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热切爱过萨特的人，已离萨特很远了。原来，与萨特的哲学，“只可一宿，不可久眠。”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于巴黎鲁塞医院，终年75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超清楚地记得，那一年，自己在《外国文艺》上看到萨特葬礼的照片时所感到的震撼：树上、房顶上到处都是人。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能让5万人自发地为一个哲学家送行？
　　
　　电光石火初相遇
　　
　　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里面，陈晓明属于年龄小的。和很多有着强烈政治情怀的大同学比，他只是单纯地怀着一份对知识的狂热。他寝室门上贴着“闲谈请勿超过十分钟”的条子，常常凌晨4点起床到书店排队买书。
　　1979年，陈晓明用一部拜伦的《唐璜》和一大堆吃的东西从朋友那换来了他的第一本萨特。“从小我们被告知‘祖国处处有亲人’，而正当我们没发现几个亲人的时候，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们被告知自己是“螺丝钉”、“一块砖”，正当我们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块砖的时候，萨特来告诉你，‘你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你就是你自己。’”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晓明如此描述初读萨特时的刹那惊艳。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翻译家周煦良由英语译的一个萨特图解自己哲学思想的小册子，几个小时就可以读完。这恐怕是那个年代最通行的一个萨特读本，也是各种讨论会、演讲会上经常议及的话题。一些人通过这个小册子了解萨特，更多的人通过流行的格言来揣度他们自己的萨特。而天书式的萨特著作《存在与虚无》，啃读下来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
　　何怀宏是这小部分人之一。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0年，何怀宏刚刚从地方部队调来北京工作。来京第一件事，就是上“老北图”借了英文版的《存在与虚无》，在一个月里读完，写下数万字的笔记。而当时他的正式学历，只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
　　1981年，何怀宏的心态“悲观而又渴望自由”。在3月3日的日记中，何怀宏写道：“想到我可以集中力量研究——自由问题，一个多么迷人的问题。充满诱惑，也充满危险，既为自己，也为社会。”这一年，何开始了生平第一项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对存在主义的研究。
　　1982年底，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何怀宏受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的邀请，给学生作过一次“萨特伦理思想”的讲演，场内爆满。讲演之后，有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找到他，又提出了一些有关人生、异化、命运等问题，那个学生很激动，临走时对何鞠一大躬，连声说“谢谢你”。“其实我讲得并不好，我想那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是一个人们感觉相当敏锐和新鲜的年代。”对此，陈晓明也有同感：“吸引我的不是萨特本身，而是那时的思想氛围。”
　　萨特掀起的思想飓风只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风暴的开头，在80年代的前半期里，不同脉络的人文话语交织为一个响亮的声音，文学界形象地称之为“大写的人”，哲学、美学界则笼统地称之为“人学”。
　　
　　萨特被中国“世俗化”
　　
　　萨特被“抛”生到中国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除了由于1980年离世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外，关于萨特热之由起，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老先生，端出了更多的细节。
　　1981年，柳鸣九编选组译的《萨特研究》出版。世人只看到由此书掀起的萨特热潮，却不一定清楚，柳鸣九的“项庄之意”，是在一个叫日丹诺夫的人。此人作为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艺术持彻底否定的论断。对日丹诺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的柳鸣九早有反骨，1978年，柳鸣九在知识界率先对日丹诺夫揭竿而起。1979年后，国内对西方20世纪文艺作品的译介才蔚然成风。1980年，面对“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克思主义”的论调，柳鸣九没有明确反驳，他本着让作品自己说话的态度，编写了“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十本，《萨特研究》是其中的第一本。
　　柳鸣九评述萨特：“他的强大在于，他不仅是体系与思辩的大师，而且善于把他的哲学用文学、戏剧的方式通俗地解释给人听。”
　　80年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文革还很接近，于是萨特的东西首先以格言的形式迅速得以流传。哲学家李泽厚曾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人们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吴格非认为，萨特关于人的“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演化成为形而下的感受。结果就是，萨特在本体上对人的研究，被化作世俗的“人生指南”。
