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4年，这一年正值中国的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轻率出兵攻击吴国，结果大败。勾践向吴王夫差求和，并入吴为奴，誓言世世不得反叛。
　　这一年，在世界的西方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支刚刚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罗马军团，在罗马城下整齐列队。他们的长矛、盾牌、铠甲上还沾着敌人的鲜血。此刻，他们真正等待的是一个与每一名战士都利益攸关的消息。
　　这些战士都是罗马的平民，放下长矛和盾牌，他们就是辛勤耕作的农夫。外敌入侵，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罗马。然而，那又是一个贵族垄断财富的时代，从中小地主到平民、农业无产者都承受着沉重的捐税和劳役。土地兼并和私人借贷让大量的农民债台高筑。而国家又厉行债务法，将无力还债者投入监狱。
　　就在前一年——公元前495年，罗马遭遇外敌，备受压迫的农民们原本不肯应征服役。执政官紧急下令暂停债务法，释放因债务入狱的人，并承诺不会对他们再行逮捕。然而，当农民们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得胜归来后，国家却不顾承诺，将有债务者再度投入监狱。
　　很不幸的是，公元前494年，战争再度爆发，国家和贵族又需要农民为自己打仗了。农民们原本不再相信背信弃义的执政官和元老院，然而，他们信任和敬重他们的独裁官（罗马共和时代军事官员）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所以，他们再度为国家披甲上阵、浴血疆场。打了胜仗后，马尼乌斯·瓦勒里乌斯将一份改革的建议提交给了元老院。
　　列队齐整的众将士翘首以盼，希望元老院能同意改革。然而，元老院的当权者对改革的建议坚决抵制。
　　坏消息传到了军中，愤怒的情绪蔓延，暴动一触即发。这是一支刚刚才为国家赢得了战争和荣誉的军队，手握攻城拔寨的锐利武器，而且已经兵临城下。此时，如果直接杀入罗马城，杀掉执政官和元老院的贵族元老们，对这支精锐之师来说，应当有必胜的把握。
　　然而，罗马的农民和军人并没有选择这条玉石俱焚的道路。他们遗弃了营垒，军容严整地离开了罗马城，开赴阿纽河彼岸的一座小山丘。他们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创造一个新世界，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建造属于平民的城市。
　　平民的行动，让刚愎自用的元老院意识到，分裂和内战的危机就在眼前。经过再三考虑，元老院做出让步，设立两名由平民自选出来的平民保民官，可以独立自由地对抗损害普通民众利益的行政命令。
　　这次事件被称作第一次和平撤离运动。
　　这一事件不应当仅仅被视作罗马平民的胜利，它是全体罗马共和国人和罗马文明的胜利。无论在力图反抗暴政的罗马平民身上，还是在试图用强权维护既得利益的贵族身上，都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所以最终，双方都选择了妥协，让事件得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而非暴力对抗、玉石俱焚。
　　在平民撤离事件发生之前几年，即公元前510年，还是在这一块土地上，国王暴虐，国事不与元老院商议，随意宣判极刑，国王的仓库积谷如山，却还要求公民服额外的兵役和劳役。于是，人民起而反叛，驱逐暴君，结束了两百多年的王政时代，将罗马推向五百年的共和。
　　短短几年之中，发生在罗马的两次“大”革命，其实都只是在旧有的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政治革命废除终身任职的国王，另立两个一年一任的执政官来领导罗马；社会革命设置平民保民官，确保底层民众在利益遭受行政命令的侵犯时有合法的渠道进行援助和救济。
　　这些小的修改，无疑促进了大的文明和繁荣。而这些小的修改，却都源自于社会各阶层的理性妥协。
　　那么，古罗马社会的这种理性是怎么炼成的呢？
　　古罗马自文明发轫之初，便行走在分权的道路之上。
　　史学家们声称，即便在王政时代，罗马国王也没有君权神授的观念。国王不在人民之上，他的权力并不来自于神，而是来自民众。如此来定义王者，当时的罗马先民显然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一君万民的集权制度。
　　当时，罗马的政体由三部分组成：国王（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每一部分都拥有较大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各部分在国家整体内的分权。在实现了分权的罗马，治国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法律代表着各方利益的妥协，是所有人权益的终极保证。
　　对古罗马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要求的不是绝对的自由。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公正的统治和实际利益的保障。而对贵族和元老院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的也是现有权益的维护。
　　因此在当时的罗马，基于利益的全面考量，冲突的双方很容易达成理性妥协。
　　当然，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矛盾和隐患，并且让社会走向理性很难。即便理性如罗马，在共和时代末期，还是出现了权力高层的内斗，将罗马引向了惨烈的内战，最终导致国家从共和时代走向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