尽管他把其性质类比为“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4]卷三但始终无法掩饰其血腥手段的一面，这也成了他内心的一块阴影。他深刻明白，唯有行所谓的周公之道，自己的形象才有可能免于后人指责，史家也才会把笔墨集中于书其善，而不是书其恶。这是促使太宗虚怀纳谏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说到唐太宗纳谏这一方面，有书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5]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这也是其在太宗后期敢于直谏而没有导致悲剧的原因，但这也助长了褚遂良的谏争意识。 另外，太宗对遂良有知遇之恩，并在病危之时把太子托付给了他，这无疑是对他莫大的信任。“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这就使褚遂良为了太宗，敢效死命，这从其与长孙无忌、李勣和于志宁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7]卷二十二
三、结语
褚遂良，作为贞观朝的一名后起之秀，是在贞观后期才崭露头角的，这并不是他不显山，不露水，而是贞观一朝，人才济济，作为一名文臣，是无法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等人相提并论的。这些人当中，房玄龄、杜如晦是“玄武门之变” 的重要密谋策划者，而魏征、王珪之流，也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重要谋士。唐太宗在一次次地打败对手后，网罗了一大批降臣，为己所用，这其中就包括褚遂良。只是因为其职位在李世民对手哪里不高，自然很难得到重用，他最后也是靠自己的书法造诣进入了唐朝政治核心，并随着唐朝功臣的不断凋零，才开始在唐朝政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褚遂良，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他集合虞世南和魏征之所长，对唐前历史，尤其是在处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书法的成就助他登上唐朝政治舞台，太宗经常与他讨论书法。其直言劝谏，忠贞和耿直的个性又使太宗看到了魏征的影子，上谏多次被采纳，这都得益于他的才华。当然，他能有如此高的地位跟太宗的喜欢是分不开的。太宗对他曾有过这么一段评述：“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1]卷二十二
褚遂良的政治悲剧说明了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局限。封建社会的官员都由皇帝任命，他们的谏言在皇帝眼里是没有权威的，对皇权的约束是极其微弱的，君主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他们的谏言只是作为一种建议来参考。而皇权始终凌驾于文官制度之上，决定着其成败。如果说唐太宗喜欢褚遂良的忠贞与耿直，又有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把柄留给后人，不得不对起居注官优待的话，那么到了高宗一朝就完全不同了，高宗的皇位继承是名正言顺的，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把柄。而且褚遂良已经离开了起居注官这一官职。在古代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97.
[3]刘聪.古代谏官制度对专制皇权的制约作用[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3（3）：125-128.
[4]吴兢.《贞观政要》[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5]崔瑞德、鲁惟（英）、费正清（美） .《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陈秀平、贾孔会.古代权力制约理论及启示—从中西方权力制约理论来看[J].法制与社会，2008（1）：284-285.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朱灵岩（1987—），男，汉族，山西临汾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专业区域社会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