　　在大口的饕餮吞咽中，误读萨特不可避免。“我觉得当时萨特的拥护者和批判者都是在极端说话。”萨特热的亲历者、国家话剧院导演查明哲说：“比如拥护者把萨特的‘自由选择’作为口号，来指责当时的社会自由少。其实萨特说到自由，是阐明了个体自由后接着又强调了总体性自由、牵涉性自由，而许多人忽略了后半部分。再比如‘他人即地狱’，其实萨特想说的是我的存在，以他人看到我的目光为前提，而我的存在，同时也为他人设置了一个界限，于是实现自我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人理解为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沟通、交流的。”
　　1981年4月29日，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四年级学习尖子冯大兴，因在凌晨潜入书店盗窃被人发现抓住，在挣脱中击伤一老人致死而被判死刑。人们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不少萨特的印记，于是在当时的学生中间，冯大兴的例子被当作读萨特走火入魔的教训。
　　
　　因为了解而分手？
　　
　　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萨特了解的增多，萨特逐渐失去光环，被打回原形。
　　分析个中原因，柳鸣九认为，萨特身后的20多年中，除了他在哲学上的局限、个人生活上的道德争议逐渐被人们注意到外，对缩小萨特光圈起了特别重大作用的，还是社会历史进程本身。萨特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把自己的阵营性、党派性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因此，当他所立足的阵营在历史发展中露出严重局限性而黯然失色，甚至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萨特振振有辞，激昂慷慨所立足的基石，悲剧性地坍塌下去了，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分皆付诸东流。
　　进入90年代，更多社会思想领域的研究者，看到了萨特作为一种启蒙资源的浅薄。他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上多数人的条件和环境的改善，而不是一味要求个人去迸发。
　　多年后，何怀宏从萨特那种极端强调自我选择的观点步步后退。“人的心灵必须有所依从、有所敬畏。一切行为都要个人去自由选择(且不说这是否可能)，对于个体来说也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性过分的奢望，表现了对人性的一种无知，所以，萨特哲学实际上同样远离了现实的人、真实的人。萨特哲学给我的感觉是：‘它太闹得慌了’。而闹腾的结果却是于事无补。而如果说这里可能潜藏有把人引向更高的东西的契机，萨特哲学也不过是起了一种过渡中介的作用。”
　　柳鸣九则看到：“谈存在、谈存在主义色变的时候已经过去，自我选择在现实生活里已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奉行的行为准则，其中肯定只有极少数喜爱哲理的人是由于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而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在开放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合理合法地利用了个体自主性，发挥了自我主观能动性而并未在意任何哲理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结果。”
　　曾经被通俗化的萨特的人生哲理，在大众的层面上，没有再被刻意提起过。正如作家王朔所表达的：以前我不知道萨特、尼采什么的，后来我看了，才发现他们说的我都已经知道了。
　　
　　萨特“弥留”中国
　　
　　1980年，16岁的少年大学生余明阳在浙江大学哲学系首届学生学术报告会上，以一篇名为“萨特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影响”的报告，获得二等奖。
　　2003年，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余明阳在广州发起成立了“60年代俱乐部”。在“向60年代势力致敬”的横幅下面，俱乐部成员们说起曾经的激情岁月，公认萨特是对他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直到现在，他们这代人举手投足间，还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萨特的影子。
　　当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在中国的思想研究领域里日益退后的时候，萨特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启蒙作用则表现出更为持久的影响。徐星的厌倦孤傲，刘索拉的青春躁动，格非、潘军、残雪、谌容、朦胧诗人……透过一份被批评整合过的受萨特影响的作家名单，你会发现，过去20年中国文学的新变，已经无法离开对萨特的评说。
　　萨特在美术圈的影响更加直接。《美术之友》杂志主编成佩说，那个时候，画西画的人“几乎言必称萨特。”萨特在80年代被画家拿来为他们吁求的创作自由和自我表现壮胆做势。
　　形式单纯、充满哲理的萨特话剧早已不是戏剧舞台的宠儿。但听说国家话剧院导演查明哲眼下正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重排萨特剧《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妇女报》记者何东表示要来重温当时的那种震撼。七年前，何东和朋友一起看完在中国首排的《死无葬身之地》后，被震撼得在马路边上默默坐了一宿。查明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部剧要告诉人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都是可贵的，是需要去捍卫的。而这种东西完全可以穿越时代。
　　“用一个词来形容90年代，就是：暧昧。90年代同时消解了前面的两个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邹跃进说，90年代以来的美术思想界其实充满了困惑：调侃、无聊、无赖、无所适从。“80年代的激情在此时显得百无一用。”
　　何怀宏对年代的体会是：“80年代是一个人们旧的信仰破灭，但是对信仰本身又仍然郑重其事、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的年代，现在并不能说就找到了新的信仰，但人们对此已经有些无所谓了，这也许是更深一层的危机。”